内在的田野，心性的考古：宗教学研究的另类思路
2010年1月5日至9日，应邀出席香港青松观六十周年庆典暨“探古鉴今——全真道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的主题之一是“儒释二教对全真道的深刻影响”，在此主题的讨论中，我作了一个即席发言，提出了一个“内在的田野，心性的考古”的新命题。老实说，这不是我事先构思好的，我也没有对此有系统的思考，的确是听了大会的主题发言后临时想到的。我现在也不是正式提出一套系统的解说，只是将当时发言的要点记述下来，以供将来某一天有需要时，作为一种宗教学方法论检讨的素材。
因为这次会议的主题论文，大都是从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角度检讨全真道的相关议题，而在谈到全真道与儒释二教的相互关系时，这实际上就不仅仅是一个历史性的议题，也应该是一个超越“时间相”的“永恒”的主题。显然，并不是先有一个“全真道”摆在那里，然后来吸收和整合儒释二教，而是全真道本身即是在吸收、整合儒释道三教的过程中形成起来的。这样就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吸收、整合儒释道三教的“主体”是什么？何以全真道可以归为道教之一种新宗派？
此一追问必将我们的思路抛离开历史文献的范围，而进入全真道的创教者王重阳祖师的精神世界中去寻求答案。我们不能以今天的学者的眼光去把王重阳也当作一个学者或思想家，以为他在有意识地做一种整合儒释道三教的工作；实际上王重阳是在追求和探索永恒的宇宙人生的问题，是要解决他自己的“生死问题”或曰“终极关切”。也就是说，王重阳是要追问宇宙人生最终极的意义，要解决他自己的切身的生命安顿的问题。
王重阳在得“异人”传授修炼秘诀之后潜心修炼，最终得以修炼“成道”，然后再出来传授他的修道理法，建立了全真道的教团组织。我们可以怀疑王重阳究竟“得了什么道”，但无论如何从王重阳自身的精神境界出发，他不是要去做什么整合儒释道三教的学术研究工作，而是在他实际的体验与领悟中，他认为儒释道三教都与他所悟的“道”是一致的，因而他可以方便地借用三教的语言来诠释他所悟的“道”。所以这个“道”不是限于道教之“道”，不是作为“能诠”的“三教”语言，而是作为“所诠”的宇宙生命的终极实相。
王重阳的悟道经历当然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但仅以历史的角度是无法解释他所悟的“道”的。这个“道”并不是现成地摆在某个地方，可以通过文献考古与田野调查探索得到的。在面对终极之道时，我们并不比古人更加优越，实际上我们可能是更加无知。要真实地探究这个“终极之道”，我们必须进入古人的内心世界，试着与他一起去体验、去感悟，去共同探索宇宙生命的永恒的真理。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需要从事“内在的田野调查”和“心性的考古发掘”，去开展内在生命的探索与试验，重走古人修真悟道的路子。
这并不是说我们要进入宗教信仰的地带，盲目地接受古人的宗教信条，违反学者从事客观研究、理性探索的根本立场，相反我们的意思是说只有经过类似的内在体验与探索的过程，我们才能真正地做到对古人的同情了解，对全真道来说才能发现王重阳创教的原初的意义。我们当然无法要求一般的学者去从事这一工作，但正如外在的田野调查和历史考古是学术研究的一种重要的方法一样，内在的田野调查和心性的考古也是一种学术研究的重要的方法，一种在研究特定的主题时所必需顾及的一种研究思路。
从我们的思路来了解，王重阳实际上是在创立一种新的宗教，他并不是在继承某一种道教的传统。但是，由于永恒之道是相通的，对王重阳来说儒释道三教实际上都是这一永恒之道的体现，因而他所创的教又不是“新”的，他又重新回归于传统之中。那他创立的全真道为什么最后被归为道教而不是儒佛二教呢？我以为有两个原因：一是内在原因，即王重阳的教理教法与道教尤其是道教里的“内丹学”有一脉相承之处，即从整体上看他的教理教法更与道教传统相契合；二是外在原因，即中国本土创立的各类民间宗教实际上在得到官方认可后都被归为道教，道教实际上是所有民间教派的大本营，或者说所有民间教派都是“大道教”的组成部分。这种情势是“理有固然，势有必至”，因为道教本身就是一种兼容并包、杂而多端的开放性的宗教传统，其本身也是从民间教派成长起来的，道教与民间教派没有截然分开的鸿沟。
最后，我们回到全真道与儒释二教的关系这一大会主题上来。我们不能根据全真道文献中一些类似于儒释的概念命题，就说全真道是如何如何受儒释二教的影响。实际上，儒释道三教的语言都是借来用的，只能说全真道在表达他们的教义时如何以三教的思想为资源的，我们更应注意全真道是如何表达他们超越三教而又不离三教的“全真之道”的。这样才不至于从表面的术语用法上去肢解全真道本身的“全真义蕴”，这个“全真”是“全精、全气、全神”，是后天返先天，回归生命的源头，得到生死的解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