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的盐业管理思想与制度，总体上是以自由放任的思想为主体的，国家采用贡法控制盐业，纳贡以后，百姓可以自由经营。盐业管理相对比较宽松。
西汉武帝元狩五年开始推行盐铁专卖制，盐的产、运、销三项皆由国家垄断。东汉光武帝刘秀时罢除了专卖制，任由百姓自己煮盐、自由贩运，国家只是在产盐较多的郡县设置盐官，征收盐税。《后汉书》载：“郡有盐官者，随事广狭，置令、长及丞，秩次皆如县道。”其后本注曰：“凡郡县出盐多者，置盐官，主盐税。”很明显，刘秀之后，其盐政管理体制主要实行的是征税制，与汉武帝后的西汉时期迥然不同。此后的近二千年，我国的盐业管理基本思想一直在“官营专卖”和“私营征税”二者间摇摆。
对政府而言，盐业专卖的确有必要。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盐业专卖带来的各种收入，总体上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这还不包括官员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如此巨大的财源，政府岂可放弃？以清代两淮盐课而言，盐课清单包括奏销正课共25项、考核正课共9项、不入奏考正课4项、不入奏考杂项30项、不入奏考杂费25项。以两淮到汉口的盐为例，一引盐的正课是一两一钱七分零，但即使在道光年间经过清理整顿，陆续加上各种杂课后已达12两。除了这种正规或非正规苛捐杂税外，还有各种养活庞大盐政人员的支出要盐商交纳。可见，盐对于农业社会的国家财政有多重要。
隋代至唐初，政府一度放弃了食盐专卖管制制度，任凭民间自由产销。到了宋代，引岸和专商制度逐渐形成。所谓引岸，就是分场分岸的制度，即在规定的区域内（岸），自由贩运指定产场之盐（场）。据《四川通志》载：
宋朝之制益州路则陵井监及二十八井，邛州九井……夔州路则夔州有永安监，忠州五井、达州三井、万州五井、黔州四井、开州一井；云安监一井、大宁监一井，所出盐斤各给本路监，则官掌井，则士民于煮，如数输课，听往旁井贩卖，唯不得出川峡。
就是说，民间可以煮盐，但政府控制了盐井，依井交税，食盐只要不出四川，可以随意买卖。元明清三代基本延续了这一制度，只是在清代，食盐的销售由政府和专门的盐商共同垄断。民国初，改清代官运为民间自由运销，即在场完税后，听凭盐商销往各地。
按照盐引制度，三峡各盐场虽然只能就近销售，但事实上运销范围却极广。以云安盐为例，宋咸平五年（1002年），朝廷决定其销往施州，即现在的湖北恩施地区。宋熙宁九年，又决定销济成都。到了明代中叶，云安盐仍然销往重庆，甚至更西边的茂县。
在清代，食盐在本省销售称为“计岸”，销往外省称为“边岸”。其中，川盐销两湖地区又习惯上称为“楚岸”。清代，我国人口激增，创纪录地达到3亿多人。三峡周边地区人口增长极快，原有的食盐计岸已不能满足需求。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朝廷开始允许川盐销往楚岸，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川盐济楚”。
乾隆元年（1736年），首先准许湖北建始“照例行销川盐”，次年又准巴东、兴山、归州、长阳四县在淮盐不能上运时购云安盐。乾隆三年（1738年），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利州、鹤峰、长阳等七州县“改土归流”，乾隆皇帝提准：“改土归流鹤峰等七州县，就近美食川盐”，具体办法经由四川巡抚划定：恩施、宣恩、来凤、咸丰四县食云安盐，其余县份食彭水的郁山盐和大宁盐。
自清代以来，川盐一直在供给鄂西及其他周边地区，但川盐济楚曾产生过两次高峰。第一次川盐济楚高峰在道光三十年（1850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太平军占领了两湖以下的长江流域，致使海盐和淮盐上运受阻。川盐济楚的运销范围不仅限于湖北，范围进一步扩大，增加了湘南三府二州，比乾隆时猛增十倍销售量。到了清同治八年（1869年），太平天国的威胁虽已除，但川盐仍然大量销往楚岸。导致川楚两省发生争议，经两省督抚协商，最后划定湖北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和湖南澧州行销川盐。川盐销岸达到顶峰。时盐船多时竟达千余只，可谓船帮林立。在长江及乌江夹角内的渝东南以及三峡南岸的广大山区小道上，运盐力夫络绎如织，使川盐运输进入历史鼎盛期。区域经济的兴旺必然导致相关城镇的兴旺，城镇空间猛烈扩张。一些山道上的“幺店子”也伺机向道路两旁建房，形成聚落进而衍变成场镇。所以在这些地方的建筑和场镇，处处均可见“川盐济楚”留下的痕迹。
此外，除了政府规定的销往外省边岸外，三峡地区尚有大量的私盐在邻近的外省泛滥。由于中国古代实行的盐业专卖制度使盐价奇高，很自然地就导致了私盐的盛行。私盐的规模往往较正规盐还要大。清雍正时卢询就认为私盐“数倍于引盐数目”。三峡各盐场销往湖北、湖南、陕西甚至更远的地区，以私盐的低价占领了不少的市场。
此次川盐济楚高峰前，正值海盐生产由煮盐向晒盐大规模转化后，川南盐区井场采卤迅速朝着近代机器工业转化之际，三峡各盐场受到强烈冲击，正处于困顿之中。川盐济楚的机遇使三峡各盐场获得了生机，而且在其后的一段时期内得到了稳步发展。
第二次川盐济楚高峰为抗战时期。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沿海产盐区逐渐沦入日本侵略军之手，全国盐产量减少了一半。1938年9月，日本侵略军进攻湖北，武汉告急，鄂岸盐务办事处西迁宜昌。旋即武汉失守。同年11月，鄂岸盐务办事处就近移迁万县。战事延及鄂境，商人裹足不前，济楚盐运告阻。而湖北、湖南等省的海盐销区全赖川盐济销。四川盐务管理局奉令尽力增产以供应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西康、云南、贵州七省军需民食。1940年10月，川东区盐务分局设立，隶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对湖北省原淮盐销岸，以及川东万县、云阳、大宁、开县、奉节、忠县和彭水郁山盐场，并万计、楚计两大销岸为川东区盐务局管辖区域。
同时，为了支援抗战，因川东区接壤湖北沦陷区，对盐区内各级盐务机构进行了调整。在民食军用急需的情况下，四川井盐业的地位急剧上升。
1939年春，国民政府首先在万县开办官运业务，将川盐转运鄂西济销。1940年1月，又将川东盐务管理分局从川康盐务管理局划出，改为直属国民政府财政部盐务总局，负责川东及沦陷区湖北盐务。至此，三峡地区云阳、巫溪、开县、奉节、忠县、彭水六县产盐场厂和原川东鄂西各销盐计岸，以及原湖北淮盐销岸和豫南部分地区，均成为川东盐务管辖区域。川东盐务管理分局在奉令增产赶运的同时，又对盐务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进行了调整编制，截至1941年底，管辖区内各级盐务机构共达42个之多。同时征用民船，组织押运警24队，武装护运赴鄂西、鄂北及湘西等地之盐。1943年2月，原涪河盐务运输处与川康盐务管理局涪陵盐务监运督销办事处合并，成立涪陵盐务支局；湘、黔驻龚滩镇盐务督运机构与川康盐务管理局龚滩盐务督销分处合并，成立龚滩盐务分局，同时增设彭水盐务分局。6月，川东区盐务管理局在鄂北光化县老河口设立鄂北盐务一等分局，所有驻于鄂北和豫南的盐务机构，均归鄂北盐务分局节制。同时还设置了“川东区鄂西盐务分局”、“川东区巴东盐务分局”、“川东区巴东盐务分局香溪盐务支局”、“川东区鄂北盐务分局郧阳盐务支局”等，专司各地食盐专卖管制事宜。1943年，供应区域共52县：川东10县、陕西2县、鄂西北40县。
由上述三峡地区盐业管理机构领属关系的频繁变动，以及其分支机构的渐次增设等情况，我们可以窥知，三峡地区各主要产盐井场和各主要运销口岸，在八年抗战时期，在国民政府军事与经济领域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在川盐济楚第二次高峰到来之际，三峡地区各产盐井场均被激活。云阳盐场公署为增盐济楚，采取了多种措施发展食盐生产。从1939年起，云安盐场及云阳县境内的龙角、外郎等处井场共开灶102座；至1945年截止，七年中平均每年产盐23928吨，最高年产达24700吨，创历史最高纪录。相对于1932—1938年七年期间年均产盐18330吨而言，年均增产食盐5598吨，该场所产引盐运销湖北宜昌、秭归、兴山、巴东、恩施、宣恩、利川、建始、鹤峰、长乐、来凤、咸丰以及鄂北老河口、襄樊等地；所产票盐除销售本地区外，亦供应鄂西、湘西挑贩。为川盐济楚、支援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巫溪县大宁盐场，为增盐济楚，亦相应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生产。对全场每年生产和收购的食盐，必须先由盐场公署编拟计划，并上报上级管理部门核定额产，然后由盐场公署再根据核定额产分别下达各灶，各灶必须照数制盐，不得无故短产，更不准无故停产。1938年全场产盐5301吨，但从1939—1944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9543吨，1940年竟创历史上最高产量，达10798吨。其销区除销巫溪、巫山两县外，主要销往湖北竹山、竹溪、房县以及陕西安康、汉阴、镇坪、平利、询阳、白河、紫阳、石泉、凤县等地。1940年后，由湖北省第八区动员委员会与川东盐务管理局签署《运盐合约》，将该场所产食盐以每月5000担计，交由湖北第八区动员委员会运济鄂北郧阳。
开县温汤井场，抗战爆发之前业已凋敝不堪，全场盐灶已减至33座，其中能长年维持生产者不足一半。但自1938年于温泉镇改置盐场公署后，则全力集聚资本，扩大生产。有灶基而无资本开煎者，或与外来豪商富贾合伙开办，或典卖井灶以吸纳外来资金。不到两年时间，温汤井盐灶已多达72座。1938年产盐2795吨，而从1939—1944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上升到3875.8吨。
奉节碳坝盐厂1938年产盐2795吨，但从1939—1944年六年时间，平均每年产盐亦上升到3123.7吨。忠县涂井盐场自1938年后亦尽力增产，时全场拽卤、挑卤、制盐工加辅助工等总计达1800多人。迄至1944年，七年内年均产盐588.1吨，基本上解决了本县各乡镇的食盐需求问题。彭水郁山盐场，抗战前，每年食盐产量保持在3万至4万担（每担100斤）。1938年秋，湘、鄂盐荒，郁山盐场存盐30余万斤销售一空。为扩大生产，1939年和1942年于后灶河畔相继新凿歧井和贻兴井。抗战时期，郁盐产量猛增，1939年产盐50740担（计2537吨），1940年产盐48000担（计2400吨）。当时郁盐行销毗邻川、湘、黔、鄂四省29县部分地区以供民食。
此外，一些原已封停的小井场，在抗战爆发后也得以复产。万县长滩井场，于1930年被勒令停止盐业生产，但在抗战爆发后，周边地区食盐供给紧张，于是国民政府允许长滩井场恢复井灶取卤煮盐，并于长滩乡设置万县盐场场务所，隶属川东盐务管理局统领。在此期间，长滩井场前后恢复的盐井有东流井、南溪井、小井、山门井、黄金井等，烧灶制盐最多时为23座，有拽卤、煮盐等工人172人，另有水陆运煤工1688人。原被国民政府一再勒令封停的城口县明通盐井，也于1940年8月正式复开，准由城口县地方公营，以解决开县温汤井盐运济不足，以致食盐断绝民生困扰的问题。
第二次川盐济楚的高峰中，三峡各主要产盐井场，在制盐技术上也有所革新。1942年，巫溪县大宁盐场，为节能增产，全场柴灶土垅，普遍改为柴灶塔炉。该年中，云阳县云安盐场于汤溪北岸试建小型枝条架一座，以利用日光、风力浓缩卤水。1943年7月，大宁盐场亦于本场李家岩修建枝条架，作卤水浓缩试验；同年，在开县温汤井场，借资赴场开办井灶的共产党人郡开源，一面开展党的地下活动，一面亦积极引进枝条架卤水浓缩工艺，同时又率先对自办的两座盐灶进行改垅为塔的试验，并获得成功；是年年底，云阳盐场江南龙角樟井灶户亦试建小型塔灶煎盐。
综上可知，抗战时期，随着川盐济楚第二次高峰的到来，古老的三峡井盐业于衰败的困境之中再次获得生机，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呈现出一派兴旺繁荣的景象，为满足三峡地区及周边鄂、湘、陕等省县地的食盐供给，以稳定大后方的社会秩序，为支援抗战前线，充分保障军事游击区的军民所需，为战时大后方国民政府财政提供了充足的税源，而且有效地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实行“盐遮断”的企图。为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