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试图以非军事方式强行进入柏林无果后，克莱在次日发给陆军部的电报中指出：“对于最近苏联采取的限制柏林高速公路和铁路交通的措施，政府完全有必要通过在莫斯科的大使馆向苏联政府提出抗议。”他表示：“苏联政府的托词肯定会是‘为了阻止西方货币流入柏林’，因此还必须准备应对其对我们军用交通的限制。在英国不加入抗议行列的情况下，我们的抗议很可能会受到莫斯科的抵制。但无论如何也不能在更多的限制措施逐渐增加的时候在官方抗议上无所作为，尽管不能指望抗议一定能够改变现实，但采取这样的行动的确是必要的。”FRUS，
1948， Vol.2，
p.916.对于克莱的要求，陆军部表示：“现在不是将照会交给苏联政府的合适时机，尤其是在目前没有得到英法支持的情况下，我们的单边行动很容易招致苏联政府的抵制和反驳。此外，这样做也将向莫斯科暴露出西方内部缺乏团结的软肋。国务院和陆军部正在结合苏联的整体政策，对柏林局势的恶化进行对策商讨，这些对策将在苏联与其卫星国的华沙会谈后更加清晰、明确。”FRUS，
1948， Vol.2， p.916.
与陆军部的立场相比，国务院的态度似乎更为积极。它要求驻外大使与英、法两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获取他们对柏林局势的评论、解释和信息。同时，国务卿马歇尔还认为，“事态的发展给了我们机会采取强有力的宣传攻势”。他认为应该努力澄清苏联目前的战略计划，以此向世人揭示：苏联当局试图通过一系列“不可避免”的对柏林人不利的措施来削弱柏林市政机构的权力；采取通过切断超过250万德国人的物资供应渠道来达到自己扩张主义目的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此外，马歇尔要求向德国人特别强调西方占领国的基本政策没有改变；自西占区供应柏林的物资正待发往柏林，而苏联人却以通过封锁交通的方式阻碍西方的货运工作。他表示利用宣传工具的目的，是为了弥补因苏联在柏林问题上对西方国家指责所造成负面效应，要使柏林人确切地知道谁应该毫无疑问地为目前的严峻局势负责。FRUS，
1948， Vol.2， p.911.
马歇尔等国务院官员之所以提出上述要求，是由于他们深刻地认识到除了西德新政府问题和货币问题交织在一起外，美国在这几个月间还面对着另一个和苏联相关的新问题，正如成立不久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48年初的备忘录中所说的那样：苏联人“正在进行一场主要反对美国的宣传运动”，使用“心理、政治、经济措施暗中破坏所有国家的非共产主义事物”。实际上，美国仅仅是将自己的双手放在背后站在国际舞台上，而允许苏联人向自己出拳。苏联行为的目的“不仅仅是暗中破坏美国的声誉，而且还要混乱和分裂世界舆论”，使自己不再被反对。此外，设置卫星国、建立国家性共产主义政党、扩充受共产党影响支配的组织，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莫斯科努力的目标，但在苏联不断扩大自己影响的同时，世界上却很少有人知道美国正在援助其他国家，因为在华盛顿尚无人负责向全世界宣布这样的消息。Thomas
Parrish， Berlin in the Balance 1945-1949，
pp.161-162.可见，美国的政府决策层已经开始认识到，与苏联的对抗不仅是一场现实政治、经济利益冲突，更是一次事关国家声誉和威望的角力。
为了阻止因货币改革而导致柏林紧张事态的升级，美英法三国军政官向驻德苏军建议召开四国经济和金融专家会议讨论柏林的货币和贸易问题。在得到索科洛夫斯基的同意后，专家会议于6月22日在盟国联合管制总部举行。FRUS，
1948， Vol.2，
pp.912-914.苏联的立场很明确：未来的柏林只能有一种货币，该货币必须和苏占区货币一致。美国专家却表示绝不认同该立场并强调：四国在柏林的共同主权需要对货币进行联合管制，货币必须是区别于东西方占领区的特殊货币。FRUS，
1948， Vol.2，
pp.912-914.直到晚上10点会议临近结束时，四国专家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恰在此时出现一个“小插曲”，一位西方国家的翻译一说是美国代表贝内特（Bennett），因为他的座位离苏联代表比较近。参见Michael
D. Haydock， City under siege，
p.138.听见一个苏联传信人员进入会场，低声告诉苏联专家，在东德和柏林进行货币改革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这一“耐人寻味”的细节使西方不禁怀疑苏联参加这次货币谈判的主要目的，是为完善自身的货币改革计划赢得时间。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94. 又见Michael D. Haydock， City under
siege， p.138.
会场之外发生的相关事情也似乎印证了这种怀疑。在会议进行的同时，驻德苏军签署了在包括柏林在内的苏占区进行货币改革的命令。当晚9点钟，苏方将代理市长施罗德等市政官员召至市政大厅，将驻德苏军总司令索科洛夫斯基签署的第111号命令以及东德经济委员会的命令交给他们，W.
Phillips Davison， The Berlin Blockade， p.94. 又见Michael D. Haydock， City under
Siege，
pp.137-138.要求柏林市政府执行苏军命令，在当地发行和流通苏占区的东马克。同时，西方三国驻柏林的军事指挥官也都各自收到了来自索科洛夫斯基的信函，苏方在信函中告知了苏占区货币改革的消息，并希望三国不要为东马克在西柏林的发行和流通设置障碍。以上一系列文告和书信显然是苏联精心准备的，联系苏方在当天专家会议上的表现，美方不但猜测苏联的参会目的是“为准备他们的货币改革计划赢得时间”，更怀疑后者的动机是在有意造成协商不成的表象，为随后他们自己在苏占区和柏林的货币改革寻找借口，并将由此而导致合作破裂的责任和过错推给西方。
对于苏联的行动，美英等国迅速作出了针锋相对的反应。克莱和罗伯逊在6月23日早晨回信索科洛夫斯基，强调柏林城防司令部会议是被授权处理柏林货币改革问题的合法机构，并强调由于无法和苏联达成一致，因此将在柏林发行和使用西马克。同时，回信表示由于苏联在柏林的货币改革将在6月24日生效，因此西方在柏林引入西马克的计划也将提前在今天的某个时候，通过广播向公众宣布并将在次日（6月25日）生效。FRUS，
1948， Vol.2，
pp.912-914.由于在6月16日的柏林四国城防司令部会议上，驻柏林苏军代表中途退会使得对柏林的联合管制陷于瓦解，因此驻柏林美军指挥官弗兰克·豪利立即在23日中午命令市政府不要在柏林美占区执行苏联的命令。作为配合，驻柏林的英法两军指挥官也向市政府发出了类似的命令。随后，西方三国正式通知市政府将在西柏林流通西马克，并于当晚7点通过广播正式对外宣布。FRUS，
1948， Vol.2， pp.914-915.
西方的指令实际上将一个难题抛给了柏林市议会：如果屈从索科洛夫斯基的命令，西方货币改革将在柏林遭遇严重挫折，苏联将会取得完全的胜利；但如果议会在冲突中公开支持西方，就可能引发苏联直接的军事干涉。对此，市政府主张议会通过《关于四国地位的正式声明》。声明的立场是：两种货币并行流通，管理和以往一样，并强调此举并不意味着市政府正式否定了索科洛夫斯基的要求，也不意味着拒绝与西德合并。Philip
Windsor， City on Leave： A History of Berlin 1945-1962， London， 1963，
p.105.23日下午，市议会在柏林苏占区开会讨论是否批准政府的决议。但在开会前，议员们却经历了一场亲苏人员精心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示威者不但拥挤在会场外的大街上，还冲进了市政会议厅内的走廊。负责警卫的苏占区警察对抗议人群的无礼行为视而不见，对议会成员们安全保护的要求置若罔闻，会议的召开也因此被推迟了两个小时。该事件归根结底是苏联向市政当局的一次示威，其目的不是要阻止议会的运行而是要其支持索科洛夫斯基的指示。在随后的议会会议上，统一社会党对市政府的《声明》表示强烈反对，并威胁冻结由苏联控制下的银行单独掌管的所有柏林账目和社会保险基金。然而，议会最终还是以多数票批准了市政府的《声明》。当议员们走出会议厅时，亲西方的议员尤其是其中的社会民主党成员遭到了大街上示威人员的攻击，而这些攻击则是在警察的默许下发生的。FRUS，
1948， Vol.2， pp.914-915.又见Philip Windsor， City on Leave， pp.105-106.
6月23日下午柏林市议会批准市政府的《声明》极大地激怒了苏联方面，当晚苏军切断了所有从苏占区向西占区提供电力的线路。24日早上，他们又以技术原因为由，宣布柏林与西占区之间的铁路交通将“长时间”关闭，同时还下令封闭了所有从外地通往西柏林的公路、水路交通运输，并要求苏占区停止向西柏林供应食品、用水和煤炭等物资。自此对西柏林对外交通联系的封锁完全形成，第一次柏林危机全面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