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到这些母题的结构模式其意义何在呢？邓迪斯认为找出这几种结构模式并不是研究工作的结束。这种分析具有如下四种作用和意义：第一，它能够对内容极不相同的民间故事作出结构形态学的陈述。第二，它是一种新的窥视在文化传播形式中确定文化内容的新技术。第三，有助于判明某一地区的文化状况。“欧洲与美国印第安人民间故事之间最显著的差异之一，是在一对相关的母题要素，例如缺乏与缺乏的结束之间，插入母题的数量。插入母题的数量可以被看成是民间故事‘母题深度’的特征。与欧洲民间故事相比，美国印第安故事的母题深度要浅得多。”第四，结构分析最杰出的贡献是有助于将不同种类的民俗事象作跨种类比较〔美〕阿兰·邓迪斯编：《世界民俗学》，第291—303页。。
邓迪斯的“母题观”其实已经深入到对母题的结构模式所蕴涵的文化内容的关注。母题不仅具有“功能性”，同时它还有“文化性”、“心理性”。在这一方面，列维斯特劳斯曾经尝试把他所分离出的结构模式与整个社会（和世界）相联系。在对前辈学者“母题观”的仔细辨析后，邓迪斯认为：“如果讲述故事的过程包括三个方面：1.讲述者；2.故事全文；3.听众，我们就可以看到：比较法和结构主义只注意故事本文而忽视了其他部分。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因为很明显，民俗学者不仅应该研究讲述故事时的表演，还应该研究讲述者个人美学观念以及不同的听众对故事本质的理解。”〔美〕邓迪斯：《结构主义与民俗学》，张紫晨编：《民俗学讲演集》，第553页。“如果我们把民间文学题材和体裁中存在的结构类型成功地分离和描述出来，将会有助于人们了解以下几点：具有那种文化的人民的文化实质以及使用这种文化的人所具有的认识范畴，思想方法和具体的行为。毫无疑问，对民间传说或其他文化材料（语言、写作文学及其他）所做的结构分析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洞悉世界观。”同上书，第556页。“普劳浦（普罗普——作者注）主要关心的是识别俄国神仙故事的直线式结构。而列维斯特劳斯则试图识别非直线的对立的样式，也就是存在于神仙故事中的词法结构。……列维斯特劳斯探求潜在的，而不是探求他认为的表面显示的直线结构。……通过精确的结构分析，民俗学者可以很好地了解到民间传说是如何包含和联系一个社会的重要隐喻。对这些隐喻的类型的分析和解释将为了解各处人民的世界观和行为提供无与伦比的见识。”同上书，第557—569页。在我们对母题的思考过程中，应该意识到母题不仅具有结构上的功能性，同样凝聚了深厚文化和心理，充满象征和隐喻意义。
从这种意义上，对20世纪中国文学一些重要母题的考察，应该有远较民间故事母题研究宽广和丰富的文化和心理内容，其研究的领域也应该相应扩展到功能性母题组合，结构的“叙述空隙”，研究自然、地域、环境、人物及其性格的描写中和特定的时代语境发生的关系。所以，像前面提到的几部小说，可以从母题的结构模式上窥见其“作家用意”的差异，就像陈鹏翔从主题学角度所说的：“主题学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一部门，它集中在对个别主题、母题，尤其是神话（广义）人物主题做追溯探源的工作，并对不同时代作家（包括无名氏作者）如何利用同一主题或母题来抒发积愫以及反映时代，做深入的探讨。”陈鹏翔：《主题学研究与中国文学》，《主题学研究论文集》，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5页。而且一旦我们将研究深入到对文本自然、地域、环境、人物及其性格的描写中和特定的时代语境发生关系，我们将能进一步感受到作家创作个性和审美上更具风格化的东西。
不仅如此，应该指出的是某一母题的结构功能和文化、心理蕴意并非孤立和静态不变的，任何一个母题都具有一种时间上的延续性。从这种意义上，具有功能性、文化和心理内容的母题又是一种层层积淀的传统，像“还乡”这样的母题的原型甚至可以上溯到人类文明的源头，在其不断的牵延和传衍过程中，这些母题带上了深刻的时代印记，积淀了丰富的文化、心理内容，成为某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精神史、心灵史的见证。因而，“主题学的一个方面是主题史，意指主题学的主要成分的历史。对于主题和母题、典型和惯用语的发展、变化以及持续性的研究可以解释和阐明人的根本兴趣。正是因为文学真实地反映和表现了人的这些兴趣，主题和母题研究属于人文学科的才智史。因此，主题和母题的历史分支研究涉及广泛的领域，其中包括社会哲学和少数民族心理学领域。然而，如同任何其他探究一样，主题和母题研究存在着它的弱点。研究一个惯用语、一个母题、一个主题或一个典型的完整历史务必要在重视优秀作品的同时注意一般作品，而且，杰作中仅仅是一些片段对所研究的有关问题有意义”。而且，“任何一个民族文学中具有重大意义的母题、典型和主题必定是超越政治和语言界限的，虽然它们往往并不会因此失去所有独特的地方色彩，但它们往往反映出各民族文学中存在的共性。自然，比较文学家要研究的不仅仅是一种文化遗产中的母题、典型和主题等主题学要素的渊源和作用，而且更主要的是要研究若干民族文学中母题、典型及主题的出现以及出现的频率、持久性和类别”〔瑞士〕弗朗西斯·约斯特：《比较文学导论》，廖鸿钧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第249、233页。。因此，文学史上，母题的不断复现不仅是对一种具有功能性的结构模式的移用，而且是母题所积淀的文化和心理内容的传衍、创化和超越。母题既是功能性的，同时是文化性的，这就要求在母题研究中不仅能够辨识出显在的母题结构、组合模式，而且能够对隐匿其间的民族心理模式、思维方式以及历史程式予以把握，这些内容同样能够反复出现在不同的文本中，且被“几乎按照同样的方式相互转换和吸收”。
因此，对前面提到的这些“还乡”小说的研究，就不仅能够总结出他们母题构成的模式，而且可以发现这些模式选择背后隐藏的文化和心理内容。母题构成模式的研究不是孤立的，现代小说在母题构成模式化的同时，其吸附的文化、心理内容也变得类型化。不仅如此，现代小说的还乡母题其实是整个母题传衍史中的一部分，它在对已有还乡母题处理传统的吸收和转化过程，赋予新的时代内容，生成新的模式。
而习惯上我们对文学史规律的把握常常依赖一些非文学因素，将文学的发展演变纳入整个社会时代的变迁中。这固然可以看清一些问题，但文学的发展演变毕竟有它自身的规律，作家在借助语言表述他对世界的理解时不是完全被动的，文学的言说同样具有一种对现实的阐释、重构能力。这样，从文本出发，去总结文学史规律，就成为必然。这中间，文本阐释的可靠性是文学史规律把握的一个重要前提的基础。选择母题研究的角度可以最大可能地保证这种阐释的可靠性，因为母题研究关心的是个人经验和集体记忆如何结构化、模式化、类型化，以及这些结构、模式和类型如何嬗变与转换的。换言之，母题研究能有效地使现实的文学化过程及规律性直观地呈现于母题的选择与组合中。对母题的结构、模式、类型的把握，能让我们辨识文学史的发展规律。母题是文学传承中相对稳定且持续的因素，每个民族的文学发展过程中，总会孕育出一些基本母题，并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产生新的母题，且由于人类在与世界的相处中，共同的思想情感心理，一些母题具有世界性。某种角度上，文学史同时也是母题演变史。母题研究最终的预期应该是对一种文学史描述思路的构想。现有的文学史研究较多地着眼时代语境下流派、思潮的演变，对文学自身的演变规律特别是从长时段的文学史把握文学结构模式运行规律的还很少见。而母题研究关注的恰恰是结构模式的转换与演变。因此，通过类似母题研究，可以绎出现代文学中其他的母题组合模式，在此基础上，找寻出现代文学母题结构的规律，从而最终结构出由不同的母题组成的现代中国文学母题演变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