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意志论与自由主义：尴尬的社会政策一致性
在美国没有一个单一的名词能够用来描述其社会政策的一致性，主要是因为福利国家的理念还远远不如西欧那样早已确立下来。然而，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社会政策的一致性已经开始存在，这种一致性主要来自于唯意志论与自由主义所形成的一种务实并且灵活的组合。唯意志论主要包括两个原则：第一，个人及父权家庭除了获得一些私人机构（如慈善机构、教堂、雇主和联合会）的适当帮助，其他几乎完全由他们自己来承担福利；第二，公共福利干预主要表现在恢复个人和家庭自我承担福利并且防止其对公共支持的依赖。保守派在这两个原则上各有侧重，新保守派和自由市场的保守派倾向第一点，而专制的保守派倾向第二点。这个维多利亚时期所诠释的新教伦理在美国仍然处于霸权地位，这在战后以来还未在西欧出现。唯意志论暗示着深藏在这些原则之下的社会政策是“非美国式的”，甚至可以说是“共产主义的”。这样对于那些数量可观的需要依赖针对穷人的福利待遇和服务的人就存在持续和严厉的责难。然而，唯意志论在美国历史上被有着特殊意义的“自由主义”调和。自由主义积极地接受社会政策干预以满足社会需求的必要性，在多种利益集团和压力下坚决向前推进，这些压力来自于穷人和受压迫者、中产阶级、妇女运动、劳工运动以及商业联合会等等。自由主义意味着一种实用的福利集体主义，它不存在明确的左或右的偏见，但在里根总统明确敌视自由主义的时候，自由主义就象征着与民主党的总统相联系的“新政”和“伟大社会”这样的概念。
美国公共政策的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是在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之间缺乏明确的相互影响。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新政时期，社会凯恩斯主义者倡导联邦政府的高水平支出，作为一个反经济周期计划以确保充分就业，这样的观念似乎很流行。然而，二战后“商业凯恩斯主义”处于支配地位，主要“强调在相对有限的政府干预与国内社会支出下调整财政和货币政策”（Ｓｋｏｃｐｏｌ，１９８７：４３）。因此，诸如伟大社会计划就不再与凯恩斯劳动力市场以及扩张性经济政策有所关联。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经济缓慢增长和滞胀，商业凯恩斯主义顺应货币主义和供给理论而支持高失业率、减税、削减福利开支。当然，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以后，社会政策在新经济政策驱使下已经变得非常明确化。
唯意志论和自由主义的结合反映了美国社会政策在普遍供给的项目和针对穷人的项目间存在极端显著的双重性。当然，这种反映值不值得的双重性在所有福利国家的历史上都存在过，但是它在美国表现得尤为明显。格雷泽（１９８６：４３）提到福利Ⅰ和福利Ⅱ两种福利制度；维尔等（１９８８：４２２）提到社会项目分为两个层级。福利Ⅰ或者高一级福利是基于社会保险的项目和公共教育制度，而福利Ⅱ或是低一级福利是由直接针对穷人的家计调查和其他无须缴费的项目组成的。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高一级福利面临削减的政治压力远不及低一级的福利。奥康纳（１９７３：１７３）通过分析社会保险的功能，即“创造出一种在就业人员队伍中的经济保障。并且因此提升员工士气，加强纪律。社会保险不是首先为了员工的保险，而是一种为资本家和公司服务的保险”。因此，社会保险一般会得到有组织的劳工和商业联盟的支持，而且成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那种需要接受家计调查的援助的功能是作为一种“社会支出”“抚慰并且控制剩余的人口”（Ｏ’Ｃｏｎｎｏｒ，１９７３：７），这种社会支出仅仅是对资本和国家的一种非生产性的负担，而不是像社会资本那样具有间接的生产性。低一级的福利也因此更加具有政治脆弱性，除非穷人们接连不断地鼓动并使它继续维系下去。美国福利国家的这种双重性与西欧国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这么说，在西欧，社会资本包含了社会支出。这种分歧在用于表述收入维持体系的两个要素的时候反映出来，这两大要素都是在１９３５ 年的社会保障计划中开创的。美国的“社会保障”通常是指退休、孤寡和残疾人的社会保险项目，这种社会保障的主张很流行而且被冠以肯定的光环。而在另一方面，“福利”通常是指针对穷人并且需要其接受家计调查的援助，还要一并具有其他服务的资格，包括健康照顾、食物印记、日间护理和培训。“福利”申请者被严重地打上耻辱烙印，因此带有强烈的否定色彩。“福利”和“福利国家”很明显的联系在于它们帮助后者实现了在美国的否定意义，反映了唯意志论的持续的强势地位。
福利支出
美国的社会福利支出占ＧＤＰ的比例，持续低于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德国、瑞典和英国的水平。然而在１９６０年到１９７５年这一阶段，伟大社会计划迅速发展到顶峰，比较于ＧＤＰ的增长，美国福利国家比其他三个国家迅速，而且大大超过了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换句话说，这一阶段可以说是美国福利国家的爆发。然而在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１年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低于ＧＤＰ的增长。虽然我们无法获得经合组织国家的精确数据，但毫无疑问的是从１９８１ 年之后，社会福利支出已经远远低于ＧＤＰ的增长。
艾斯平－安德森（１９９０）用去商品化指数评定了收入支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让人们在年老、疾病和失业等方面摆脱对劳动力市场的依赖。在这一标准下，１９８０年美国在１８个资本主义国家中其福利的去商品化程度排在倒数第二的水平。换句话说，美国人相对来说在年老、疾病、失业这三个基本需求方面更加受到市场力量的影响。这可以从１９７３年高水平的私人福利支出窥见一斑，那时私人福利支出占 ＧＮＰ 的７ ..５%，大概是整个福利支出的３０%左右。（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８１：１３７）私人福利支出大多来自私人慈善的福利捐赠，这在当时得到了空前范围的治理。１９８５ 年美国的私人慈善事业已经达到８００亿美元，相当于ＧＮＰ的２%，其中８２%来自个人，而来自基金会和企业的分别只有５%。这笔金额大约有一半用于宗教目的分配，至于有多少比例用于福利活动并不可知。剩下的私人慈善金大部分用于医疗、教育以及社会服务，１９８５ 年数额大约达到３００亿美元。基于种族、宗教和社区团体组成的私人志愿机构主要扮演了个人社会服务的角色。它们通常与政府当局有关系，但是它们的发展壮大防止了在全国范围内（或者全市范围、全州范围内）的大体一致，而且它为政府提供了一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以减少政府在提供福利方面的参与。（Ｇｌａｚｅｒ，１９８６：５４）因此，考查美国的公共政策和社会福利支出仅仅能让我们部分地看到基本福利需求是否得到满足。无论如何只要可能，我们都有必要去考查各种各样的私人部门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