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务与管理
国民卫生服务或多或少在资本主义国家中是独一无二的，表现在为全体人民提供广泛的国家医疗服务，大部分医疗消费是免费的并且大部分由国家直接税收资助，相对来说较少经费来自于社会保险缴费或是地方税收。医疗保健方面的公共支出占总医疗保健支出的比重大约在９０%左右浮动，远远超出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与瑞典的比重水平相接近。国民卫生服务的支持者宣布国民卫生服务长期以来一直资金供给不足，这部分是其严重依赖国家财政和公共开支的国家政治的结果。因此总的卫生支出占ＧＤＰ的比重依然明显低于经合组织国家的平均水平，并且从１９６０以来英国和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水平之间的差距扩大了很多。根据平均每人医疗保健上的公共开支，甚至美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都超过了英国。与其他制度相比较，国民卫生服务中较低的管理和人力成本以及在使用资源时可能更高的效率和更少的浪费弥补了资金不足的现状，虽然很难满意地对此进行定量描述。比如美国内科医生的收入是国家平均工资的５.１倍，相比之下英国是２.４倍。管理占到了大约５%的国民卫生服务资源，而在德国管理占到了１０%，美国甚至占用了２０%的医疗保健资源。在１９６０ 年到１９７５ 年战后经济繁荣时期，英国的医疗保健总开支增长的速度是实际ＧＤＰ增长速度的两倍，高于经合组织国家医疗保健开支平均增长速度。在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４年的经济危机中这种趋势发生了颠倒，医疗保健开支增长停止了，并且在１９８０年到１９８４年出现了明显的下降。１９７９年和１９８８年之间，在撒切尔政府时期，国民卫生服务支出上的平均年实际增长是１。７%，迄今是战后历届政府中最低的，甚至不足以与老年人口数量的增长保持同步。（Ｈｕｈｎｅ，１９８９）
建立于１９４８年的国民卫生服务仍然是战后自由集体主义启发下英国福利国家最普遍和最牢靠的内容。国民卫生服务的观念是反资本主义的，其中它主张医疗保健不应当是在市场中提供和消费的商品，并且唯一的公共供给能够确保在获得和使用资源上的公平维持在一个可接受的水平上，除此之外更加有效的利用可用做医疗保健的资源。这些基本原则与大部分其他国家的医疗保健财务和管理基础有着很大的差异，甚至是德国和美国这样完全不同的医疗制度，他们也是完全不同于撒切尔主义的。在其他一些基础方面，国民卫生服务与其他医疗制度相接近。首先，以医院为基础的科学医学在国民卫生服务供给中日益取得主导地位，所以国民卫生服务与跨国药品和医学技术公司的关系密切，这些跨国公司的力量影响着资源的分配。医学技术成本的跨国螺旋下降对国民卫生服务资源有着特别的影响，因为政府倾向于将其资源与一般通货膨胀水平挂钩而不是通常与医疗行业相联系的更高价格水平挂钩。其次，国民卫生服务的大量资源被用于雇员的工资和薪水。至少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开始，国民卫生服务雇员们为捍卫和提高其收入、工资以及工作条件而展开的各种斗争已经登上了行业关系和政府国民卫生服务预算决定的核心舞台。再次，国民卫生服务资源的分配以及很大程度上对医疗保健的需求是由医疗行业决定的。和其他地方一样，医生控制着医学知识，这使得要求他们对其行为负责面临很大的障碍。在国民卫生服务中，医学专业权力成为其基本管理和财务结构的一部分，这种根本现象在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９１年之间都没有发生变化。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中期英国卫生部长安奈林·贝文与医疗行业的高级代表达成了一项著名协议。该协议成为国民卫生服务体制的核心。与美国医疗行业不同的是，２０世纪４０年代的英国医疗行业对由国家来理顺的私人保险能够形成科学医学发展所需的经济资源毫无信心。私人保险制度在战争期间已经失败了。由战争导致的自然而然的集体主义，使得企业家精神在医疗行业和医院管理者中严重缺席。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大背景下，医院的医生尤其喜欢对国民卫生服务抱有热情，同时向中央政府寻求科学医学所需要的巨额投资。因此，作为对确保政府控制投入到国民卫生服务中总资源的回报，贝文基本上将对资源使用和管理的日常控制权让给医疗行业。高级医院医生甚至被允许通过自我授予绩效奖金相当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报酬。因此，官僚结构被建立起来管理国民卫生服务体制，这种官僚结构有意远离医疗消费者、国民卫生服务雇员（医生除外）和地方政治。管理国民卫生服务体制的地方卫生部门对他们服务的社区没有正式责任。一般医疗从业者坚持要和国民卫生服务体制及其地方管理结构形成一种独立的合同关系，反对贝文提出的将健康中心统一到国民卫生服务体制中作为初级护理基础的观点。回想起来，全科医生持续的独立性也许已经增加了普及性同时也使得其免予在瑞典和美国等国家看到的家庭医生的萎缩，在这些国家，医院为基础的医疗保健更加占据主流。贝文还承认了国民卫生服务体制中的医生私下在国民卫生服务之外的私人诊所行医的权利和使用国民卫生服务支付的病床私下行医的权利。因此，关于一些病人应该为国民卫生服务付费以及国民卫生服务应该和私人医疗保健供给竞争的观点从一开始就存在了。虽然贝文一开始设想的国民卫生服务体制是为不论其出生国状况的任何人提供免费医疗，但是在１９４９年他有条件地开始施压反对“海外游客”享受国民卫生服务。他甚至宣布已经要求移民官员遣返那些来到英国为了获得医疗保健福利的外国人。（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２：６）随后而来的１９４９ 年立法给予卫生大臣取消那些原本不是居住在英国的人享受国民卫生服务的权力。这些权力直到１９８２年之前并没有被太多使用，当时政府推出了更为复杂的规则来限制那些来自海外的非英国人享受国民卫生服务，这实际上是制度化的种族主义并且是和移民控制紧密相联系的。（Ｃｏｈｅｎ，１９８２）另一较早打破免费治疗的措施在１９５１ 年得以实施，当时的工党政府决定由病人承担眼镜和假牙的费用，这一政策变化促使贝文和罗德·威尔逊的辞职。后来在１９５１ 年，继任的保守党政府推出了处方费用。在撒切尔政府之前，国民卫生服务体制中病人的收费不到国民卫生服务收入的２%，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之后随着处方和牙科费用的迅速上涨以及眼科检查和牙科检查这些新费用的引入，这一比重上升到了４%。
私人医疗保健和私人医疗保险从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７９年稳步增长。然而，１９７９年到１９８６年撒切尔政府时期，私人病床和参加私人保险的人数增加了１倍。到了１９８６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１５%的医院床位是在私人疗养院和医院中，同时９.５%的英国人口由私人医疗保险覆盖。（ＣＳＯ，１９９０ａ：１２２）然而，因为国民卫生服务在医疗行业和一般大众中非常普及，撒切尔政府必须十分谨慎地处理国民卫生服务。几乎所有的保守党成员继续声称他们完全支持建立全面的国民卫生服务体制这一原则以及提供免费服务，但保守党内的自由市场撒切尔翼主张寻求逐步将医疗保健私有化的途径。因此，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私人医疗保健的扩张并不是明显的政府政策战略，而是一系列不同政策变化有意识的默默促进的结果。１９８１ 年在一些方面对私人医疗保健的管制被撤销了，同时国民卫生服务体制中的医生在新规定中可以从事更多的私活；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８年的预算分别对低收入人群和老年人推出了医疗保险费的个人税收减免。１９８１ 年预算还在税收上作出让步，即“鼓励医生所有的医院的增加。同时也允许企业对于他们支付给雇员的医疗保险费部分不缴纳企业所得税”（Ｈｉｇ-ｇｉｎｓ，１９８８：８８）。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私人医疗保险作为一项主要针对专业技术和经理雇员的企业福利发展得很普遍。在１９８７年４５%的医疗保险政策持有人的保险费部分或全部是由其雇主缴纳的。撒切尔政府培育的“企业文化”鼓励主要来自美国的营利性医疗保健公司到英国投资，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私人医疗保健都是由非营利性组织提供的或是由国民卫生服务付费的私人病床提供的。由国民卫生服务工会领导的运动迫使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工党政府将国民卫生服务中的私人或付费病床数量减少了一半，其数量到了１９８６年下降到刚刚超过１ ０００张。最终资金不足和日益增长的医疗消费期望，特别是伴随着自１９７６年以来严重的公共开支缩减，导致国民卫生服务性能明显下降了，这使得在堕胎、门诊咨询和选择性手术等领域产生了更多的私人医疗保健需求，通过私人医疗保健服务可以避免在国民卫生服务中排长队等候。
除了鼓励私人医疗保健增长之外，１９７９ 年后保守党对国民卫生服务政策的其他内容在于促进特殊国民卫生服务协议转让到非国民卫生服务承包人那里。虽然这意味着一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中国民卫生服务变成了私人医疗服务的管理者和监督人，而不是本身直接提供医疗服务；因为其保留了国民卫生服务的名字，这一策略具有较高的公共性外表。这一变化首先起源于１９８３ 年，当时卫生管理部门指出要将医院清洁、餐饮和洗衣服务打包出去实行招标竞争。完全实施强制性招标竞争（ＣＣＴ），因为遭到来自卫生管理部门和医辅工作人员工会的强烈抵制而被推迟和破坏。到１９８９ 年末，７７%的合同是内部授予的，但是强制性招标竞争（ＣＣＴ）明显降低了医辅工作人员的工资和工作条件（ＪＮＰＲＵ，１９９０），同时产生了大量的失业。１９８１年和１９８８年之间国民卫生服务医辅人员总数下降了３３。５%，而同时几乎各级医疗部门的总人数增加了。私人卫生服务承包人的表现得到了许多卫生管理部门的认可，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他们得到的新订单和补充订单越来越少。（ＪＮＰＲＵ，１９９０）由于缺乏任何官方证据表明国民卫生服务的医辅工作的效率得到了提高，因此不得不接受工会的观点，即强制性招标争竞仅仅是一种手段，“通过该手段使得国民卫生服务的雇员做同样的工作或是为了更少的钱努力工作，同时通过该手段还实现了政府准备将投入水平降低到完全最低水平甚至更低”（ＪＮＰＲＵ，１９９０：４６）。除了堕胎服务和一些精神疾病服务之外，将医疗保健服务外包出去的情况迄今比较少见。
鉴于对于国民卫生服务的资金不足和其他缺陷日益增长的公共关注，撒切尔夫人亲自策划和主持了一项秘密的“国民卫生服务评估”，该评估在１９８８年进行了１年时间，最终在１９８９ 年１月出版了白皮书。白皮书（ＤＯＨ，１９８９）在“国内市场”设计的基础上提出了国民卫生服务的全新激进概念。在这一模式中，３个“财政拨款持有者”［地方卫生管理部门（ＤＨＡｓ）、服务外包的全科医生和私人保险计划］代表医疗服务消费者从３类相互竞争的医院（地方卫生管理部门管理的医院、自治的国民卫生服务医院和私人医院）那里购买医疗服务。作为对白皮书的回应，《英国医学杂志》的编辑写道：
由于较低的管理成本和获得高水平医疗服务上的一致性，讨论传统医疗服务的终结并不是空穴来风。实施财政拨款和独立医院等新结构使得新医疗服务行为很明显看起来如同商业公司一样。（Ｌｏｃｋ，１９９０：１）
写作的时候，我们不可能对这一会导致国民卫生服务沿着不同的私有化道路发展的重要改革的所有的可能影响作出准确评价。白皮书中的建议，在１９９０年的医疗服务法中以立法形式确定下来，实质上等同于国民卫生服务的市场化。（Ｐｅｔｃｈｅｙ，１９８９：９６）目前的改革计划是否将会恶化病人护理以及进一步加剧健康不平等是激烈争论的焦点，同时这也取决于很多未知的因素。一些全科医生和住院医生确信改革将会使得国民卫生服务更为有效和更好使用。（Ｆｅｉｎ-ｍａｎｎ，１９８９）其他医生认为改革将会加剧医疗保健质量上的现有阶级、种族和性别不平等（Ｓａｖａｇｅ ａｎｄ Ｗｉｄｇｅｒｙ，１９８９；Ｒｅａ，１９８９），特别是对于老人和慢性病患者来说更是如此。代表英国医疗行业的英国医学会（ＢＭＡ）以白皮书中的建议应当首先进行试点为由强烈反对白皮书中的建议。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围绕着改革的实施在政府、国民卫生服务管理者、医生和其他国民卫生服务就业者之间将会出现持续的斗争，而作为国民卫生服务消费者的患者依然没有多少参与权。
中央政府与国民卫生服务管理
正如上文讨论到的，国民卫生服务的结构使其有意远离地方政党政治，远离代表患者的压力和利益群体政治。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形成了国民卫生服务政策，但是这些压力都以声称代表患者的医疗行业和中央政府为媒介。因此，甚至比其他医疗保健制度更明显的是，英国医疗保健政策的主要权力斗争是医疗行业和政府之间的斗争。与此紧密联系的是国民卫生服务与其雇员（包括医生在内）之间围绕着雇员收入和工作条件的斗争，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以来这类斗争经常引发成为罢工等劳工行动。因此，我们将专注于中央政府在形成临床资源的管理上的努力。
因为最初已经给予医生在全部国民卫生服务预算内的临床资源管理上或多或少的完全决定权，所以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政府越来越积极地寻求影响这些资源的分配。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期为止中央政府在国民卫生服务资源使用的形成上起到很小的作用，但是随着１９６２年医院计划的实施这一状况发生了改变。医院计划的核心是地区普通医院（ＤＧＨ）这一概念，建立这种医院的目的在于为绝大部分人提供综合性的医院服务。这些机构成为国民卫生服务的重要堡垒，它们通过规模经济和国家统一标准将会提高效率和推进公平。但是，
对医院服务应当是什么样这样的基本看法几乎完全取决于医学界的共识。没有迹象表明在医院计划中考虑到其他可能的条件，比如患者就医的可及性或者是医院规模对人员士气及招募的影响。
虽然医院计划的实施促使数以百计的地方和专业医院关闭，但是在随后的３０年间该计划的实施只是零星进行并且离计划的完成还差得很远。由于投资不足，医院为基础的科学医学占支配地位，公共责任的缺乏以及官僚惰性导致的国民卫生服务的各类问题中，医院计划是最重要和典型的研究个案。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开始，政府集中精力努力强化国民卫生服务管理者的力量使其作为效率管理的责任人，其目的不仅在于满足医疗行业的影响，也是对国民卫生服务工会日益上升力量的反应。随着合理化的管理结构和专业化管理的提升，资源计划机制最终在１９７４ 年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最终，这一重组强化了医疗行业的力量，给予他们在卫生管理部门中的代表权和在基础管理部门和地方管理团队中的否决权，这一政策被克莱因多少有些宿命论地（１９８９：９５）称做“明确化的医学工会组织主义现实”。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工党政府面临日益增长的患者要求纠正医疗保健资源严重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压力，这种不平衡从国民卫生服务建立以来就在不断扩大之中。１９７６年政府制定了一项计划（ＲＡＷＰ－资源配置工作组）在国民卫生服务内部对资源根据地区和需要进行分配。经过１０年改革到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资源配置工作组的做法通过将英格兰东南部的资源转往中部和北部，已经有效降低了国民卫生服务不同地区间的资源不一致。然而，“我们仍然不知道特定资源是如何被投入到医疗服务中去的，以及这一变化对病人看护的结果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Ａｌｌｓｏｐ，１９８９：６１）。工党政府也试图阻止较低层次医疗保健服务的萎缩，这种医疗服务因为人们追求精确的高科技医院医疗服务而不被重视。因此，政府在１９７６年公布了其优先发展政策，该政策通过国家计划优先为针对老年人、有认知困难的人和精神病患者的医疗及社区照顾服务提供资源。然而，“很快所有资源分配的目标数字都被放弃了”（Ａｌｌｓｏｐ，１９８９：６２），并且优先发展政策更多地变成一种对希望的表述而不是有效的资源管理干预，特别是该政策又遇到了更为严格的缩减公共开支管理。
毫无疑问，撒切尔政府并没有公开放弃实施资源配置工作组和优先发展政策，同时在管理国民卫生服务资源上将注意力更加集中在效率问题而不是公平问题上。当然，由于缺乏医疗保健的真正效率应当是什么样的清晰概念，政府倾向于使用来自于私人企业的效率标准，而将这种效率标准运用到医疗保健上是有问题的。然而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措施来削减成本和提高效率，包括针对医辅服务的强制性招标竞争，增加更多的看病人数、更多的日间看护治疗，包括针对全科医生的药品限制名单在内的推动对药物的一般性替代以及在实施这些措施过程中针对管理者的绩效工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从英国卫生与社会保障部到地方卫生管理部门在内的一连串管理部门开始将一套新优先权施加予国民卫生服务。其内容在于强调管理的巨大重要性”（Ｄａｖｉｄｓｏｎ，１９８７：４３）。最重要的变化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格林费斯报告（１９８３）之后对国民卫生服务管理的重构。格林费斯坚决反对在１９７４ 年改组中被奉为圭臬的“一致性管理”，因为“没有动力寻找和接受直接的个人责任来为发展管理计划，确保实施的安全和监管实际成绩负责”。因此，个人经理被引入到国民卫生服务的所有层次上，使用一系列指标来追求成本效率。在“企业经济”、工会力量的削弱和对行业垄断的批评等更为宽泛的撒切尔主义背景下，后格林费斯国民卫生服务管理有着更大的信心和意愿将政府的目的从医辅工作者转向医生，因此是对国民卫生服务供给者相对自主性传统的挑战。管理监督的威胁比事实更为重要，在一定程度上说服医疗行业本身检查其自身行动。（Ｋｌｅｉｎ，１９８９：２１２）然而，所谓的管理革命能否有助于在经费持续不足的情况下实现更高效率的医疗保健依然十分不确定。一位从私人企业招聘来的国民卫生服务地区的一般经理在１９８８年辞职了，他抱怨说他还没有将自己的角色设想成为拆买资产的专家。在资金不足和医疗工会组织主义的背景下，撒切尔政府在把管理效率强加给国民卫生服务上而产生抵触的斗争中表现出来的不耐烦促使人们对国民卫生服务进行反思。国民卫生服务的“市场化”对于要从国民卫生服务中挤出更多的成本效率来说是一种更为激进和更具风险的策略。显然，政府没有对改革建议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因此成本和收益完全不确定。（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１９９０）
健康状况与健康不平等
通过死亡率状况来衡量的英国人口的比较健康状况在主要工业国家中居于中等位置，明显好于美国同时明显差于瑞典。虽然国民卫生服务对实现平等的卫生服务供给可及性上的正式承诺没有能够成功实现，但是国民卫生服务普遍主义的观念对于缓解医疗保健供给和健康结果上的不平等产生了巨大的公共压力，另一方面这也疏远了医疗保健供给和健康结果两者之间的联系。这些压力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达到了顶峰，作为对这些压力的反应工党政府推出了资源配置工作组方案、优先发展政策，并且在１９７７年形成了一份关于健康不平等的专家报告。布莱克报告（以工作团队的负责人的名字来命名）主要关注于因职业社会阶层和决定英国社会统计数据的分层参数导致的健康结果的不平等。该报告得出结论：
较低地位的职业群体相比之下更差的健康体验发生在生命历程的各个阶段。英国在这方面的阶层倾斜程度似乎要比一些可进行比较的国家更为严重。同时变得越来越明显。经过２０年的国民卫生服务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处于职业阶层Ⅰ和Ⅱ（专业人士和经理人）中３５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逐步下降，而同时处于职业阶层Ⅲ和Ⅳ（半熟练和不熟练的体力劳动者）中的３５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的死亡率变化很小甚至恶化了。（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２）
该报告建议政府注入大量资金到国民卫生服务中以弥补资金不足，同时实施综合性的反贫困计划，包括实施更为有效的行动、提升优先发展政策、促进更好的医疗保健行动以及针对工人阶级社区的预防医疗服务。布莱克报告在１９８０ 年出版，最终被保守党政府废除。紧接着布莱克报告出现的是在１９８８ 年出版的《健康分化》，该书证实了最初的发现并且推论说：
从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８１年的１０年间英国各种原因导致的死亡率出现了下降，但是这种提升并不是平等地在所有人中经历的。非体力劳动者群体死亡率的下降要大于体力劳动者群体，结果两个人群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进一步说，女性体力劳动者中冠状动脉心脏病和肺癌的死亡率在过去１０年中实际上提高了，同时非体力劳动女性的相关死亡率实质上下降了。同时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８４年之间体力劳动者和非体力劳动者在慢性病死亡率上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了。（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３５３）
《健康分化》和布莱克报告一样被政府坚决废除了。围绕着健康状况的阶层不平等和疾病预防策略继续成为热议的话题，特别是心脏病、艾滋病、饮食和食品安全等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各种各样不同的公共卫生运动得以发展起来，这些运动通常都是由非专业人士和激进的专业人员联合起来发起和支持的，最为重要的例子就是由同性恋运动领导的预防艾滋病的斗争。而地方正在努力建立一种综合性的新公共卫生运动。（ＰＨＡ，１９８８）
英国的官方统计数据没有反映黑人的健康状况，这预示着官方关注的缺乏。健康状况的阶层结构和黑人特别集中在较少享有特权的职业社会阶层上，以及他们更容易遭受失业和贫困，这些毫无疑问意味着黑人的健康状况一般明显要差于白人。很少有有效证据表明这种“结构性”影响正发挥作用。（Ｔｏｗｎｓｅｎｄ ｅｔ ａｌ 。，１９８８：２４８－２５４；Ｂａｘｔｅｒ ａｎｄ Ｂａｘｔｅｒ，１９８８）国民卫生服务供给中直接的种族歧视或是主观种族主义的证据来自于各个层次医疗服务中个人体验的报告，其中包括护理，因症就诊和患者许可，接待和处理以及一般性服务。（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１９８７：１３－１５；Ｄｏｎｏｖａｎ，１９８６）然而，由于国民卫生服务的封闭和不负责任的特征以及制定有效的投诉面临障碍，因此挑战国民卫生服务中的主观种族主义尤其困难并且很难取得成功。英国种族平等委员会在年度报告中几乎从来不提及医疗保健供给上的种族歧视。
已经存在一些运动和批评性评论以削弱国民卫生服务中的制度化种族主义和提升针对黑人社区的国民卫生服务为目的。地方运动使得卫生管理部门注意到医院饮食和下葬上的文化差异以及克服语言差异。然而，绝大部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同程度影响黑人社区的一些特殊疾病和健康问题上，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加勒比黑人中的镰状细胞性贫血，亚洲人中的软骨病和在所有黑人社区中特别是巴基斯坦和孟加拉裔黑人社区中高水平的婴幼儿死亡率。因为持续的游说和地方激进主义行动增加了医疗行业和公众的警觉，镰状细胞性贫血的问题已经被推上了国民卫生服务议程。然而对于镰状细胞性贫血患者来说，“医疗条件差并且单个患者在与国民卫生服务互动的时候仍然面临很大的问题”（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１９８７：５５）。亚洲人中的软骨病发病率及其成人发病率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期成为一项政府资助运动的主题。这种疾病与体内维生素Ｄ的摄入量低有关，因此该运动主要建议亚洲人在做饭的时候使用人造黄油（战争期间用来补充维生素Ｄ，预防软骨病）而不是精炼奶油，同时多晒太阳，这样能够自然增加体内维生素Ｄ水平。英国健康和社会保障部莫名其妙地拒绝在面粉中添加维生素Ｄ的想法。遏制软骨病运动是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的，即亚洲人因为忽视了营养而有一种固有的不健康的饮食习惯。解决软骨病的方法很简单：“长远来说答案在于依靠健康教育和转向西方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Ｐｅａｒｓｏｎ，１９８６：４９－５０）该运动的种族优越主义在亚裔社区广受批评，同样该运动没有能够成功应对亚裔人群健康状况中的贫困和医疗保健服务的不可及性。不管是作为这项运动的结果，还是由其引发的争论或其他因素，软骨病的发病率下降了。
１９８４年遏制软骨病运动并入到由英国健康和社会保障部发起的亚裔母婴运动（ＡＭＢＣ）中用来降低亚裔社区中的婴幼儿死亡率。又一次将责任推向改变亚裔母亲们的行为而不是挑战国民卫生服务中产科服务中的制度化和主观种族主义，更别提婴儿死亡率和贫困之间的联系。实际上，亚洲母婴运动招募亚洲女性作为“联系人”在国民卫生服务工作人员和亚裔母亲之间充当媒介，虽然受到国民卫生服务强加的严格的制度化限制，但这已经为医疗服务的提升提供了平台（Ｒｏｃｈｅｒｏｎ，１９８８）。围绕着黑人社区健康状况的众多反抗运动案例中，有三个对于国民卫生服务的冷漠是一种日益增加的挑战（ＭｃＮａｕｇｈｔ，１９８７：第３章；Ｋｕｓｈｎｉｃｋ，１９８８；Ｇｒｉｍｓｌｅｙ ａｎｄ Ｂｈａｔ，１９８８）。１９３９年一份大量出版的关于工人阶级已婚妇女健康状况的报告（Ｓｐｒｉｎｇ Ｒｉｃｅ，１９３９）生动详尽地记载了战争期间工人阶级妇女令人震惊且日益恶化的健康状况，该报告写道：
国家医疗保险制度不对男性被保险人的妻子提供保障，她在生病的时候仍然必须去看私人医生。忍耐力越大。经济能力越差，越会延期更长时间找到她所需要的建议。（Ｓｐｒｉｎｇ Ｒｉｃｅ，１９３９：１９８）
１９４８年国民卫生服务的引入毫无疑问在提高工人阶级女性医疗保健服务可及性上迈出了巨大的一步，同时为战后女性死亡率的下降做出了贡献。当然，在战后时期还是有证据表明女性中间在健康状况和国民卫生服务的有效使用上继续存在阶级不平等。（Ｄｏｙａｌ，１９８５：２３８－２４５）女性一般比男性更容易患有慢性和衰退性疾病，而与急性病治疗相比较，国民卫生服务中对慢性和衰退性疾病的治疗会出现资源不足的情况。（Ｐａｓｃａｌｌ，１９８６：１９３）近年来，女性中癌症和心脏病的发病率增长得要比男性快。
在医疗保健的女性主义批评和国民卫生服务不利的个人经验的鼓动下，在过去的２０年间英国出现了无组织的但颇具影响的女性健康运动。除了争取我们上文讨论过的生育自由之外，关注点集中在宫颈癌和乳腺癌检查的不充分和无效率、妇科门诊的供给（Ｆｏｓｔｅｒ，１９８９）、分娩的医疗化以及在各级国民卫生服务体制中工作的女职员较低的地位等问题上。虽然近７５%的国民卫生服务工作人员是女性，地位较高的专业岗位和高级管理岗位仍然主要由男性占据。（Ｄｏｙａｌａｎｄ Ｅｌｓｔｏｎ，１９８６：１９３－２０３）鉴于政府授予医疗行业在国民卫生服务中以巨大的权力，持续性的男性主导从根本上影响着医疗服务中的优先顺序和习惯。无处不在的男性主导和科学医学的联盟在分娩管理上表现得尤其突出（Ｇｒａｈａｍ ａｎｄ Ｏａｋｌｅｙ，１９８１）——常规超声检查，在家分娩的实质终结，人工分娩，由助产婆走向医疗专业人员，产钳助产和剖腹产数量的日渐增加及胎儿监测技术。最近几年在英国以及其他地方，以上这些和其他发展的益处正不断受到女性的质疑，这代表着对医学正统的明显挑战。在英国，这一冲突在１９８５年到１９８６年间达到了重要的顶峰，当时温迪·萨维奇，一个主张女性导向医疗服务的产科医生在支持对分娩进行更为积极的技术性管理的高级同僚的一再坚持下被中止行医。温迪·萨维奇以这样的形式就其看病手法遭受审讯，即受到一名律师和两名高级产科医生的问讯。在她被停职的１５个月中，掀起了一股巨大的从地方社区到更大范围内的支持其复职的浪潮。这一事件给我们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国民卫生服务中关于资源和病人护理决策的秘密且莫名其妙的世界。最终温迪·萨维奇恢复原职是对国民卫生服务中男权主义医学正统力量的巨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