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试图运用的跨国政策分析采取了批判性的结构多样性的研究方法。福利国家是在国内由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环境所形塑的。然而，社会政策也是由富裕的西方国家，特别是男权与种族主义结构的资本主义背景所决定的。所有福利国家都在阶级、种族和性别分化上有着自相矛盾的影响。福利国家都将福利国家的起源归结为根据阶级、种族和性别区分的社会结构决定的支持力量与反对力量之间调和的结果。社会政策的内容是由一系列维持现代资本主义的存在所必需的意识形态的、社会学的和宏观经济的要求所构成的，这些要求是在变动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历史性地形成的。特别重要的是，福利国家在国际经济危机时期（比如战争年代以及１９７４年以来）经历了明显的重构化过程。
本书的主要章节是对四种福利国家模式进行个案研究，这些个案包括瑞典、德国、美国和英国。研究涵盖了福利国家从战后重构以来几十年的时间，但关注的重点尽可能放在当代。美国、德国和瑞典经常被当做三种比较福利模式的典型例子，也就是艾斯平－安德森所说的“福利资本主义的三个世界”。英国作为第四个个案研究被包括了进来，一定程度上英国是一个福利国家类型的混合产物，在福利国家当中，它在多样性和独特性上更加明显。每一个个案研究都由五个标题构成：意识形态与福利开支、收入支持政策及其结果、种族与种族不平等、妇女和家庭政策、医疗保健制度。这样一种结构逐渐成为解决以下问题有效的实用方法，即在我们不放弃不同国家多样性中的共通性的情况下，如何将批判性视野运用到政策分析的经验材料中去。收入支持、家庭和医疗保健是三个受到关注的政策领域。收入支持或者社会保障政策在整个福利国家当中居于核心位置。对于批判性政策分析来说，充分考虑到收入不平等、贫困与劳动力市场过程中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维度是必不可少的。家庭政策清晰地反映出福利国家的男权结构，比如，堕胎、单身母亲以及日托等问题已经成为当代妇女斗争运动的焦点。由于各国不同的财政与管理模式，医疗保健制度更具强烈的跨国差异性。当然，关于资源、管理和健康状况不平等等内容，还存在不少可比较性的结构冲突。如上文所述，本书所使用的数据来自于国际机构、政府统计资料以及社会科学研究资源。有效数据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比如数据的不足，用于比较目的的定义之间自相矛盾，缺少用于阶级、种族、性别分化的批判性数据，以及其他许多由于既定的社会科学和政府规范造成的偏见。因此，读者必须保持自己的判断力。
§§第二章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福利国家
大多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的忠实拥护者都将瑞典看做最接近福利国家理想模式的国家。在战后绝大部分时间里，瑞典成功地实现了稳健的经济增长，充分就业，是全世界最高生活水平的国家之一，同时实现了在西方世界最大的、最昂贵的也可能是最平等的福利国家。我们似乎可以看到瑞典正顽强地不断挑战着资本主义本身的“逻辑”。自由市场权力的辩护者认为，瑞典福利国家模式实质上是通过以牺牲个人、家庭和企业的自由为代价创造了一种新型的威权主义，这样一种制度其自身的制度刚性可能会导致其走向自我毁灭。在左派看来，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可能会因为现代瑞典社会固化的阶层结构和男权制而指出其福利国家成就的局限性，他们主张瑞典式的福利国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由资本和男权造成的压迫和不平等。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欧洲联盟的出现以及瑞典经济自身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陷入衰退，现有瑞典式福利国家自身的生存越来越成为问题。
关于瑞典现代福利国家开始于何时并没有明确的定论。瑞典的政策历史是一个渐进主义的故事，也是一个缓慢但公平并且持之以恒的社会福利发展过程。正如许多分析家指出的那样，瑞典是个自工业革命以来就没有被卷入帝国主义殖民扩张或战争中的国家，这反映了民族和宗教单一制社会中特有的妥协与合作的政治传统。瑞典在意识形态上明确转向福利国家发生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当时的社会民主党（ＳＡＰ）在最大程度上放弃了马克思主义和新古典的或者说通货紧缩的经济政策而转向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一开始，在包括公共建设工程和食品价格补贴在内的反经济周期经济政策的基础上，从１９３２年开始，社会民主党就在瑞典联合政府中占据主导地位，除了中左联盟在１９７６年到１９８２年之间的短期执政。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来被考罗拜（１９７８，１９８３）描述成劳资双方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一方面，私人资本一方被允诺保证其经济，特别是保证它不会受到来自国有化的威胁；另一方面，在经济范畴之外，社会民主党以全民的名义而非劳工的名义在国家政策上取得了决定性的影响力。虽然主要建立在普遍主义和进步主义的阶级再分配基础上，但事实上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到５０年代瑞典的福利国家只是在缓慢地增长。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到７０年代，在更加中立化的再分配基础上，福利收益和服务快速增长，同时也团结中产阶级为福利国家做贡献。越来越多的妇女实现就业所产生的压力也是政策形成的重要推动力。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晚期开始，滞胀、失业与工会运动日趋暴力化等问题聚集在一起，迫使政府直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为止一直采取强烈的凯恩斯主义来保护福利国家，并将失业率保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上。瑞典在应对福利国家财务危机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的经济衰退上与大多数资本主义福利国家相比，存在很大的不同。因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早期的经济衰退，政府逐渐转向实施更为严格的反通货膨胀的工资政策和收缩性的公共开支政策，与此同时福利国家的增长也转向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