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
瑞典人普遍被描述成只有一种语言，一种单一的路德教宗教传统，一种共同的文化和历史，没有成为殖民主义者也没有被殖民过的民族。当地的芬兰人、拉普人、犹太人和吉普赛人形成了历史悠久的相对较小的少数族裔社区。最近，拉普人和政府就获准前往瑞典最北端放牧进行一场即将失败的抗争。早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瑞典经历了一场大规模的向外移民，特别是从贫穷的农村地区向美国移民。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人民之家”这样的社会民主主义思想以及扩张性的社会经济政策得以确立，部分是因为他们要实现控制生育率下降这一目的。福利国家的建设很明显与国家认同和目标的复兴相关。正如有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冈纳·缪尔达尔（１９３８：２０４）所说，担心国家人口下降掺合了一种轻微的民族主义在里面。在１９３８年写给一个美国读者的信中，他对于移民是否可以部分解决人口这一问题表现得模棱两可。（Ｍｙｒｄａｌ，１９３８：２０３）在同样的背景下，他又写道：
我们只是过多地关注于人口的身体、智力和道德质量而不是人口的数量。现在至少在瑞典因为同一种族人口结构，人口质量不再取决于其种族差异。（Ｍｙｒｄａｌ，１９４０：２０３）
缪尔达尔后来在美国成为非常著名的自由种族关系改革论的鼓吹者。在瑞典他实际上暗示着一种对待种族和移民的社会优生学态度，这一态度在过去和现在都是瑞典和其他国家社会民主主义意识形态的显著内容，当然这一态度很少被公开表达。
从２０世纪５０ 年代中期到６０ 年代后期，大量外来劳工来到瑞典，他们中的绝大部分来自于芬兰，但也有来自南斯拉夫、希腊、土耳其和意大利。根据威驰根（１９８２：１５３）的研究，他们中的大多数，特别是芬兰人属于主动来到瑞典。在１９５４ 年芬兰劳工获准自由进入瑞典，同时冰岛、丹麦、挪威、芬兰和瑞典实现了北欧的自由劳动力市场。负责集中招募劳工的瑞典机构在安卡拉、雅典、罗马和贝尔格莱德建立起来。这些机构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期都关闭了，除了在南斯拉夫的机构在１９７７年才关闭。从１９６７年之后政府使用现有的移民法律来限制非北欧移民数量的日益快速增长，因此“从１９７４年开始实际上已经没有非北欧劳工移民进入瑞典了”（Ｗｉｄ-ｇｒｅｎ，１９８２：１５３）。从１９７４ 年开始非北欧移民主要由以下两类人构成：一是已经在瑞典定居的移民劳工的家属，二是来自包括拉丁美洲和南部非洲在内的世界许多地区的政治避难者（瑞典对政治避难者的界定要比其他国家宽松得多）。在接受外国定居者的亲属方面的管理上瑞典要比英国和德国宽松许多。另外，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来自芬兰的移民被施以更为严格的控制，实际上意味着每一个芬兰外来劳工在获准进入瑞典之前必须通过瑞典国家就业服务机构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的经济衰退导致大量芬兰工人离去，根据威驰根（１９８２：１４９）所说，“３６%在１９７０年来到瑞典的芬兰移民在１９７２年离开了瑞典”。于是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期，和北欧其他地方一样，瑞典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移民控制制度，只是有节制地允许芬兰人、定居移民的亲属和政治避难者进入瑞典。这项政策后来被纳入了 １９７５ 年和 １９７６ 年的移民政策行动中。根据哈玛（１９８４：２９）的研究，在边境日常移民控制行动中，移民官员从１９７６年开始就奉命根据生理外观来甄别非北欧人，这是公然的制度层面种族主义的表现。依据限制未充分就业国家的劳工进入瑞典劳动力市场（Ｗｉｄｇｒｅｎ，１９８２：１５１）和保护瑞典劳动力市场（Ｈａｍｍａｒ，１９８４：２８）来制定移民控制法律。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公开失业率明显增长之前，考虑这些因素的确起到作用；同时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开始雇用女性的时候，类似的讨论也曾出现过。有关移民控制的另一次官方争论出现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晚期，争论的内容是“如果定居移民的数量变得太大的话将不可能保证他们都获得合理的生活水平”。（Ｈａｍｍａｒ，１９８４：４１）实际上暗示着可能会产生一个下层阶层，他们必然会加重福利国家的负担。
少数族群的社会地位
１９８１年大约有１２%的瑞典人口的祖籍是移民，其中半数是芬兰人；有预测表明“到２０００年，有２０%到２５%的瑞典人口将由祖籍为其他国家的人构成”（Ｃａｓｔｌｅｓ，１９８４：６４）。因为有定居许可，所以外来劳工及其家属的处境相对安全。因为所有的居民都必须要有身份证号码，并且由于税收制度的高效率限制了非正规经济的存在，所以非法移民的数量可能比较小。警察被指责拦截非北欧面孔的人检查身份证。在瑞典居住满五年，外国人就可以申请并获得瑞典公民身份（对于北欧公民来说期限是两年）。瑞典的入籍政策比绝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要宽松得多，然而很少非北欧居民申请加入瑞典国籍，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即使没有瑞典国籍也觉得相当安全，另外也可能是因为不允许存在双重国籍。
直到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期并没有专门直接针对外来劳工及其家人的积极社会政策措施，他们被假定和瑞典人一样享受相同的福利国家支持。在１９６４年到１９７４年之间，关于社会同化论观念是否应该继续实施还是应当采取文化多元主义的观念，存在很长时间的公众争议和讨论。最终在关闭了对非北欧劳工移民之门的１９７５年的移民政策行动中，包含了针对瑞典移民和少数族裔社会的自由的文化多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项政策有三个目标：生活水平的平等、选择的文化自由，以及土生瑞典人和少数族裔之间的政治融合。因此，政府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组织和活动上促进少数族裔的发展，包括在学校开设一定程度的双语教学，在１９７６年取得至少三年居住权的外国人有权参加地方和社区选举投票。根据在劳动力市场、生活水平和福利方面的平等很难来对瑞典少数族裔的社会地位作出评价。威驰根提供的调查结果显示外籍劳工往往承受更为危险和令人不愉快的工作条件，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外籍劳工中的公开失业率是整个劳动者失业率的两倍。涉及少数族裔社会的需求问题，很少有证据表明在实现福利国家的可及性和享受福利国家两方面的公平性上存在积极有效的措施付诸实施。虽然种族歧视在１９７６年欧共体新宪章中明确被认定非法，但这并不意味着英国的种族平等已经实现了和欧共体的一致。然而，少数族裔工会代表和地方政治家在推进这些议题上正变得越来越积极，相关的呼声也越来越大。正如拉尔森（１９９１）所记录和描述的那样，在近几年瑞典社会公开的种族主义和种族主义政治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包括种族袭击和骚扰，同时也包括警察、公务人员和房东的种族歧视行为。
因此，有证据表明主要由２０ 世纪５０ 年代和６０ 年代的移民劳工，特别是来自南欧的移民劳工的后代构成的新少数族裔形成了瑞典种族化的下层社会。福利国家在多大程度上促进或是组织了这一进程还不清楚。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移民控制政策，虽然比其他国家相对宽松，但歧视非北欧移民，相对歧视程度较轻地对待芬兰移民以及对来自亚洲、非洲和东欧的避难者实行的签证制度，都反映出这一政策的制度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