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地域文化的核心部分是商业文化，这种文化带给老百姓的是重商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激发多少浙江人走上经商之路，并获得成功。一个地方没有较好的商业文化基础，在商不言商，而言官、言权，这个地方的经济很难说能够发展起来，即使能够发展起来，也是不健康的经济。
1不谈升官发财，专心经营致富
以宁波商帮为代表的浙江商人充分借鉴海洋文化和中原文化的精髓，成就了儒家文化中独特的一脉，演绎了“义利并重、工商皆本”的南派儒家文化。明末时，宁波一带人们就“重富贵而羞贫贱”，出现“士庶并营有无”的现象。
清朝中叶，镇海方氏家族的开创者方建伦曾说：“升斗之粮，非可幸也，菽水之奉，不可待也，诚循循然自勉于儒行，则贾与士等耳，奚必轩彼轾此，薄之弗为？”宁波人甚至鄙视仕途，和宁波人谈升官发财，他们总是很不为然地说：“要发财，做生意，做官不是生意经。”
近代浙商如杭州人叶葵初、绍兴人吴鼎昌、吴兴人刘锦藻、海盐人张元济，由进士而经商；杭州人陈蝶仙，由著名文人“下海”；王晓籁攻读经史，中年后转营商。把工商业作为崇高的事业，并敬之，终身业之，这是近代浙商成功的重要原因。
近代大商人虞洽卿（镇海人）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他一生不愿做官。用他的话说，“做官如做戏，我做生意来不及，还做啥戏！”然而，他十分懂得政治与商业的关系。辛亥命期间，虞洽卿开始与同盟会接触。他组织了一个革命军饷征募队，积极资助革命党人陈其美开展革命活动。1911年11月，上海武昌起义后发动起义，虞洽卿被陈其美派去苏州游说江苏巡抚程德全易帜成功。在革命军攻打南京的战斗中，虞洽卿代江浙联军向外国人购买枪械，还亲自押运子弹到南京天堡城下支援浙军。
1918年，虞洽卿与闻兰亭、李云书等在上海发起组织我国第一家证券物品交易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经过长期的准备，克服了许多困难，交易所于1920年开张，虞洽卿为理事长。虞洽卿在大发其财的同时，暗中通好孙中山，在交易所内，他收纳、结交了一大国民党以后的军政要员如张静江、戴季陶、陈果夫、蒋介石等人。
后来，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和上海工人运动的发展，虞洽卿逐渐向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靠拢，与之搭上关系。虞洽卿利用政治上的优势大力拓展自己的商业，最终成为一代商业巨头。他虽与政治靠得很近，但并没有走仕途，他对官位很淡泊，一心经营他的商业王国。
从今天来看，虞洽卿近政治但不为官的思想仍有借鉴的意义。一是，企业家虽然不是政治家，但不能不关心政治，因为商业与政治有很大的关联，受政治的影响很大。二是，企业家不能过分热心政治，否则会败在企业政治化上面。企业就是企业，企业家的天命就是赢利而不是搞“政治”。
2经商意识渗透骨髓
深受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重儒轻商、士农工商等观念的影响，长期以来人们多敬业于科学、仕途。人生最大的价值是获得高官，享受厚禄，这种观念在一般中国人心中根深蒂固。但陶朱公则弃官场而入商场，重新创业，最后获得巨大成功。这对后世浙江人影响最大，浙江商人，特别是宁波商人的观念却有所不同，他们认为士与商同等地位、同等重要，故以“商”为正业，以富为荣，崇商敬贾。
由于对经商情有独钟，在近代的上海工商界，浙帮人数最众、势力最雄。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初仅宁波帮、绍兴帮、钱江帮、金华帮工商业者就有23万余人。这还不包括人数肯定多于绍兴、钱江、金华等帮的湖州帮及其它地区的商人。1920年上海百余万人口中，仅旅沪的宁波人就达50万。
浙江商帮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在许多行业如洋布、棉纱、五金钢铁、医药、颜料、煤炭、丝业、茶业、砂糖、钟表眼镜、银楼、服装、缫丝、丝织、火柴、造纸、橡胶、卷烟、航运以及城市公用事业等行业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执其中大多数之牛耳。
到了现代，浙江人的家庭教育中仍存在“士商同等、崇商敬贾”的遗风。出生在绍兴一个书香门第的俞翠薇，幼时就受到经商观念的熏陶，做买卖的能力在小的时候就已经有所体现。俞翠薇至今还记得第一次所卖的商品。“那是一场家庭小测验。我大姐卖芹菜，二姐卖白菜，而我卖的是茄子，结果是我最先把东西卖完的，因为我把茄子批发给了一个人。”那年俞翠薇才8岁。
俞翠薇平时的爱好就是经商，在上学期间她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非常喜欢做生意。”“我推销过名片机，卖过电子辞典，做过导游，甚至抄信封的活我也干过，当时就是想多挣点零花钱。事实上，上学期间我就有6万多元的积蓄，为此别人还称我为天才的业务员。”俞翠薇说。她认为这些经历对自己的人生很重要，凭着自己的经商潜质，她才得以进入EMC，成为美格科技中国事业部的执行副总。
如今，现代的浙江人经商意识已经渗透到骨子里面，即使是菜市场上卖菜的年轻人，也从未把自己看作是一个谋生活费的小贩，他们认为自己是在经商，是在做经理。“商本位”的思想是浙江人能够把生意做大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