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人注重乡谊，团结协作。浙商出击全国和世界，所到之处必集合同乡，组织商会，以谋互助发展。浙江商会、温州商会等同乡组织，是浙商群体的凝聚中心，也是浙商在他乡的利益代表。浙商靠着强大的经济联盟，个体之间在心理上高度认同，在感受上互有归属，在行为上彼此影响，大家共同占有资料，相互扶持、共谋发展，使得浙商群体成为“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制造商”。
1“利”字当头之上的“抱团”
浙商善于发现、占领和拓展市场，但要在市场中最后获取利润，就必须要通过劳动分工。亚当·斯密在200年前提出了“劳动分工致富”原理，并说，分工的范围是受市场的广度制约的，有了一个广大的市场，自然有人为图利而去组织社会分工。这种组织社会分工的人就是企业家。浙商精神的另一个内在要素，就是在组织和扩大商业过程中分工合作的能力，有专家称之为浙商的“抱团精神”。
浙江人在市场竞争中的“抱团精神”，是让全国人民感受最深的一点。遍布全国各地的温州村、义乌城、浙江街，没有一种“抱团精神”作支撑，是不可想像的。正是有了这种“抱团精神”，才有了浙商发展过程中所必不可少的合作、分工、信誉和诚信。
浙江省内的5000多个专业市场和各地特色明显的区域经济，都是在有效的专业分工、合作，相互之间讲究信誉和诚信的基础上创建起来的。浙江名目繁多的各类小商品，大都是以优质底价在市场上获得竞争力的。温州打火机行业能彻底打败日本、韩国的同类企业，靠的就是优质廉价。而这一点是怎么做到的，就是因为无数家相关企业专业分工，产业配套，互信合作。
在浙江经济发展过程中，浙江的金融业并不比其他省、市强，对企业的金融支持度并不比其他省、市大，甚至可以说，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并没有获得国家金融机构应有的大力支持。现代经济的发展和壮大，没有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是不可能的，但是浙江民营经济的发展，有着来自于民间的强大的金融支持力。
熟悉浙江经济的人都知道，在庞大的浙商群体内部，盛行着以私人资金拆借为表现形式的民间金融，被称之为“圈子主义”和“商业信誉”。“向银行贷款手续实在太麻烦了，在企业发展之初，银行也不愿贷款给我们。”这可能是所有浙商在谈到金融时都会说的一句话。浙江商人在原始积累阶段，是不会向银行借钱的，也借不到。所以，一般要么向亲戚朋友借，要么入商会，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的研究测算，“十五”期间，浙江民间资本的形成能力，也就是实际民间资本增加额加上潜在民间资本总量，约8300亿左右。这部分资金就是全省可调动的民间资本。丰富的金融资源使浙江商人的融资相对较容易。据统计，浙江商人融资80%是靠民间借贷的。这80%的背后，沉甸甸地说明了浙商“抱团精神”的力量。
说到“抱团精神”，并不是浙江人的独创，北有燕赵壮士，南有客家商人，在人们的印象中，比浙江人更加讲究“抱团”。但浙商的“抱团精神”在现代经济中能够获得成功，肯定有着它深厚而独特的文化内涵。这里除了“血缘”、“亲缘”、“乡缘”、“义字当头”等共性以外，我们观察到，浙商的“抱团”不是唯“缘”为是，更不会以“义”为大，不讲商业原则；相反，浙商在“缘”、“义”的基础上，更多的是考虑到“利”。他们用“利”来衡量这个“缘”和“义”的价值。
一句话，浙商的“抱团精神”，“利”字当头，“缘”和“义”只在其中而已。大家熟悉的李书福与兄弟之间分分合合的故事，是最为典型的例子。浙商之间的你办厂我开店也好，产业链配套也好，相互之间的资金拆借也好，企业之间的股份合作也好，都是在“利”字当头之上的“抱团”。这种“抱团精神”是浙商独有的，是浙商崛起的重要秘诀。
2以项目为纽带，联手开拓市场
走近浙江商帮，我们会感受到一张无形的巨网，它像人体的毛细血管一样遍布市场的每一个角落，这就是浙商精心编织的人际网络和销售网络。在中国，甚至在海外，只要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浙江人，而只要有浙江人的地方就会形成类似军队的班、排、连、营、团、师、军的完整建制。有实力的大老板就成为投资者，在当地建立一个浙江或温州商城，实力较弱的老板就当摊主或堂主，没有本钱的就当伙计，看铺子、守摊位。总之，每个人都各尽其能，各得其所。由于网络渗透到市场的每一个毛孔，一个信息、一个意念就可以迅速地从终端传递到总部，乃至四面八方。乐百氏的老板曾经讲，娃哈哈之所以能够在竞争中胜出，甚至敢跟可口可乐、百事可乐等国际巨头叫板，就是靠网络，靠农村包围城市的营销战略。
浙商之间的团结协作，更多的是以务实的态度，以项目等为纽带，以实现共享、共赢，因而也更符合现代商业精神。最初，温州商人以手工业为主要的谋生手段，如理发、补鞋、裁缝，一个个散兵游勇候鸟般地南来北往。后来，他们发现各地时常会出台一些扶持政策，纷纷开辟新的商场或商品集散地。每到这时，散兵游勇们就聚到了一起，出谋出钱出力，一定要在竞标中拔得头筹。
在全国很多城乡都有以温州人为主的商场或商品一条街，有时一个企业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很多分公司、分销点、办事处，将温州人的商品意识传达给当地，辐射到周边。目前，在巴西、南非、欧洲、美洲都出现了新的温州人经商的网点。
温州人在商场上的攻伐之术的特点是，集中强大“兵力”攻下一座“城堡”，而后从家乡搬来很多愿意经商的“兵勇”，安营扎寨，守住阵地，除非是市场衰落，否则绝不后撤。可以说，这是运动战和阵地战的巧妙结合。
胡李明是最早来到南非掘金的温州人之一。那是1999年，在非洲考察的胡李明欣喜地发现南非竟是一座潜在的“金山”。当时，胡李明从事灯具产品贸易，那时一盏国内卖50元的灯，在南非可以卖到700元到800元人民币，利润诱人。
次年，胡李明向南非发了3个货柜的灯具、水暖产品、锁具、打火机和眼镜，由于他不懂英语，不通法律、财务、海关，一下子就亏了100多万元人民币。胡李明没有退缩，他转变思路，于2001年在当地开出灯具连锁店。这次他赚到了第一桶金。同年，他发现鞋类产品在当地需求也很大，便转而经营鞋类产品。这一年，胡李明收回了全部资本。
此后，胡李明生意越做越大，2004年，他与朋友合股投资8000万兰特（约1300万美元）在约翰内斯堡买下了一块总面积为5万平方米的旺地，筹建“中国温州商城”，这是非洲大陆兴起的第2座“温州商城”，他要把更多更好的国内产品引入南非乃至全非洲。
目前，在南非的浙江籍人士有400多名，其中温州人占了一半左右，随着越来越多的浙江商人来到南非，胡李明觉得有必要成立一个互相协助的组织，在他的倡议发动下，南部非洲浙江商会已经于2003年成立，曾经因为语言障碍而吃了亏的胡李明，不希望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在老乡的身上。
商会成立后专门举办免费的英语培训班，为初来乍到的浙江商人提供学习机会，商会还开设了税法讲座，让同乡们了解当地政策。在南非闯荡的浙商利用浙江省的优势，把服装、鞋帽、箱包、眼镜、布料、窗纱、灯具、五金等商品组成一个又一个的货柜，运到南非批发销售，也辐射到莱索托、莫桑比克、博茨瓦纳、纳米比亚、津巴布韦等南部非洲国家，他们1年的销售额约为10亿元人民币。
3通过商会自我管理
内部的凝聚力、向心力以及认同感、归属感也就是一般所说的抱团能力，可以说是任何能称之为商帮的团体的共性特征。浙商的抱团虽然最早也是基于血缘与地缘关系，但却并不封闭，而且能与时俱进，及时升级换代，最后演变成具有公信力的商会组织。
浙商商会多，其中以温州商会最为有名，同业商会数量居全国之首。商会并不仅仅只是个排扰解难、互帮互助的组织，商会组织健全，功能较强，对商人的自律，就产生约束作用。浙商会对民营企业的发展起到了很好的推动和自律作用。尤其是在企业的诚信方面，商会有较强的约束作用，如果哪个企业弄虚作假、不讲信用，商会知道了，一公布，哪家企业就很难在当地发展下去。
作为民间社团组织的温州商会，在沟通会员与会员、会员与政府、社会之间起着桥梁与纽带作用。他们往往用“看不见的手”与“看得见的手”整合市场资源、商业信息，达到政府、企业、会员的多方共赢。温州商会虽然只是一个民间社团组织，但却非常具有凝聚力和号召力。
当时温州与福建晋江的“中国鞋都”之争就很好地反映了商会的作用。当时温州鞋业商会专程赶往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和中国皮革工业协会，对温州的鞋革规模、数量、档次、质量、品牌做了全面陈述。后来由中国皮革工业协会组织全国行业专家团去温州评审考核，对温州市鞋革业总体水平有了全面深入地了解，认为温州是名副其实的“中国鞋都”。一位温州的参与人士感慨地说：“商会出面方便得多，这些专业上的东西也只有商会才能说清楚。”
“商会”在全体浙商心目中的地位非常高，据说当地企业家印制自己的名片时，摆在首位的职务是其在商会中担任的职务，而不是其他。温州商会的总会长在温州地区有一定的威信，因为温州很多的老板是政协代表和人大代表，而这些企业家的代表是温州商会会长。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协会发挥了积极作用。专业的联合在浙江做得非常好，全国所有地级市都有温州商会、杭州商会、宁波商会等。各地商会通过团结当地同乡商人，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既做同乡们的娘家，也为当地经济发展出力，从而促进大家共同经商发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