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大牛市中的负面因素
中国股市的稳定发展既然是为未来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提供一个稳定的宏观环境的话，那么，哪些现实的和潜在的因素又将可能影响股市呢？我们试图以下九大因素：
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全球化的时代影响国家安全环境的因素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而一个国家的安全也显得越来越脆弱。全球化的实质是在信息技术全球化基础上形成的经济和社会全球化。经济全球化使跨越国界的商品流、资本流、信息流和人力流急剧加速，国际上的金融危机、股市危机、股市崩盘、石油价格骤升骤降都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产生巨大影响。最近美国、日本等国提出的推动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动议，实际上是对中国金融安全的一个巨大挑战。另外，人们以往只谈经济全球化，而忽略了社会的全球化。国际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出现、无国界行动，已经成为社会全球化的明证，它们的作用和影响不仅有待于进一步观察，而且不可低估。
未来中美关系走向、台湾问题、周边关系的发展。“9·11”事件的深远影响在于它改变了美国的全球战略。美国全球战略的转变将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包括中国的中长期发展。伊拉克战争以后，美国推行“我行我素”的政策更加有恃无恐，中国新一代领导人面临巨大的外部挑战和压力。未来几年，特别是2004年尤其值得关注。这个时期发生的几件大事可能会影响中国甚至世界发展走势。一是2004年美国大选，如果现任总统布什在大选中获胜，那么将会进一步强化他的全球战略，即美国的霸权战略。如果布什失利，民主党上台，美国的对华政策和全球战略将会有所调整，这对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或多或少会产生影响。另外一个是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果，其进程和结果必然给两岸关系带来新的影响，进而给中国的发展环境带来新的变数。2003年中国成功地解决了中印关系中的一系列棘手问题，但是中日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朝鲜半岛问题都是中国近中期发展中暗礁，随时会对中国的近中期发展产生影响。
金融体系蕴藏风险。中国金融体系缺乏引导资本顺利流向生产领域的推动能力和监管功能，这是中国经济发展中一个最大的缺陷，也是中国企业经营环境恶化的根本原因。国有银行占有80%的总信贷资金，吸收75%的居民储蓄，却创造不足30%的工业总产值。行政干预下的银行机构一直在向国有企业“输血”。受国有企业的不良贷款拖累，银行系统的改革进展缓慢，从整体上加大了金融风险。这种体制也为权力作为资本进入经济过程创造了外部条件，是导致腐败和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原因。目前国有银行的根本问题是25%左右的呆账，以及缺乏一套成熟有效的改革方案。不断爆出的金融案件已经向决策者敲响了警钟：中国的金融体系还存在许多新的风险。毋庸置疑，国有银行近些年来的确在内部管理机制改革方面——诸如综合授信、信贷集中审批和要求信贷审批人对不良贷款承担相应责任等都取得了进展，并且由此显着提高了银行新增贷款的质量。但是，我们对于新增贷款的潜在风险绝对不可忽视，而信贷质量更是中国金融体系波动程度的决定性因素。
牛津大学出版社最近出版了佩蒂斯教授1的《The Volatility Machine：Emerging Economies and Threat of Their Financial Collapse》一书。佩蒂斯教授警告：中国今后如果不能建立稳健的国家资本结构，就可能重蹈遭受金融危机重创的国家的覆辙。这就是国经济的“软肋”！佩蒂斯教授的这一警告决不是危言耸听，而是具有战略眼光的见识。中国目前的国家资本结构应该说基本上是健康的，正是这样的国家资本结构，使中国成功地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但情况在不断地变化，中国已经加入了WTO，资本市场将逐渐开放，人民币的完全可自由兑换也是一个必然的发展方向，中国经济受全球金融波动的影响会越来越大。
“三农“问题。在“三农”问题中，最为突出的是农民增收困难和农民负担过重，而这二者又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农业问题、农村问题、农民问题是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积攒的结构性、体制性矛盾尖锐化的产物。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农村人口在中国社会总人口中还会占相当大的比例，“三农”的严峻性难以从根本上消除。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已经成为直接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国百分之八十的人口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所以，文章指出，说到底，“三农”问题不仅是个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政治问题，还是一个社会问题。“三农”问题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面临的最大难题。
弱势群体的社会安全网。困扰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人多资源少的矛盾依然存在，而且在由温饱向小康的过渡中，这个问题将进一步突出；尽管下岗与经济结构调整有一定的联系，但是巨大人口压力下的失业是一个必然；在人均收入不高的情况下，中国提前进入了老龄化社会；人口流动加速，规模巨大，农民背井离乡，在城市谋生，又没有城里人的福利保障，生活极为不安定；改革过程中由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各种的利益冲突；最为关键的是，中国缺乏一个能够覆盖全社会的安全网，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仅局限于少数群体；在面临全球化挑战情况下，这些问题会日益突出，并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症结。从国际比较来说，中国的失业率并不高，但是中国不像其他国家那样有良好的社会安全体系来保护失业者。贫困人口问题也是如此，这会对中国的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水污染、大气污染、土壤侵蚀以及水资源短缺等。这些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特大自然灾害和新世纪初发生的铺天盖地的沙尘暴，以及最近刚刚过去的SARS冲击，给中国的环境和生态问题敲响了警钟。沙尘、洪涝、干旱、地震、蝗虫等各种自然灾害，袭击中国的三分之一国土。由于生态破坏而造成的经济损失相当于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4%。
据经济参考报援引中国网消息，另外，在石油问题上，中国石油资源人均占有量较少，勘探开发的难度越来越大，中国国产石油供需缺口逐渐加大，对进口国际石油的依赖度越来越大，中国获取国际石油供应面临激烈的竞争，中国在2020年以前能源需求将是巨大的。世界石油资源分布不均匀及数量有限，造成了在世界范围内对石油资源的争夺并导致了无数的战争和地区冲突。
地区差别拉大的风险。大量事实表明，最近几年的中国地区差别，即沿海省份与其他边远地区的差别非但没有缩小，反而在扩大。目前中国已经是世界上地区差距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些差距不仅表现在GDP增长上，也表现在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卫生和文化上，而且地区差距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相互交叉、重叠。地区差别拉大的恶果是多方面的。SARS危机过程中，地区之间互相封锁，已经显示了地区差别对于整个国家实施危机管理的不利影响。地区差别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它加剧了现有的社会矛盾。从长远发展来看，消除地区和城乡差别是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目前面对的社会矛盾。
关注经济过热现象
2003年中国GDP增长达到8.2%，这表明中国经济在经历了非典之后仍顽强地保持了高速增长。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承受高速增长之重？中国经济发展应该控制在怎样的规模与速度才最合适？为此，经济学家有不同的解读。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认为：中国经济已出现过热苗头，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力很大，但这种潜力一旦遇到了生产资料瓶颈，就说明它至少已经接近潜力的充分运用了，如果非要超越，就是过热要通过宏观的“微调”，使经济不真正走到过热的地步，防止大起大落，缩小经济波动的波幅。
中国社科院数量与技术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认为：8.2%的增长率确实是个好数字，但在中国宏观经济总体过热的表面现象之下，是结构问题的恶化，这是一个非常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首先，是国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之间结构的恶化。中国经济增长得很快，而居民收入的增长却远远低于经济的增长，一些农民的收入甚至还有所下降。其次，是消费与投资之间结构的恶化。今年上半年投资增长了30%，而消费，如果用社会商品零售额的增长来表示消费情况的话，我们的消费才增长8%左右。这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第三，产业结构的恶化，最严重的产业结构恶化出现在第二、三产业之间。从1993年开始的经济软着陆，中国做得很成功的一点就是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互相收敛，到了1996、1997年整体经济情况比较乐观。但是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中国不得不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而这种政策的实施就又使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拉开了。截止到今年上半年，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是10%左右，而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只有5%。
但和上述看法不同的学者，如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所长郑超愚认为：中国的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但这段时间不会太长，所以没有必要陷入对数字的恐慌。经济的过冷或过热是一个水平概念，而经济的扩张收缩是一个速度概念，二者不能混淆，不能用发展速度来判断经济的过冷或过热。对于中国来说，高速增长非常必要。中国即将迎来老龄化社会，在向这种社会形态过渡之时，要抓紧这段时间快速进行财富的积累，为以后打基础、做准备。当今中国正处在扩张的高速发展时期，所以保持住这种势头，充分利用这段时间扩大中国的经济规模，争取使经济上一个新台阶。
高盛(亚洲)有限责任公司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胡祖六认为：从推动经济增长的来源看，中国内外需都比较强劲，有多支引擎在运转，这种比较均衡的状况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可以利用目前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增大结构改革的力度与速度，目前是中国银行界改革的最好时机，中国经济仍处于健康快速发展状态，总体来看未有出现泡沫成分，所谓过热只是局部的。目前中国经济处于快速扩张期，这与1992年至1993年的经济过热有根本不同。由于中国经济的发展比较均衡，在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的增长幅度达到10%左右是可能的，也是正常的。
2004年1月20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在回答外国记者有关中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时说：“我的判断是，去年中国经济增长总体上没有出现过热的情况，但是确实存在局部地区、局部行业过热的现象。”李德水说，2003年，国内银行信贷扩张偏快，低水平重复建设有所抬头，结构性矛盾明显加剧，部分产品供求关系趋于紧张，出现了新的资源“瓶颈”，上述问题引起广泛关注。这些问题说明我们发展的思路不够宽阔，经济增长的方式过于粗放，长此以往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中央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经济手段为主，同时使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来引导市场主体健康发展，但在宏观经济政策上不需要“踩急刹车”。今后，中国将坚持走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通过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解决“发展什么”“怎么发展”的问题；通过树立正确的政绩观，解决“为谁发展”的问题。
我们认为，2003年中国经济并未过热。经济增长主要是由投资和出口推动的，开发区、房地产、钢铁、汽车等局部过热；投资结构是基础设施和资本密集型大企业居多，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中小企业不足，因而就业、收入和消费仍然低迷，并未正常循环；虽然粮食、蔬菜、煤炭等价格因退耕还林、陈化粮、储备虚报、超载清查、运价转移等而上升，整体上物价水平并没有走出通货紧缩的处境。2004年面临着导致中国经济紧缩的十大因素，处理不当，经济不但不会过热，甚至可能会趋于过冷：
2004年的城镇失业问题将非常严峻宏观经济指标实际失业率居高不下，并可能持续上升，是经济趋冷的体现，而不能称之为发热。城乡居民收入增长不会太快2004年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但是大幅度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仍然是一件困难重重的事情。城乡劳动者收入增长总体上将低于GDP增长速度。消费增长预期不会十分乐观作者估计，如果2004年对于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增加城镇就业没有太明显和有成效的办法，就业不能显着增加，消费增长率至多超不过10%，消费仍然可能处于相对萎缩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