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收缩影响人民币汇率升值，同样数量的商品由美元反映的价格上升，而交易相对所用的人民币货币减少，引起通货紧缩。反之，如果人民币汇率相对美元贬值，交易所用的人民币数量将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因此，人民币相对美元有升值压力，实际意味着国民经济运行存在着收缩的压力。政府主导性的投资冲动将会减弱十六届三中全会后，政府体制改革和职能转变的目标是，改生产建设型的政府，为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型的政府，财政要成为公共财政，国有企业要进行大规模的制，投资审批制度也要进行改革。实际上，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改革的深入，政府可控资源减少，政府主导投资冲动的能力也大大下降。因此，2004年政府主导、冲动和诱使的投资将会比2003年减弱。
外商投资增速不定，民间投资启动难度很大。2004年政府主导性投资如果趋于下降，外商投资不能维持高增长，且民间投资不能迅速启动，经济增长的投资推动力将会减弱。出口增速可能会受到出口退税率下调等因素的影响为了释放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实际是人民币变相升值)，我们开始下调出口退税水平，这将增加出口的成本，部分提高出口品的价格，减少出口需求。出口退税率的调整必然会抑制中国商品的出口。在商品出口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出口总额会下降。
改革土地制度会使投资成本上升。从2003年中期开始，中央明确提出要清理已有的开发区，控制新设立开发区，并实行严格的保护耕地的政策，并且对过去征用搞房地产和开发区的用地进行清查。2004年土地征用制度的改革，究竟对招商引资、开发区建设、城市建设和房地产开发影响到什么程度，还是一个不能确定的变数。
清欠民工工资将抑制上欠债工程的热度。对于城市欠农民民工务工工资的问题，已经引起了中央的高度关注，2003年下半年以来，特别是年底，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加大了对农民工欠资的清查摸底、法律援助、打击和处罚等措施。更重要的是，今后对农民工劳动用工的规范，工资的发放要制度化，特别是要限制和打击挪用农民工工资来上项目、搞经济建设的不道德和不法行为。2003年末和2004年如果农民工工资清欠到位和制度严厉，并追缴往年的欠款，对于挪用和利用农民工工资来发展的热劲，无疑是釜底抽薪。
农民工社会保障制度的逐步建立也将抑制经济过热。目前，城镇政权和事业单位的职工，有几千万人还没有纳入社会保障体制，1亿农民工几乎没有进入社会保障体制，到2020年，还将有2亿农民进入城镇。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农民工到城市务工，享有城镇从业人员的一切权益，包括社会保障。而建立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必定影响到企业的成本，抑制投资、建设和出口等各个方面的热度。
结论是：未来中国经济运行中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从未来经济走势看，有两个态势值得重视。一是中国目前处于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段。在这一过程中，还有较短的周期性波动，从中国经济增长的历史分析，大约为四年左右。根据去年以来经济运行的态势分析，可以认为中国目前处于这一周期的扩张时段。但本次扩张是在经历了较长时间的调整以后，伴随新一轮较快增长开始的第一次扩张，因此预计时间不会很短，至少在两年左右。二是外部因素﹑突发事件对经济运行的扰动明显减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国内市场需求支持其高速增长。历次通货膨胀都是由于国内投资和消费过热引起。外部因素，包括外贸和利用外资，决定于国内市场的变化而不是相反。
计量经济模型的分析表明，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因素中，国内消费和投资是主导性的，出口是补充性的。利用1981至1999年年度数据建立的回归方程中，消费﹑投资﹑出口对ＧＤＰ增长的影响度系数依次为0.63﹑2493和0.13，与消费和投资比较，出口的影响要小得多。两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表明，国内需求的增长状况决定着外部因素影响的大小。在进入经济周期的扩张时段以后，国内投资和消费重新达到了较高水平，特别是增幅呈现持续走高态势。这一背景下，外部因素的影响必然会减弱。
未来经济运行中面对的主要风险不是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新一轮经济较快增长中，周期性扩张不是结束于严重的通货膨胀，而是新的生产过剩。由于当前行政主导型的资源配置活动仍然广泛存在，生产过剩的财产责任在很多领域还不明确，不负责任的扩张活动时有显现，例如城市建设中的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各地纷纷上马汽车生产项目等。这就加大了扩张期产生的过剩，特别会造成无法明确财产责任的不良资产，加大政府承担的财政和金融风险。
引进合格境外投资者
国证券市场发展十余年来，整体功能和效率大大提升。但毋庸置疑，作为一个新兴市场，中国证券市场在市场结构等方面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投资者结构的改善问题，通过引进QFII机制，吸引境外合格的机构投资者参与进来，有利于进一步壮大机构投资者队伍。引入QFII机制还有利于借鉴国外成熟的投资理念，有助于引导资金流向，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台湾、韩国等地的经验表明，引入QFII机制后，热衷投资绩优股、重视上市公司分红、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的理性投资理念开始盛行，投机行为有所减少，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市场的巨幅波动。另外，引入QFII还可促进上市公司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加速向现代企业制度靠拢。
有关人士指出，QFII的推出现在已不存在重大的法律障碍，但需要相关部门形成共识和密切配合，才能形成完善的操作方案。目前的焦点主要在总量控制和进入管道，即QFII机制下允许多大规模的境外资金入市，和以何种方式吸引境外资金。QFII属于有约束条件的外资引进机制，其限制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外资机构的准入资格和进入条件，即何等规模、何种类型的外资机构有资格投资境内市场，投资标的是否包括债券、货币市场工具和股票等。事实上，QFII的实际运作包括专门账户管理、外汇风险控制、资本利得的进出管理等，牵涉面非常广，需要相关部门通力配合，出台相关配套措施，防止热钱过度投机炒作、避免QFII冲击外汇市场，扰乱外汇管理秩序。
对于QFII的试点方式，有专家建议以封闭式基金为佳。也有专家建议，QFII基金应在境外发起设立，既在境外注册，也在境外募集，并受到注册地和募集地法律的约束，以及当地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所以，QFII基金的发起设立，最好选择与中国有监管合作的国家和地区。在试点初期，QFII应限定适度的资金规模，其目的一是保持外汇进出的平衡，二是控制其对内地A股市场的冲击。
蓬勃发展的中国经济使外国投资者投资中国的意愿与日俱增。正如法巴百富勤总经济师陈兴动所言：中国资本市场很有发展前途，外国投资者非常愿意加入其中，分享中国经济的高增长的成果。而引入QFII机制，无疑可以为那些“非常愿意”进入中国资本市场的境外投资者开辟一条快捷的绿色通道。但引入QFII机制也要谨防为追求最高报酬及最低风险而在国际金融市场上迅速流动的短期投机性资金，即我们所说的热钱(Hot Money)，又称逃避资本(Refugee Capital)。它是充斥在世界上无特定用途的流动资金，它体现了一种追求汇率变动利益的投机。如果对进出于国家间的流动资金无适当的管制，热钱的移动会大幅影响外汇供需，因此会影响一国汇率起伏。热钱有时对投入地区的经济发展会有刺激投资的正面效应，但是热钱太多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如通货膨胀、汇率剧烈波动、投机风气高涨、储蓄率下降等，均无法在短期内获得解决。投机可能包括贸易结算预期的炒作，股市资金投机，已放开的相关市场的资金流入等。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游资正在涌入中国A股市场。从北京、上海、深圳乃至一些中小城市，数百亿境外游资已经由各种各样的渠道悄然潜入国内证券市场。这股势力正与QFII资金遥相呼应，演绎着蓝筹股盛宴，制造出“做多中国”的巨大声响。
“资本的本性是逐利的。不管政府采取多么严格的管控措施，只要有利可图，资本总会寻找到突破口的。”香港国泰君安赤子之心中国成长基金经理赵丹阳说。
事实上，在外汇储备迅猛增长的表象下，游资暗流早已惊涛拍岸。在扣减450亿美元注资中行、建行后，2003年中国外汇储备仍比上年增加了1168.4亿美元，总计增额约1620亿美元。这个增长数据接近2000年末中国外汇储备的总额，相当于1997-2002年六年间外汇储备增额的总和。但在外贸和外商直接投资领域，去年前10月的外贸顺差为148.7亿美元，1-11月外商直接投资471.54亿美元。“虽然年末的最终数据还未公布，但粗略地计算，将外汇储备增加额减去外贸顺差与外商直接投资，则剩下近千亿美元资金流入是无据可查的。可以估算，非法流入中国的资金至少在800-900亿美元。”赵丹阳说。
情势可能比想象的还要严峻得多。2004年1月5日，国家外汇管理局首次详细公布了2003年9月以来外汇大检查的结果。虽然没有给出最终查处的违规数据，但检查的广度与细致程度已颇为罕见。外汇局新闻发言人介绍，此次专项检查共组织全国10300家经营收汇和结汇业务的银行及其分支机构进行了自查，外汇局对其中1165家银行及其分支机构开展了现场检查。
“1998年时我们也进行过一次外汇大检查，发现了100多亿的资金有问题。当时主要发现的是境内资金外逃，这次情况就完全不同，是境外资金大量流入。”外汇局一位副司长说。
“境外游资入境几乎是防不胜防。它们之所以有如此强烈的入境冲动，主要是因为可以获得两部分可观的收益：一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后的预期收益，一是在境内投资获得的收益。其中，出于流动性的考虑，有相当一部分资金流入了A股市场。”世纪证券分析师刘峰博士说。
与刘峰的观点相佐证，A股市场数个月里的种种异动也隐现出了境外游资的痕迹。“现在有很多股票，像蓝筹股等，都有明显的境外资金介入的迹象。”民族证券分析师徐一钉认为，“要确切算出境外游资的数额是不可能的，即便是监管机构也难以做到。这些资金可能混入散户、企业、券商或是私募基金的账户。可能的估算依据是数倍于目前QFII的资金量(17亿美元)。若以五倍计算，则是85亿美元，即700亿元人民币。”
美国利率低启，再度升息的可能性升高，加上美元汇率走软，导致大量美国债市资金逃离美国，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在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与宏观经济向好的诱惑下，这些游资自然首选中国。在亚洲国家或地区，过去本地市场的经验表明，在本币升值时股市都会狂飚飞涨。“像在日本、韩国、中国台湾与香港地区，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都还健在。他们至今仍对那个暴富年代有着深刻的印象。他们是想再重温他们在本国经历过的体验，或是抓住以前没有抓住的千载良机。”徐一钉说。
事实上正是与境外游资性质相似的美国及亚洲资金抬升了红透香江的H股。2004年1月7日，香港H股指数收于5182.86点，过去半年内涨势高达100%。“过去一年中，拉升H股的资金主要来自美国、欧洲和日本，其中也有相当部分的境内资金。事实上，前期H股的涨势已经预兆了A股的上扬，两个市场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赵丹阳说。
可以印证的是，国内股市的大盘蓝筹股在一片“价值发现”的呼声中冉冉上升，成为A股市场的明星。而这在过去数年间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国内市场上所有人都在谈‘价值发现’，但真正领会并能运用自如这种投资理念的恐怕只有QFII和这些境外游资。游资会在市场上找一个渲泄口，他们肯定先找出一个核心的领军人物，而这些个股必定是宝钢、联通、长江电力这样的大盘蓝筹股。”赵丹阳说。
“蓝筹行情恰恰印证了这些境外游资的存在，虽然资金量有限，但他们会与QFII一道扮演市场领头羊的角色，影响力不容小视。之所以进入中国，游资首先是想分享中国经济增长的成果，因此会率先考虑持有能源、通信、钢铁、金融、交通、港口等与国民经济最密切相关的个股。同时，他们还优先考虑到了流动性问题，因而必定选择这些行业中的龙头股。”刘峰说。
就在这样的时点，外汇局公布的外汇大检查结果又预示了什么？“从去年第三季度开始，管理层就在查外资进入A股市场的事情。为什么现在才公布，是认为市场有些过热，在给证券市场提个醒。这是管理层出的第一张牌，如果市场继续热下去，他们可能还会出别的牌。”徐一钉分析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