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刑事专家的角度来说，”福尔摩斯先生说，“自从莫里亚蒂教授死了之后，伦敦变成了一座非常乏味的城市。”
“我相信正派市民没有几个会同意你的看法，”我回答说。
“是啊，是啊，我不该自私，”他笑着说，一面把椅子往后一推，离开了早餐桌。“这对社会当然有益。除了因失去活干而无所事事的可怜的专家以外，谁也没有受损失。在那个家伙惹事生非的日子里，每天都可以从晨报上读到可能发生的事。而且，华生，虽然常常是微不足道的蛛丝马迹，模糊不明的一个暗示，却足以让我知道这个恶毒的匪首还在那里，就如同蛛网边缘稍有颤动，就能使人想到潜伏在网中央那个可恶的蜘蛛一样。对于掌握线索的人来说，小偷小摸的行径、恣意行凶、意图不明的暴行，都可以连成一个整体。对于研究上层黑社会的学者来说，当时的欧洲还没有一个首都能提供伦敦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可是现在呢——”他耸了耸肩，很幽默地对他自己费尽心血创造出的现状表示不满。
我现在谈到的这个时候，福尔摩斯回到伦敦已经有几个月了。我在他的请求下，也已经出让了我的诊所，搬回贝克街和他合住在我们的老寓所。一个叫维尔纳的年轻医生买下了我在肯辛顿的小诊所，而且没有丝毫犹豫就按我冒昧提出的最高价付了钱。几年后我才弄清真相，维尔纳原来是福尔摩斯的一个远亲，钱实际上是我朋友出的。
其实，在我们合作的这几个月里，日子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平淡无奇。
我查看了一下我的笔记，发现这段时间的案子里有前穆里罗总统文件案和荷兰“弗里斯兰”号轮船的惊人事件。这后一个案子差一点要了我俩的命。但是，他天性冷静、自重，总是不喜欢任何形式的公开赞扬，而且以最严格的规定约束我只字不提关于他本人、他的方法、他的成功的话。我已经解释过，他的这项禁令只是现在才被取消的。
福尔摩斯发表了上述古怪的牢骚之后，往椅子背上一靠，悠闲地打开晨报。就在这时，一阵吓人的门铃声引起了我们的注意，紧接着是一阵咚咚的敲门声，好像有人在用拳头捶打大门。门开了，可以听到有人吵吵闹闹地冲进了过道，急切的脚步噔噔噔地上了楼梯。没过一会儿，一个头发散乱、目光凌乱、脸色苍白的年轻人发疯似地闯进屋来。他轮流打量了我们，看到我们疑问的目光，意识到有必要为自己这样冒冒失失地闯进来道声歉。
“对不起，福尔摩斯先生，”他大声说，“请别责备我，我都快要发疯了。福尔摩斯先生，我就是那个倒霉的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
他这样介绍自己，仿佛光是他这名字就能解释他来访的目的和失礼的原因一样，但我从我朋友毫无反应的脸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和我都一样对这个名字一无所知。
“先抽支烟吧，麦克法兰先生，”他说着递过烟盒。“我相信我这位朋友华生医生准能根据你的症状开一剂镇定药。这几天天气够热的。要是你现在感到心神安定一点了，就请坐在那把椅子上，慢慢地、静静地告诉我们你是谁，找我们有什么事。你报了你的名字，好像我应该认识你，可是除了你是个单身汉、律师、共济会会员、哮喘病患者以外，我确实对你一无所知。”
我因为熟悉我朋友的方法，所以不难领会他的推理，并且看得出，他这些推理的依据是这位年轻人不修边幅、带着一扎法律文件、表链上有护身符、呼吸急促。可是这位年轻的委托人却惊得目瞪口呆。
“是的，您说的都没错，福尔摩斯先生。此外，我现在还是全伦敦最不幸的人。看在上帝份上，福尔摩斯先生，别扔下我不管。要是他们在我没有讲完之前就来逮捕我，请您让他们给我点时间，把全部事实告诉您。只要知道有您在外面为我奔走，我会高高兴兴地走进监狱。”
“逮捕你！”福尔摩斯说，“这真是太……太有意思了。你认为他们会以什么罪行逮捕你呢？”
“谋杀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达克先生。”
我朋友那富有表情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在我看来似乎多少带点满意的同情。
“我的天哪，”他说，“刚才吃早饭的时候，我还对我朋友华生医生说，一切轰动社会的案子都已经从报上消失了呢。”
我们的客人伸出一只颤抖的手，拿起仍在福尔摩斯膝盖上放着的《每日电讯报》。
“先生，您只要看过报纸，就会一眼看出我今天上午为什么来找您了。
我觉得好像人人都在谈论我的名字和我的不幸。”他把报纸翻到登载重要新闻的那一版。“在这儿，请允许我给您念一念。您听这个，福尔摩斯先生，标题是：“下诺伍德的神秘案件。着名建筑师失踪。怀疑为谋杀纵火案。罪犯的线索。”这就是他们追查的线索，福尔摩斯先生。我知道这线索必然会引到我身上来。从伦敦桥火车站起就一直有人跟踪我，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只是在等逮捕证而已。这会让我母亲伤心的——肯定会让她伤心的！”他惊恐万状地使劲扭着双手，在椅子上一前一后地晃着身子。
我饶有兴趣地打量着这个被指控行凶的男人。他长相英俊，但脸色略显苍白，一头淡黄色的头发，一双充满恐惧的蓝眼睛，脸刮得干干净净，神经质的嘴唇显得优柔寡断。他大约二十七岁，衣着和气质像位绅士。他浅色夏季外套的口袋里露出一卷签注过的文件，表明了他的职业。
“我们得抓紧时间，”福尔摩斯说。“华生，劳驾你把报纸拿起来，念一下刚才谈到的那一段，好吗？”
在我们委托人刚才念到的大标题下，有下面这段带暗示的叙述。我念道：
“昨天深夜或今天凌晨，下诺伍德发生了一起意外事件，恐系严重犯罪行为。约纳斯·奥达克先生为该郊区颇有名气的居民，在此从事建筑业多年。奥达克独身，五十二岁，住在悉登哈姆路尽头的幽谷山庄。他以习性怪僻、沉默寡言、不爱交际而出名。他歇业已有数年，据说曾挣下大笔钱财。宅后仍有一贮木场；昨晚约十二点，贮木场发出火警，消防队立刻赶到现场，但因木料干燥、火势过旺而只能等到整堆木料烧尽才控制住火势。至此，起火原因似属偶然，但另有迹象显示此乃严重犯罪行为。火灾现场未见户主，令人颇感意外。经查询，方知户主已失踪。检查卧室，床无人睡过，而保险柜门被打开，满地散落着若干重要文件。最后发现室内有曾发生激烈打斗之迹象，并在室内找到少量血迹及橡木手杖一根，柄上亦沾有血迹。现已查明，是夜奥达克先生曾在卧室接待来客，该手杖即来客之物。此深夜来客为年轻律师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先生，即中东区格莱沙姆大楼４２６号格雷姆-麦克法兰事务所之合伙人。警方相信已掌握能说明犯罪动机之有力证据。总之，毫无疑问，该事件会有惊人发展。
本报付印时，有谣传麦克法兰先生因谋杀约纳斯·奥达克已被逮捕，至少逮捕证已发出。诺伍德事件的调查又有不祥进展。在建筑师的卧室里（卧室位于一楼），除有打斗迹象外，现又发现法国式落地窗敞开，并有笨重物体从室内拖往木料堆的痕迹。最后在火场灰烬中找到被烧焦之残骸一说已被肯定。据警方推测，此乃一起惊人的凶案。受害者在其卧空中被用木棍击毙，文件被盗，尸体被拖至木料堆焚烧灭迹。此案已交苏格兰场富有经验之警官雷斯垂德进行调查，此刻正以其惯有之精力与机智追查线索。
福尔摩斯闭着眼，双手指尖顶指尖，听了这篇惊人的报道。
“这个案子确实有几点值得注意，”他慢吞吞地说。“麦克法兰先生，让我先问你一句：既然看起来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你，怎么你仍然逍遥法外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和父母同住在布莱克希斯的托林顿寓所，但昨晚我因为与约纳斯·奥达克先生处理事务到很晚，就在诺伍德的一家旅馆住下了，然后从那里去事务所。我是坐在火车上看到你刚才听到的那条新闻时才知道这件事的。我立刻意识到自己处境非常危险，便赶来把这个案子委托给您。
我相信，我要是在家里或者在办公室里，肯定已经被抓走了。有个人从伦敦桥火车站起就一直跟着我，我毫不怀疑——天哪！谁来了？”
门铃响了，紧接着楼梯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不一会，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出现在房门口。越过他的肩膀，我看到门外站着一两个穿制服的警察。
“是约翰·赫克托·麦克法兰先生吗？”雷斯垂德说。我们这位可怜的委托人站起身来，脸色发白。
“由于你蓄意谋杀了下诺伍德的约纳斯·奥达克先生，我现在逮捕你。”
麦克法兰做了一个绝望的手势向我们转过脸来，然后，像当头挨了一棒一样，又一屁股坐到了椅子上。
“请等一下，雷斯垂德。”福尔摩斯说，“再等半个小时左右对你不会有影响吧。这位先生正要给我们讲一讲这桩非常有趣的事件的经过，这可能会帮助我们弄清真相。”
“我想弄清真相不会有困难，”雷斯垂德板着脸说。“话虽这么说，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还是很有兴趣听听他的说法。”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很难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因为你在过去曾帮过我们一两次，我们苏格兰场欠你一份情呢。”雷斯垂德说。“同时，我必须和犯人呆在一起，而且我还要警告他：他说的每一句话都会成为呈堂证供。”
“那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委托人说。“我只请求您一定听我讲，然后确认我讲的绝对是真话。”
雷斯垂德看了一下他的表后说，“我给你半小时。”
“我必须先解释一下，”麦克法兰说，“我对约纳斯·奥达克先生一点也不了解。他的名字我倒是很熟悉，因为我父母多年前曾与他相识，但后来疏远了。因此，他昨天下午三点左右走进我在城里的办公室时，我颇感意外。
当他说明来意时，我更感意外。他手里拿着几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满了潦潦草草的字——就是这几张——然后他把纸放在我的桌上。
“这是我的遗嘱，”他说。“麦克法兰先生，我想请你把它按法律格式写出来。你写吧，我就在这儿坐着。”
“我开始抄写。当我发现他除留下少量钱财，把其余的财产都留给了我时，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我的惊讶。他是个像小雪貂一样的怪人，长着白色的眉毛。当我抬起头来望他时，看到他那锐利的灰眼睛正盯着我，脸上带着一种开心的表情。我读到遗嘱的条款时，简直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他解释说，他是个单身汉，几乎没有活着的亲属。他年轻时就认识我父母，而且一直听说我是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可以放心地把他的钱交给我。当然，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感谢的话。于是，遗嘱被抄了出来，签了字，并有我的书记当证人。这就是最后的文本，而那些纸片，我已经解释过，只是草稿。约纳斯·奥达克先生接着告诉我，还有许多文件需要我去过目、弄懂，都是些租约、房契、抵押契据、临时凭证等等。他说他要等到这些事情都安排好后才能放心，并且要我在晚上带上那份遗嘱，去诺伍德他家里料理这些事。“记住，我的孩子，在这件事办妥之前，千万不要向你父母亲提起。我们要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他非坚持这一点不可，而且还要我保证一定做到。
“福尔摩斯先生，您可以想象得出来，我当时无法拒绝他的任何要求。
他是我的恩人，我最大的希望就是不折不扣地实现他的愿望。于是，我给家里发了一份电报，说我手头有要紧的事，不好估计我会呆到多晚才回家。奥达克先生说他希望我能在九点钟跟他一起吃晚饭，因为他很可能九点才到家。可是，他家不大好找，我将近九点半才到他家。我看到他……”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谁给你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我想是他的管家吧。”
“我想把你名字说出来的，肯定就是她吧？”
“正是，”麦克法兰说。
“请接着讲下去。”
麦克法兰擦了一下湿漉漉的额头，继续讲下去：
“这个女人把我带进客厅，里面已经摆好了简单的饭菜。饭后，约纳斯·奥达克先生把我带到他的卧室，那里有一个保险柜。他打开保险柜，取出一大堆文件。我们一起把这些文件过了一遍，直到十一点与十二点之间才看完。
他说不要打搅女管家，让我从那扇一直开着的法国窗户出去。”
“窗帘放下来没有？”福尔摩斯问。
“我说不准，但我想是放下了一半。是的，我记起来了，他开窗的时候还把窗帘往上拉了。我没找到我的手杖，他说：“没关系，孩子，我希望从现在起能常常见到你。我先替你把手杖收着，等你下次来取。”我就这么走了，当时保险柜还开着，桌子上还摆着分成几小包的文件。天太晚了，我无法赶回布莱克希斯，便在阿纳利·阿姆斯旅馆住了一夜。其他的事情我一无所知，一直到今天早晨才从报纸上读到这可怕的事。”
“福尔摩斯先生，你还有什么要问的吗？”雷斯垂德说。刚才听那年轻人讲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的时候，他有一两次扬起了眉头。
“在去布莱克希斯之前，没有什么要问的了。”
“你是说去诺伍德，”雷斯垂德。
“哦，是的，我指的正是那里，”福尔摩斯说，脸上挂着谜一样的微笑。
雷斯垂德从多次经验中知道，福尔摩斯的脑子就像一把刀片，能切开这他看来坚不可摧的东西，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一点。我看到他好奇地望着我的同伴。
“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等一下我想跟你说句话，”他说。“好了，麦克法兰先生，我的两个警士就在门口，外面还有一辆四轮马车在等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