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九五年，我朋友在身心两方面都处于最佳状态。他那与日俱增的名声，使他要办的案子应接不暇。我只要哪怕是略微暗示一下迈进我们贝克街小小寒舍的某些着名人物，都会被认为不够谨慎，而受到责备。福尔摩斯像所有伟大的艺术家一样，只为事业而生活。除了霍尔德尼斯公爵一案外，我很少见他为自己无法估量的功绩索取高额报酬。他非常清高，或者说非常任性，常常拒绝帮助那些有钱有势的人，因为这些人的案子引不起他的兴趣；而同时，他又会一连好几个星期尽心尽力地为一些普普通通的当事人奔走，因为这些人的案子离奇动人，能激发他的想象力，并考验他的才智。
在一八九五年这难忘的一年中，福尔摩斯经办了一系列稀奇古怪、矛盾百出的案子，其中包括对红衣主教托斯卡突然死亡的着名调查（这是在教皇陛下特别指示下办理的），以及抓获那位臭名昭着的养金丝雀的威尔逊（这为伦敦东区除掉了一个祸根）。紧接着这两个案子的是伍德曼李庄园的惨案，也就是彼德·卡里船长之死的疑案。要是不把这桩非同寻常的案件加进来，那么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的破案记录也许不能算全。
那是七月的第一个星期，我朋友常常长时间外出，所以我知道他手头肯定有什么案子。那几天，有几个长相粗野的人来访，并询问巴斯尔船长，于是我意识到福尔摩斯一定乔装改扮、隐姓埋名在某处办案，以不让人知道他那令人生畏的身分。福尔摩斯在伦敦不同的地方至少有五个小住处，可以在这些地方改变自己的身分。他丝毫没有向我提及他正在办理的案子，我也不习惯追问他。真正使我猜出他调查目标的第一个迹象是非常奇特的。他早饭前就出去了，当他迈着大步走进屋来时，我坐下来正准备吃早饭。只见他头戴礼帽，腋下夹着一根像雨伞一样的有倒刺的短矛。
“我的天哪，福尔摩斯！”我叫了起来。“你就这样带着那玩意儿在伦敦东逛西转吗？”
“我一路跑到肉店又跑了回来。”
“肉店？”
“是啊，回来后胃口好极了。我亲爱的华生，早餐前锻炼一下无疑是大有好处的。不过我敢打赌，你猜不出我进行了什么锻炼。”
“我也不想猜。”
他一面倒咖啡一面低声笑着。
“要是你刚才在阿拉迪斯肉店的后面，就会看到天花板下挂着一只死猪，一位穿着衬衫的绅士正用这武器疯狂地戳它。这个精力旺盛的人就是我。
我很高兴我没有花多大力气就一下子把猪刺穿了。也许你也想试一试？”
“我才不想试呢！可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因为我觉得这与伍德曼李的疑案有间接联系。啊，霍普金斯，我昨晚收到了你的电报，一直在恭候你的光临。进来和我们一起吃点东西吧。”
我们的客人非常机警，三十左右，身穿素雅的花呢衣服，但保持着穿惯了制服的那种笔挺的风度。我立刻认出他是斯坦莱·霍普金斯，一位福尔摩斯寄予厚望的年轻警探。他像小学生一样，对我们这位晋名业余侦探的科学方法充满了钦佩和敬意。霍普金斯愁容满面，带着十分沮丧的神情坐了下来。
“不用了，先生。我来这儿之前就吃过早饭了。我昨天来伦敦汇报，晚上就没有回去。”
“你有什么可汇报的？”
“失败，先生，彻底的失败。”
“没有任何进展吗？”
“没有。”
“我的天哪！我一定要查一查这个案子。”
“福尔摩斯先生，要是您能查办这个案子，我可太高兴了。这个案子本来是我的一次好机会，而我却一筹莫展。看在上帝份上，去那儿帮我一把吧。”
“好，好，我碰巧刚刚仔细看过已经掌握的所有证据，其中包括那份侦察报告。我顺便问一下，在犯罪现场发现的那只烟丝袋，你是怎么看的？那上面没有任何线索吗？”霍普金斯好像吃了一惊。
“先生，那当然是他自己的烟丝袋，里面有他名字的缩写字母。烟丝袋是用海豹皮做的——他以前捕过海豹。”“可他没有烟斗。”
“是的，先生，我们没有找到烟斗。他确实很少抽烟，不过他也许为朋友们准备了一些烟丝。”
“显然是吧。我提及这一点，是因为如果我来处理这个案子，会倾向于把这烟丝袋作为我调查的起点。不过，既然我朋友华生医生对这起案子一无所知，我也不反对再听一遍这个案子发生的经过，你不妨把主要情况简单地给我们讲一下。”斯坦莱·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条。
“我这儿有份年谱，可以说明死者彼德·卡里船长的一生。他生于一八四五年，现年五十岁，在捕捉海豹和鲸鱼上可谓不畏艰险，而且相当成功。
一八八三年，他当上了丹迪港的捕海豹船“海上独角兽”号的船长，一连几次出海都颇有收获，于是便于次年，也就是一八八四年，告别了海上生活。
在这之后，他旅行了几年，最后在苏塞克斯郡靠近弗雷斯特住宅区的地方，买下了一个叫伍德曼李的小庄园，并在那里住了六年，一星期前遇害。
“这个人有些很特殊的地方。在日常生活中，他可算是个严格的清教徒，话不多，也比较阴郁。他家里有妻子，一个二十岁的女儿和两个女仆。女仆经常更换，因为他家的气氛很压抑，有时简直让人受不了。这个人时不时地会喝得酩酊大醉，一醉就成了十足的恶魔。大家都知道，他有时半夜把妻子和女儿赶出家门，打得她们在院子里四处乱跑。直到全村的人被尖叫声惊醒。
“他有一次曾因殴打老牧师而遭到传讯，因为老牧师到他家中指责他行为不良。总而言之，福尔摩斯先生，你很难遇到比彼德·卡里更凶暴的人，而且我听说他当初当船长时性格就是这样。他这一行的人都叫他黑彼德，给他起这个名字，不仅因为他皮肤黝黑，留着黑色的大胡子，而且因为他周围的人都怕他怕得要命。不用说，邻居们没有一个不怕他、没有一个不对他敬而远之的。他这样惨死之后，我没有听到有谁说过一句惋惜的话。
“福尔摩斯先生，你一定在调查报告中看到，这个人有个小木屋，不过也许您朋友还没有听说过这一点。他在离家几百码远的地方建了一个小木屋，总把这木屋叫作“小船舱”，并且天天晚上睡在里面。这个小木屋只有一间，长１６英尺，１０英尺。他一直把木屋的钥匙装在自己的口袋里，自己铺床，自己收拾屋子，而且决不让任何人迈进木屋的门槛。木屋的四壁都有窗户，上面挂着窗帘。窗户从来不打开。有一扇窗户正对着马路，晚上里面亮着灯时，人们常相互对它指指点点，猜想着黑彼德在里面干什么。福尔摩斯先生，我们在调查中得到的几点明确的情况就是从这扇窗户得来的。
“您还记得，在出事的前两天，有一位名叫斯雷特的石匠，在凌晨一点钟时从弗雷斯特住宅区走来，走过小木屋时停了一下，透过树丛朝亮着灯的窗户望了一眼。他发誓说，清清楚楚地看到窗帘上映出一个人头部的侧面像，并且说这个人绝对不是他所熟悉的彼德·卡里。这个人留着胡子，但他的胡子很短，而且向前翘着，与船长的胡子完全不同。石匠是这样说的，不过他当时已经在酒店里喝了两个小时的酒，而且马路离窗户也有一段距离。再说，他说的事是星期一，而谋杀是星期三发生的。
“星期二那天，彼德·卡里脾气坏极了，喝酒喝得满脸通红，凶暴得像头吃人的野兽。他在他家的周围转游着，家里的几个女人听到他回来早就溜了。他深夜去了小木屋。他女儿当晚是开着窗户睡觉的，在凌晨两点钟时她听到从木屋方向传来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但是没有把这放在心上，因为他喝醉了之后大喊大叫是常有的事。有个女仆早晨七点钟起来时，看到木屋的门开着，但是因为太怕黑彼德了，所以一直到中午才有人大着胆子去看看他怎么样。人们朝开着的屋门里瞥了一眼，映入他们眼帘的景象吓得他们脸色苍白，飞跑回村。不到一小时，我就到了现场，接过了这个案子。
“福尔摩斯先生，您知道我通常是很冷静的，但我可以告诉您，当我把头探进那小木屋时，我真的吓了一大跳。成群的苍蝇和绿头蝇在嗡嗡地叫着，墙壁和地板看上去简直像个屠宰场。他把这小木屋叫作“船舱”，这也的的确确像个船舱，因为你在里面会感觉到像在一艘船上一样。屋子的一头有张床铺，一个水手柜，墙上有地图和图表，还有一张“海上独角兽”号的油画，一个架子上摆着一排航海日记，整个一切完全像人们在一个船长的舱里所看到的。他本人在屋子的中间，那张脸像一个因痛苦而死亡的人一样扭曲着，斑白的胡子因为痛苦而往上翘着。一把钢制的鱼叉穿过他宽阔的胸膛，一直深深地扎进他身后的木墙上。他就像一只被钉在硬纸板上的甲虫。他当然早就死了，而且好像在他发出那痛苦的吼叫之后立刻就死了。
“先生，我熟悉您的方法，也运用了它们。我先不让人搬动任何东西，而是先仔细地检查了屋外的地面和屋里的地板。没有任何脚印。”
“你是说你没有发现脚印？”
“先生，我可以向您保证，那里没有任何脚印。”
“我的好霍普金斯，我办过许多案子，还没有碰到过由什么会飞的动物作的案。只要罪犯有两条腿，就一定会留下浅浅的脚印、淡淡的擦痕以及东西移动过的微微的痕迹，一个运用科学方法的侦探全能看得出来。简直难以想象，这么一间溅满血迹的屋子居然会没有任何一点可以帮助我们的线索。
不过，我从你的调查中可以看出，有些东西你没有能仔细检查。”
这位年轻警长听到我朋友这番讽刺话后，不由得眉头一皱。
“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没有找您真是太蠢了，可现在说这话也没有用了。是的，屋里确实有几样东西值得特别注意。其中之一是用于谋杀的那把鱼叉，是从墙上的一个架子上一把抓下来的。架子上还有两把鱼叉，放第三把鱼叉的地方空着。鱼叉的木柄上刻着“ＳＳ，海上独角兽号，丹迪港。”以此可以推断，凶杀是在愤怒之中发生的，凶手顺手操起了看到的第一件武器。
考虑到凶杀发生在凌晨两点，而且彼德·卡里穿着衣服，我们可以推测，他与凶手有约会，桌上的一瓶罗姆酒和两只用过的杯子也证明这一点。”
“不错，”福尔摩斯说，“我想这两个推测都说得通。屋里除了罗姆酒外还有别的酒吗？”
“有，水手柜的上面有个小酒柜，里面摆着白兰地和威士忌。不过这对我们并不重要，因为这些细酒瓶个个都是满的，显然没有喝过。”
“话虽这么说，这小酒柜还是比较重要的，”福尔摩斯说，“好了，请给我们讲讲你认为与此案有关的其他物品吧。”
“桌上放着这只烟丝袋。”
“放在桌子的哪个地方？”
“放在桌子的中间。烟丝袋是用未加工的带毛的海豹皮做的，上面有根小皮绳可以把它系住。烟丝袋翻口的里面有字母“Ｐ． Ｃ．”，袋子里有半盎斯水手们抽的强烈的烟丝。”“太好了！还有什么？”
斯坦莱·霍普金斯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土黄色封面时笔记本，本子的外面已经磨得起了毛，里面的纸张也发黄了。笔记本的第一页上有人名字母缩写“Ｊ．Ｈ． Ｎ． ”和日期“一八八三”。福尔摩斯把笔记本摆在桌上，非常仔细地检查起来，霍普金斯和我则一左一右越过他的肩膀看着。笔记本的第二页上印有“Ｃ． Ｐ． Ｒ． ”三个字母，后面几页都是数字。再往后有“阿根廷”、“哥斯达黎加”、“圣保罗”等大项，每一项的后面都有几页符号和数字。
“你是怎么看待这些的？”福尔摩斯问。
“看起来好像是交易所证券的报表。我想“Ｊ．Ｈ． Ｎ．”可能是某个经纪人名字的缩写字母，“Ｃ． Ｐ． Ｒ． ”可能是他的委托人。”
福尔摩斯说，“看看“Ｃ． Ｐ． Ｒ． ”是不是加拿大太平洋铁路？”
斯坦莱·霍普金斯一面低声责骂自己，一面握紧拳头敲着自己的大腿。
“我真是太笨了！”他叫道，“你说的一点不错。那么我们要解开的只有“Ｊ．Ｈ． Ｎ．” 这几个名字缩写了。我已经查过交易所的老报表，发现一八八三年交易所内外所有经纪人中没有个人的名字缩写字母与这相符。可我总觉得这是我手头掌握的最重要的线索。福尔摩斯先生，您得承认有这种可能性，这几个字母也许是现场第二个人的名字缩写，也就是说是凶手的名字缩写。我还认为，记载着大量有价证券的笔记本出现在本案中，第一次向我们指出了谋杀的动机。”
福尔摩斯脸上的表情说明，这新的事态发展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我很赞同你的两个观点，”他说，“我承认这本在最初调查中没有提到的笔记本改变了我原来的看法。我原来对这起案子的看法没有考虑到这个笔记本。你有没有追查一下笔记本里提到的那些证券？”
“我们正在交易所调查，但是我想这些南美公司股票拥有者的全部名单很有可能在南美，肯定要过几个星期之后才能查出这些股份。”
福尔摩斯一直在用放大镜仔细检查笔记本的封皮。
“这儿有点弄脏了，”他说。
“是的，先生。那是血迹。我告诉过您，我是从地板上捡起来的。”
“血迹是在笔记本的上面还是下面？”
“是在挨着地板的那一面。”
“这意味着笔记本是在案发之后掉下来的。”
“正是这样，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也是这样想的，而且我还认为笔记本肯定是凶手仓皇逃跑中掉下的，因为它掉在门的旁边。”
“我想死者的财产中一定没有找到这些证券吧？”
“没有。”
“你有没有理由认为这是一起杀人抢劫案呢？”
“没有，先生。 屋里的一切好像都没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