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
作者：［美］赫尔曼·E.戴利
译者：诸大建胡圣
出版社：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赫尔曼·E.戴利像
赫尔曼·E.戴利（1938～），美国著名的生态经济学家，研究环境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的专家，国际生态经济学学会的主要创建者之一。其著作颇丰，主要作品有《静态经济学》、《经济学、生态学、伦理学》、《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等。另外，他还在学术期刊和杂志上发表过100多篇论文。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出版于1996年，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在本书中，戴利所阐发的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理念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关于可持续发展的革命意义。戴利把可持续发展看作是对传统经济学具有变革作用的革命性科学来认识和架构的。在这一点上，他与那些坚持把可持续发展看做是传统发展观的学者，有了根本的区别。他强调，“增长”是一种物理上的数量性扩展，而“发展”是一种质量上、功能上的改善，而可持续发展就是一种超越增长的发展。强调可持续发展，就需要对当前的以数量为中心的发展观进行清理，建立以福利为中心的质量性发展观。
其次，将“经济是生态的子系统”作为发展观的核心理念。传统发展观的根本错误在于认为经济是孤立的系统，可以无限制增长。而可持续发展强调经济只是外部有限生态系统的子系统，其增长不是无限的。随着经济子系统的增长，当整个生态系统从“空的世界”变为“满的世界”时，当自然资本替代人造资本成为稀缺的限制性因素时，经济子系统就要从数量性增长转为质量性发展。因此，戴利认为经济成熟的北方发达国家首先应为可持续发展做出改进。
再次，可持续发展是生态、社会、经济这三个方面的优化集成。我们应该为足够的人均福利而努力奋斗，使能获得这种生活的人数随着时间的延续达到最大化。值得强调的是，可持续发展要求生态规模上的足够、社会分配上的公平、经济配置上的效率同时起作用。但现状是：一些人的生活超过了足够；另一些人的生活则远远低于足够。
最后，关于可持续发展的操作意义。要使世界走向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政策调整。可以从这几方面入手：停止当前把自然资本消耗计算作为收入的做法；对劳动及其所得应该少征税，而对资源流量应该多征税；从强调劳动生产率转向强调资源生产率；应该以国内市场为首选发展国内生产，只有在明显高效率的情况下才能让资源参与国际贸易。
在本书中，作者建立了一种与传统经济学和传统发展观不同的新理论框架，对国民账户、国际贸易、贫穷、人口、宗教、伦理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再思考。本书是戴利对环境、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理论、政策研究的集大成著作。
戴利在《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阐述保持可持续发展思想的同时，提出了政策性的建议。在这方面，本书所具有的系统性、深刻性、革命性是其他著作所无法与之匹敌的。因而，学术界普遍认为戴利是对传统经济学发起“哥白尼式革命”的最卓越的倡导者。
本书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自出版以来就深受读者的重视，被看做是每一个关心可持续发展的人的必读之作。此外，本书对于读者理解“什么是真正的可持续发展”有极大的帮助。
环境保护主义者和可持续发展的倡导者真正必须面对的是，有关为什么他们的努力最终讲得通的深刻的哲学和宗教问题。不管是关于“盖亚”的含混的泛神论的感伤，还是像“biophilia”（热爱生命的天性）这样的特设的意愿的发明，都不能承受猛烈的哲学批评，但是它们是离开纯粹的科学唯物主义的值得欢迎的第一步。我发现受到怀特海影响的像B.科布、霍特和查尔斯·伯奇这样的少数宗教思想家的思考，在足够地热爱自然以便为拯救它而斗争方面，比科学唯物主义和传统神学提供了远为牢固的基础。许多其他的宗教与基督教一起相信创世的神学（不同于知识界的“科学创世论”），因此“biophilia”这类用作说服性美德而不是机械性本能的东西被证实有广泛的宗教基础。所有的传统宗教都是同样的现代盲目崇拜的敌人，这种盲目崇拜认为偶然发生的借助于以科学和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增长的人类是真正的创造者，而自然世界只是一个无目的的物种在任意的工程中所使用的工具性的偶然的物质堆积。如果我们不能提出比这个更内在和谐的宇宙学，那么我们不妨还是把仓库关掉。大家都去垂钓，至少在鱼还存在的时候。
“规模”这一术语是“人口乘以人均资源使用量而得出的生态系统中人类生存的物理规模或尺寸”的缩写。经济中既定资源流程的最佳配置是一回事（一个微观经济问题），而整个经济相对于生态系统的最佳规模则又是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了（一个宏观问题）。微观的配置问题类似于将既定重量最合理地分配在一条船上。尽管重量被合理地分配了，但仍存在船究竟可以承受多大净重的问题。这一绝对最佳载重量在海事制度中被称为装载线（Plimsollline）。当水位标志达到装载线时船就达到了安全承重能力的极限；当然若重量分配不当，水位线就会提前达到装载线。当然，即使重量被合理分配，但当净负重增加时，水位标志最终仍将达到装载线。如果载重过大，以最佳方式分配重量的船也仍将沉没！应当弄清最佳配置与最佳规模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宏观环境经济学的主要任务是设计出一个与装载线相类似的制度，用以确定重量即经济的绝对规模，使经济之船不在生物圈中沉没。
市场，当然是在经济子系统中运作的，它在其中只做了一件事——通过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动力刺激来解决配置的问题。虽然市场在解决配置问题上做得很好，但它并未解决最佳规模和最佳分配的问题。人们普遍承认市场是无法解决公平分配问题的，但对于市场无法解决最佳规模或可持续发展的规模这一问题却未得到一致认可。
不承认规模问题与配置问题的独立性会造成混乱，下面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高贴现率和低贴现率哪一个给环境造成的压力更大？一个通常的回答是高贴现率会造成更大压力。因为它加快了不可更新资源的耗尽速度，同时缩短了开发可更新资源的闲置期并减少了周转量。它虽然大大改变了资本和劳动对开发自然资源项目的配置情况，但却限制了项目的数量。低贴现率在鼓励减少每一项目利用资本的同时却增加了项目的数量。高贴现率的配置效果是为提高产量，但它的规模效应却是在降低产量。尽管有人认为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规模效应会占主导地位，但哪一个更好是很难说清的。解决这一困境的方法是要意识到：对待这两个独立的政策目标需要两种独立的政策工具。我们不能采用单独贴现率的政策手段来同时解决最佳规模和最佳配置这两个不同的问题（丁伯根，1952）。贴现率应该能用于解决分配问题，但规模问题的解决则要靠一种目前还未存在的政策手段来解决，现在我们不妨把它称之为“经济的装载线”（EconomicPlimsollline），它能限制经济产量的规模。
总之，由于自然资本已经代替人造资本成为限制性要素了，因此我们应该采取政策最大限度地提高它现在的生产率和它未来的供应量。这一结论并非不重要或者不相关的，因为它意味着最大限度地提高人造资本的生产率和累积的现行政策已不再是“经济的”，即便是在传统意义上。另外，希克斯关于收入的定义也加上了资本保持不动的条件。如果自然资本是限制性要素，那么测量收入的适当方法就要求优先考虑保持自然资本。
《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不仅是一部经典的经济学专著，同时也是一部环保的倡议书。
——（美）《自然主义者书架》
人类用经济的发展来衡量一切。我无法想象，在经济发展的基础（承载万物的地球）坍塌之后，还能用什么来发展经济。
——英国环境学家艾斯特·西米尔
在你只是追求可持续发展的间隙，不妨听听赫尔曼·E.戴利的见解，阅览一下他的《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一书中的细致论述。
——德国经济学家福斯特·思格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