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演义》这部书，我至今读过三四遍，但仍意犹未尽，翻开一页就忍不住要往下读。每读一遍，都有新的感受，甚至多了几分神秘。
最初知道三国的人物与故事，还是在很小的时候。那时没有书看，也没有什么娱乐的环境条件，于是，每天晚上听爷爷说三国就成了我的一大乐趣。爷爷是个粗人，并没有识得几个字，但只他从别人那里听到的三国故事足以使我成为一个地地道道的“三国迷”。现在想来，爷爷的故事讲得并不怎么生动，甚至不甚明晰，他只是熟记了三国中几个为人熟知的场面，如“桃园结义”“长坂坡”“三气周瑜”“空城计”，等等。但他所有的表述都是带着强烈的个人好恶的。他一边握着烟锅吸烟，一边对三国的那些人物夹叙夹议，“七出七进，七出七进啊！”爷爷总是这样充满感情地赞叹着赵子龙，并绘声绘色地描述只身一人救阿斗的情形。于是，我在很小的时候就记下了想象中那些长袍长袖的古代人物：刘备、关羽、张飞、赵云、诸葛亮……
爷爷留给我幼年时代的是简单明了的三国思想：崇尚英雄，重情重义。
上初中时，我见到了一本没有封皮、四角翻卷的《三国演义》。那本书是在舅舅家里发现的。那时我已学过了一些文言文，对之乎者也之类略有接触，翻开书页便能看出个大概。于是，那些似曾相识的人物故事便深深吸引了我，慑服了我。我迷上了“三国”，以至于掩上书本就能说出其中的某些情节来。
回过头看，那应是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阅读。它对我产生的影响并不仅仅是印证早先听来的故事，或识书习字，而是培养了我至今还在坚持的喜好——读书。
那时正是冬天，天上飘着雪花，四周一片静谧。我坐在安静的小房里读《三国》：“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段开篇的话，我至今想起还觉难以忘记。更为重要的是，它使我深入骨髓地体会到了读书的美妙。在纸上，在一个个整齐排列的方块汉字上，你只要移动目光就能获得故事，而那些魅力无穷的古代人物则像纸里的精灵一样一个一个钻出来，与你神交、对话，甚至攀谈。这个境界是美好的。这个氛围是神秘的。而当我偶尔地停下来，偶尔地转动脑袋望向窗外的时候，大树静立，天地一片苍茫，唯有空中的雪花沙沙飘落。
时至今日，我仍然迷恋着最初读书时的美好情景，我认为一个人只有在大雪弥天的时候，才能真正获得阅读上的快感。
后来，上了大学。一年级，我接触到了古代文学史；二年级，学习了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四年级时，增开了庄子、欧阳修、柳宗元，以及《红楼梦》等作家作品选修课，使我在更大范围内对中国古代文学有了更进一步的学习与了解。自然，这期间少不了对《三国演义》的重温和再阅读。
在20世纪80年中后期的大学校园迷恋上《三国演义》，确实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那时候校园里正盛行着许多狂热的思想，而中国文坛却是冷热交替，流派丛生。新时期文学在经历了复苏期的躁动后，渐渐进入了荒诞与怪异。一边是作家如梦如痴的醉话，一边则是读者难以名状的困惑。于是，渴望回到古典名著之中就不是偶然现象了。
那时的阅读仍然浮游于表层。对于文字过于深奥的东西，我总是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这使我一直怀疑自己的智商及判断力。我当时的感觉是，抛开一切的艰涩与隐晦，在清新与明朗中寻找智慧。而对于《三国演义》的阅读，则仅仅是停留在文字简洁、好读，以及塑造人物鲜明之类的大众层面上。
再一次读《三国演义》，已经是20世纪90年代某个春天的事了。那时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正在热播，每天晚上，几乎家家都围坐在电视机前看《三国演义》。这使得罗贯中真正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作家。此时，我倒是莫名其妙想起童年初闻“三国”故事时的情景来。我想，那时要是让电视代替了爷爷的讲述，不知我会对《三国演义》作何评价。
后来，我在阅读《三国演义》时就有意无意地留心起了一些更加细微的东西袁如周瑜就曾给足智多谋的诸葛亮下过这样的操行评语，“诸葛亮乃奸诈之辈……”云云。
我想，《三国演义》其实是一本写人性的书，而数百年前的大作家对世事的洞悉熟谙，令我们现在的人也禁不住击节赞叹，自愧弗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