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原是一位很早就不用故事情节、而仅凭细节铺陈就能把小说写得精彩纷呈的作家。在他的笔下，“邮票一般大”的桥镇显得舒缓而沉静，平稳而安详，大场，麦垛，头戴白帽的妇女，表情虔诚的老者，所有的一切都呈现在蓝天白云以及疏朗的晴空下。他的别具一格的诗意描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西海固的乡村图景。
读他的小说，我的耳边会不时响起从清真寺里传来的梆声，这种梆声清脆、淡定，在早晨清明的天光中，它会像一只纤纤细手轻轻抚过你的心头。
它就是桥镇的梆声。
大学毕业后，我和古原先后分配到同一个单位——我们曾就读过高中的西吉县兴隆中学任教。这是一个曾孕育了作家马存贤的地方。学校坐落在镇子的中央，周围店铺林立，市声扰攘。被分配到这里教书，你基本上是被放置到了现实版的“精神租界”而和经济大潮较上了劲。打个比方说，你苦口婆心讲解了四十五分钟的“前程”论，抵不过窗外商贩们一声悠长而滋润的叫卖。换句话说，这块“旱地里的黄金商岸”，基本上摧毁了我们要想成为一名“园丁”的一切梦想。
于是我们开始写作。
写作从苦闷开始，便多多少少带了些悲壮，也有了一缕来自心灵深处的审视与关照。
记忆中到处是阳光、麦香，和人间烟火。在夏天，在收割完自家的麦子后，我们便急不可耐地来到暑假里平静而安详的校园。我们各据一桌，有时可以从早晨写到天黑，又从天黑写到天亮。从庄稼地直接回归到书桌旁，我们似乎是把生活也顺便带到了稿纸上，温暖、干燥，还有一缕来自大地深处的泥土芳香。
在这里，我写了《挂匾》《醉社火》《罗曼沟》。
古原写了《冬季的日头》《麦捆》和《斋月及斋月以后的故事》。
《斋月》是一篇像诗一样优美的精粹短章，当初写完它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古原的脸上竟漾起一层幸福的红晕。果然，这篇首发于《朔方》的小说，不但被当年的《民族文学》转载，且入选了该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国短篇小说佳作选。毫不夸张地说，这个仿佛是来自天簌的短篇，放在任何层面上都经得起品咂、推敲。
这一时期，古原写出了一系列以桥镇为背景的短篇。所谓“桥镇”，其实是古原早期小说中经常出现的一个虚构地名。这里民风淳朴，人心向善，在追求平安、幸福的美好生活中，人们怀揣的是一个个躁动不安而目标单纯的梦想。静的村庄，画一般的院落，朴实无华的村民，肃穆圣洁的清真寺，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浸染了作家质朴而诗意的美学追求。阅读这些仿佛是过滤了的文字，你的眼前会不时幻化出大片大片裸露的阳光，你会觉得，这样一种晾晒在阳光下的写作，非灵魂洁净和心地纯正者不能为之。
古原写小说，亦擅散文。与他的小说一样，古原早期散文亦体现了他一贯不变的追求，他常常把一种美好的情感融入到目力所及的那些事物中，纯净，明朗，诗意盎然。那些散发着泥土芬芳的句子，会像一曲曲撩人心扉的慢板，清澈而滋味悠长地走入你的心底，使人迷醉。
一九九四年底，我和古原同时调入固原日报社。这是个孕育了诸多宁夏新闻人才的地方。在这里，我们就像不经意的闯入者那样开始了另外一种方式的生活。古原当记者，我编副刊。副刊在《固原日报》算是一个品牌，由于有着数代编辑呕心沥血的努力，它始终因为贴近读者大众而备受青睐。主持副刊后，由于众多朋友的支持和领导的器重，我的工作也是顺风顺水，很快有了起色。而古原来到报社后，便一头扎进大山深处，和那些当时已很知名的“老”记者们一起，为山区脱贫鼓与呼，为抗旱救灾谱新曲，采写了一大批至今还为人们津津乐道的新闻稿件，很快赢得一片赞誉之声。如今看来，那些用脚底板“跑”出来的文字，由于散发着一种持久的、温暖的人性光芒而在《固原日报》的发展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页。
这一时期，古原在新闻报道夹缝中写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积淀不深，但明朗清新，自然质朴。他的触角业已脱开了先前的“桥镇”而探向了西海固大地深处。用评论家的话说就是：努力在现实的土壤中开掘，人文关怀的表象下是一种“范仲淹”式的博爱和悲天悯人。
这期间，我写了《名声》《官司》《唢呐声声》。
古原写了《黄土墙上的月亮》《清真寺背后的老坟院》《西海固情结》。
回头一望，我们在这个边地小城已生活了十余年，十余年间，我们或许丢弃了许多，但始终没有因为生活的繁复而丢弃当初的梦想追求。
在这里，我教会了古原抽烟、喝酒，古原则教会了我如何宽厚地对待人生与写作。
而社会又双管齐下教会了我们如何在困境中坚持与坚守。
我们仍然脚步蹒跚地行走在文学之路上。
二茵茵八年——也就是我离开固原日报社来到朔方杂志社的第二年冬天，一日在办公室闲坐，忽接古原从报社打来的电话：刚写了个稿子，你给看看。听到老朋友的声音，我的愉悦是发自内心和溢于言表的。开机，打开信箱，打开附件，一行醒目的小说标题立即豆粒一般跳出电脑荧屏：洁白的雪花铺满地。
这是个无雪的冬天。
在无雪的冬天看到这样一行润湿的文字，我的心不禁为之一动。
打开页面，眼前出现了我所熟悉的那些冬日场景：在小城，在村庄，大雪纷飞，这块土地之上的故事正在徐徐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