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朔方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在一九九一年。那年夏天，我和同被分配在西吉县兴隆中学的古原一起学习写作。我们发表作品的主要园地是《六盘山》和《固原日报》副刊，偶尔接到用稿通知，或有一星半点文字印成铅字，便激动得整宿整宿睡不好觉，脑子里能把那些文字过几遍。那时文学在我们眼里既神圣又庄严，似乎我们在干着一件秘而不宣的大事。记得那时县城里也有一帮子弄文学的，不知怎么，他们就办了一本内部刊物《葫芦河》，油印，有时还手刻，是本构架和正式刊物一模一样的杂志。有人约稿，我们便写。我写的第一篇稿子是有点不成样子的短篇小说《傻子的故事》。约莫半年，竟印出来了，同时带来了一个又让我睡不好觉的消息，说《朔方》的老师来西吉开改稿会，看了《葫芦河》，点名要见见《傻子的故事》的作者。我大喜过望，竟连假也未请就直接搭班车上县城，虽未见到老师的面，却记住了一个名字：潘自强。我赶忙遵嘱将稿子又依原样誊了一份，寄了出去，记得当时还把“潘自强”错写成了“潘志强”。不久就收到了老师的回信，斜斜的字体，写了大半页，指出了作品的不足，也写了许多期望鼓励的话。后来，当我得知潘自强老师当时已是《朔方》常务副主编时，我的感动和感激是经久不息的。虽然至今也未见到他的面，但那封字体斜斜的回信，却让我像珍存至宝一样珍存了下来。后来，也就是一九九二年一月，我的第一篇有点样子的小说《醉社火》经他推荐在《朔方》发表，责任编辑是同样也未曾谋面的李春俊老师。
此后，我就开始了自己有点没有出息的文学写作，虽写了百十万字，但作品大多还是在《朔方》发表。记得那时每有作品刊用，责任编辑都要寄一纸刊用通知的，虽寥寥数语，却给人莫大激励。收到这样带有老师性情志趣的手写短信，我的心情会莫名其妙亢奋几天，而喝酒滋事的事也通常就是在那几天发生。我收到过许多封这样的刊用通知，有吴善珍老师的，陈继明老师的，还有漠月老师的，当然，收的最多的还是陈继明老师的。陈那时似乎在练书法，编完稿子后，顺手在桌边拿过一页毛边宣纸（有时也是方格稿纸），写下核桃大的刊用通知，总让人感觉这篇作品要引起什么轰动似的。我们也谈写作。谈的什么业已忘了，但他那种悠悠而犀利的谈锋令人至今难忘。他往往能够一针见血，三言两语即可点透一个主题，让听的人大有醍醐灌顶之感。看来，他由名作家而名教授，确是有一定道理的。
聆听到冯剑华老师的教诲，也是很多年前的事了，一到固原开会，她必定是要抽空来会会大家。有时在会上发言或到高校演讲，除了鼓励之外，她一定会诸一点评大家的近期表现，准确而中肯。有时有人从银川出差或开会回来，说，冯老师这次又表扬你了。一句话会让人温暖好一阵子。其实，凡宁夏的青年作家们，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她这种无私的提携与勉励，大家在私底下谈起来，无不崇敬而感佩。
与《朔方》交往经年，渐渐地就由老师而朋友了。记得那时一有活动，大家必养精蓄锐，等待开完会后与《朔方》的老师们推杯换盏，大战三百个回合。尤其是杨梓和漠月。只要他俩过来，大家一定是会像失散多年的弟兄那样聚会一次的，而席间的吵闹醉态，又会是下一次聚会时的噱头与伏笔。
作为写作者，或许每个人的心里都珍藏着这样一连串的名字，这些名字会像附着在人灵魂上的露珠一样晶莹剔透。
想着这些名字，就感觉自己的心里隐隐地有了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