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晓群
王云五（1888—1979），祖籍广东香山，生于上海市。
20 世纪中国声名卓著的学者、出版家、教育家、政治家之一。王云五是一位有多方面贡献的奇人，他一生最为人称道的事迹如下：一、自学成功：王云五幼年家境清寒，体弱多病，7 岁起由兄长在家中教读数年，一生几乎未受过正规学校教育，他的身份证上学历栏记录的是“识字”，全凭自修成为学问渊博的学者。在政治大学指导博士生写论文，获“博士之父”的尊称，为自修成功的榜样。
二、出版巨擘：王云五自1921 年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以来，与商务印书馆结缘长达40 年之久，历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台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商务印书馆在现代中国出版界赢得声名显赫的地位，王云五实功不可没。三、发明四角号码检字法：“四角号码检字法”是王云五扬名中外的发明，在电脑未发达之前，四角号码是中文检索最方便、最有效之方法，不仅许多字典使用，图书馆、档案馆、文化中心亦多采此方式检索书目。四、首创“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此为王云五为致力推动图书馆事业所创作之分类法，除在自设“云五图书馆”中使用，各大学图书馆之馆藏分类亦多采用之。
屈指算来，我从事出版工作近30 年了。曾经有记者来采访，她问我：“在你编辑生涯中，哪套书最让你难忘？”我毫不犹豫地答道：“新世纪万有文库。”她说：“我知道，这套书是对老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传承。那么，你最敬重的出版家一定是王云五了？”她给我设定一道选择题，我只能回答是或不是。我回答什么呢？
实言之，王云五先生一直是我梦境中的常客。入梦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当我清理自己思想存储的时候，竟然发现，我对于这样一位著名的人物，了解的真是太少了。王云五先生的一生是那样的丰富，那样的生动，甚至是那样的传奇，正如1999 年，金耀基在一篇怀念他的老师王云五的文章《壮游的故事———怀念一代奇人王云五先生》中写道：“王先生自十四岁做小学徒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工作，一生做了别人三辈子的事。他在中国二十世纪的大舞台上，扮演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大出版家、教授、民意代表、社会贤达……”其次，伴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我也不断地发现，在世界上，王云五先生的名声真是太大了。外国人在评论现代中国大出版家时，总会把王云五先生的名字列在前面；许多著名人物谈到中国出版，都会不由自主地提到王云五先生。
20世纪30 年代，王云五先生以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身份考察美国出版业，《纽约时报》以半版的篇幅介绍，文章的标题是“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1996 年，我们受到王云五先生出版理念的启发，编辑了一套“新世纪万有文库”。董桥先生对此书大为赞扬，他撰文《点亮案头一盏明灯》，开篇就谈到王云五：“早岁家中书房集藏好多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包罗万象，朴素实用，确是跟我一起走过成长之路。后来到了台湾，又买了许多那边商务补印的‘丛书集成’，粗粗的书皮，淡淡的墨色，翻阅轻便，仿佛夜雨秋灯，故旧重逢，剪烛闲谈，惬意得很。‘万有’当是‘万物’之意，徐渭《坐卧房记》说的‘一室之中可以照天下，观万有，通昼夜，一梦觉而无不知’。读这些文库、丛书，我常常会想起王云五在商务的业绩，觉得这样的读书人，实在体贴周到得可爱。我十一二岁学会他的‘四角号码查字法’，背熟了那首《对照歌》：‘一横二垂三点捺，点下有横变零头；叉四插五方块六，七角八八小是九’，省却部首查字的苦事。”
近读黄仁宇先生回忆录《黄河青山》，其中有一段故事也很有趣。有一次，一位美国学生批评黄仁宇的学说美化国民党，其实国民党是腐败透顶的。黄先生反驳说，蒋介石也不是一无是处，不然，他的身边为什么会集聚了那样一些优秀人物？像王云五，“他是一流的出版家，甚至可能是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家”。
作为一个中国文化人，听到上面的故事，当然会产生梦幻般的感觉。那梦是一种追求，是一种境界，也是在政治时空隔绝的时代背景下，对于一个零碎的文化形象的思想修补。梦是一种超自然的艺术，当现实的刀锋划破一个民族心灵的时候，刀尖上滴下的鲜血，会在理想的睡梦中化作遍野鲜花。
其实，在现代中国的文化史上，王云五先生是避不过去的，除非我们无视历史的裂痕。大话不说了，即使是我们一些小小的出版人，也会常常感叹，在现实的出版工作中，你想过的事情，王云五先生几乎都做过了。
20 世纪90 年代，我整天梦想编辑一些人人当读的丛书，迟迟找不到下手的门径。有一天，离我们出版社不远的一家古旧书店处理当年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几毛钱一本。我们几个编辑一摞摞地捧了回来，摆满了一间房子。面对那些题目，面对那些简朴的设计，面对那些泛黄的纸张，我们一下子就找到了“丛书”的感觉。
更大的震撼产生于王云五先生撰写的《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他写到，编辑“万有文库”的目的是“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王云五策划主编的“万有文库”
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论规模，“冀以两年有半之期间，刊行第一集一千有十种，共一万一千五百万言，订为二千册，另附十巨册”。
论范围，“广延专家，选世界名著多种而汉译之。并编印各种治学门径之书，如百科小丛书，国学小丛书，……”论市场经济，“一方在以整个的普通图书馆用书贡献于社会，一方则采用最经济与适用之排印方法，俾前此一二千元所不能致之图书，今可以三四百元致之”。论参与者，胡适之、杨杏佛、张菊生等均在其中。论编辑，“更按拙作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刊类号于书脊；每种复附书名片，依拙作四角号码检字法注明号码”。读到这些文字，我真的无话可说。我知道，当年美国《纽约时报》称赞王云五先生的举动：“在界定和传播知识上，最具野心的努力。”“万有文库”也被认定为当时世界上在编的最大规模的丛书。我只有默默地把王云五先生《印行‘万有文库’缘起》一文抄录下来，贴在出版社的墙上。
有时，我好说王云五先生是一个“出版狂人”。这样说似乎有些不恭敬，在我的心中却是“大敬之辞”。在王云五先生的名单上，他网罗了当时的大批人才，在商务印书馆的作者、编委等阵容中，“名人”太多了；他出版了大批名著，许多著作已经成为各个学科的经典，至今还在不断再版；他出版的图书数量多不胜数。当时的王云五先生真是太厉害，仅以“万有文库”为例，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共推出一、二集1700 多种，4000多册。回想我们在1996 年旨在追随王云五，编辑“新世纪万有文库”，也只是喊出“十年千书”的目标；最后只出版了600 多种就草草收兵了。据统计，在20 世纪30年代中叶，商务印书馆的年出书总量，几乎占到全国出书总量的50％ 还多。这里有时代的因素，更有人的因素。
我专门作过一个统计，上面记录着20 世纪30 年代商务印书馆的书目，它们大多是经王云五先生之手出版的；由于数量太大，在这里我不能一一列举。但我可以告诉你，每当一些学术思潮袭来的时候，无论它多么新潮、多么怪异、多么贯通中西，你只要翻一翻那些书目和著者名录，都会找到这些文化源流的蛛丝马迹，几乎一个都跳不出去。
王云五主编、沈钦韩著《春秋左氏传补注》
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记得20 世纪80 年代，李一氓先生曾经将古籍整理的结果划分为文学、哲学、经济、艺术等10个门类，包括43 个书目，如《中国文学史》、《中国音乐史》、《中国绘画史》、《中国小说史》、《中国佛教思想史》，等等。他深情地说：“假如有一天这40来种研究著作都出版了，我们的古籍整理的局面将大为改观。”有趣的是，当年王云五也出版了一套“中国文化史丛书”共42 种，其中有蔡元培《中国伦理学史》，顾颉刚《中国疆域沿革史》，胡朴安《中国文字史》、《中国训诂学史》，李俨《中国算学史》，白寿彝《中国交通史》等。直到今天，这些书还在再版，还是某些学科领域的必读书或里程碑。两相比照，书目是类似的；但在作者的环节上，一定会引起今人更多的思考。
20多年来，我编辑“国学丛书”、“中国地域文化丛书”、“书趣文丛”，直至“新世纪万有文库”，数量已逾千种。返身与王先生比照，总有一种“大不及”的感觉，不仅数量不及，理念的延拓也始终难以跃出王先生早年划定的范畴。在王云五惊人的出版构建面前，我时常陷入沉思；甚至想到，在现代出版的意义上，王云五的许多思想，好似一汪清泉，终日喷涌，不舍昼夜；我们这些后来人，取一瓢饮，就会汲取很多营养。
表面上看，王云五先生只是“一个小学徒出身，受正式学校教育不过五年”。作为一个出版人，他的学识底蕴和知识结构大有超群之处。不然，为什么胡适会极力举荐他出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为什么张元济、高梦旦等人会对他信任有加，并把他一步步推上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高位？当时，胡适在日记中写道：“王云五是一个完全自学成功的人才，读书最多、最博。家中藏西文书一万二千本，中文书也不少。他的道德也极高，曾有一次他可得一百万元的巨款，并且可以无人知道。但他不要这种钱，他完全交给政府。……此人的学问道德在今日可谓无双之选。”
读王云五先生《八十自述》我才知道，早年王云五先生没有在正式学校读书深造是有原因的。此前，他们家十几世未出一个秀才。王云五的大哥才学极高，18 岁投考童子试，居然一试得中；但两三个月后突然病逝。父母误以为家运与风水均不不适于子弟读书上进，所以为他们设定“经商为主、读书为辅”的人生道路，白天学习经商，晚上或业余时间读书，学习重点在为经商所需的英文。
但是，王云五的天赋才智是无法遏制的，他未满14 岁时参加社区楹联征集，上联为“菊放最宜邀友赏”，王云五给出的下联为“苏来奚后慰民思”，引据《孟子》的“后来其苏”与“奚为我后”之意，最终竟获冠军。后来，王云五读书热情超出常人的想象，他18 岁开始翻译西方作品在报纸上连载；19 岁受聘于中国新公学，与宋耀如一同教授英文，他们的学生中有17 岁的胡适；20 岁开始分期付款订购原版《大英百科全书》，并且用3 年时间通读全书。胡适赞扬王云五是“有脚的百科全书”，学识广博，都与他这一段畸形的读书生活或曰“无师自通”密切相关。
在《八十自述》中，王云五先生谈到家庭环境的影响，使他未能得到正规、系统的教育，惋叹之情溢于言表。他说：“接连约三年内，几乎每日都把《大英百科全书》翻读二三小时，除按各条顺序阅读大概外，通常系从索引方面，将某一题材与其相关题材，作较有系统的阅读。这样的读书，博而不专，原是很愚拙的。现在回想一下，不仅把这二三年自己读书时日的重要部分占据了，而且由于博而不专的习惯养成，使我以后约莫二十年间常常变更读书门类的兴趣，结果成为一个四不像的学者；否则以我对于读书的兴趣，自问理解与记忆都还不差，虽无机会进大学之门，至少也可藉自修而专攻一科，或可勉厕于专家之列呢？”
不过“天道酬勤”，客观环境并没有淹没王云五先生的天赋与勤奋，他的这一段知识积累一旦与出版工作结合起来，“杂家”的底蕴迅速地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曾经有人将王云五对文化出版事业的巨大贡献概括为3个字———“四百万”。其中“四”是四角号码检字法；“百”是百科全书；“万”是“万有文库”。略通学理的人一眼就会看出，王云五先生的出版理念正是根源于早年的文化积淀。
像它对于文献检索的重视和研究，当然是受到西方百科全书的影响。
王云五先生还是将西方现代企业科学管理理念引入中国的第一人。1930 年，他在出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之时，首先出国考察半年，到了９ 个国家。回国后，他立即向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提交《科学管理计划》，他写道：“本馆对于同人之待遇，虽尚有可增进，然在世界各国中实居上乘，而管理方法实居下下。因只知待遇，不知管理，结果必至待遇不能持久，爱之适以害之。救济之道，舍从速采行科学管理方法，别无他途。科学管理法系对于社会，对于雇主，与对于被雇者，三方兼利之方法，现已为欧美各国劳资两方公认，甚至过激如俄国，近亦积极采行。”前不久，我把王云五先生的这份“计划”整理出来，装订成册，时常翻看。它很有价值，起码很有欣赏价值，即使在今天，许多内容依然会让我们汗颜不已。
读《八十自述》，还有一段故事让我震动。他在1919 年32 岁时创办公民书局，自译出罗素的名著《社会改造原理》，并且以此为发端，组建“公民丛书”。他在“公民丛书旨趣”中提出，作为一个“公民”，他必须具备７ 个方面的知识，即国际的、社会的、政治的、哲学的、科学的、经济的、教育的。“凡此七端，有一或缺，则为人之道不备，而在一国中，亦不得谓为公民。”王先生的类分极具文化启蒙的深蕴，今天我们大肆倡导的“公民意识”教育是否可以从中得到启示呢？总之，王云五先生是一个极富思想创新的人，了解他，认知他，正是现时代的责任。
更值得一提的是，1932 年，日军发动“一·二八”事变，轰炸上海。他们的目标直指商务印书馆，造成总厂全毁，东方图书馆几十万书籍片纸无存，焚书的纸灰在空中飘浮，仿若云雾，持久不散。
这是自火烧圆明园以后，最令人痛心的文化惨剧。一位日军司令不无得意地说：“烧毁闸北几条街，一年半年就可以恢复。只有把商务印书馆这个中国最重要的文化机构焚毁了，它则永远不能恢复。”此时，王先生没有倒下。他后来在回忆中写道：“敌人把我打倒，我不力图再起，这是一个怯弱者。他又一念，一倒便不会翻身，适足以暴露民族的弱点，自命为文化事业的机构尚且如此，更足为民族之耻。”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终于宣告复业。最鼓舞人心的是，商务很快实现“日出一书”的奇迹，破了日军司令的预言，也成为商务至今沿袭的传统。为“两年苦斗”的胜利，张元济先生致信写道：“去年公司遭此大难，尚能有此成绩，皆属办事人之努力，极当佩慰，特代表股东向办事人致谢。”
我常想，在中华民族的意义上，我们面对王云五先生，可以找到哪些共识的基点？有民族性的自强不息，“他是一个符号象征，象征了一个贫苦无依的人的奋斗成功的故事”。（金耀基语）有民族性的外御其辱，在日寇入侵之际，他高喊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还有在民族的也是在世界的意义上，王云五先生对于中国现代出版的贡献。对此，王先生的头脑是清楚的，他在《八十自述》的“结语”中说，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出版，然后是教育；而其他社会活动，“公务政务殆如客串”。
写到这里，王云五先生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
这当然还不够。多希望能有一天，我们轻松地走出梦境，挽起手，共同为我们民族中的英才与伟业欢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