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超越秦汉的强盛王朝，它的建立结束了魏晋南北朝近四百年的分裂状态。在空前统一的辽阔疆域内，各族人民互相融合，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在制度建设方面，隋唐时期中央集权的政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对以后历朝的统治体制均有重大影响。隋朝创立的六部制，一直沿用到清末。科举制度历唐、宋至明清，施行了一千三百多年。经济上，封建经济空前繁荣。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出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文化繁荣、政治开明的鼎盛局面。
第一节隋代对张掖的经营开发公元581年，北周大将杨坚代周建隋，八年后又一举消灭了偏居江南的陈王朝，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的分裂割据局面，出现了大一统的中央王朝。隋朝的建立，对河西地区的经济开发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为了对付突厥与吐谷浑的侵扰，中央王朝对河西经济开发始终都很重视，甚至将其置于立国的高度来认识；大量军队驻守河西，为这里正常的生活与生产创造了一个比较安定的社会环境；对突厥、吐谷浑的军事胜利，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活跃了张掖的民族民间贸易；为张掖的经济开发提供了必要的劳动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地广人稀的现状。同时，隋代由于长期在河西对突厥及吐谷浑用兵，使张掖经济纳入了战时经济的轨道，屯田相当发达，均田制却比较萧条；农业相对繁荣，畜牧业却大为逊色。
随着西北安定环境的出现，隋王朝加强了河西地区的政权建设，设武威（治姑臧，领四县）、张掖（治张掖、领三县）、敦煌（治敦煌，领三县）。河西健全稳定的地方行政机构，与驻军组织互相补充，改变了长期以来河西地区行政废弛、隶属迭变的历史，有利于张掖经济的全面发展。
另外，隋朝对河西地方官吏的选用也十分重视，或以精明干练著称，或以廉洁奉公见长，或以推广先进耕作技术为矢志，或以发挥本地优势称誉朝野。这就为张掖经济开发的决策及措施的落实创造了极其重要的条件。
继两汉之后，隋代张掖的经济开发与内外交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张掖作为丝绸之路重镇，有较好的资源条件，有悠久的开发传统，是西北的经济发达地区之一。隋代张掖的经济开发内容相当丰富，包括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交通、商业等方面，而农牧业经济的开发，则是张掖开发最主要的内容。
一、大兴屯垦与发展畜牧业屯田，是封建国家利用兵士及居民垦种荒芜土地，以保证军队给养、减轻人民馈运负担的一种特殊的生产形式，在历史上曾起过积极作用。例如早在西汉设置河西四郡时，就同时开展屯田。曹魏时徐邈在今武威地区、仓慈在今敦煌一带屯田，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隋代就是在此基础上发展屯垦的。应强调的是，隋代河西地区屯垦的发展，还与当时当地农业生产的发展水平密不可分。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可以看出，隋代河西走廊地区使用的耕犁，已由魏晋墓中所描绘的那种犁铧较大的长辕长床犁，变成了长辕无床犁。这种犁结构虽然比较简单，没有犁床、犁壁等装置，而是将犁铧直接安装在犁梢上，但耕地时却能与土壤自然形成一个角度，既可破土又可翻土，因此非常适应于河西一带比较松散的土壤。耕犁的这种变化表明，张掖的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仅对当地的自然条件有了充分的认识，而且可以根据不同的实际需要来利用和改造已有的生产工具。
隋代全国的屯垦制度比较健全，在尚书省的工部尚书下设屯田侍郎二人，专掌全国的屯田事宜。“缘边交市监及诸在监，每股置监、副监各一人"。至于各地方的屯田，则分别由司农寺及州县管理。隋在张掖的屯垦，与隋政权相始终。究其原因，主要是隋朝建立后，强大的突厥、吐谷浑部族就不断在北边犯塞，军事形势吃紧。为了对付这个笼罩北边的强大军事弧形，隋王朝不得不罄全国之力养重兵于北方。但是当时的军事供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以致造成了当地百姓“转输劳敝"。在这种情况下，隋炀帝便于开皇三年（583年）令赵仲卿等在长城以北大兴屯田，“塞北盛兴屯田，仲卿总统之"。这主要指以军队为主的军屯。这样，大规模的屯垦在广大北方地区正式开始了。屯垦的结果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开皇四年（584年），隋朝大将军贺娄子题在陇右、河西一带见到情形是：“广为田种"。但子斡却上书文帝说：“陇右、河西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佃。虚役人功，卒逢残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隋文帝毅然接受了贺娄子斡的建议，调整了在河西等地的经济决策，一改片面发展屯垦，强调农牧并重。
隋代在张掖的屯田分为军屯、营田与犯屯三种类型。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决定了这里以军屯、犯屯为主，以营田为辅。
张掖的屯垦之所以能在隋代得到长足的发展，还与当地政府重视这里的水利建设有关。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屯垦能否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主要取决于水利设施及其配套措施。祁连山雪水，为张掖的屯垦提供了必要的水利灌溉资源，这是隋代张掖屯垦兴旺发达的原因所在。为了保证屯垦的大规模开展，隋政府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大修水利，开掘新渠，修复疏通旧渠，充分利用这里得天独厚的雪水资源，交错纵橫的水渠网络，灌溉着日益增多的屯垦耕地。
隋代末年，随着统治阶级腐败程度的日益加深，加上在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以反对劳役为主要内容的农民大起义，因而严重地影响了屯垦的正常发展。屯垦管理混乱，屯垦者大量逃亡，撂荒现象日趋严重，使本来已相当繁荣的张掖屯垦，走到了屯军失控、屯地荒芜、管理混乱、囤粮锐减的地步。
伴随着农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畜牧业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所占的比重相对减轻了。但由于军事上的需要，养马仍是隋代的要政之一。就全国的情况来看，隋代的马政比较完备，并将全国最重要的官营牧区设在包括河西在内的陇右。当时的陇右牧除统辖诸牧外，还设有骅骝牧、二十四军马牧、苑川十二马牧等，陇右牧总监“视同五品"。
隋代张掖的畜牧业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一是开皇二年（582年），突厥曾大举对河西地区侵扰，以致“六畜咸尽"，使隋代河西地区的畜牧业在立国之初就元气大伤。二是隋初政府没有充分认识到河西地广人稀、宜农宜牧的特色，而是片面地强调屯垦，结果使保证农业生产、高产的自然生态失去平衡，影响了张掖经济与社会效益的正常发挥。
后来，贺娄子斡通过深入调查后，正确地指出了片面屯垦的弊端，强调在当地发展畜牧业的必要性。其建议被文帝采纳后，并制定出将河西等地开辟为畜牧业基地的决策。
由于隋代最高决策者根据河西的历史传统，自然条件以及社会现状，及时调整开发对策，张掖因此而得到了进一步开发，当时，其地居民以“勤于稼穑，多畜牧"著称于世，这足以证明隋代河西张掖等地农牧经济并重这一史实。
随着张掖畜牧业的发展，畜产品加工业也相应地有所发展。其中尤以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所作出的贡献最为突出。如以“畜牧为事"的突厥，其俗是“穹庐毡帐"、“食肉饮酪"、“身衣裘褐"。畜产品加工业已经涉及到日常生活必需品、毛织帐篷、衣物等。张掖等地的物质资源得到了充分的发掘与利用。大业五年（609年），隋炀帝在张掖主持大型交易会时，曾令诸国、各族王及使节身披类似毡的高级毛织品——金利，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隋朝张掖畜产品加工业的发达。
二、手工业的发展隋代统治中国仅有38年，但手工业发展很快。新中国成立后在黑水国古城内出土的有铜镜、陶壶、罐鼎、五铢钱、古兵器、子母砖等，说明隋时张掖的手工业生产已有多种行业，产品也比较齐全。隋开皇二年2582年）建造的张掖木塔，高32．8米，八面九级，每级八角，上有木刻龙头，口含宝珠，下挂风铃，主体为木结构，外檐系楼闰式，全塔不用一钉一铆，以斗拱、大梁、立柱相互拉结，塔上层有一古钟，扣之“钟声隐约若天际，四野皆闻"。诗云：“塔势凌霄汉，钟声扣白云"，体现了我国独特的楼闰建筑特点。波斯使者到甘州观看木塔后称赞说：“此塔制作之工，可为世界之木工、铁工、画师取法"，木塔充分显示了当时张掖高超的建筑水平。
三、民族贸易与张掖互市1．民间民族贸易历史上民族间的贸易，一般是先有民间自发的零星贸易，尔后才有由政府组织的大规模的贸易。就隋代张掖来讲，像互市这样的官府贸易影响固然很大，但各族之间的贸易主要还是在民间进行，民间贸易仍是这里民族贸易的主流。
隋代河西地区民族成分复杂，农耕生产与游牧生产相间进行。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当时张掖民间贸易异常活跃，牲畜及其加工成品与农产品的交换，是民族贸易的主流。同时外籍商人在张掖与当地居民、商人进行贸易，张掖充当了中外贸易的中转站，“西域诸胡多至张掖交市"。正是由于西域商人等在张掖等地的民间贸易十分活跃，炀帝才令大臣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外籍商人与官府交易。
2．官府控制的张掖互市互市亦称交市，是指国与国，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互相贸易往来。在河西民间民族贸易十分活跃的前提下，隋炀帝即位后便采取有效措施，由中央政府在河西地区直接控制民族贸易，这样，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张掖国际性贸易就全面开始了。
裴矩既是隋代对外开放决策的主要制定与执行人之一，又是张掖互市的具体主持者。裴矩（548—627年），字宏大，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其家族“世以文学显，五举秀才，再举孝廉，时人美之"。裴矩幼年丧父失怙，勤勉好学，擅长作文，智略过人，并留心于时事政治，志向高远。年少即步入仕途。杨坚代周建隋后，裴矩任内史省给事郎。在平陈战争中，曾任晋王杨广元帅府记事，与高颖同收陈朝的图籍。后在平定岭南王仲宣、周师举叛乱中，才引起文帝的重视，赐以闻喜县公爵位。从此青云直上，后被任命为民部侍郎，旋即改任内史侍郎，成为隋政权中的一个重要人物。裴矩一生中曾为抵御突厥、进攻吐谷浑做出过重要贡献。相对而言，他对隋代历史的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在张掖主持互市，为加强中外文化与经济联系，增强隋朝的开放意识，发展河西地区的商品贸易等做出了巨大贡献。
裴氏到张掖赴任伊始，就充分利用与“胡商"接近的便利条件，倾心交结西域官、商，注意了解诸国的自然地理、风土人情、服饰礼仪等，同时还翻阅了大量的图书典籍，积累了丰富的文字和第一手访问资料。在此基础上，他潜心著成图文并茂的《西域图记》三卷并上奏朝廷。遗憾的是此书已佚，但《隋书》、《北史》本传均保留了《西域图记》的序言。今天仍可以从这仅千余言的序言中，大体了解当时通西域的道路及隋代经营西域的整体方略。
大业五年（609年），张掖经济开发史上发生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件。此年六月，隋炀帝亲临张掖并登燕支山（今山丹境内）。高昌王麴伯雅、伊吾吐屯设及西域27国使者在道旁参见。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唯一的一次中原王朝天子西巡张掖的活动。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严与帝国的实力，炀帝下令各国国王及使者均佩戴金玉，披一种类似毡的毛织品——金利，焚香奏乐、歌舞欢呼。同时还令武威、张掖一带的百姓着节日盛装，前来夹道欢迎。数十里间，车水马龙，人肩相擦，气氛热烈非凡。隋炀帝还陈设了豪华的观风行殿（一种可以拆卸组装的活动宫殿）与麴伯雅等开怀畅饮，观赏鱼龙戏和具有民族特色的《清乐》、《龟兹》、“西凉"等九部乐。这次交易会规模之大、规格之高、人数之多、耗资之巨，堪称史无前例。
张掖互市是由隋炀帝亲自主持的盛大交谊会，实际上是由隋王朝主持的国际贸易。通过这些活动，前来的各国使节、商贾等比以前大为增加。他们除了驻足长安、洛阳外，还络绎不绝地前去扬州、广州等地从事活动。总之，以互市为主要内容的国际贸易的开展，有力地促进了张掖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张掖商品经济的繁荣，加强了当地与中原和西域诸国的联系，扩大了张掖的对外影响。对于隋王朝来说，通过张掖互市，将张掖等地变成了国际性贸易的都市、西北经济开发的重心及隋代对外开放的窗口。
第二节张掖经济开发史上的黄金时代——唐代隋朝末年，当隋炀帝四处攘乱之际，驻守太原的唐国公李渊率大军进军关中，并于公元618年称帝建国，年号武德，建都长安，开启了李唐王朝统治中国的历史。高祖李渊登基后立即着手消灭其他各部反隋势力，先后击败上邦（天水）的薛举，薛仁杲；洛阳的王世充；河北的窦建德等反对势力，实现了统一大业。武德九年（626年）六月初四，李渊次子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诛杀了太子李建成，及四弟李元吉，进而迫使其父李渊退位。同年八月，秦王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唐太宗李世民是我国历史上比较开明的皇帝之一。贞观二年，太宗命兵部尚书大将李靖讨伐突厥，大获全胜。从此消除了西域各族对中原的威胁。与此同时，太宗皇帝启用贤能人士，由魏征、高士廉、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等人为宰相，辅助处理国家政事。在其统治下，通过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使大唐帝国空前繁荣，史称“贞观之治"。
自李唐立国（618年）至安史之乱（755年）是中国历史漫长的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唐政府政策得当，所以国力强大、政局稳定、经济繁荣、文化灿烂，这个阶段也是张掖开发史上的黄金时代。
一、发展经济的良好环境“贞观之治"是我国历史上璀璨夺目的时期。太宗吸取隋朝灭亡的教训，非常重视老百姓的生活。他强调以民为本，常说：“民，水也；君，舟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太宗即位之初，下令轻徭薄赋，让老百姓休养生息。唐太宗爱惜民力，从不轻易征发徭役，使经济很快得到了好转。到了贞观八年，牛马遍野，百姓丰衣足食，夜不闭户，道不拾遗，出现了一片欣欣向荣的太平景象。太宗在位20多年，进谏的官员不下30余人，其中大臣魏征一人所谏前后200余事，数十万言，皆切中时弊，对改进朝政很有帮助。太宗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严格遵循德才兼备的原则。他认为只有选用大批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能达到天下大治，因此他求贤若渴，曾先后5次颁布求贤诏令，并增加科举考试的科目，扩大应试的范围和人数，以便使更多的人才显露出来。
由于唐太宗重视人才，贞观年间涌现出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可谓是“人才济济，文武兼备"。正是这些栋梁之才，用他们的聪明才智，为“贞观之治"的形成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唐太宗十分注重法治，他曾说：“国家法律不是帝王一家之法，是天下都要共同遵守的法律，因此一切都要以法为准。"法律制定出来后，唐太宗以身作则，带头守法，维护法律的统一和稳定。在贞观时期，真正地做到了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执法时铁面无私，但量刑时太宗又反复思考，慎之又慎。他说：“人死了不能再活，执法务必宽大简约。"由于太宗的苦心经营，贞观年间法制情况很好，犯法的人少了，被判死刑的更少。据载贞观三年，全国判死刑的才29人，几乎达到了封建社会法制的最高标准——“刑措"，即可以不用刑罚。以民为本的思想，广开言路，虚怀纳谏的胸襟；重用人才，唯才是任的准则；铁面无私，依法办事的气度；构成了贞观之治的基本特色，成为封建治世最好的榜样，使唐朝在当时与西方国家相比，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唐玄宗即位后，善于任用贤臣，重视地方吏治，提倡勤俭节约，正是由于他励精图治，实行改革，使开元年间的政局一新，史称“开元之治"。这一切，为唐朝经济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
二、张掖屯田及均田1．屯田的种类和规模唐代屯田分军屯和民屯两种。军屯的土地属国家，耕牛、农具、子种也由官方配发，口粮由官方供给，收获物则全部上交存于本军。民屯，是政府把均田制以外的土地，交给征发来的丁夫或招来的流民耕种，这些丁夫或流民名为屯丁或营田户，实质上是均田制之外的国家佃农。唐代河西地区因为原有人口较少，所以大力增设屯军，民屯占较小比例。
唐代的屯田始于高祖武德时，《新唐书．窦轨传附窦威传》载，武德三年（620年），益州行台左仆射“始屯田松州"。《旧唐书．黑白常之传》记载：高宗永隆元年（680年）黑白常之“以河源不正当贼冲，欲加兵镇守，恐有运转之费，遂远置烽戌七十余所，度开营田五千余顷"。甘州、凉州是唐王朝控制河西，抵抗吐蕃的粮食基地。在此屯田，西可供瓜、肃，南可援鄯、廓。因此从武则天垂拱（685—688年）年始，甘、凉屯田大为发展。《新唐书．陈子昂传》载，陈子昂曾上书武则天说河西诸州“宜益屯兵，外得以防盗，内得以营农，取数年之收，可饱士百万。则天兵所临，何求不得哉"。《全唐文》卷211《上西蕃边州安危事》亦载有陈子昂的分析：“顷至凉州，问其仓储，惟有六万余右，以支兵防，才周今岁。虽云屯田，收者犹在此外，略问其数，得亦不多。今国家欲制河西定戎虏，此州不足，未可速图。……以河西诸州又自守不足，今瓜、肃镇防御仰食甘州，一旬不给便至饥馁。……比者国家所以制其（吐蕃）不得东侵，安由甘、凉素有蓄积，士马强盛，以扼其喉，故其力屈，势不能动。"从此处可以看出，河西局势制约着全西北的军事形势，粮秣生产则是制约河西的首要条件。唐初河西经济尚未复苏之时，各地呈凋敝状态自不待言，相对而言甘州尚好。陈子昂说：“甘州所积四十万斛，……屯田广夷，他廪丰衍，瓜肃以西，皆仰其军，一旬不往，士已枵饥，是河西之命系于甘州矣。"当时甘州地土广阔，绿洲肥沃，有河西最大河流弱水，“水泉良沃，不待天时，岁取二十万斛"，“田因水利，种无不收。"但是，甘州“人力寡乏，未尽垦发"，陈子昂建议“今若加兵，务穷地利，岁三十万，不为难得，国家若以此计为便，遂即行之，臣以河西不出数年之间，百万之兵食无不足而致。"这条促进河西开发的极好建议被武后采纳。之后，以军垦为主的屯田遂在河西蓬勃兴起。《旧唐书．郭元振传》载，“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其水陆之利……"此后，历任河西的官吏，如王孝杰、王忠嗣、牛仙客等，都不遗余力地推行屯田，足食足兵，促进了河西农业开发以及河西社会经济的繁荣。
2．屯田的管理唐代前期屯田的管理机构、职能、具体办法都是比较完备的，这正是屯田开发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证。唐代大体承袭隋代屯田管理机构的设置，并有许多改进和发展。屯田郎中是屯田管理机构中职位最高的官吏，负责制订有关屯田的政策及制度，负责屯田具体管理的是司农寺和州镇诸军。唐代屯田分成两部分，京城附近的属司农寺，地方的属州镇诸军。属司农寺系统的每屯规模略小，属州镇诸军的每屯略大。
唐代屯田管理的具体办法，史籍有记载。据《通典》卷二《屯田》：“其屯官取勋官五品以上及武散官，并前资边州县府镇戍八品以上文武官内简堪者充，据所收斛斗等级为功优。诸屯田应用牛之处，山原川泽土有硬软，至于耕垦用力不同，土软处每一顷五十亩配牛一头，强硬处一顷二十亩配牛一头，即当屯之内有硬有软亦准此法。其稻田每八十亩配牛一头，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斛斗皆准顷亩拆除，其大麦、荞麦、干萝卜等准粟计折斛斗以定等级。"从这段资料中，可看出唐代屯田管理的几个要点：
首先是屯田官吏的选任资格及其考功。屯官必须是勋官五品以上以及武散官，或者是在曾经任职于边州府县镇戍的八品以上的文武官内简选充任。在这些人担当屯官之后，以其收获屯田粮之数额划分等级，并作为考功标准。唐政府异常重视对屯田成绩的考核。《唐开元中北庭都护府流外官名簿》载：“营田第一等赏绯鱼袋"，显然这是对屯田取得成绩的一种褒奖。奖优罚劣是劝勉营田的有效方法，从河西营田成就非常明显的事实来分析，河西营田的奖罚措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是关于屯田配发耕牛的规定。唐初就已实行的军屯，其实质是以农业生产为内容的兵役制度，屯田所需粮种、耕牛、农具都由政府提供。即使府兵制度破坏以后，募兵屯种，依然由政府提供屯田必需用品。唐代对耕牛的配给是根据各屯所在地区不同的土质来决定的，这样较为合理。既然由政府提供屯垦所需物品，其收获当然亦应全部归政府所有。一般地说，每屯应是五十顷田地，但实际上不会如此整齐划一，常常是每屯五十顷有余，这多余的土地也须配备士兵及耕牛。也就是说该屯配备的士兵及耕牛总数超出了五十顷土地应配的数额。超出配额的部分，就要求给政府上交收获物时，多交纳相应的粮食。即所谓“诸营田若五十顷外，更有地剩，配丁牛者，所收斛斗，皆准顷亩拆除"。换言之，五十顷以外土地配备了丁牛，其相应的收获物不得隐匿。这说明唐代屯田管理是很严格的，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营私舞弊。河西屯田对配发耕牛是很重视的。敦煌文书《河西节度使判集》：“建康无屯牛，取朱光财市充"。说的是建康军缺少屯田的耕牛，取肃州绝户朱光的遗产，变卖以后换得耕牛配给建康军。这样就保证了河西屯田开发所需的畜力。
唐前期河西屯田之所以成绩卓著，正是因为其屯田管理不吃“大锅饭"，犹如实施了今日的“目标管理"。根据土地好坏，大致定下指标，再根据收成的情况考核屯官的好坏，进行奖罚。这就极大地调动了管屯官员及其下属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唐前期屯田以至张掖农业开发的成功。
3．均田制唐初统治者继续沿用了北魏以来的均田制。据武德七年（624年）令、开元七年（719年）令、开元二十五年龄等记载，均田制主要内容为：丁男和18岁以上的中男，各受永业田20亩，口分田80亩。老男、笃疾、废疾各给口分田40亩，寡妻妾30亩。丁男和18岁以上中男以外的人作户主的，则受永业田20亩，口分亩30亩。民户原有的永业田，在不变动所有权的前提下，计算在已受田内，充抵应受的永业、口份额。有封爵的贵族和五品以上职事官、散官，可以依照品级请受永业田5~100顷。勋官可以依照勋级请受勋田60亩至30顷。道士受口分田30亩，女冠受口分亩20亩。僧尼受田与道士、女冠同。官户（指官府所属的一种贱口）受田按百姓口分之半请受。工商业者在宽乡地区，可以请受永业、口分田，其数量为百姓之半。受田悉足的叫宽乡，不足的叫狭乡。狭乡的口分田减半授给。狭乡的人不准许在宽乡遥受田亩。五品以上官人永业田和勋田只能在宽乡授给，但准许在狭乡买荫赐田充。六品以下可在本乡取还公田充。永业田皆传子孙，不再收还。口分田身死后入官，另行授受。庶民有身死家贫无以供葬以及犯罪流徙的，准许出卖永业田；迁往宽乡和卖充住宅、邸店、碾碓的，准许出卖口分田。在职官依照内外官品和职务性质的不同，有80亩至12顷的职分田，以其地租充作俸禄的一部分，离职时须移交后任。内外官署各有1~40顷的公廨田，以其地租充作办公费用。
唐代的均田制，起到了唐朝政府预期的限田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土地兼并，使劳力与生产资料土地以较好的比例和较为牢固的关系结合起来，从而有利于农业开发的顺利进行。
三、和籴政策的推行隋末动乱以后，群雄并起，战火连绵，全国经济都受到战争的破坏。唐初的张掖，同样是经济凋敝民生困苦。武德及贞观初年，唐政府把全部精力用于统一全国和稳定政局，贞观中期才开始经营。到了天宝年间，张掖经济便有了巨大变化。这是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开发过程。由于张掖成功地推行和籴，激发了农民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开发，因而农业成就显著。
唐初河西的困境，至武则天时期开始略有改观，凉、甘等州“辟屯田，尽水陆之利，稻收丰衍"，原来当地粟米一斛值数于钱，此时则“匹缣易数十斛，支会十年，牛羊被野"。至开元后期和天宝年间，才彻底扭转了“西北边数十州多宿重兵，地租营田皆不能赡"的状况。天宝年间，高适《送窦侍御知河西和籴还京中》载：“天子务西州之实，岁籴以亿计。……我幕府凉公，勤劳王家，常用此道。"凉公系指哥舒翰，“常用此道"则指河西节度使哥舒翰经常开展和籴。“岁籴以亿计"虽非实数，却反映出河西和籴之多。
玄宗天宝十二载（753年）：“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张掖成为当时全国最富庶地区之一。
张掖的农业成就不仅改变了本地区的生产、生活状况，而且对全国经济局面有很大影响。“昔户部其在开元，最为治平。当时西有甘、凉六府之馓，东有两河之赋。"说明甘、凉等地在全国经济中的重要地位。
自古以来，男耕女织是我国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主要形式，农民很少市购布帛。由于土质、气候等条件所限，张掖没有植棉优势，却很适宜粮食生产，直到今日依然如此。由于农民大都仰赖和籴换取布帛，就可把全部精力用以发展粮食生产。使农业生产呈现一定的专业化趋势，发挥粮食生产的优势，从而促使农民进行较大规模的商品粮生产。
和籴活动使张掖的粮食贸易迅速发展，带动了集市粮食市场的活跃，促进了张掖的商品经济。粮食贸易是唐代张掖商品经济的主要内容，并且随着城市的繁荣和交通的畅通而日益兴旺发达。
另外，和籴的成功，吸引了群众更多地投入农业基本建设，水利工程受到重视，生产技术有长足发展。张掖的农业成就还吸引外地、少数民族群众不断地成为当地农业十分需要的追加劳动力。
当然，唐前期张掖的巨大农业成就以及对各方面的积极影响，不只是和籴这一项政策的结果，而是社会稳定、民族交好、发展屯田、兴修水利等措施，与和籴政策共同发挥作用的结果。当时，张掖跃居全国农业生产领先地位，正说明各项积极的政策和措施在张掖得到最充分的贯彻和体现。
四、张掖农田水利建设及管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而张掖则具有兴修农田水利的良好条件。
祁连山有许多峰峦在海拔4000米以上，终年积雪，并且形成2859条大小不等的冰川。冬季时雪线降至海拔1500米，冰川面积达1972．5平方公里，贮水量为1200亿立方。这些冰川与雪峰，每年春夏之际融为大量雪水，注入50余条河流，每年流向山外平川地区的总水量超过76亿立方，这些河流成为张掖的生命线。因为张掖降水量很少，尽管地下水非常丰富，但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不具有深位地下水的开发能力。所以古代张掖农业生产完全依赖祁连雪水。
史籍对河西各州农田水利情况的记载中，一般认为最发达处系甘州及凉州，其农田水利建设的成就非常大。长安元年（710年）凉州都督郭元振，“令甘州刺史李汉通开置屯田，尽水际之利，稻利丰衍"。陈子昂亦讲：“甘州诸屯，皆因水利，浊河灌溉，良沃不待天时。"近人慕少堂《甘州水利溯源》一文，考证出张掖县南黑水流域在唐代就有盈种渠、大满渠、小满渠、大官渠、永利渠和加官渠等，可灌田465400余亩。尽管唐代张掖水利建设情况大部失于记载，却可以确定无疑地说，农田水利既为唐代张掖农业开发贡献了力量，又为后代的水利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五、商品经济的繁荣唐前期张掖商品经济的繁荣，也是经济开发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方面。
张掖，唐甘州州治，河西第二大城。从贞观年间直至开元、天宝之时，河西商旅极为繁盛。胡商云集，道路相继，蔚为壮观。在这繁忙的丝路上，张掖是个总枢纽，因为丝路东段各条路线最后都要在张掖会合。丝路畅通时，张掖为必经之地；中原战乱时，张掖则是贸易的终点站。很多唐代文书记载大批胡商专程到张掖贸易，也有很多胡商定居于此。《新唐书．地理志》载，甘州土贡有麝香、野马草、冬奈、枸杞等物。张掖因有优越的农业生产条件，所以又是河西最重要的粮食贸易中心。
以丝绸为主要商品的过境贸易和粮食贸易是唐代商业繁荣的标志。粮食贸易有几种形式，最主要的形式是和籴。张掖的农业生产居于当时全国先进地位，但手工业生产水平则远逊于江南及内地，所以张掖农民大都依靠向政府卖粮以换取布帛添置衣着。自开元至天宝，政府每年要用80万匹绢于河西的和籴。无疑，和籴是政府与百姓之间比较自由的粮食贸易，规模也是巨大的。粮食与丝织品的交换，尽管好处很多，然而毕竟是以物易物的初级交换形式。和籴活动只是唐前期张掖粮食贸易的一部分。甘州城镇居民众多，不事农耕，城市工商业者的生活依靠购买商品粮。加之张掖境内，过往商旅很多，需要大量粮秣。粮食贸易对于城市居民和过往商旅是一个重要的保证和条件，并且随着城市的繁荣和交通的畅通而兴旺发达，两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唐代张掖有很多的行客从事这种具有实际意义的粮食贸易。敦煌文书《唐年次未详河西节度使判集》有“肃州请闭籴，不许甘州交易"一案的判文，强调了“商贾往来，请无壅塞。粟麦交易，自合通流"的重要性。我们这里所指的粮食贸易的主要形式就是这种行客的买卖活动。行客专门从民户手里大批收购粮食，再按官府的价格成批交售，有些行客甚至可从官府预支用于和籴的绢。这是一种纯粹的贸易活动，行客实际上是包揽和籴的粮商。粮食贸易的次要形式，是行客直接向粮食消费者出售粮食，这些粮食消费者包括城镇工商业者和过境行旅。其中过境行旅数量不在少数，在丝路畅通时，使团、商、队、僧侣不绝于道，他们在进出河西走廊时，都要为下一段的行程准备足够的粮食，因此这类粮食贸易的次数与规模也很可观。粮食贸易的第三种形式就是粮食生产者在集市直接向消费者出售，但这类形式规模及交易额都比较小。总之，张掖的官私粮食贸易在整个商品经济活动中占重要地位。
张掖既然是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埠，丝绸就是张掖商贸的主要过境商品。丝绸贸易大都是与客商进行的。唐太宗在西突厥归降之后，就对各国朝贡使者说，商旅可以通行了。此后，中西贸易达到新的高峰。中西贸易在唐代持续处于高峰，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618年立国至公元640年灭高昌前。为中西贸易渐兴期，这个阶段曾禁止百姓私赴西域。第二阶段是公元640年至公元787年，为贸易繁盛期，其间虽有安史之乱和吐蕃东侵，但都未影响丝路繁荣。第三阶段是公元787年至公元907年，为衰落期，主要是由于战乱，吐蕃入侵，尽取河陇之地。就第二阶段的情况来看，贞观年间平定高昌后置西州，随之建立安西都护府，中西交通逐渐顺畅，与西域诸国的来往趋于频繁。中西贸易有贡赐、民间互市、地方机构参与等形式。据统计，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西域来唐朝贡达174次之多，可见政府（或地区）之间贸易往来的繁忙。西域诸国，或使节来贡，或商团进献，朝廷便以丝绸等物或赐或赠。《太平广记》卷329载：“岁时往复信使相望，缯绣以其饶"。就其性质而言，属于官方与西域诸国的贸易。当时有大批胡商打着官方使团旗号前来，对于这种人，唐政府区别对待，不像接待正式使者一样提供食宿。官方的丝绸输出，无疑是大宗丝绸贸易。然而官方丝绸输出不以张掖为始发地点，只是过境而已。但这种官方经济往来频繁经过河西，对张掖的商品经济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民间丝绸贸易更为繁荣，既有从京师或内地购好之后经过河西而外运的，也有从内地运到张掖，再从张掖与外商成交的。在张掖的丝绸贸易中，不可忽视胡商的作用，胡商来华贩运丝绸的资料于史书及各种文书中比比皆是。汉人把所有西域商人统称为胡人和商胡，也叫“兴生胡"。胡人赶着骆驼、马驴、牛车奔波于丝路之中，“兴胡之旅，岁月相继"。唐代诗人元稹描述这种贸易繁荣的景象：“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张掖的贸易仍以丝绸中转为主，大多数胡商皆为丝绸而来，政府间贸易亦以丝绸为主。当时，西域诸国使团来华进贡名贵土特产品，唐回赐亦丰，其中以丝绸为大宗。胡商也携带大量珍宝来张掖贩运丝绸及丝织品。即使西域僧人西归时也要携带大量丝织品，开元年间有“西域胡僧者，自西京造袈裟二十余驮，还天竺国"。张掖，一方面有大量胡商来求购丝绸，另一方面则有大批汉人商贾运丝绸至此。《吐蕃历史文书》载：“汉之财物运往河西，贮存于瓜州，悉为吐蕃所夺”，以至于普通的吐蕃百姓也能穿上上等丝绸，可见运至河西的丝绸数量之多。显然这些丝绸是为同胡商贸易而运抵河西的。唐代诗人张籍对汉商贩运丝绸西行也有生动描述：“边城暮雨雁飞低，芦笋初生渐欲齐。无数铃声遥过碛，应驮白练到安西。"大批胡商因丝绸贸易而客居张掖，除丝绸外他们还需要瓷器、药材等物，对粮食、驼马等也有需求。一时之间，丰富了张掖商品种类，繁荣了城市。张掖的商品经济显得十分活跃。
六、手工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唐代张掖的手工业品大致可分为粮食制品、木制品、麻织品、皮革制品、金属制品、毛织品和药材等几类。虽然当时手工业不很发达，但其产品也和丝织品、各地土产品一同促进了张掖贸易的繁荣。
公元710年，唐睿宗派李汉通为甘州刺史，李汉通到张掖后，采取农工商并重的经济政策，以农业推动手工业的发展。《新唐书．郭震传》记载：“李汉通辟屯田，尽水陆之利，麦稻丰衍……牛羊被野。”由于农业的丰收和畜牧业的发展，食品加工业、纺织业遍及城乡，《甘州府志》说：“河西手工业有棉纺、毛纺、丝纺三种，迄今已有一千年之久。”
唐代纺织产品已成为市场交易的主要商品。在这一时期张掖手工业生产水平超过前朝各代，特别是铸造业，具有相当大的生产规模。现悬挂在钟鼓楼上的铜钟，就铸于唐代。钟高1．3米，直径1．1米，受重击后，能产生洪亮的声音。其形体呈喇叭形，下口六耳，钟身有三层图案，每层分六格，上层六格中有三格铸飞天图案，头戴花冠，身着裙，赤脚，手捧花束，形象优美逼真；中层六格中有三格铸有朱雀、玄武作展翅奔走状；下层六格中三格铸有青龙、白虎图案，形体美观，造型、工艺精湛。同时，李汉通组织甘州人民开凿了屯睿渠、盈种渠、大满渠、小满渠和大官渠。在黑河流域及渠道上筑高堰阻水，安装水磨，从事粮食加工。这种水磨直到20世纪50年代仍在使用。
但与唐前期内地手工业的繁荣兴旺对比，张掖的手工业是极为落后的。唐前期内地手工业的发达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手工业管理机构很完备。朝廷设有少府监“长百工技巧之政令"；有将作监“职掌供邦国修建土木"；有军器监“缮造甲弩之属"；各监之下，分别设置职司不同的许多署。第二，官营手工业人数很庞大。少府监有工匠19850人，将作监有工匠15000人。第三，官营手工业选料精细、做工考究、规模庞大、分工严格、技术先进。第四，民间手工业基础雄厚，人数更多，生产规模也不小，甚至有以五百张织机进行生产的织户。第五，门类齐全。主要手工业部门有纺织、冶铸、制瓷、造纸、造船、制糖、印染、印刷、面粉等。
唐前期手工业还有一个特点是善于吸取外来技术。唐太宗曾派人赴天竺“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拃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开元初“右威卫中郎将周庆立为安南市舶使，与波斯僧广造奇巧"，显然，周庆立吸取了波斯的某些先进工艺。唐代金银器有许多萨珊风格。唐代建筑也吸取了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技巧。
值得注意的是张掖为中西交通要冲，却未受到西方手工业的影响。其原因在于张掖手工业基础极差，缺乏相应的原料及技术条件。
唐前期张掖地区基本没有官营手工业，关于民间手工业部门和产品的记载也很少。《新唐书．地理志》载：凉州土贡有白麦、龙须席、毯、野马革、芎穷；甘州土贡有麝香、野马革、冬奈、枸杞；肃州土贡有敖金、野马革、柏脉根；沙州土贡有碁子、黄矾、石膏；瓜州土贡有野马革、草豉、黄矾、绛矾、胡桐律。土贡品中有许多是手工业加工出来的产品。从另外一些零星资料看，张掖还有一些手工业产品：酒、酱、醋、木盘、木勺、犁架、家具什物、麻布、鞍、铜器、铁器、毯、毡、毛袋、各种药材、玉石器具等。从这些产品的种类推測，张掖手工业作坊既少又小。因此，不仅史无记载，就是诗词歌咏文牍笔记，也没有张掖手工业方面的描述。
因为张掖手工业基础差，客观条件又使得生活所需手工业用品可从繁荣的过境贸易中获得，所以，唐前期张掖的手工业自然要落后了。
唐时非常重视发展畜牧业，朝廷内设太仆寺，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贞观初年（627年）接管隋王朝马3000匹，又得突厥马2000匹，迂牧于陇右及张掖一带，四十年间蕃生至760000匹。开元、天宝年间（713—756年），设置八监管理马政，牧马约430000匹。并诏天下养马人家，百姓畏苦多不养马，民间养畜以牛、羊为多。牛为黄牛，主要用于耕载，其次为肉和乳品。敦煌唐代壁画里的耕牛图、宰牛图和挤牛乳图，反映了牛的利用相当广泛。羊有河西羊，生长在张掖和湟水流域，其肉质鲜美，毛质坚韧弹性好。孟浩《食疗本草》载：“河西羊最佳，安能补益人"。
唐初非常重视马政。当时，突厥、吐蕃、吐谷浑等民族具有骑兵优势。唐政府认识到“出师之要，全资马力"，“彼胡虏恃马力以为强"。为加强军队战斗力，便在河陇地区设置监牧促进牧马。“初、隋末国马皆为盗贼及戎狄所掠，唐初才得牝牡三千匹于赤岸泽，徙之陇右，命太仆张万岁掌之。万岁善于其职，自贞观至麟德，马蕃息及七十万匹，分为八坊、四十八监，各置使以领之。"贞观至麟德约四十年，由三千发展到七十万，这种发展速度和所达到的数量都是历史上空前的。由此可以说明四十年来唐政府始终对牧马高度重视，监牧治理牧马有方，利用河陇自然条件牧马也是适宜的。由于马匹数量日益增大，牧场也就一再扩大。《文献通考》卷159载：“肇自贞观，成于麟德，四十年间，马至七十万六千匹，置八使以董之，设四十八监以掌之，跨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四郡之地，幅员千里，尤为隘狭，更新八监，布于河西，丰旷之野，乃能容之。于斯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河西丰旷之野，非山丹莫属。汉代匈奴败亡失去祁连山、焉支山后曾歌曰：“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燕支山（按：即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太平寰宇记》卷152载：“焉支山一名删丹山，东西百余里，南北二十里……其水草茂美，宜畜牧，与祁连山同"。焉支山在今永昌县西，山丹县东南。这里的自然条件极宜牧马，土地丰旷，水草茂美，而且无须与固有的农业区域争夺土地。唐代在这里开创监牧后，很快成为牧马之主要草场，这也是唐代张掖畜牧业经济繁荣的一个佐证。
第三节吐蕃对张掖的开发与经营吐蕃是藏族的前身，很早以前，就居住在青藏高原上。公元六七世纪之交，吐蕃在松赞干布的领导下，建立了统一而强大的奴隶制国家。
吐蕃是唐代西部的强大民族。隋末唐初，吐蕃首领松赞干布统一了各部，建立起吐蕃王朝。初时，唐太宗以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双方关系甚为友好。松赞干布死后，吐蕃逐渐向外扩张，不断袭扰甘、凉、河、鄯诸州，曾一度攻陷安西四镇。唐王朝也不断加强陇右、河西、安西、北庭的守军。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紧急诏令河西、陇右及伊、西、北庭守军东调勤王。不久，潼关失守，两京俱陷，玄宗逃往四川，肃宗在灵武即位。由于连年战乱，西北形势动荡不安，吐蕃乘机扩张势力。到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吐蕃入大震关，连格兰、廊、河、岷、洮、鄯、成、渭等州，陇右尽失，河西吃紧。河西节度使杨志烈以薄弱兵力支撑局面，5000兵卒战死过半。不久吐蕃大军进攻凉州，杨志烈看凉州无险可守，只得放弃凉州，力保甘州，河西节度使署移治甘州。随之，凉州被吐蕃占领，甘州便成为抗击吐蕃的中心。
杨志烈退守甘州后，由于防务空虚，急令征兵，但因失去民心，效果甚微。杨志烈亲自出马，西上征兵，途中反被部属害死。消息传到京师，唐代宗又派杨休明为河西节度使，并配备了各州长史。杨休明到任后，得到安西四镇留守郭昕、西州刺史李秀章的积极支持，甘州防务大有起色，局势得以稳定。
唐代宗大历元年（766年）五月，代宗命杨休明移镇沙州。甘州抗击吐蕃的重任由甘州刺史兼建康军使乐庭和向将军承担。乐庭是河西军政界宿将，威望颇高，人称“乐使君"。向将军是大斗军使，屡有军功。乐使君与向将军在甘州安定民心，发展农牧，与军民同甘共苦，坚守甘州达16年之久。
唐德宗建中二年（781年），吐蕃为迫使唐王朝割地求和，加紧对甘州、沙州的围攻。这年夏秋之间，甘、沙二州先后陷于吐蕃。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唐与吐蕃在渭水河边“清水会盟"，唐朝将河西、陇右以条约的形式割给吐蕃。甘州从此沦陷长达60余年。唐德宗贞元六年（790年），受吐蕃封赠的沙陀徒共七千来甘州，使甘州大片农田沦为牧场。直到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甘州人张议潮在沙州举义成功，河西才再次归唐，结束了长达60多年被吐蕃奴役的历史。
吐蕃占领河西期间，在河西建立了军事管制政权，设置武威及敦煌两个军镇，甘州属武威军镇，肃州属敦煌军镇。武威军镇的长官称为“德伦"，相当于唐的节度使，辖有万户长、大城塞长、大事务官、通事（翻译）、法事务官及僧官等。甘州的最高长官称为“节儿伦"，并设有节儿都护、节儿中官、节儿小官、千户长等。农村则改为吐蕃千户统治下的奴隶制部落。可见在吐蕃占领期间，甘州人民处在被奴役的水深火热之中。吐蕃统治者占领张掖后，虽采取各种措施稳定社会秩序，改善民族关系，发展当地经济，力图长期占领这一地区。但实际上，此时的社会经济和汉代及唐前期相比，是张掖开发史上的一个倒退。
第四节隋唐张掖经济繁荣的原因从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到公元907年唐朝灭亡，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张掖经济繁荣的鼎盛时期。在民族大融合和南北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隋朝实现了统一。全国统一后，社会秩序安定，农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发展，封建经济开始呈现了繁荣局面。它所推行的改革和科举制的创立，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公元618年，李渊起兵攻占长安，建立唐朝。唐初统治者，吸取隋亡教训，调整统治政策，前期政治比较清明，出现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封建经济得到新的发展。唐朝是一个强盛的多民族封建国家，各民族间的联系加强，同亚洲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也空前频繁。从隋唐王朝对张掖等河西地区经营开发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看，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国家统一，社会稳定；农民战争推动，迫使统治者调整统治政策；政府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的政策，租庸调制和均田制的推行，使农民得到了土地和生产资料，客观上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唐朝初期统治者勤政爱民、励精图治；广大劳动人民辛勤劳动；还有制度的革新、开明的民族政策、开放的对外政策等等。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强盛转向衰落的转折点。安史之乱后，唐朝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唐朝后期，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导致了农民战争爆发，唐朝迅速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