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想整顿吏治，却碍着湘、淮系官员而不敢行动，这使他非常苦恼。
他多次向赵烈文诉苦，并检讨自己说，连自己管辖的“三吴吏治”都不能下手整顿，真是“负国负民”呀。
对于勇于任事而又有权势者的贪婪与腐败，或是与他们针锋相对以自己的能力进行整治和斗争，或是与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各行其道，相安无事，或是与他们同流合污，自甘堕落。
而以曾国藩的为人与品格，当他重回两江的时候，不可能选择后两种可能，而第一种可能又实感无能为力，这使他处于一种“欲罢不能罢”的尴尬境地，即使这样，他也不能不被那些贪欲之人视为眼中钉，加上因对无业游民哥老会组织给地方上造成的极度混乱的局面，曾国藩深感问题的严峻，陷入了又惊又惧的深渊之中。
他常言：“我乡会匪勃发，各地被扰。
这些无业游民，逐风而逞，剿之而不畏，抚之而无术。
纵使十次被灭，而若有一次得逞，则桑梓之患，不堪设想，殊以为虑。
”他焦虑地预计，若是哥老会大股发难，首先遭到攻击的一定是他们曾家（因为哥老会成员中有许多是被曾国藩裁撤没有得到太多实惠并对他们不满的湘军官兵）。
所以，他不止一次地告诫曾国荃、曾国潢和家人，让他们在乡里夹起尾巴做人，多积些阴德，免得遭到愤怒群众的惩罚。
同时认为早晚难逃“劫数”，让他们随时准备“避乱远出”。
家里人一听非常恐慌，商量全家搬往南京，但又舍不得家产，左右为难。
经与赵烈文等反复商量，还是把他自己的家眷子女接到了南京，避离湖南。
曾国藩连自己的家人老小都顾之不及，何谈“肃靖”地方。
好在他在两江总督的位子上没有多久，又被调为直隶总督，离开了哥老会集中的长江流域，也管不着那里的靖与不靖了。
对于成功者而言，也许他本身就是一个有“大欲望”之人，但更重要的是他怎样才能合理地使用好那些有“大欲望”而又“能任事”之人则是他应当解决好的难题之一。
（3）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的御人术
我们仔细研究曾国藩的御人之道，就会发现曾国藩是从儒家文化那里吸取了经验，并变成了自己重德、轻势的御人术。
且看荀子《勤学篇》有一句名言：“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
”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
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己”，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天下有几人做得到呢？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日补救则难矣。
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
更让我们注意的是，曾国藩非常重视“德”、“怨”两字，前一个字讲的是要进德修业，要以德服人；后一个字讲的是勿以怨相报，以势欺人。
曾国藩的这种检点的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
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
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
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
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
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
有人总是怀疑别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他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有人说：“谤之无实者，付之勿辩可矣；谤之有因者，大自修弗能。
”器量阔大，使我们能检点自己，大度本身就是一种魅力，一种人格的魅力，那不仅是对自己缺点的正视，而且也是对自身力量的自信。
的确，要先御人，必须学会自御。
在此，我们必须牢记住曾国藩的御人之道是“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日姑待，后日补救则难矣”。
曾国藩正是因为从自我做起，然后驾御他人，所以他强调的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力。
这种御人术，到了今天也值得称道。
4.用屏风挡住自己的心
世道之险恶是人人皆知的，你不满意，我不搭理你，你说我一点不是，我说你一堆不是，并厮杀出许多矛盾。
曾国藩深知人心之坏能猛于虎，因此常用屏风挡住自己的心，让对手不知他到底怎么想，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因此，曾国藩是一位藏心大师！
给对手造成一、两个悬念，这样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
这不能说不是高明的御人术。
有些人的眼神总是想穿透对手的躯体，窥探对手的心，从而找到攻击点。
曾国藩对这一类人了如指掌，应对自如，其诀窍是把心遮起来，给对手造成一、两个悬念，这样就可以安心做自己的事。
这不能说不是高明的御人术。
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是指知人心之难，如果能抓住对方的心理，然后逐一施以对策，则万事便可亨通。
时刻注意体察人心，从对方的行为特征出发，先“知”而后“御”，靠心御人，以创人和之局面。
这就是曾公的笼御人心之观念。
只有当你洞察了一切你所应付的环境或对象，才能做到有的放矢，百战不殆。
御人也是如此吧。
（1）不“争”不相识
曾国藩在同僚交往中最痛恨互相拆台的做法，他认为这无异于“两虎相搏，胜者也哀”，因此主张“英雄援手”。
同时，他通过观往古名臣之得失，还总结出一种方法，就是我要结交的人不愿意和我结交，我就要硬同他交往，所谓“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
骆秉章是湖南巡抚，权势很大，当曾国藩编练湘军和率军出征的时候，几次薄待曾国藩。
面对自己得罪不起的人，曾国藩多次屈求。
骆秉章对曾国藩的冷酷，从曾国藩在长沙向他求情一事，就可看出。
咸丰三年（1853）九月，驻扎在长沙的绿营兵与曾国藩的部下发生严重斗殴，绿营兵鸣号列队，准备大事攻击曾国藩的勇营部队。
曾国藩闻讯后，非常生气，他想诛杀一两个绿营兵，压压他们的气焰，便给绿营提督鲍起豹发去一份咨文，指名索捕闹事的绿营兵。
这一下可惹怒了鲍提督。
他也不是善者，来了个火上浇油。
故意大造声势，公开将肇事者捆送至曾国藩的公馆，看他这个团练大臣怎么办。
绿营兵见此情景，一个个气势汹汹，冲进曾的公馆，击伤他的卫士好几人，并差点将曾国藩本人打死。
曾国藩狼狈不堪，只得向巡抚骆秉章求救。
本来就驻在隔壁的骆秉章其实早就知道曾公馆所发生的事情，当时他也正对曾国藩在办团练过程中表现出来的非官非绅却又自以为是十分不满，想借此教训一下曾国藩，所以一直在旁边看热闹。
直到曾国藩来向他求情，他才出面，但却并不安慰曾国藩，反而给肇事者松了绑，向他们赔不是，让绿营兵各自回到自己的驻地去。
事后，骆秉章也不对此事进行查究，准备不了了之。
可长沙城内，却浮言四起，说由于曾国藩干预官府的兵权，才闹出事来，他是咎由自取。
后来，曾国藩的部下王鑫分离的时候，骆秉章却乘机拉拢王鑫，这简直是拆台了。
但曾国藩逆来顺受，不与计较，并且一遇困难，还去屈求。
曾国藩从衡州率军出征后，到达长沙，便因湘军粮饷和作战物资供应问题与骆秉章商量，请求湖南当局的支持，这次因为曾国藩提出要将湖南作为湘军的大本营，骆秉章等湖南官员认为支持湘军就是保卫湖南地方，因而表示同意。
1854年曾国藩又为胡林翼事去求骆秉章。
胡林翼与曾国藩很早就有过密切的交往。
当胡的父亲客死北京时，曾国藩曾以湖南同乡的身份前往吊唁，并亲送灵榇出城。
胡林翼则将陶澍的集子《陶文毅公全集》回赠曾国藩，以表示谢意。
胡林翼在守制结束之后，想出来继续做官，便于1846年由几个学生凑钱捐了个内阁中书，接着又捐升知府，分发贵州补用。
按照清政府当时的规定，捐银得官，是可以选择任职地方的，朋友见他要到贵州贫瘠地方去，感到有些不解，便问他。
他说：“天下官场，只有贵州州县官吏奉上以礼不以货。
我此次得以复出，全是靠友人资助，现在得贫瘠之官缺，正可以保清白之风，而不致有负友人之希望。
”他的这种做官态度，与曾国藩所提倡的“文官不爱财，武官不怕死”的精神，是基本相同的。
胡林翼在贵州任知府和道员先后八年，因为镇压贵州东南地区的农民起义，由此“声誉鹊起”，知名于政界。
他对绿营兵的腐败同样有很透彻的认识。
他曾明确地指出，绿营兵确已腐败不堪，决不能指望它在镇压农民起义之中发挥出战斗力。
清廷要想挽回与太平军作战的颓势。
就必须改弦更张，就应该大力编练勇营。
他的认识与曾国藩的想法完全一致。
1854年初，胡林翼在贵东南道员任内，经湖广总督吴文奏调，率数百练勇离开贵州，经湖南赶赴湖北，参与对太平军的作战。
他日夜兼程，于2月上旬赶到湖北金口，突闻吴文已于黄州自杀身亡，且太平军还在沿长江西进。
他赶紧率勇西退湖南岳阳，一时失去了依靠，无所归从。
曾国藩得知此情，便又一次去找骆秉章，要他上奏清廷，准许将胡林翼留在湖南。
他非常欣赏胡林翼的才干，认为他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江忠源之死所造成的损失。
因此，他自己也亲自上奏，在咸丰皇帝的面前大力表扬胡林翼，说胡“胆识过人，才大心细，是军中万不可少之员”。
咸丰也就同意胡林翼随同曾国藩一起行动。
胡林翼与曾国藩走到了一起。
尽管此时谁也不能完全理解这种结合的真正意义，谁也不会知道胡林翼日后会成为湘军的第二号人物，但曾国藩的内心的确是高兴的。
可以说这是他下令湘军正式与太平军作战前的一个重要收获。
这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善不吾与，吾强与之附”的同僚交往之道起了重要作用。
后来，曾国藩和骆秉章还在军事上有所配合。
但当曾国藩岳阳城下失利第二次退回长沙时，骆秉章又一次给他冷淡。
长沙城老百姓先是看见湘军出征，可没过几天却又打道回府，不知情的人便感到十分的惊异。
不久，太平军的到来使他们明白了这其中的真情，一个个便赶紧逃难。
湖南省的官员们则对湘军大失所望。
有人骂曾国藩无用，有人主张乘机解散湘军，也有人认为长沙城的防卫还得依靠湘军，骆秉度听着众人的议论，知道此时不宜参奏曾国藩，也不同意解散湘军，但他对曾国藩的态度也极为冷淡。
曾国藩住在湘军的水师船上，骆秉章拜客到邻船，近在飓尺都不过来跟他打招呼。
直到后来，湘军取得湘潭大捷，骆秉章才开始对曾国藩变得热情起来。
（2）交人交心，以情动心
所谓人心都是肉长的，交人必先交心，从“心”而发，方能以情动人，以情博得人心。
（3）莫享众人之功
蒋介石一生服膺曾国藩，佩服得五体投地。
他尤其钦服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之道。
他在《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中说：满清王朝之所以能够中兴，太平天国之所以归于失败，其原因并不是人才消长的缘故，而实际上是道德事业兴盛衰替的证明。
洪秀全、杨秀清、石达开、李秀成、陈玉成、韦昌辉等人的才略，难道比不上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等满清大臣吗？然而曾国藩标榜传统的思想品德，力体躬行，以为一世的先导，其结果竟然能够交易风俗，挽回颓靡的风气。
我暂且不去讨论曾国藩等人在当时应付时变的手段，思想的新旧，事业成败过程如何，而他们的苦心和毅力，自己要立身，也要扶持使别人也能自立，自己通达，也要使别人通达之道，就已经足以成为我们这些人的老师了。
曾国藩的“自立立人，自达达人”，源于他的“仁”字。
曾国藩认为，在军中的处世之道与社会其他方面的处世之道一样，互相之间应讲究仁礼。
为此曾国藩在选将选兵时，特别注意选那些易于受仁礼感召的质朴之人。
在初募湘军时，曾国藩每天坐在招募处，看到黑脚杆而又不好说话的乡下人，便连声说“好、好”，表示可以选上；如果看到近似城市的人，或好说话的人，则“晤、晤”两下，表示不可选上。
因此湘军士兵，几乎无一不是黑脚杆的农民。
这些朴实的农民，既能吃苦耐劳，又能忠勇，一上战场，则父死子代，兄仆弟继，义无反顾。
有兵如此，怎么会不打胜仗呢？
最重要的还是精神训练。
曾国藩说：
“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
自今年4月以后，间令塔公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
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