凭借着拉丁语，斯宾诺莎得以接触笛卡尔等人的著作。他也由此渐渐脱离所谓正统的学说范围，并最终在24岁时被逐出了犹太教会堂。他最后搬出犹太人居住区，以磨镜片为生，同时进行哲学思考。磨镜片这项工作伤害了他的健康，他在工作的时候吸入了大量的硒尘，并因此而得了严重的肺病，直至去世。斯宾诺莎此后一直过着隐居的生活。有人提供他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任教授之职的机会，条件是必须不对国家的法定宗教提出任何质疑，被斯宾诺莎断然拒绝。由于长时间的饮食不规律，营养不良，他的健康状况逐年恶化。1677年，在与病魔一场激烈的交战之后，最终倒在了45岁的边缘。
在伦理学上，斯宾诺莎认为，一个人只要受制于外在的影响，他就是处于奴役状态，而只要和上帝达成一致，人们就不再受制于这种影响，而能获得相对的自由，也因此摆脱恐惧。斯宾诺莎还主张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对于死亡的问题，斯宾诺莎的名言是：“自由人最少想到死，他的智慧不是关于死的默念，而是对于生的沉思。”他的一生也彻底地实践了这句格言，对死亡一直十分平静地面对。
于是，我们对他的哲学思想就有着强烈的认知欲望，懂得他的哲学的目的是证实思想的真理性并获得自由，条件是放弃世俗的东西获得思想的自由，方法是对真理标准的重新确定即真观念。他首先对知识进行了分类，把知识分为传闻的知识、经验的知识、理性的知识、直观的知识四种，并认为直观的知识是最可靠的，即真观念。当我们看到这些论证，自然会出现一个高尚的面孔，想到马克思说的“哲学家们都是通过斯宾诺沙磨出的眼镜来看世界的”这句调侃的话。
在本世纪初，出版界推出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书》系列丛书，共选出了十部经典，其中就包括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请看下面一段文字：
1828年的一天，在伦敦郊外的一片树林里，一位大学生围着一棵老树转悠。突然，他发现在将要脱落的树皮下，有虫子在里边蠕动，便急忙剥开树皮，发现两只奇特的甲虫，正急速地向前爬去。这位大学生马上左右开弓把它们抓在手里，兴奋地观看起来。正在这时，树皮里又钻出一只甲虫。大学生措手不及，迅即将手里的甲虫塞到嘴里，伸手又抓住第三只甲虫。看着这些奇怪的甲虫，大学生真有点爱不释手，只顾得意地欣赏手中的甲虫，早把嘴里的那只给忘记了。嘴里的那只甲虫憋得受不了啦，便放出一股辛辣的毒汁，把这位大学生的舌头蜇得又麻又疼。他这才想起口中的甲虫。张口把它吐到手里。然后，不顾口中的疼痛，得意洋洋地向市内的剑桥大学走去。这位大学生就是达尔文。后来，人们为了纪念他首先发现的这种甲虫，就把它命名为“达尔文”。
这段逸事足见达尔文对生物的痴迷。
1831年毕业于剑桥大学后，他的老师亨斯洛推荐他以“博物学家”的身份参加同年12月27日英国海军“小猎犬号”舰环绕世界的科学考察航行。这次航海改变了达尔文的生活。回到英格兰后，他一直忙于研究，立志成为一个促进进化论的严肃的科学家。1838年，他偶然读了马尔萨斯的《人口论》，从中得到启发，更加确定他自己的一个重要想法：世界并非在一周内创造出来的，地球的年纪远比《圣经》所讲的老得多，所有的动植物也都改变过，而且还在继续变化之中，至于人类，可能是由某种原始的动物转变而成的，也就是说，亚当和夏娃的故事根本就是神话。达尔文领悟到生存斗争在生物生活中的意义，并意识到自然条件就是生物进化中所必须有的“选择者”，具体的自然条件不同，选择者就不同，选择的结果也就不相同。
然而，他对发表研究结果抱着极其谨慎的态度。1842年，他开始撰写一份大纲，后将它扩展成数篇文章。1858年，出于年轻的博物学家华莱士的创造性顿悟的压力，加之好友的鼓动，达尔文决定把华莱士的文章和他自己的一部分论稿呈交专业委员会。1859年，《物种起源》一书问世，初版1250册当天即告售罄。以后达尔文又花二十年的时间搜集资料，以充实他的物种通过自然选择进化的学说，并阐述其后果和意义。
作为一个不求功名但具创造性气质的人，达尔文回避了对其理论的争议。当宗教狂热者攻击进化论与《圣经》的创世说相违背时，达尔文为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写了另外几本书。《人类的由来及性选择》一书报告了人类自较低的生命形式进化而来的证据，报告了动物和人类心理过程相似性的证据，还报告了进化过程中自然选择的证据。
三十年前我听说《物种起源》是没有中文版的，但是后来发现了“十大经典”的这一本，不知是不是简化版，但它的翔实和论证手法足以征服了我。由于这部书的内容，我们还了解了拉马克和华莱士等人。在宏观上，对于非生物学专业人士，达尔文告诉我们：地质学明确显示，物种类型的数目没有无限地增加过。接着又让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变种，什么是物种。“当各个变种变异得彼此截然不同时，它们就跻身于物种之列了。”谈到自然选择，他说：“因为自然选择，或适者生存的原理，并不包含持续发展之意，它只是保存和积累在复杂生活关系中出现的有利于生物的变异。试问，高级的构造对一种浸液小虫、对肠寄生虫及某种蚯蚓来说究竟有什么好处？如果改进并无好处，在自然选择中，这些类型就会不加改变或很少改变地保留下来，以现在的低等状态保持到永远。”说得好哇，并不是生存斗争让生物改变，恰恰相反，改变是为了生存。没有威胁的低等状态是可遇不可求的幸运者。这个理由对辩证思维方法的佐证是深刻的。难怪进化论成为马克思辩证法的自然科学基础，我们不能说达尔文本身就是辩证论者，但是真理的表现和存在方式是千差万别的，进化论是一个特殊的领域。
爱因斯坦相当于自然科学理论界的“马克思”，如果说马克思的理论改变了人们的社会观，那么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则改变了人们的宇宙观。他之所以有如此成就，首先由于他是一个唯物主义哲学家。比如，他对逻辑实证主义进行了严肃的批评。“逻辑实证主义首先认为，数学命题与逻辑命题是分析命题，是先天的；经验命题是综合命题，是经验的。这样就割裂了思维与经验的联系，其次，它把经验背后的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斥之为‘形而上学’。爱因斯坦驳斥了这种观点，他指出科学真理：‘具有一种超乎人类的客观性，这种离开我们的存在、我们的经验以及我们的精神而独立的实在，是我们必不可少的。’他严肃地批评了马赫的唯心论立场，指出马赫忽略了这样的事实，即‘这个世界实际上是存在的，我们的感觉印象是以客观事物为基础的。’爱因斯坦坚定地认为，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是‘相信有一个离开知觉主体而独立的外在世界’。”
爱因斯坦是一个维护和平的英勇斗士，他曾经和居里夫人一样，为自己的科学成果被用于战争而深感内疚，由此才出现了那个悖论式的命题：伟大而可怕的E=MC2。
爱因斯坦试图在现实的基础上建立他的世界和平的梦想，并且在“敌国”里作了一连串“和平”演说。他的思想和行动，使他险遭杀身之祸：一个抱有帝国主义野心的俄国贵族女刺客把枪口偷偷对准了他；德国右翼刺客们的黑名单上也出现了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名字；希特勒悬赏两万马克要他的人头。为了使自己与这个世界保持“和谐”，爱因斯坦不得不从意大利迁到荷兰，又从荷兰迁居美国，而且加入了美国国籍。他认为，在美国这个国度里，各阶级的人们都能在勉强过得去的友谊中生存下去。（节选自《应用写作》学术月刊1985年第5-6期《爱因斯坦的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