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云大师：谈到佛陀的政治理念与教化，令人感慨的是，翻开人类的历史，从古至今，世界各国的政治少有清明的时候，大都处在变乱动荡之中。原因是各阶级、各国家、各民族都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对内自相残杀，争取领导；对外侵占掠夺，谋取扩张，处处显露人性自私贪婪的弱点！
佛教是个崇尚和平的宗教，佛教没有阶级和种族的歧视与斗争，佛陀当初打破四姓阶级制度，明白揭示民族的平等观，即是认为“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应一律平等视之。因此一如佛教的传说，如果悉达多太子当初不出家修道而接掌王位，便是一位英明仁慈的转轮圣王。所谓转轮圣王的政治，就是一种自由民主的政治，也就是行五戒十善的德化政治。
佛陀出身王族，对国家政治有透彻的了解。在《般泥洹经》里，他说：“天下多道，王道为大，佛道如是，最为其上。”佛陀的政治理想和宗教理想，是彼此圆融互利的，他认为唯有依循正法，政治才能达到理想的境地。换句话说，一个理想的政府，必须在国家、法律的秩序上，加上宗教、道德的规范，才能发挥仁王政治的理想。
佛陀对仁王政治的教化，普见于佛教的诸多经典中。在《大萨遮尼乾子所说经》里，佛陀开示：民心不安，是国家之危，所以领导者应常挂念百姓，如心系自己的幼子一般。在《如来示教胜军王经》中，佛陀说：身为国王者，对于国内所有众生、僮仆、大臣，都应以“四摄法”来看顾摄受。在《长阿含经》里，佛陀说：“君臣和顺，上下相敬……若能尔者……其国久安。”在《佛说孛经抄》里，佛陀指出：“为君当明，探古达今，动静知时，刚柔得理，惠下利民，布施平均。”在《法句譬喻经》中，佛陀提出为王之道当行五事：一是统理万民，须公正公平，不能有冤屈之事；二是储备人才，要用心并给予教育；三是勤政爱民，广修福德；四是不听信谗言，而能察纳正直的谏言；五是洁身自爱，不贪图享乐。在《金光明最胜王经》里，佛陀则说：“于亲及非亲，平等观一切，若为正法王，国内无偏党，法王有名称，普闻三界中。”
佛陀综观当时社会的状况，认为一国的兴衰与君主的道德有关：“君主贤能德政，则国运必昌，人民幸福；君主失德，则国运必堕，人民痛苦。”因此，佛陀为帝王定下应守的德目，如：清廉宽容，能接受群臣的谏言；肯布施，能与人民共甘苦；租税必依法征收；勤政爱民，谨持威严；审判必依法律，无私曲于其间；与群臣和睦，不与彼等竞争等。
除了国家最高领导者应具备慈悲、能力、公正、守法等条件以外，在《增壹阿含·细禁品》里，佛陀也举出执行政令的官员必须具有：不贪污、不暴怒、不诿过、不怪僻、不悭吝、不犯法、不磨人、不重税、不嗜酒、不好色、不自私等内涵品德，才能行法不悖，利益众生。此外，《中阿含·雨势经》中也记载了佛陀对政治的看法。有一次，阿阇世王要发兵攻打跋祇国，特地派遣雨势大臣向佛陀请教战略。佛陀知道雨势大臣的来意，故意对站在身后的阿难开示跋祇国所以富强的治国七法：（一）数相集会，讲议正事；（二）君臣和顺，上下相敬；（三）奉法晓忌，不违礼度；（四）孝事父母，顺敬师长；（五）恭于宗庙，致敬鬼神；（六）闺门真正，言不及邪；（七）宗事沙门，敬持戒者。
佛陀主张以议会制度，推行民主法治来决定全民的利益，一如今日立法院、监察院等也经常召开会议，只是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佛陀已有灼灼先见之明了。所以英国政治名著《印度的遗产》一书中提到：“现代民主国家的会议制度，便是从佛教的思想中继承来的。”
其实，一个良好的政府不必然是全能的，但是必须导民以正。从以上诸多佛教经典中，可知佛陀心目中的理想政治是转轮圣王的仁王之治。他认为一个国家不可扩张武力去侵略他国，但是为了维护本国人民自由、平等、安全、幸福，必要的施政是可行的。
佛陀对于政府治国之道的精辟看法与理念，如果当今政治人物都能谨记在心，并且依之而行，应用于治国济民，那真是国家之幸，人民之福了。
既然佛教徒关心政治已有佛陀身先表率，那么历代高僧大德对政治的看法又是如何呢？他们是否也曾立下什么典范？请大师为我们说明。
星云大师：前面提到，佛教的弘扬要靠帝王的护持，才能普遍推广；相对的，佛教又能影响帝王施政理念，辅助帝王修身、治国、平天下，所以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密不可分。在中国，不但历朝设有僧正、僧统、僧录司等僧官制度，更有礼请僧人为国师而辅佐施政者，譬如禅宗的南阳慧忠禅师，唐肃宗、代宗都曾封立他为国师。华严宗三祖法藏贤首，唐高宗曾随他求受五戒，武则天请他至宫中宣讲华严要义，法藏为了让武则天明了“体相用一如”的道理，就近取譬宫门一对金狮，成就《华严金狮子章》的伟大著作，使华严宗在唐朝大放异彩。而四祖清凉澄观更是受到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敬宗、文宗等皇帝的崇敬，被尊为七帝国师。
唐朝的悟达国师深受唐文宗敬仰，宣宗即位后，更颁赐紫袈裟，并且敕封为三教首座。他曾襄助宣宗复兴佛教，功绩炳然。隋唐时的玄琬法师受朝廷礼请为太子太傅，以“行慈、减杀、顺名、奉道”四事，教导东宫太子未来掌政爱民之方。其他如宝志禅师为梁武帝的国师，玉琳国师为清顺治皇帝的师父，天台智者大师受到隋唐两代帝王的尊敬等。以上这些大师都是抱持方外之士的超然胸怀，以佛法智慧，为国家的安乐、人民的幸福贡献宝贵箴言。
此外，历代对国家政治深具影响力的僧侣，诸如西晋末的佛图澄，他度化残暴杀人的石虎、石勒，解救生灵无数，二石尊之为师，时常请教社稷大事。佛图澄的弟子道安大师，是姚秦苻坚以十万大军征讨襄阳时希望求得之人。当时有位博学广闻的习凿齿，以文名著称，其辩才早已名满天下。在道安抵达襄阳之前，习凿齿已久闻道安之名，特意修书通好并前往拜访，他自我介绍：“四海习凿齿。”意思是四海之内多闻我名。道安应声回答：“弥天释道安。”即普天之下，相信佛法，有道，就能平安。两人机锋相对，可谓禅意盎然。
道安大师后来劝谏苻坚休战，让众生免于涂炭。再如唐朝玄奘大师，他在主持译经大业的同时，还经常随驾高宗左右，接受咨询国事。玄奘大师圆寂的时候，唐高宗罢朝三日，悲恸地对大臣说：“朕失去了一件国宝！”可见玄奘大师受到朝野仰崇之深。
皇帝是政治上的国王，影响于一时；出家人是真理上的法王，影响于万世。隋文帝曾经赞叹灵藏律师：“朕是世俗凡人的天子，律师你是求道学法者的天子；律师能以佛法度人为善，而朕只能以法令禁人为恶。”南宋高宗曾礼请法道禅师入朝共谋国事，贡献计策，稳定军机。曾经一度为禅僧的刘秉忠，元帝入主中原后，特别征召他出仕为相，刘秉忠为了保全汉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无辜的杀戮，乃挺身而出，立朝仪，订制度，推行汉化，延续了汉民族的生存；元代至温禅师，由于赞助王化有功，世祖敕封他为佛国普安大禅师。
历代的高僧大德虽然不像帝王将相直接掌政，但是爱国之心和一般人是相同的。他们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为社会提供心理建设、精神武装，给予社会大众苦难时的安慰、失望时的鼓励。只是长久以来许多人对于僧侣关怀政治总是抱持不正确的观念，认为出家人不可以问政，不能关心政治，其实政治既是众人之事，佛教徒关怀社会，岂能不关心政治？因此即便佛陀也曾说过自己是“众中之数”，乃至观世音菩萨以三十二应化身游诸国土，度脱众生，其中即有国王、宰官、大将军身，以其政治身份，为众生创造富足安乐、无有怖畏的人间净土。所以佛教徒参与政治，本着爱国爱家及关怀一切众生的悲心，怀抱淑世济人的圣贤之心，从事政治的事业，又有何不可呢？
是故常有人问：“佛教徒可以从事政治吗？”答案是“可以”！因为从佛陀为国王们讲说转轮圣王的理想政治，以及历代国师们以佛法的智慧辅佐帝王治理国家，都证明佛教徒可以参政，但不必直接干治的中道思想。佛教徒如果能本着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菩萨精神，从事政治的事业，更能扩大心胸，为众谋利，这是不容置疑的。
大师，您提倡人间佛教，一向都很积极地走入人群，主动关怀社会与时事，但大师对政治又一贯保持超然和超越的态度，是否这就是所谓“问政而不干治”呢？请大师开示。
星云大师：人在社会上谁也脱离不了政治，佛教徒虽不介入政治，但关心社会，关心政治。“问政不干治”是佛教徒对政治的态度。也就是说，佛教基本上是超越政治的，但对社会大众的关怀，仍不失其热心，只是不直接接触行政工作。这也是佛门一向主张的“问政不干治”。我对政治与宗教的看法，一向主张“政治权力方面，宗教徒不沾边；宗教灵修领域，政治也不要干涉”。例如我开创佛光山，或在全世界建设一两百座道场，十方善施协助之外，从来没跟政府申请过一毛钱来补助设施。我认同太虚大师的“问政不干治”。“政治”两个字，“政”是众人的事，“治”是执行、管理之意。问政就是可以担任议员，关心国事，给予建议，但是不要当警察局长或乡镇长等，直接参与政治。目前台湾社会混乱，是非事多、法律不张，我也不赞成出家人参选民意代表，但可推荐正信的佛教徒参选，因为总要有人来关心国事，改革政局。
像现任西来大学的教务长古鲁格，是斯里兰卡人，过去曾是代表斯里兰卡国家政府驻联合国的大使。刚才上课前我问他：“目前斯里兰卡佛教与政治的关系如何？”他说：“斯里兰卡有二百多个国会议员，其中有九个是出家人，都是很优秀的议员。”我开玩笑说：“你们南传佛教比我们北传佛教进步，在台湾，要有九个担任‘立法委员’的出家人都很难呢。”
宗教不能离开国家，不能离开政治，出家人可以不做官，不管理政治，但是不能不关心社会、不关心民众，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管什么身份，每个人对国家都不能置身事外。
出家人虽然出家了，但是并不意味出国，并没有远离自己的国家邦梓。爱国不分你我他，方内、方外，为政不必高官厚禄，权力在握。我想爱国没有错误，没有国家民族观念才是罪过。国家需要广大的佛教徒投入问政行列，以佛教的高超教理来净化人心，改善风气，维持社会秩序。何况佛门广大，如阳光普照，天雨润泽，不会拣择是大树或小草。贩夫走卒、贫苦困顿者，我们都会心生悲悯，希望他们能得到佛法的滋润，重拾生命的力量和喜悦，何况政治人物？佛教不会舍弃任何一个人。而且，如前面所言，在上位者如果有宗教信仰，明因果，知取舍，对国家，对百姓更有正面且巨大的影响！
这几十年来，和我接触的政治人物不少。1996年5月，美国前副总统戈尔访问西来寺，晤谈中，这位和善的政治家表现出对宗教和移民的高度支持与关切。他赞许佛教的合掌，认为此动作代表了合作、团结、互助与包容。1998年5月，我到马来西亚弘法时，与他们的首相马哈蒂尔会晤。他认同佛教的慈悲心、平等观，并提出人类也应有相互关怀友爱的情操。2001年8月，当时任高雄市长的谢长廷先生，因看到《仁王护国经》里“若国欲乱，鬼神先乱；鬼神乱故，即万人乱。当有贼起，百姓丧亡”的句子，深感净化心灵的重要，于是率同一级主管到佛光山进行“净心论政之旅”。那时，我提供“以众为我，就能解决问题；以退为进，世界将更宽广；以无为有的胸怀，拥有更多；以空为乐，更能自由自在”的观念，作为他问政管理的参考。
另外，台湾亲民党主席宋楚瑜曾说，从我身上学到“老二哲学”，他要效法出家人，以众生为念。我曾勉励陈水扁说，“有佛法就有办法”，“政局要安定，有助于‘9·21’灾后重建及两岸问题的处理”；也表示全民应推行和实践我提倡的“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三好运动。还有，2001年，我应邀演讲，也提出“对经济的复苏，企业要大小共存；对社会的治安，全民要同心协力；对族群的融和，大众要互相尊重；对国家的未来，眼光要瞭望全球”四点意见，作为大家未来努力的方向。
《龙舒增广净土文》言：“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我们生存世间所承受的四种恩德，其中之一便是“国家恩”。每个人都需要国家政府来保障生命财产的安全，所以平时有力量者帮助生产，有技能者提升科技建设，有智慧者建言国是，有财力者广结善缘……每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尽忠职守，以报答国家覆护之恩。佛教与政治之间有如唇齿相依，彼此脱离不了关系。证诸历史，佛教愈弘扬的时代，国运就愈昌隆；同样的，国家富强，政治清明，佛教才能兴盛。因此，身为国民，大家都应该关心国家大事；身为宗教家，更应为全人类福祉尽心尽力，不但不能置身事外，而且应该积极关心，直下
承担，这才是人间佛教菩萨道的实践。
请问大师，佛教与政治的关系既是如此密切，两者之间是否有一些异同或是主从的关系？
星云大师：说到佛教与政治的异同，早期我在各地讲演，后来结集出书的《讲演集》，里面有一篇《佛教的政治观》，谈到二者的不同，我曾列举以下数点。
（一）政治是管理众人，维护社会秩序的团体；佛教是教化众生，净化社会人心的力量。
（二）政治希望人人能够安和乐利地生活；佛教要求人人能够慈悲喜舍地做人。
（三）政治是重视法纪，要人人守法；佛教是慈悲忏悔，要人人自律。
（四）政治是维护治安，保卫国家；佛教是救苦救难，拥护国家。
（五）政治重视才干机变，以力服人；佛教重视戒律因果，以德服人。
（六）政治对于功和过，重在事后的赏罚；佛教对于善与恶，重在事前的认知。
（七）政治是权法，因时、因地、因人而制宜；佛教是实法，因教、因法、因理而肯定。
（八）政治是曲线的，曲而求远，人人平等；佛教是直线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
（九）政治重视实效通行，即日成办；佛教重视远益利济，普度现未。
（十）政治的世界和平，是理想目标；佛教的净土共生，是行愿完成。
（十一）政治以财力、军力、权力，治理国家；佛教以德力、法力、心力，辅助国家。
（十二）政治从外做起，要求人民修身守法；佛教从内做起，要求人民修心守道。
（十三）政治要求人人奉行四维八德，以家齐国治；佛教要求人人实践五戒六度，以自度度人。
这是从佛教与政治的定义、教化、目的，以及执行方式等来作比较。表面看来，两者有极大的差异，实则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融通。例如佛教虽明诸法毕竟空寂，实相无相，但在教化时，会随着众生根机而有许多权巧方便的施设。如《杂阿含经》里记载，有位御马师问佛陀：“身为‘无上调御丈夫’的您，以几种方法来调伏众生？”佛陀回答说：“如同调马一样，也是以柔软、刚强、刚柔并用三种方法来教化众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