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爱的摄受”与“力的折服”，这种刚柔并用的教化方式，与政治上“宽猛相济”“王霸兼综”的政策并无二致，同样是管理众人之事。只是不同的政治理论，不同的治国方法，当然也会产生不同的政局。大体上，“四维八德”仍为治国修身之依循准则，在这方面，佛教所制定的“五戒”，更能作为修心养性的指引，不同于外在的规范。乃至佛教的一切教理都是“直指人心”，让人们发觉本自具有的清净善美的真心，进而以四摄六度等菩萨行法自度度人，共同营造美满和谐、富足安乐的国土。
不论身为哪一国的国民，一定有行使政治的权利，都是“政治人”；如果接触佛教，成为信徒，就成为“佛教人”。两者迭加，会产生相加相乘的强大力量！
至于主从关系，我想佛教与政治应无主从之分。不过“形为心使”，佛法即“心法”，在一切有为法中，“心”具有主动、主宰的支配力。如《华严经》言：“心如工画师，能画种种物。”此心能上天入地，会行善造恶，我们若能明白自心而实践此“心法”，于待人处世，乃至齐家治国就非难事了。
有人说，一个国家如果能多几个“政治家”，少一些“政客”，这个国家的人民就有福了。请问大师，“政治家”与“政客”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
星云大师：真是大哉问！一个国家如果政治家多一些，政客少一些，国家就能兴盛、清明、稳定。反之，如果尽是政客当道，要国泰民安也难矣。同样是以“政治”为业的人，二者有何不同？19世纪美国一位牧师克拉克说：“政客与政治家的区别，就是政客看下一届的选举，政治家看下一代的福祉。”真是一针见血的诠释。
综观古今政坛百态，我将政治家与政客之不同，归纳为：政治家一心做事，政客一心做官；政治家想到利人，政客想到利己；政治家公而忘私，政客私而忘公；政治家以福国利民为立场，政客以个己之私为立场；政治家为正义而服务，政客为利益而服务；政治家高瞻远瞩，政客短视近利；政治家有党派，和而不流，政客有党派，以党伐异；政治家上台容易，下台洒脱，政客上台不易，下台不肯；政治家有道德勇气，政客泯灭良知；政治家肯为理想牺牲，政客只有贪欲的企图。根据这些描述和比较，我们来检视历史上的政治人物。我想无疑的，华盛顿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他带领美国独立，并于1789年全票当选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他极为厌恶专制独裁，除了竭力将松散的联邦建立成坚实的国家，更坚持推行民主政治，为现今美国的自由民主打下坚实的基础。华盛顿就是那种对国家民族有强烈责任感，对政治有卓越远见的政治家。
政治家多具有高尚的品格与高贵的政治理想，即使最后功败垂成，仍能在历史上留下让人尊敬的英名。如春秋时致力改革富国的管仲，为政清廉、正直无私的晏子；三国时善于审时度势，具统领智慧的诸葛亮；东晋时沉着冷静、稳定和谐政局的谢安；唐朝有见识才略、个性忠直、每每犯颜进谏的魏征，善于用人、恪守职责、不自居功的房玄龄；以及前面所言的宋朝王安石、范仲淹，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谭嗣同……他们都是值得尊敬、名垂青史的政治家。
政治家在取得政权之前，有时会因情势使然，身不由己而不择手段，运用权术计谋。等到取得政权，即调整脚步，回归忠心为国、全心为民的政治目标。如唐太宗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弑兄杀弟的手段，和历史上许多卑鄙的政客没有两样。但是当了皇帝之后，他励精图治，察纳谏言，严于律己，以诚招天下，唯才是用，将唐朝建设成当时世界最强的国家，也缔造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贪污的“贞观盛世”。以其成就和贡献，应是一位瑕不掩瑜的政治家吧！另外，三国时的曹操，在戏剧里是花脸，被称为“一代奸雄”。不过，他结束长期战乱的局面，为全国打下统一的基础；他以非凡的军事才能，在北方大兴屯田，整顿吏治，使得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也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军事家。
再来看看政客，他们常存心不良，为了个人私利，会绞尽脑汁玩弄权术，欺上瞒下，贪污，揽权，欺压。如秦始皇嬴政病死后，宦官赵高想夺取朝中大权，他用阴谋让年幼的胡亥登上皇位，即秦二世，自己则实际掌权，控制幼稚的傀儡皇帝。在《史记·秦始皇本纪》里记载，有一天，赵高献一头鹿给秦二世，说：“这是我献给陛下的一匹马。”秦二世说：“你跟我开玩笑吧？这是一头鹿呀！”赵高严肃答道：“谁敢跟陛下开玩笑！这明明是一匹马。陛下不信，可以问问别人。”
秦二世随即问左右的人，此时，畏惧或想讨好赵高的人，都说是马；正直的臣子，有的实说是鹿，有的默不作声。赵高暗地记下与他唱反调的人，后来陆续借故把这些人全部杀掉。强大的秦帝国，在他手中不到三年就土崩瓦解。由此可知，政客不喜欢英明的上司，又妒贤嫉能，会想尽办法铲除妨害他政途的人。
清朝的和珅，以其谄媚和恭谨的身段，赢得乾隆皇帝的宠爱和信任。后来，乾隆驾崩才五天，继位的嘉庆皇帝就下诏宣布和珅的二十条罪状，将他罢官抄家。当时，抄出的家产折合白银有9亿两，相当于清帝国12年的财政收入。如果再加上他挥霍掉的款项，及家人贪污的数目，合起来则为清朝20年财政收入的总和，贪污之厉，莫此为甚！
再如一心想当皇帝的袁世凯，葬送能使中国富强的“戊戌维新”，让中国陷入几十年军阀混战；以及北宋祸国殃民的蔡京，明末反复无常的吴三桂等，都是丧尽天良、利欲熏心的政客。
政客与政治家之行径南辕北辙，但是政客善于伪装，往往以巧言令色掩饰其野心和邪恶目的。所以，短时间要区分谁为政客，谁是政治家，不是容易的事。我们除了“听其言”，更要“观其行”。曾国藩家训言：“唯天下至诚能胜天下至伪，唯天下至拙能胜天下至巧。”在历史长河中，政治家终会流芳千古，政客唯有遗臭万年吧！
权利与义务是相对的，一个国家的国民负有纳税、守法等义务，但相应的也应享有国家保障的各种权利。请问大师，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人民可享有哪些权利？而当政者又应如何善用其权力来保障“民权”，使其不受侵犯呢？
星云大师：现在自由民主的社会，常常高喊“保障人权”“人权至上”。所谓的“人权”观念，是近几世纪才形成的。最早人类民智未开，对宇宙大自然不了解，因而充满敬畏和恐惧感，且认为大自然一切现象都各有主宰的神明，如山神、雨神、雷神、河神、树神等。当时的人类也相信有天神或天主凭其喜恶，掌控世间的一切。这种“天命论”，很自然地被运用在政治上面，如商汤起兵攻打夏桀时，即说他非敢作乱，实因“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借着宣扬“天命”“神授”，来表示伐夏是“奉天行道”。“神权”时代里，这种泛神思想维系人伦纲常，统治者也以“天命”来维护其地位和权威。后来，演进到对帝王绝对服从的专制“君权”时代。
现今则发展到民主社会的“民权”时代，大家不只提倡自由，也重视民权，强调人的生命有无比尊严。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发布《世界人权宣言》，在第一条主体思想中，即开宗明义言：“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接着在公民、政治、权利方面亦言：“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法律之前人人平等，有权享受法律的平等保护，不受任何歧视……人人有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的权利……”其他，举凡参政权、创作权、教育权、财产权、言论发表权、文化权、隐私权、迁徙居住权等，均是人民应享有并受到保障的。
在18、19世纪时，世界各国皆以民权来指人权；及至20世纪，妇权意识提高，妇女运动崛起，许多人唯恐民权（The Right of Man）未包含妇女的权利，为使权利主体更明确、周延，才改为人权（Human Rights）。
一般而言，近代人权可分为四个世代：第一代人权，从16、17世纪至19世纪，人民为反抗君主压迫，要求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平等、生存、财产保护等权利，是为“公民及政治权利”世代。第二代人权，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争取的范围扩大至工作权、经济权、社会福利权、劳动人权、组织工会、医疗保健、教育训练，是为“经济及社会人权”世代。第三代人权，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是以“族群、社会自决与宗教自由”为主的世代。第四代人权，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现在，包括社会权、环境权、抵抗权、隐私权、信息权等。除了这些，新兴人权还有：人格权、弱势族群权、和平及发展权等。从人权的发展过程来看，人类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争取人权的奋斗史！
虽然现在世界各国皆高举“人权至上”的旗帜，有的国家也标榜“人权立国”，在宪法上罗列各种人权的保障。但实际上，当与执政党或个人权力相冲突时，人权的享有和保障，都能落实吗？如媒体为民喉舌，应有“言论免责权”，却因批评或揭发政府弊端而被恐吓，勒令关台；每逢选举期间，有些检察官展开“作秀式”的扫黑、扫黄或不当的监听；政党之间的谩骂、写匿名信、偷拍公布“非常光盘”，以毁损对方名誉来争取选票等，这些漠视人权的行为，对民主政治而言，实为一大讽刺！甚至，人权的定义与行使，也常因人而异。如有地位的人，就有“特权”；有钱财的人，就有“方便权”；有势力的人，就有“威权”……也都是人权发展史上怪异又普遍的现象。
政府如何保障人民的权利？在现实生活的保障方面，我认为首先应加强学校的人权及法治教育，让小孩子从小养成尊重别人，且“知法、守法”的习惯，长大后才不会成为家庭的施暴者、社会的触法者。身为执法人员，如警察、调查员、检察官、法官等，更应具有保障人权、遵守法制的观念，以避免执法者反成为人权的侵害者。另外，现在整个大环境不佳，造成产业外移，失业人口众多，让百姓的生存权、经济权失去保障，漠视或歧视残障、老人、妇孺、外国劳工等弱势族群的权益，也都是社会亟需关注和处理的问题。除了各种人权，佛教更进一步提倡“生权”，主张“心、佛、众生等无差别”，一切众生不论男女老少、贤愚贫富，乃至畜生、鬼类等皆有佛性，也皆有生存的权利，不能轻易受到伤害。所以关怀众生，救度众生，为天下众生服务，是佛教徒维护“生权”的表现。“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根本教义，就是佛教尊重众生、重视生权的最佳诠释。
在刚才谈到的各种人权当中，最需要受到保障的应该是“生存权”，因为如果生命没有办法维持，其他的一切都是空谈，所以，故意致人于死的杀人罪，一般都会处以死刑。但是现在也有一些国家主张废除死刑。请问大师，如果赦免一个因杀人而被判处死刑的人，站在佛教的立场，是否有违因果？
星云大师：两百多年来，“死刑”存废之争一直方兴未艾。由于世界人权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国家主张废除死刑，认为死刑是残忍、不人道的刑罚，与文明社会不兼容。《管仲·牧民》里说：“政之所行，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故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故刑罚繁而意不恐，则令不行矣！杀戮重而心不服，则上位危矣。”可见判处极刑不是究竟，不能根本地遏止犯罪。
我们常说：“上天有好生之德。”佛教以慈悲为怀，慈心不杀是佛弟子应遵行的，如《大智度论》中云：“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既然如此，是不是更应网开一面，赞成废除死刑？
法律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重要依据。日本早期有位楠木正成将军，在受冤被判死刑后，留下“非、理、法、权、天”五个字，说明无理不能胜过有理，有理不能胜过法律，法律不能胜过权力，因为有权力的人可以改变法律，但是“权”却无法胜过“天”，“天”就是因果法则。而赦免死刑犯，以佛教的因果法则来看，是不合乎因果的，造恶因却不受果报，不公平也不合乎真理。因此，站在佛教的立场，希望可以减少死刑，尽量不用死刑，但不主张废除死刑。
佛教根本大戒的五戒及菩萨十重戒，第一条都是不杀生，就是不侵犯他人的生命。大至杀人，小至杀死蟑螂、老鼠、蚊蚁等，都是杀生。不过，佛教是以人为本的宗教，所谓不杀生，主要是指不杀人。杀人是犯波罗夷（极重罪），是戒律中的根本大戒，是不通忏悔的。如果杀死蟑螂、蚊蚁等，是犯突吉罗（轻垢罪），属于恶作，虽然一样有罪，但跟杀人不一样。在《佛说梵网经》里，佛陀也告诫佛子们：“若自杀、教人杀、方便杀、赞叹杀，见作随喜，乃至咒杀，杀因、杀缘、杀法、杀业，乃至一切有命者，不得故杀。”对所有众生都应“常住慈悲心”，方便救护，如果反而“恣心快意杀生者”，就犯了“波罗夷罪”。
同样的杀人，社会的法律和佛教的惩处有何异同？故意杀人者与过失杀人者，其刑罚不一样。例如，台湾所谓“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规定：“杀人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于事后自首、悔过者，其第五十七条列有科刑轻重的标准，并得酌情量刑。佛教戒律因犯罪型态不同，也有种种规定。佛门非常重视心意犯罪的轻重，每一条戒相之中皆有开、遮、持、犯的分别，犯同一条戒，因动机、方法、结果等的不同，导致犯罪的轻重与忏悔的方式也不同。
如杀人时要俱足：“是人”，所杀者是人，而非异类旁生；“人想”，蓄意杀人，而非想杀异类旁生；“杀心”，非无意、过失，而是有心蓄意；“兴方便”，亲自用各种方法杀人，或劝人自杀，或教唆，或与人共同谋杀；“前人断命”，指被杀的人，断定已死。这五个条件皆具备，才构成不可悔罪。这与刑法因重视犯意和犯罪事实，而制定的犯罪构成要件、阻却违法要件的道理是相同的。但是佛教的心意戒，在要求个人自发性地观照身口意的起心动念，防范不法于念头起时，较世间法更为彻底。在杀人的后果上，则分三种：一是当时杀死，犯不可悔罪；二是当时没死，以后因此而死，亦犯不可悔罪；三是当时没死，以后也没因此而死，犯中可悔罪。（《佛说优婆塞五戒相经》）
世间的法律，强调罪刑法定主义，只规范人们外在的行为，无法矫治心意的犯罪，根治行为的犯罪。佛教强调心为罪源，从心源导正偏差行为，达到身口意三业的清净。刑法上虽也规定“作为犯”“不作为犯”，但只是狭义就犯罪行为的型态来区分，不如佛教戒律的止持、作持，能广摄一切善恶法。
佛法与世法有时是不免相左的，有些行为从世俗法上看是恶事，可是从佛法上推敲却是善事。譬如杀生本来是犯罪的，但是为了救生而杀生，以杀生为救生，则是菩萨的慈悲方便权智。《佛说兴起行经》里记载，佛陀过去世因地修行时，有一世为贾主，带领500人出海采办货物。有另一商主在水涨时前来争船，为了保护全船的500人，在格斗中杀死了那位商主。以法律而言，为自卫而杀人，亦会酌量减刑。如佛陀先世做萨薄时，曾兴起“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悲心，而杀一恶人，是不能以一般杀生的尺度来论断他的罪过。不过，如是因感如是果，善恶业报，终究不失，佛陀仍以成佛之身遭受“木枪刺脚”的果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