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这种不同很重要，它与幸福有必然的联系。天资、聪明、智慧与一个人的幸福似乎成反比关系：越聪明便越痛苦，因而有所谓“智慧的痛苦”。这就是说，智慧和幸福有一种负相关的联系：你越有才、越聪明、越有创造性，那么，你这个人可能就越痛苦和不幸。很多学者对这一点有论述，奥斯洛夫，俄国沙俄时代的剧作家，他写的一个剧本的名字就叫做《智慧的痛苦》。为什么越是有智慧的人就越容易痛苦而得不到幸福呢？这是因为，有智慧的人的追求太高，他的理想、目标太远大，难以实现，而难以实现就意味着痛苦和不幸。因为痛苦和不幸不就是你的重大的需要、欲望得不到满足的心理体验吗？庸才为什么看起来好像是没有这种痛苦？不就是因为他没有这样高远难达的理想吗？
所以，才智和知识往往招致痛苦和不幸，只是因为，才智越高、知识越多，欲望往往便越高越多，因而痛苦和不幸往往便越高越多。但是，另一方面，才智越高、知识越多，欲望往往便越高越多，因而快乐和幸福往往也越高越多。
因为能者固然有较多的痛苦和不幸，但能者所能够得到的幸福，却是那些无能者所得不到的。普希金“树起了比青铜更长久的纪念碑”的那份幸福，我老爹肯定是体验不到的。就是我现在着书立说的幸福，我老爹也体验不到。所以，不能只看到智慧的痛苦的一面，还要看到智慧的幸福的一面。智慧的人才可能得到那种光彩四射的、远远高于动物的那种真正的令人向往的幸福。相反，目不识丁的人再高兴，他的幸福其实是何等的低级可怜！他们的幸福，真正想来，和猪吃饱了后晒太阳的那种幸福差不多。
因此，说才智越多便越痛苦是片面的；全面地看，才智是苦乐祸福的共同源泉。不过，才智之为苦乐祸福的共同源泉，仅仅是才智与苦乐祸福的多种联系之一。才智与苦乐祸福还具有其他联系，特别是才智与幸福实现的联系：
才智是幸福实现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虽然人人都有才，但你追求什么样的幸福，这个幸福的类型一定要和你所具有的“才”或天资的类型相符，你才能够实现你所追求的幸福。天资之为幸福实现的必要条件，不仅在于天资之类型，而且在于同一种类型的天资之高低。因为一个人的天资的程度有多高，便可能取得多高程度的成就，便可能实现多高程度的幸福：他所能实现的幸福的高低程度是被他的天资的高低程度决定的。一个人有诗才，便可以成为诗人而实现诗人之幸福。但是，他能否成为大诗人而实现成为大诗人之幸福，则取决于他的诗才的高低。如果他的诗才极高，是天才，那么，他便可能成为大诗人。如果他的诗才平平，那么，无论如何，他都成不了大诗人而只能成为末流诗人。
然而，你知道自己有什么“才”，其实是很难的。“自有天才自不知”啊！所以，王国维认为，一个人要想成就一番事业，大概须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人生道路和幸福的选择，他借用“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词句来表达；第二阶段是奋斗，他借用“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词句来表达；第三阶段是成功，他借用“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词句来表达。知道自己的才或天资，从而量体裁衣，确定自己的人生目标和幸福，乃是人生三阶段之一，足见其重要和艰难。这就是为什么，古希腊神庙横匾上写的就是：“认识你自己”！
总而言之，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只有具有某种才或天资，才能实现某种幸福，天资乃是幸福实现的必要条件、必要因素，二者成正相关变化：就所实现的幸福的大小来说，所具有的天资越低下，所能实现的幸福的便越渺小，所具有的天资越高厚，所能实现的幸福便越伟大；就幸福实现的难易来说，所具有的天资越低下，所追求的幸福便越难于实现；所具有的天资越高厚，所追求的幸福便越容易实现。这就是才、天资与幸福实现的内在联系，这就是幸福实现的天资律。
那么，一个人如果有了“才”，具备了幸福的天资要素，是否就能实现幸福呢？那还不行，还必须有“力”。所谓“力”，就是努力。王安石有一篇短文，叫做《伤仲永》。仲永三岁就会做诗，和成年人做得一样好，可谓有巨大的诗才。
但是，仲永到了十六七岁的时候，王安石又路过他们家，发现仲永已经“泯然众人矣”，和平常人没有什么区别了。为什么呢？一问才知道，他没有努力。他父亲没有尽量地培养他，而是把他当成了摇钱树，到处去招摇，给人家做诗，混两个钱花。他没有这个“力”，所以最终没有成功，没有成为诗人，得到诗人的幸福。
确实，只有有了“力”这个东西才能得到幸福。因为“才”是一种潜在的东西，是一种潜在的创造性，它只有经过“力”，也就是经过努力，方能由潜在的创造性变成实在的创造性，方能够变成才能。否则，即便有巨大的“才”，有无与伦比的天才，如果没有“力”，那么你这巨大的天才就仅仅是“潜在”的，那么你的才能就是零，你就只能空有一个天才的脑袋。
“力”是“才”由潜在的创造性变成实在的创造性的决定性的因素。因此，我们说“勤能补拙”。比如说，贾旗的“才”是１００，王海明的“才”是５０。但是，我们俩的努力、力不一样。贾旗的“力”是５０，而我王海明的“力”是１００。那么，结果我们俩的才能是一样的。但是，才或天资是不一样的，他的天资高于我一倍，而我的努力高于他一倍，结果我们俩最后有同样的才能。这就叫“勤能补拙”，我的“勤”补了我的“拙”，不过，“勤能补拙”这个道理往往被人夸大，以为“天才在于勤奋”。其实，天才属于天资或才的范畴，因而“天才的实现”才在于勤奋，而“天才”并不在于勤奋，一个人有没有天才，和勤奋毫无关系。
你仔细地想一想，“勤奋”不但不可能创造才或天资、天才，甚至也不能够创造“才能”。因为“才能”是“才”或天资的实现，因而你有什么样的天资，就决定了你的“才能”的限度。你要是具有一流诗人的天资，那么，经过努力你可以成为一流的诗人。你要是只有二流诗人的天资，无论你如何努力，最多也只能够成为一个二流的诗人。所以，像贾岛那样的“推敲”、努力的人多啦，但是为什么只有一个李白、一个杜甫、一个白居易呢？为什么谁也比不上曹雪芹呢？
这里面的道理就在于，天才不是通过勤奋能够增加一分一毫的。勤奋能够增加的只是你的才能，但是这种增加是有一定限度的，这个限度是被天资决定了的。所以，要成为一个大文学家、大思想家等等，不是刻苦奋斗就能够成就的。
天才并不在于勤奋，有没有天才和勤奋毫无关系。天才不是勤奋给的，勤奋只能够实现天才，从而使天才、天资成为杰出的才能。
但是，一个人的天分再高，要想使它充分的实现，都得需要巨大的勤奋、努力。李白不是有个“铁杵磨成针”的故事吗？当然，这个故事不一定是真的，看李白的样子，也不太像是那种“铁棒磨成针”的傻瓜。但是，这个故事所蕴含的道理却无疑是真的。无论历史还是现实，那些学问大家、艺术泰斗和科学巨擘都是非常刻苦的。歌德写《浮士德》写了６０年，马克思写《资本论》写了４０年还没有写完。《蒙娜丽莎》一幅小画，达·芬奇竟然画了５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也写了２０年。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也构思了２０年，写了９个月！王海明不才，《新伦理学》还写了１６年，但还没有写完，还在重写。所以，才再高，要想真正地把它变成才能，从而获得成功，还需要艰辛的努力。所以，“力”是“才”得以实现为“才能”从而获得幸福的又一个必要条件。
一个人如果既有“力”，又有“才”，是否就能获得幸福呢？还不行，还得要有“命”！“命”就是机遇。你获得成功和幸福，必须有机遇、机会，必须有这个“命”。最能说明这个道理的，莫过于中国历史上的“冯唐易老”之说。冯唐要才有才，要力有力。但是，他“命”不好。他年轻的时候，皇帝喜欢重用老臣。
等到他年老了，皇帝换了，新皇帝喜欢年轻有为的，不喜欢哪些老家伙。所以，他虽有才有力，却一辈子也没有机会建功立业，因为他的“命”不好。
一般来说，我们把利于幸福和成功的机遇或命，叫做“顺境”；反之，不利于幸福和成功的机遇或命，叫做“逆境”。逆境原本意味着不可能得到幸福。但是，如果通过转移目标和付出更大的努力，便能够获得另类幸福。这就是所谓“逆境成才”之真谛。逆境成才，意味着逆境也可以获得成功和幸福。但是，逆境成才蕴含着转移目标和付出更大的努力。就拿冯唐来说，他的命不好，身处逆境，不受重用。但是，他可以转移目标，放弃立功，而优哉游哉，着书立说，立言行世，岂不就可以获得另一种成功和幸福！
所以，逆境不要紧，你得不到那种幸福，还可以获得别的幸福。文王拘而演《周易》，孔子被困做《春秋》，孙膑剐膝，兵法修列，丘明失明，厥为《国语》，司马迁受宫刑而着述《史记》。你想，汉武帝要是重用司马迁，让他当宰相，他还写什么《史记》吗？所以，“逆境”不一定就意味着你不能成功和获得幸福。身处逆境，并不意味着“命”完全不好；逆境只意味着某种“命”不好。你若是善于转换目标和更加努力，那么，你的“命”就转逆为顺，你就能够逆境成才，获得幸福。
如果一个人有了“才”、“力”和“命”，是否就能够获得幸福和成功呢？冯友兰认为这样一个人就能够得到幸福和成功了。其实不然，一个人即使“才”、“力”、“命”都有了，但他如果“缺德”，那么，他还是不可能获得成功和幸福的。
因为人是社会动物，每个人的一切，说到底，都是社会和他人给予的。一个人的幸福和成功，都依靠社会和他人。你要是缺了德的话，还能得到幸福吗？社会和他人就会拒绝给你幸福。比如，上世纪８０年代的冯大兴是北京某着名高校的高材生，据说会四门外语，但是他“缺德”，为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偷窃，最后在偷储蓄所时把两个保安给打死了。这就完了！你会四十门外语也不行了，被判了死刑。所以说，美德是获得幸福和成功的必要条件。
因此，抛开其他条件，单就“德”与“福”的关系来说，二者是完全一致的。
有“德”必有“福”，但是有“德”者未必有“福”；缺“德”定有“祸”，但是缺“德”者未必有“祸”。有“德”者未必有“福”，因为有德者的“才”、“力”、“命”的条件可能是不好的；缺德者未必有祸，因为他的“才”、“力”、“命”的条件可能很好。换言之，缺德者的一生幸福并非是他的缺德的结果，而是他非品德条件的结果；反之，有德者的一生不幸也不是他的德行的结果，而是他的非品德条件的结果。如果他们只有品德不同而其余条件完全一样，那么，谁缺德便一定一生不幸，谁有德便一定一生幸福。一言以蔽之曰：美德是获得幸福的最根本的必要条件。这个道理，儒家已经说得淋漓尽致。孟子说：“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人都想当官，最高贵的“官”，其实就是“仁”，就是美德。人都想得到好房子，最好的住房就是“仁”，就是美德。有德就能有幸福。
总而言之，才、力、命、德是幸福得以实现的四大要素，无论何种幸福，其实现皆须才、力、命、德四要素的配合。但幸福的类型不同，四要素的配合比例也不同。幸福的最重要的类型，恐怕就是所谓“三不朽”立德、立言、立功。立言对于“才”的要求是最大的，而对于“命”的要求是最低的。人有七分“才”，三分“命”，才有可能得到“立言”这种精神性的幸福。立功，如当官、经商等等，就相反了。当官，命的因素是非常大的。商人为什么喜欢烧香、拜佛、算命？为什么特别在乎“命”？因为他们的成功，七分在于“命”，三分在于“才”。当官亦然，机遇很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向阳花木早逢春”嘛！一位大英雄如果生在刘邦、项羽的那样的英雄群起的时代，他就很难成为第一号的人物。要是生活在一个侏儒的时代，那么我王海明就是巨人了，对不对？“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啊！当官和经商，说句老实话，不太被人从心里尊敬，因为它们主要是靠命或机遇：“命”好有啥了不起？相反的，对于着书立说的人们，对于大思想家、大科学家、大学问家，我们不免肃然起敬，油然而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你想，为什么人们对刘备和阿斗的敬意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