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云“第二代”学人，是指“文革”结束以后的二十年间，活跃在文化学术界的人物。“文革”结束时，他们大约四十岁上下，正当盛年，迅速从极“左”思潮的桎梏中挣脱出来，逐步接续了民国时期的学术命题和传统。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对于中国国民精神生活的描述与批评，乃至于整个国民性批判问题，都是民国时期遗留下来的学术命题。这一代学人主要借助复活民国时期的学术命题，来反对并超越毛泽东时代的极“左”思想控制。三十多年过去，现在他们一般在七十岁以上。
这一代学人关注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有其特殊的构成。“第一代”关注《中国人气质》的学人中，其学术背景的构成特别复杂。鲁迅是以文学救世的，许寿裳是以教育立身的，潘光旦是生物学家，李景汉是社会学家。他们的共同目的是通过启蒙运动和教育运动来改造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而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正好是对中国的精神世界发表批评意见的。虽然这些中国学人与史密斯的目的完全不一样，鲁迅、潘光旦等学人企图用现代文明来改造中国国民性，使得中国能够早日挺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史密斯则企图用基督教改造中国国民的灵魂，让偌大的中国成为西方文明世界的附庸。但是他们在认真达成对于中国国民性的准确认识上，是颇为一致的。所以，中国学人对于史密斯的相关描述及其视角予以高度重视。
“第二代”学人的思想文化背景极为单纯，他们清一色是从事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而且都是通过研究和谈论鲁迅思想及其作品，才涉及史密斯《中国人气质》
的。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人未必认真研究过《中国人气质》这本书，事实上他们的研究工作也不要求他们非得研究这本着作不可。他们一般都是顺着鲁迅的文义，认可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对于中国人精神生活的批评具有可供参考的价值，同时也比较客观地指出，鲁迅的思想和创作，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影响。比如钱理群先生在讲课中指出：“一直到鲁迅去世之前，１９３６年，他在一篇《立此存照之三》的文章里面，再一次提出希望有人翻译一本美国人的着作。美国人叫史密斯，他写过一本书，叫《中国人气质》，是他作为美国人对中国国民性的观察和一种看法。这本书是世纪初在日本出版的，对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产生过影响，鲁迅一直念念不忘，临死之前还提出，希望更多人看到这本书，看了之后再来自省，自己分析，弄明白哪些地方说得对，然后来进行变革与挣扎。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要自己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才是真正的中国人。”（钱理群《说食人》）这种表述在“第二代”学人中颇具代表性。
这一代学者中认真谈论过《中国人气质》的有孙玉石、林非、唐弢、陈漱渝、张梦阳等。此外，还有许多学人在相关场合也偶尔提及《中国人气质》一书。唐弢、张梦阳对于鲁迅的创作与《中国人气质》具有特别清楚的分析，前文已有介绍。若干年之后，当鲁迅与《中国人气质》的关系受到一些人非议的时候，有许多学人站起来为鲁迅辩护。以下引述两位学者的意见。
为鲁迅与《中国人气质》的关系辩护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是继承五四精英群体的遗志、继续鼓吹“全盘西化”的时代，那个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往往是对于中国的批评最为激烈、对于西方的赞颂最为不遗余力的人物。在那个时代的语境中，强调鲁迅的思想和创作跟一位西方文化人的思想和着作具有内在的关联，对于鲁迅来说那是极为光荣的。可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降，中国的文化语境逐渐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随着后现代学说的输入，我们终于知道与殖民史纠缠在一起的西方现代化历程，以及在此历程中所逐步凝成的所谓现代性，可反思、可批评之处甚多。
中国知识分子一旦从现代性的话语体系中清醒过来，迅速重新拥有了一部原先可以遗忘的殖民史。当我们站在这部殖民史上来重新打量世界，打量中华民族求独立求解放的百年历程，我们对于西方殖民主义者及其所推销的一切学说，渐渐产生了某种警惕，甚至出现了某种反思的冲动。
正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所谓后现代语境中，史密斯及其《中国人气质》的客观性，以及其人其书的道义形象，受到了中国读者的质疑甚至挑战。这就自然涉及对鲁迅的评价问题。如果鲁迅进行国民性批判的思想资源竟然有一部分来自这么一个具有极为复杂的殖民主义背景的洋人，那么，那个滋养了几代人的国民性批判问题，其在道义上的合法性和在学术上的合理性，就难免受到新一代国民的审视和反思。如果新一代中国国民经过严密的审视和严肃的反思，最后对于国民性批判的人文价值有所否定，那么，鲁迅的文化形象和道德地位也就顺理成章地面临挑战。
这在中国学术界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有时候它甚至不只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所以，围绕这个问题的争论肯定不可避免。
在这个比较散漫的争论之中，对鲁迅提出批评的作者，都是本章所谓“第三代”
学人，坚决为鲁迅辩护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本文所谓“第二代”学人。
下面引述两段“第二代”学人为鲁迅辩护的文字。
陈漱渝先生是一位主要致力于鲁迅研究的学者，他所供职的机构（鲁迅博物馆）也决定了他必须及时回应那些对于鲁迅形象做出不稳定评价的言论。陈漱渝可能是在各种场合、各种文章中对于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与史密斯《中国人气质》做出最多辩护的学者。陈漱渝指出：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形成过程中，曾经受到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Ａ．Ｈ．Ｓｍｉｔｈ，１８４５-１９３２年）《中国人气质》（犆犺犻状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一书的影响；同时也受到了该书日文译者涩江保的影响，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外，还受到了中国近代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章太炎等更加明显、更加直接的影响。可见，鲁迅改造国民性思想的形成有着更为深广的中外文化渊源，有着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氛围。从根本上说，所反映的是当时先进中国人拯救民族危机的迫切愿望。此外，鲁迅对待史密斯的着作始终持有科学分析的态度。他一方面指出《中国人的气质》一书“错误亦多”（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７日致陶亢德信），另一方面又希望中国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是中国人”（《且介亭杂文末编·“立此存照”（三）》）。可见，鲁迅选择国民性批判的文化视角，并不是糊里糊涂套用和延续西方人的东方观，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表现出鲁迅直面人生的勇气，对人性的忠诚，以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准确感受。
“鲁迅选择国民性批判的文化视角，并不是糊里糊涂套用和延续西方人的东方观，而是有其历史背景和现实需求，表现出鲁迅直面人生的勇气，对人性的忠诚，以及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准确感受。”陈漱渝的这些理解，对于维护鲁迅国民性批判学说在道义上的合法性和在学术上的合理性，颇具说服力。
另一位现代文学专家林非先生指出：
有人认为鲁迅对于国民性的批判，是捡了西方传教士的牙慧，还指责那是一种霸权主义的话语。鲁迅于青年时代确曾受过史密斯《中国人气质》的影响，被其揭示自己民族的种种精神弊病所震动，逝世前不久还希望有人译出此书，“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的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立此存照”（三）》）。此书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确有掩饰与美化之处，鲁迅既指出此书“虽然错误亦多”（１９３３年１０月２７日致陶亢德信），又以直面真实和自强不息的气概，坚决地要对其所揭示的问题进行变革，这就表明了哪怕是具有敌意的人道出我们确实存在的缺点，也绝不应该文过饰非，却更要认真地去加以纠正，才不会被他们的霸权所挫败，树立此种健康的心态十分紧要。像鲁迅这样异常浩茫和深邃的“改革国民性”（《两地书·八》）的呼号，中外文化史上的不少杰出作家也大抵都是如此从事的，因为如果不在自己创作中殚精竭虑地谋求提高国民的素质，写出的作品还有多大意义呢？
林非先生指出《中国人气质》“对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确有掩饰与美化之处”，这就首先承认了论证对象对于西方世界的“东方主义”学说怀有警惕和批判的倾向是对的，在这个问题上林非跟他的论敌是一致的。对于史密斯的道德形象的否定，恰好是对鲁迅道德形象的最好维护，因为鲁迅作为一个骨头最硬的中国国民，他跟“西方列强的侵略行径”永远是势不两立的。这个描述方式就将鲁迅从史密斯的阵营中拯救出来。在同一个句子中，作者还强调了鲁迅明确评价过此书“错误亦多”，这是再一次将鲁迅从西方殖民主义学说中解脱出来。林非的辩解至少挽救了读者对于鲁迅的基本信任。有这个基本信任打底，其他的问题就可以用学术的方式从容讨论之，不至于凭着一腔义愤之情而妄语伤人。
借《中国人气质》重启启蒙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