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写作《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几年之后，张梦阳为《中国人气质》写了一篇长达四万字的《译后评析》。全文分九节，文末所署写作日期为“１９９５年８月５日凌晨３时２０分”。但是全文主体部分显然跟唐弢先生的序言一样，系１９８８年所写。因为当时延误未能出版，到１９９５年终于得以问世时，补写了其中的第九节，所署写作日期实际上只是补写第九节的日期。
从文章风格也一眼就能看出，《〈中国人气质〉译后评析》只能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启蒙语境中的产物。它比当年《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一文的重要发展是，它不再满足于谈论《中国人气质》对于鲁迅个人的影响，而是热衷于发掘这本书作为一种重要启蒙读物的思想资源，推荐给正处于启蒙热情之中的中国读者，希望读者重视其对于中国文化界的启蒙作用。
如果说写作《鲁迅与史密斯的〈中国人气质〉》时，作者张梦阳是努力回到鲁迅时代的语境中，力求复原鲁迅与史密斯的对话，那么，写作《〈中国人气质〉译后评析》的时候，作者张梦阳则是站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语境中，代表自己的时代直接与史密斯对话。在后一篇文章中，鲁迅实际上已经大大退隐了。
为了配合８０年代中国社会的启蒙主题，张梦阳从六个方面发掘《中国人气质》
的启蒙资源。（１）关于中国人缺乏现代人性格的见解；（２）关于中国政体阻碍现代化的见解；（３）关于中国教育阻碍现代化的见解；（４）关于中国儒学的见解；（５）关于中国思维特征的见解；（６）关于中国改革难的见解。“改革”、“现代化”等等８０年代的关键词充满了以上大多数标题。张梦阳对于《中国人气质》的重视以及从中努力发掘启蒙资源的尝试，说明８０年代与五四时代在精神气质上颇多共同之处，知识分子面对传统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心态、对西方文化资源的认识，以及对中西文化关系的理解，全然回到了五四时代的语境之中。
以下引述的是其中“关于中国改革难的见解”一节，从中不难看出，张梦阳的《中国人气质》研究，与８０年代的精神氛围是多么的血肉相连。
在《中国人气质》一书中，史密斯始终着眼于从基督教立场改造中国的国民性。正因为如此，他切身体会到中国改革之难，笔下时时流露出对阻碍改革的种种现象的不满。
他体验到中国人盲目的民族自大：“他们意识到，我们在机械设计上占有优势，却把我们的设计看成是变戏法——好奇却无用，认为是某种超自然的力量产生的结果。我们要知道，孔子是不谈魔术的，一些失望的承包商来到中国才发现，中国人是如何轻视蒸汽机和电子创造的奇迹。中国人无一例外不愿意（尽管不得不）模仿外国人。他们不关心卫生设备、空气流通，更不关心生理学。他们也喜欢一些（但不是全部）西方进步的产物。但不愿接受西方的方法。他们宁可把孩子和盆里的水一起倒掉。即使这些发明创造会使中国成为他们盼望已久的‘强国’。如果没有一种时代精神，没有让中国人甘拜下风的优越感，进步会迟迟不来。一些中国学者和政治家显然意识到了中国的劣势，认为西方民族仅仅是使用了中国先人聚集起来的数学和自然知识，当代中国人不幸将秘密泄露给了西方人。”西方人“欣赏不了中国伦理之伟大”（第十二章）。
他体验到中国人拒绝接受新技术的顽固性：“我们都知道，中国工匠不愿意采用新的制造方式，但最旧的要数砖窑的工头。砖窑是外国人的，不是工人的。一次外国人想用比当地流行的砖大一点儿的方砖，这位外国人命令他们去烧，这只要再制一个木模子就行了，可砖却没有烧出来。询问工头，让他做出解释时，他表示拒绝参与任何革新，摆出的充足理由是：苍天之下，就找不到这样的模子。”
他体验到中国人顽固不化的保守观念：“很明显，中国社会的保守观念，渗入全体民众，源远流长，任何对命运安排不满的实际表现都会受到强有力的压制。他们自然感到不幸，但是他们认为不幸是不可避免的。严肃地一致地采取这种观点的人，之所以不可能致力于推翻已经建立的旧秩序，只是因为他们自身所承受的压力实在太沉重了。中国的知识阶级在思想和行动上实际发挥着领导作用，这是任何其他国家不能相比的。但是知识阶级坚定不移地作着这样的规劝：对于中国和中国人来说，现存制度是所能实行的最佳制度。在中国历史的漫长进程中，广泛、多样的经验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实例教训，教育中国人认识到：在他们制度中，不能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良尝试。这种顽固的保守主义是这种经验缓慢积累的自然结果。”
所以，史密斯在最后一章、即二十七章“中国的现实环境和目前需要”
中，又归结到改革难的问题上来了。他说：“在中国实行改革，有三种互不协调的理论。第一，认为改革没有必要，尽管这不是所有中国人的观点，但有些中国人是这样看的，某些隔着相当一段距离看中国和中国人的外国人也赞成这种观点。第二，认为改革不可能进行。在改革实施前就有足够的机会了解到，每一次真正的持久的改革都必定面临着巨大的障碍。改革者得出了这一悲哀的结论，认为，对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实行彻底的改革，就如同给埃及的木乃伊注入生命一样，是毫无希望的。”第三种理论，就是“认为在中国实行改革不仅必要而且可能”，“看到改革是一个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争论只在于目前中国最需要什么？应该从哪里着手改革？史密斯举出了中国各位有识之士与熟悉中国情况的外国朋友开出的各种处方。有的认为需要西方科学，有的认为需要西方的“物质文明”，有的认为需要通商贸易和西方先进的管理方法，而史密斯认为：“为了革新中国，必须追溯性格的动因，使人格升华，良心必须得到实际的推崇。”而只有基督教文明才能永恒、完全地满足这种需要。
这当然是史密斯作为基督教传教士的最高愿望与最后归宿。暂且先不说其宗教意识，仅就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来说，的确首先需要人格升华，民族气质的革新。否则，即便接受西方文明，也往往如该书第二十章“仁慈”
中所言：经常仅仅接受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方面！
从１９１９年到１９８９年，七十年时光逝去，国家政权经过了数次变更，社会模式也已经面目全非。但是，知识分子心中的世界图式，和在此图式中所体认的命题和使命，基本依旧。中国从内到外都病入膏肓，西方人不但是阳刚强壮的竞争对手而且是包医百病的良医。我们只要牢牢掌握全盘西化的大方向，虔诚地模仿那个伟大的种族的一颦一笑，那么，中国在“性格”、“政体”、“教育”、“思维特征”等等各个方面的“现代化”就一定会生长起来，“中国儒学”一定会被我们抛弃得更加彻底，艰难的“改革”一定会走向美好的结局，一个被我们自己诅咒了一百年之久的劣等民族——中华民族，一定会脱胎换骨，重获新生。这种自我否定的勇气，自五四运动一直延续到８０年代，自８０年代一直延续到今天，没有丝毫减弱。一个如此勇敢地否定自己、审判自己的民族，为什么被包括传教士史密斯在内的许多西方人判定为自尊自大、封闭保守、顽固不化的民族？我们把自己作为世界上最卑贱的民族，自我诅咒了一百年，可是那些外国批评家们，还在天天批评这是一个自尊自大、麻木不仁的种族，是不是因为那些批评者自身过于“顽固不化”了？或者那些批评者本来就别有所指、别有所图？
跟林非先生一样，张梦阳先生适时地表明了他对于《中国人气质》的保留意见。
他说：“这本书的主要错误是，作者站在剥削阶级立场上对中国的苦力、仆人等等劳动人民持轻蔑态度，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掩饰和美化，笼统地讲中国人气质，具体分析不够。全书主旨在于传布基督教，旨在以基督教文化取代中国的儒教文化，这显然是很难做到的。”张梦阳先生两篇文章加起来约有七万字，虽然不无学术价值，但是其思想的光芒和精神的价值，我看全给这寥寥一百余字抹杀掉了，因为这一百多字才是问题的实质所在。既然这位传教士本来就是一个殖民分子歹徒，我们还要认真琢磨他的口实干吗？一只豺狼满怀义愤地来到一只羊的身边，本意就是要吃掉它，豺狼罗织了羊若干罪名和劣根性，证明羊就是应该被吃掉的，这只羊还费了一百年时间，好几代人的光阴，来研究那只狼对于羊的劣根性的批评，你说滑稽不滑稽？
再后来，那只豺狼看见另一群羊在踢毽子，可是豺狼想说服这只羊买它手中的排球，于是为那只毽子列出了五百种缺点，证明它远不如排球好。这个羊群却费了一百年时间，好几代人的光阴，来研究那只狼对于毽子的五百种劣根性的批评，你说滑稽不滑稽？
中国呀中国，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别再犯傻了，赶快觉醒吧。
张梦阳的《中国人气质》研究，可能是中国学者对这本书的最为开阔的研究。但是这也是与五四时代的视角和图式完全一致的研究。十几年之后所出现的《中国人气质》研究，明显超越了五四的窠臼，面貌焕然一新。那是刚刚登上学术舞台的新一代学者。这一代学者终于发现，咱们的毽子并没有五百种劣根性。不幸的是，当他们试图说服国人相信咱们的毽子并没有五百种劣根性时，他们发现，这比五四时期的启蒙还要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