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改革开放初期，我国面临着拨乱反正、百废待兴的复杂和困难的局面。重新组建国家经委并恢复国家经委的工作，对于企业整顿和国民经济的恢复，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国家经委的组建和恢复工作，是当时党中央、国务院的一项重要决策。袁宝华同志长期在国家经委工作，直接参与组织领导了国家经委的恢复组建等重要工作，并担任国家经委第一副主任、主任等职。本刊特约记者不久前专门就这方面的问题采访了袁宝华同志。
记者：袁主任，您好！您在国家经委工作了几十年，是经委的老领导了，想请您谈谈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委的组建与恢复以及当时的主要工作。“文革”结束之后，中央很快就决定恢复国家经委，这主要是怎么考虑的？
袁宝华：国家经委是几起几落啊！1966年，“文革”一开始，当时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经委主任的薄一波同志就首先遇到冲击，遭到残酷迫害，国家经委因此陷入了混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当时我担任国家经委副主任、物资管理部部长，也受到冲击，被打倒后下放劳动。后来经委就被撤销了，经委的工作也合并到计委中去了。那个时候国家计委的工作秩序也被打乱，实际上国民经济综合管理部门处于一种瘫痪状态。打倒“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央越来越感觉到需要做的事情太多，任务太重，特别是生产管理和企业管理的任务越来越繁重，所以就决定把原来经委分管的工作从计委中分出来。这样，组建新的国家经委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1978年3月，中央决定组建和恢复国家经委，由康世恩同志兼任经委主任，他当时是国务院副总理。我任经委党组副书记、常务副主任。4月，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国家经济委员会的任务、机构的通知》，对新组建的国家经委的任务、机关设置等作了指示。
为什么要把康世恩同志调来担任国家经委主任？这在当时是华国锋同志提出的。在此之前，谷牧同志给我讲：康世恩要做副总理，是华国锋同志提议的。华国锋同志和康世恩同志过去曾经在一起工作过，华国锋同志在山西做县委书记的时候，康世恩同志已经是专员了，饶斌同志是地委书记。华国锋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饶斌和康世恩领导下工作，他对康世恩是很崇拜的。所以打倒“四人帮”以后，华国锋做了总理，他提出来学大庆就要学石油部，石油部的代表人物就是余秋里和康世恩。余秋里同志已经是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了，他建议康世恩做副总理兼新成立的经委主任。康世恩做新成立的国家经委主任，同时还兼着计委的第一副主任，余秋里当时是计委主任，余秋里不在家时，他就计委、经委都管了。
在“文革”期间，计委和经委的工作实际上是合在一起的，都在计划革命委员会中。后期在计委内部就有两摊子：一个是计划组，一个是生产组。计划组后来分成若干个计划局，生产组也分成若干个生产技术方面的局。计委、经委都在一个楼上办公，成立经委就是给康世恩同志找了个办公室，别的基本上都没有动。当时，康世恩同志的办公室也是现成的，就在“文革”后期给孙建准备的那个办公室。孙建那个时候是国务院的副总理，他一度管生产这一摊子事，他要求到生产组来办公，我们就给他准备了一个办公室。这件事后来还受到余秋里同志的批评，余秋里同志不赞成孙建挤到计委来办公。后来这个办公室就给了康世恩同志了，别的没有什么变化，因为计委、经委虽然是分开了，但实际工作还是原来的工作。计委办公厅和经委办公厅还在一起，没有分开；外事局也在一起，没有分开，只是挂个国家经委的招牌。
记者：“文革”结束后，百废待兴，许多懂得经济管理的领导干部都被扫地出门。成立国家经委，首先遇到的难题是把懂得经济管理的干部请回来。当时国家经委的干部是怎样组成的？
袁宝华：组建国家经委最难的事情就是要尽快组织一批干部队伍，新组建的国家经委的干部队伍大概由这样六七部分人组成：第一部分干部就是原来在计委生产组这个工作班子里的同志，这一批同志一直工作在全国生产管理和生产调度的第一线，在原来生产组的基础上成立了经委生产办公室、调度局、技术局等几个单位。第二部分干部就是学大庆办公室的同志，工业学大庆是“文革”结束后进行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为此专门成立了学大庆办公室，那时从各个部门调来了一批同志，这个办公室由马仪、赵荫华同志负责。马仪同志是我专门从一机部要来的，由于要开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我是会议的秘书长，把他要来做会议的副秘书长，他很有组织工作能力。第三部分干部就是原来钢铁小组这一批同志，因为“文革”期间成立了个钢铁小组，谷牧同志做组长，我做副组长，调来了一些专职干部，包括邱纯甫等同志，这一部分同志对工业很熟悉，进入了经委。第四部分干部就是原来科委计量局和标准局的同志，经委要成立，这就把原来科委的计量局和标准局合并到经委来了，包括岳志坚等同志都调过来了，他原来是科委副主任，调过来做经委副主任。第五部分干部是从经委干校回来的这一批同志，“文革”期间，经委不少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包括郭洪涛等同志，经委恢复时，这一部分同志十分高兴，很多人又返回工作岗位。第六部分干部是康世恩同志从石油部带来的一些同志，包括薛仁宗等同志，他原来是石油部的政治部主任，来了以后做经委副主任，还有温厚文、康心浩等同志。
后来随着经委工作的日益繁重，我们又从各个部门要了一些干部。我曾找到周子健同志，他当时是一机部部长，向他要赵东宛同志，他不肯给我们，最后给了林宗棠同志。我找马洪同志，他当时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把朱镕基同志要来了。我找了徐今强同志，他当时是燃化部部长，把张彦宁同志要来了。当时许多同志都是这样去要过来的。
记者：您曾在1981年到1982年担任过国家经委主任，当时国务院给国家经委确定的工作内容是哪些？经委主要围绕着哪些问题开展工作？
袁宝华：1981年3月到1982年5月，我担任国家经委主任也就不到一年半的时间。康世恩同志因为“渤海二号”事件，辞掉国家经委主任是在1981年1月，2月他就正式离开国家经委了。到1982年5月底，新的经委就正式成立了，所以我担任经委主任不到一年半的时间。
国务院集中讨论过几次国家经委的工作。除了1980年9月讨论过一次外，1981年3月2日，赵紫阳主持国务院会议又专门讨论了经委的工作。这时国务院已经任命我担任经委主任，是3月3日任命的，3月2日国务院讨论经委工作。当时国务院提出来，经委要抓日常工作，包括生产调度、经济综合工作、企业管理、技术革新和改造、职工教育、经济立法。除了这些日常工作外，经委还着重抓企业改革。企业改革有两条内容，一条是企业组织结构的调整，一条是企业产品结构的调整。这就包括挖、革、改和企业的改组联合，这样使经济结构、企业组织结构、产品结构能够合理化。
当时经委的主要工作内容有三项：一是企业改革，一是企业整顿，一是工业调整。就当时经委的工作来说，就是抓这三个大头。同时因为我做了经委主任，国务院就把冶金部的工作交给我来管，为什么交给我来管呢？一方面我是从冶金部出来的，对冶金部比较熟悉；另一方面就是冶金部正在闹不团结，干部中有矛盾。当时唐克同志是冶金部部长，他工作作风上有点问题，引起了老冶金部一批干部的不满。老冶金部有一个副部长叫林泽生，他专门去找万里同志谈了好几个钟头，反映冶金部的情况。至于冶金部其他一些同志，找我来谈的就更多了。所以，万里同志跟我谈了一次，他说：冶金部部长不称职，将来需要调整，在没有调整以前，冶金部的事情，你来过问。他说：我已经告诉了唐克，有关冶金部的事，你去找老袁。所以这样一来，有大半年的时间，唐克同志是一个星期总要找我好几次。但他那时心情也不好，他喜欢喝酒，有一次喝得醉醺醺地找我来了，我说今天咱们不谈了，等你清醒的时候咱们再谈。在1981年，仅冶金部的事情就占去了我很多的工作时间。它那里的问题又多，1981年工业调整涉及它，企业整顿和企业改革都涉及它，更重要的是它这个部内部问题多。尤其当时搞有色的，想从冶金部分出来，所以各种各样的意见都有。一直到李东冶同志来做冶金部部长，唐克同志回石油部做部长，这才把我分担的这一部分工作任务解脱了。
记者：当时国家经委在这三项主要工作之外，还承担了哪些重要工作呢？
袁宝华：除此之外，还有两件事情归我管，一个是当时国务院要经委来抓清仓查库，压缩库存物资，并成立了一个清仓核资提高增盈领导小组，我参加这个领导小组。这件事实际上是由经委和财政部共同负责，经委主要负责，因为物资工作当时归经委管，当时物资部还没有成立，国家物资总局是李开信同志做局长，归口归到国家经委来，所以物资工作这一块也占了我很多的时间。再一个就是中央1981年2月发了一个加强职工教育的文件，1980年4月中央决定成立全国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由我来负责，此前出去做调查，调查以后起草文件，最后经过书记处讨论批准，这就是1981年2月中央8号文件。3月就开全国职工教育工作会议。1981年12月底，我们到太原召开了一次职工教育现场会议，太原钢铁厂职工教育工作搞得比较好，所以我们选择在太原召开这个会议。这一年在职工教育工作上花的力量不小。算起来由我负责的有企业改革、企业整顿、工业调整、职工教育、物资工作、冶金部的工作等。
1981年还专门探讨了我国的物资体制。当时成立了国家物资总局，但是物资究竟怎样搞？怎样适应“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要求？因为1979年为少奇同志平反以后，我专门到物资部门去讲过一次，就是重新提出少奇同志讲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根据这个思路，物资工作究竟怎样搞？这专门讨论过。这一年又讨论了《经济合同法》，全国人大这一年通过了这个法。
记者：您说过在您主持国家经委工作时，经委只相当于“半个工交办”，为什么这样讲？
袁宝华：1981年到1982年，我做国家经委主任的时候，经委已大不一样了。因为1980年底余秋里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受到了批评，余秋里同志也主动地做了检讨。康世恩由于“渤海二号”事件受了处分，就调离了经委，回到石油部做部长，那时候他仍然是副总理。就是在这个时候，国家经委的职能分了，另外成立了一个能源委和一个机械委。余秋里同志任能源委主任，康世恩同志任能源委第一副主任，能源委就是综合管理能源这几个部门：煤、电、油。薄一波同志任机械委主任，机械这几个部门归薄一波同志管，他把吕东同志从三机部部长调去做机械委第一副主任。所以当时有的记者去采访我，我说我这个经委是“半个工交办”，把机械划出去，把能源划出去，剩下的就是老重工业部和老轻工业部。虽然有这么大的变化，可是经委的干部队伍基本上没有变化，只是康世恩同志离开经委时，又把他原来带来的几个同志抽走了，其他的没有变化。
总起来说，我主持经委工作这一段还是比较顺利的。每一年开一次全国工交会议，因为这是从康世恩同志任主任那时候开始的。1979年在成都开第一次全国工交会议，1980年在南京开第二次全国工交会议，这两次都是康世恩同志主持的。1981年在上海开第三次全国工交会议，会议由我主持。虽然康世恩同志离开了经委，但是经委和计委的关系还是比较密切的。那个时候计委主任是姚依林同志，副主任是宋平、柴树藩同志，我们之间合作得都比较好，工作还算比较顺利。当然，有康世恩同志在经委的时候，由于他是副总理，他这个挡箭牌大一点。康世恩同志离开以后由我出面，就感觉不像康世恩同志在的时候了，可是总起来说工作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说国家经委是“半个工交办”，主要是从工作范围上来说的。实际上机械委和能源委是个专业委员会，经委是一个经济上的综合机构，在这一点上是有所不同的。从管辖的范围来说，机械委和能源委两个委所管辖的工作，经委可以不具体过问，可是还得综合它们的工作。我所以讲这时经委是“半个工交办”，主要就是说机械委和能源委这两个委具体管这些行业，经委就可以不用具体管两个委管辖的行业了，可是就综合这一点来说，经委还得综合这些行业。因为有个专业和综合的关系问题，所以在工作中很容易发生矛盾，矛盾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呢？就是机械委和能源委这两个委强调它这个专业的重要性和特殊性，它们考虑的面比较窄；我们经委是个综合经济部门，考虑的面比较宽。它们从专业上来考虑，认为这件事情很必要、很重要，马上要干；我们从综合这方面来考虑呀，认为你这件事比别的事情还次要，你可以不干或者缓干，这样一来就发生矛盾了。
我记得有这么一件事，薄一波同志是机械委的主任，吕东同志是机械委的常务副主任，机械委要干一个什么事情，要上一个什么项目，按照国务院的规定这件事必须得经委来批，要经委来给它综合平衡一下，经委批了它才能办。主管这件事情的是马仪同志，马仪同志就把它压下来，不给它批。吕东同志就来找我，说：马仪不该把我报的项目压下来，应该通过。一直到有一次开会，我见到薄一波同志，薄一波同志还给我讲这件事，他说：宝华，那件事你得赶紧批下来。能源委比较好说一点，余秋里同志是能源委主任，康世恩同志是常务副主任，他们两位都是老经委、老计委的同志，他们那儿的事到经委就比较容易通过，合作的也比较好。余秋里、康世恩同志都了解经委的具体情况，他们一般不给经委出什么难题。矛盾主要在这儿，一个专业，一个综合。当时设立这两个专业委员会，老实说是因人设事，就是这两个老同志需要安排工作，怎么办？把他们安排在这两个委员会中。但最后证明这两个委员会没有必要设立，就撤销了。
记者：您多次讲过，在您担任国家经委主任期间，李先念同志曾经给您工作很大的支持，这主要是从什么方面讲的？
袁宝华：在我主持经委工作期间，李先念同志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979年4月举行中央工作会议时，先念同志主动地提出来要国家经委提出企业改革的意见，这就是后来我们提的企业扩权十条，这个扩权十条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得到了大家的基本赞同。所以才有7月国务院五个放权让利文件的出台。先念同志对于我们四次出国访问非常重视，也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1993年，我专门写了一篇题为《永远的怀念——缅怀李先念同志》的文章，表达了我对先念同志的怀念。在那篇文章中我专门讲了先念同志对我们这一段工作的关心。先念同志是工农出身的干部，他思路非常开阔，顾全大局。我曾经讲过，武钢选择厂址的时候，苏联专家就选择了青山这个地方，但是第二汽车厂已经确定在这里建设了。第二汽车厂筹备领导小组的组长就是先念同志，一机部的苏联专家就是不放弃这个地方，可是苏联的钢铁专家非要这个地方不行。最后是苏联贸易部副部长卡维尔来了以后，他支持钢铁专家的意见，他说钢铁厂选个厂址不容易。我们向先念同志一汇报，他马上就同意了，他说尊重苏联同志的意见。并给第二汽车厂的同志做工作，当时二汽的负责人是刘西尧同志，他把刘西尧同志也找到会场上，要他顾全大局。
60年代初，国家物资总局成立的时候，少奇同志提出来这是第二商业部，要把生产资料作为商品。先念同志马上提出来，要把商业部的五交化划到物资部门来，这是先念同志主动提出来的，支持物资部门的工作。当时物资工作要发展，需要银行贷款，可是物资流通上没有多少利润，还不起利息，就向财政部提出要无息贷款。先念同志就批准财政部同意给物资部无息贷款。后来周总理知道后批评物资部门说：银行怎么能给无息贷款呢？只能财政部门贴息，财政给你贴息，你拿财政给的贴息交给银行作为利息。“文革”期间，先念同志帮助周总理主持国务院的工作，那确实是呕心沥血，功不可没。在那么一个情况下能够把局面维护下来真是不容易。毛主席对李先念一直有好印象，毛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曾经讲过：《三国演义》上讲多谋善断，咱们的领导干部看起来只有李先念是多谋善断的。先念同志经常召集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座谈会，下去做调查研究。另外一个被毛主席评价得比较高的就是叶剑英同志，召开八届十中全会时，毛主席就讲：叶剑英同志，我送给你一副对联：诸葛一生惟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所以开九大的时候，中央政治局中保留的老同志，除了周总理、朱老总以外，只留下两个上一届政治局委员，一个是李先念同志，一个是叶剑英同志，这说明毛主席对他们的评价很高。
记者：1982年，中央提出要组建新的国家经委，这主要是从什么角度考虑的？在具体的组建工作中，有没有什么困难？
袁宝华：至于1982年组建新的国家经委，组建的目的是想调整一下机构。这是赵紫阳提出来的，一个是取消机械委、能源委，把两委的职能和工作合并到国家经委里来，实际上等于恢复了原来的国家经委。再一个是把建委、农委和国务院财贸小组撤销，其职能和工作也合并到国家经委来。这样一来，经委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了。正因为它是许多单位合并在一起的，所以最大的困难就是干部安排。领导干部就差不多二三十个，怎么安排都是有问题的。安排吕东同志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因为他在机械委是党组副书记、第一副主任；我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因为我这是老经委的了。其他同志的安排就很困难，最后王玺同志（他原来担任国务院财贸小组组长）、李瑞山同志（他原来是农委主任）、郭洪涛同志（他原来是老经委副主任）、冯纪新同志（他原来是甘肃省委书记）、张明远同志（他原来是机械委副主任）、史纪德同志（他原来是财贸小组副组长）等都做了经委顾问。马仪同志继续做副主任，赵荫华同志就不好安排了，最后只好把他安排为政工办主任、副部级，如此等等，实在是不好安排。但是我们的这一批干部还是很不错的，大家在工作安排中没有给我们添很多麻烦。所以，国家经委有这么一大批顾问，后来1988年国家经委撤销，这一批顾问都转到计委来了，计委只好成立了个顾问办。这一次机构合并和调整，领导干部数量大大减少，原来六个委（组）领导干部一共有37人，一下子减少到7人；原来六委（组）局级干部147人，一下子减少到86人。
我看那个时候中央也不大好安排，所以决定让张劲夫同志来做经委主任。因为张劲夫是个老同志了，他是陶行知的学生。张劲夫同志到北京以后在中国科学院这一段工作是有成就的，就是搞“两弹一星”，他这个人很有工作能力，“文革”时把他批了以后“靠边站”了。1977年国务院开务虚会的时候，大家的发言都是就事论事，只有张劲夫同志的发言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他是从经济工作的全局来讲的，得到陈云同志的赏识。所以，张劲夫同志很快就被提为财政部长，他在财政部的头三脚踢得很好，所以就让他到安徽去接替万里同志做省委书记。在安徽工作那一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萧规曹随”，安徽人对他还是很有好评的，因为抗战期间他的二师就在安徽工作。他是有组织工作能力的，当时经委是几个单位合在一起，干部安排上遇到很大的困难，思想也比较混乱，他沉着应付，是很有些水平的，他硬是把这个局面安定下来了以后，才离开经委。
记者：国家经委是对我国国民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的综合经济部门，在我国经济发展特别是企业改革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您可不可以评价一下“文革”前后两个时期国家经委的工作？
袁宝华：“文革”以后的国家经委和“文革”以前的国家经委有很大不同，因为处于两个不同的时期。“文革”以前的国家经委存在了十年，从1956年到1966年。1966年底，薄一波被点了名以后国家经委就停止工作了。“文革”以后也是十年，从1978年到1988年。这两个十年所处的时期不同。
国家经委在前十年的工作是很有成绩的。当时我国经济一是处于计划经济时期，二是受“左”倾路线干扰比较严重的时期。中间又遇到个“大跃进”，经委的工作也遇到很多的问题。例如，“大跃进”本身就给经委的工作造成很大的干扰，可是当时的经委还是做了不少工作的。就是在“大跃进”期间，当时的国家经委在薄一波同志带领下，一开始就不赞成“大跃进”。庐山会议前，薄一波同志就批判过冶金部一些脱离实际的措施。庐山会议前期开中央工作会议的时候，薄一波同志没有去，他是后期开中央全会的时候去的，薄一波同志在上庐山以前还专门到冶金部和煤炭部讲话，表明他反对“左”倾的态度。又譬如，当时经委工作已经是处于很困难的时期，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搞了个《工业七十条》，我看《工业七十条》是经委的一个重要贡献。当时经委专门成立了企业局，把饶斌同志调来做经委副主任管企业工作，把赵荫华同志调来做局长，饶斌同志、马洪同志花了很大力气去起草《工业七十条》。我看当时《工业七十条》也是拨乱反正，就是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另外，在60年代的三年恢复过程中，经委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薄一波同志坚决地贯彻陈云同志提出来的“退够站稳”政策，只有“退够”才能“站稳”。当时把一年的投资降低到一百多亿，这都是不可想象的事。当时的经委在薄一波同志领导下确实有这个气魄。所以，经委对于“大跃进”以后贯彻调整国民经济“八字方针”是有功劳的。
当时经委有好多工作也只是开了个头。譬如，学大庆那时也是开了个头，也搞了一批大庆式企业，这都为我们以后的工作打下了基础。又譬如，叶林同志专门抓专业化协作，这是经委的一个功劳。专业化协作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以后，我们重复建设犯的错误就是重复了过去的错误，搞“大而全，小而全”。当时的国家经委就针对“大而全，小而全”所造成的重复建设的损失，提出来专业化协作，这对于经济管理是有贡献的。还有就是学大庆、学解放军，建立政治工作系统，经委根据中央的指示专门成立了工交政治部，各行各业都成立了政治部，经委的工交政治部虽说存在的时间不长，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同时，经委在三年调整时期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经济工作会议、技术工作会议，这三个会议在当时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当时经委抓物资工作，贯彻少奇同志提出来的生产资料也是商品，用经济方法来管理经济，采用托拉斯的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是很有成就的。当时我们进行的托拉斯试点，对于我们改革开放以后搞企业改革，进行股份制改造来说，都是有益的探索。那时都是探索的过程，我们没有经验，搞托拉斯就搞成垄断了，垄断就不好了。当时想用经济办法管理经济，这是好的，就是没有经验。那个时候是计划经济时代，什么事情都得通过计划，可是计划又不能计划到扫帚这样很小很细的环节。所以我认为前十年经委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成就。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受当时计划经济的限制、“左”倾思想的影响和我们认识的一些局限性。可惜的就是我们探索的时间不长，还没有进行深入探索，“文革”就开始了。
经委前十年如果说是生不逢时的话，那么后十年就有点得天独厚了。后十年正是遇到我们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遇到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期。前十年手脚舒展不开，后十年手脚舒展开了。后十年经委从抓企业整顿开始，进行了大量的企业改革的工作，在我国企业改革中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当然，这期间也经历了复杂的曲折的过程，一直到1992年十四大最后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想，后十年经委的工作在总的指导思想上一直没有真正摆脱计划经济的指导，没有真正在提出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指导思想下工作，所以后十年经委的工作也有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