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前好友忆萧红
追忆萧红
许广平
自从日本人占领了东北，成立伪满洲国之后，许多东北作家都陆续逃亡到山海关里来了。在1934年的10月，萧红和刘军两先生（那时的称呼，即萧军）到了人地生疏的上海，“就是还没有在这土里下根。”（见鲁迅给刘军信）非常之感觉寂寞和颓唐，开始和鲁迅先生通讯。在一个多月之后11月27日，由于他们的邀请，鲁迅先生和我们在北四川路底一间小小的咖啡店作第一次的会面了。
人每当患难的时候遇到具有正义感的人是很容易一见如故的。况以鲁迅先生的丰富的热情和对文人遭遇压迫的不幸，更加速两者间的融洽。为了使旅人减低些哀愁，自然鲁迅先生应该尽最大的力量使有为的人不致颓唐无助。所以除了拨出许多时间来和萧红先生等通讯之外，更多方设法给他们介绍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等的稿子不但给介绍到当时由陈望道先生主编的《太白》，也还介绍给郑振铎先生编的《文学》，有时还代转到良友公司的赵家璧先生那里去。总之是千方百计给这些新来者以温暖，而且还尽其可能给介绍到外国。那时美国很有人欢迎中国新作家的作品，似乎是史沫特莱女士也是热心帮助者，鲁迅先生特地介绍他们相见了。在日本方面，刚巧鹿地亘先生初到上海，他是东京帝大汉文学系毕业的，对中国文学颇为了解，同时也为了生活，通过内山先生的介绍，鲁迅先生帮助他把中国作家的东西，译成日文，交给日本的改造社出版，因此萧红先生的作品，也曾经介绍过给鹿地先生的。从这里我们可以得知萧红先生的写作能力的确不错，而鲁迅先生的无分成名与否的对作家的一视同仁也是使得许多青年和他起着共鸣作用的重要因素。
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的作品，是如众所知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无疑地给上海文坛一个不少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淋的现实缩影。而手法的生动，《生死场》似乎比《八月的乡村》更觉得成熟些。每逢和朋友谈起，总听到鲁迅先生的推荐，认为在写作前途上看起来，萧红先生是更有希望的。
在多时的习惯，养成我们不爱追求别人生活过程的小小经历，除非他们自己报道出来，否则我们绝不会探讨的，就是连住处也从不打听一下。就这样，我们和萧红先生成了时常见面的朋友了，也还是不甚了然的。不过也并非绝无所知，片段的谈话，陆续连起来也可能得一个大致的轮廓。譬如说：谈得高兴的时候，萧红先生会告诉我们她曾经在北平女师大的附属中学读过书。并且也知道她还有父亲，母亲是死了，家里有一位后母，家境很过得去。也许，她喜欢像鱼一样自由自在的吧，新的思潮浸透了一个寻求解放旧礼教的女孩子的脑海，开始向人生突击，把旧有的束缚解脱了，一切显现出一个人性的自由，因此惹起后母的歧视，原不足怪的。可怜的是从此和家庭脱离了，效娜拉的出走！从父亲的怀抱走向新的天地，不少奇形怪状五花八门的形形色色的天地，使娜拉张皇失措，经济一点也没有。在旅邸上，“秦琼卖马”，舞台上曾经感动过不少观众，然而有马可卖还是幸运的，到连马也没得卖的时候，也就是萧红先生遭遇困厄最惨痛的时候，这时意外地遇到刘军先生，也是一位豪爽侠情的青年，可以想象得出，这就是他们新生活的开始。他们在患难中相遇，这一段变故是值得歌颂的，直至最后，他们虽然彼此分离，但两方都从没有一句不满的话，作为向对手翻脸的理由，据我所听到，是值得提起的。
当然不能否认，萧红先生文章上表现相当英武，而实际多少还赋予女性的柔和，所以在处理一个问题时，也许感情胜过理智。有一个时期，烦闷，失望，哀愁笼罩了她整个的生命力，然而她还能振作一时，替刘军先生整理、抄写文稿。有时又诉说她头痛得厉害，身体也衰弱，面色苍白，一望而知是贫血的样子。这时过从很密，差不多鲁迅先生也时常生病，身体本来不大好。萧红先生无法摆脱她的伤感，每每整天地耽搁在我们寓里。为了减轻鲁迅先生整天陪客的辛劳，不得不由我独自和她在客室谈话，因而对鲁迅先生的照料就不能兼顾，往往弄得我不知所措。也是陪了萧红先生大半天之后走到楼上，那时是夏天，鲁迅先生告诉我刚睡醒，他是下半天有时会睡一下中觉的，这天全部窗子都没有关，风相当的大，而我在楼下又来不及知道他睡了而从旁照料，因此受凉了，发热，害了一场病。我们一直没敢把病由说出来，现在萧红先生人也死了，没什么关系，作为追忆而顺便提到，倒没什么要紧的了。只不过是从这里看到一个人生活的失调，直接马上会影响到周围朋友的生活也失了步骤，社会上的人就是如此关连着的。
她和刘军先生对我们都很客气。在我们搬到施高塔路大陆新村里住下之后，寓所里就时常有他俩的足迹。到的时候，有时是手里拿着一包黑面包及俄国香肠之类的东西。有一回而且挟着一包油腻腻的东西，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只烧鸭的骨头，大约是从菜馆里带来的；于是忙着配黄芽菜来烧汤，谈谈吃吃，也还有趣。萧红先生因为是东北人，做饺子，有特别的技巧，又快又好，从不会煮起来漏穿肉馅。其他像吃烧鸭时配用的两层薄薄的饽饽，她做得也很好。如果有一个安定的，相当合适的家庭，使萧红先生主持家政，我相信她会弄得很体贴的。听说在她旅居四川及香港的时候，就想过这样的一种日子，而且对于衣饰，后来听说也颇讲究了。过分压抑着使比较美好生活的不能享受，也许是少数人或短时间所能忍受的罢，然而究竟怎样是比较美好的生活呢？物质的享受？精神领域的不断向上追求？有人偏重一方，把其他方面疏忽了，也许是聪明，却也有人看作是傻子。总之，生活的磨折，转而使她走到文化领域里大踱步起来，然而也为了生活的磨折，摧残了她在文化领域的更广大的成就。这是无可补偿的损失！到现时为止，走出象牙之塔的写作，在女作家方面，像她的造诣，现在看来也还是不可多得的。如果不是在香港，在抗战炮火之下偷活的话，给她一个比较安定、舒适的生活，在写作上也许更有成功。或竟丢弃写作自然也不是绝不可能，这不必我们来作假定。不过如果不是为了战争，她也许不会到香港去，也许不会在这匆匆的人世急忙忙地走完她的旅程，那是可以断定的。
除了脸色苍白之外，萧红先生在和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就看到她花白的头发了。时常听见她诉说头痛，这是我有时也会有的，通常吃几次阿司匹林就会好，但副作用是一定带来胃病。萧红先生告诉我有一种药名叫SocoIoff的，在法国普世药房可以买到，价钱并不昂贵，服了不会引起胃病，试过之后果然不错，从此每逢头痛我就记起她的指导。可是到了战事紧张，日本人入租界之后，这药买不到了。现时不晓得恢复了没有。她同时还有一种宿疾，据说每个月经常有一次肚子痛，痛起来好几天不能起床，好像生大病一样，每次服“中将汤”也不见好。我告诉她一个故事，那是在“一?二八”上海作战的时候，我们全家逃难，和许多难民夹住在一起，因此海婴传染到疹子，病还没十分复原，我们就在战事一停之后就搬回北四川路底寓所了。没有人煮饭，得力的女工跑了去做女招待。我自己不是买菜就是领小孩。病后的小孩，刚三岁半，一不小心，又转为赤痢了，医了一年总不肯好。小孩长期吃流质，营养不足，动不动就又感冒生病，因此又患着气喘。这一年当中，不但小孩病，鲁迅先生和我都病了。我疲劳之极，患了妇人常遇到的“白带”，每天到医院治理，用药水洗子宫，据医生说是细菌在里面发炎，但是天天洗，洗了两个多月一点也没有好。气起来了，自作聪明地偷偷买了几粒白凤丸，早晚吃半粒，开水送下，吃到第二天，医生忽然说进步非常之快，可以歇一下看看再说。我心想既然白凤丸有效，或者广东药店出售的白带丸更有效，也买了几粒服下，再服几粒白凤丸善后，从此白带病好了，永远没有复发。鲁迅先生是总不相信中医的，我开头不敢告诉他，后来医生叫我停止不用去疗治才向他说。再看到我继续服了几粒白凤丸居然把患了几个月的宿疾医好，鲁迅先生对于中国的经验药品也打破成见，而且拿我这回的经验告诉一些朋友。他们的太太如法炮制，身体也好起来了。像讲故事似的把前后经过告诉了萧红先生，而且我还武断地说，白凤丸对妇科不无效力，何妨试试？过了一些时候，她告诉我的确不错，肚子每个月都不痛了，后来应该痛的时候比平常不痛的日子还觉得身体康强，她快活的不得了。等到“八一三”之后她撤退到内地，曾经收到她的来信，似埋怨似称谢的，说是依我的话服过药丸之后不但身体好起来，而且有孕了。战争时期生小孩是一种不容易的负担，是不是我害了她呢。后来果然听朋友说她生过一个孩子，不久又死去了。不晓得生孩子之后身体是否仍然康强，如果坏起来的话，那么，真是我害了她了。现在是人已经逝世了几年，我无从向她请求饶恕，我只是怀着一块病痞似的放在自己心上，作为精神的谴责，然而果真如此简单就算了吗？
生命的火在地下奔腾，
让它突出来吧，
毁却这贪婪的世界，
和杀人不见血的吃人者。
从灰烬里再生，
就是一株小草也好；
只要有你的精力潜在。
追忆萧红先生，我还亲眼看到她的一件侠义行为，那是为了鹿地亘先生方面的。据我们简单的知道：鹿地先生在日本的时候，确曾为了左倾嫌疑而被捕过，后来终于保释，是因为的确有消过毒的把握，否则绝不可能被日本军阀政府释放的。如同送过传染病医院去的人，倘使身体还在发热，是绝对不可能出院的，必然一切都没有问题了，这才放出。但是在日本政府的严密的不放心的监视之下，就是释放了也还是不容易生活的罢，因此迫得鹿地先生随着剧团，当一名杂役，四处走码头流浪到上海来。究竟以大学毕业生而当剧团的杂役是可惜的，被内山完造先生发见了，从剧团里拔出来，介绍他和鲁迅先生见面，由鲁迅先生代选些中国作家著作给他翻译，替他校正，再由内山先生给介绍到日本改造社出版。以此因缘，鹿地先生和萧红先生等认识了。及到鲁迅先生逝世，为了翻译“大鲁迅全集”日译本，在限定的短期间内出书，需要随时请人校正的方便起见，鹿地先生夫妇由北四川路搬到法租界来住，那时大约是1937年的春天。到了同年的8月，两国间的关系非常紧张的时候，在“八一三”的前几天，鹿地先生夫妇又搬回到北四川路去了，这是应当的，因为他还是日本人，在四周全是中国人的地方太显突出了。但是意外地，过了两天他们又到法租界我的寓里来，诉说回去之后自国人都向他们戒严，当做间谍看待，那是有性命之忧的，因此迫得又走出了。然而茫茫租界，房子退了，战争爆发了，写稿换米既不可能，食宿两途都无法解决，这是为翻译鲁迅先生著作而无意中受到的苦难，没有法子，尽我的微力罢，因此请鹿氏夫妇留住下来。以两国人的立场，一同领略无情的炮火飞扬，而鹿地先生们是同情我们的，却是整天潜伏在楼上的一角。战争的严重性一天天在增重，两国人的界限也一天天更分明，谣言我寓里是容留二三十人的一个机关，迫使我不得不把鹿地先生们送到旅舍。他们寸步不敢移动，周围全是监视的人们，没有一个中国的友人敢和他们见面。这时候，唯一敢于探视的就是萧红和刘军两先生，尤以萧先生是女性，出入更较方便，这样使得鹿地先生们方便许多。也就是说，在患难生死临头之际，萧红先生是置之度外的为朋友奔走，超乎利害之外的正义感弥漫着她的心头，在这里我们看到她却并不软弱，而益见其坚毅不拔，是极端发扬中国固有道德，为朋友急难的弥足珍贵的精神。
原载《文艺复兴》第一卷第六期，1946年7月11日
“爱”的悲剧
——忆萧红
梅 志
萧红逝世已四十多年，我与她第一次见面到现在，已有五十年了。但她的音容笑貌仍不时地在我脑中回旋，尤其是她作品中的人物，更久久的使我不能忘怀。
读了许多回忆她的和评论她的文章，总感到我所接触到的这个角落，还没有人触及。同时，我这一个普通女人见到的这些侧面，鲜为人知，就越发觉得应该趁我记忆清晰时将它们写出来。
第一次见面
年11月鲁迅先生在上海小花园梁园菜馆请客。因为代我们转信的妹妹将请柬送迟了，害得我们没能如期赴宴，那天失去了和萧红夫妇见面的机会。
直到第二年春天，萧红夫妇住到了当时的法租界萨坡赛路唐豪律师家，我才见到他们。这房子在法租界属于中等以上的英国式建筑，后门临街，正间宽大，他们好像住在二楼。这次是他们邀请我们去吃晚饭。我们到时客人已来了很多，都是北方人。幸好我能说普通话，就随便和他们谈起来了。记得那天罗烽和白朗夫妇也已到上海，大家围在一张长桌旁边包饺子，萧红擀皮儿，大家一块儿包。
这场面我这南方人从来没见过，他们说，来吧，大家动手。我居然仍像学生时代一样大胆地就动手了。我只包过上海的菜肉馄饨，对包饺子一窍不通，花了好大的劲还没能包好一个，我可能都出汗了。萧红在一旁看着说了：
“得了，你不会包，在一旁歇着吧！”
她是想为我解围。但我蠢得很，还一味的不服气，觉得并不难，看了看他们的样儿，又试着包了几个，结果都成了四不像的怪物，这样自己才不好意思地放下手。我哪儿知道他们都是从小练就了的包饺子能手呢！
后来喝酒的时候，我又自不量力的和他们干杯；还胡说什么这酒我不吃，会醉的，我要喝香槟。其实对酒我一点知识都没有，我家只吃绍兴老酒和白干，别的酒名我是在书上看到的，这次为表示自己的豪迈，就信口开河胡说八道起来。这时坐在我身旁的白朗说了一句，香槟酒也会喝醉人的。我不敢争辩了。
总之，当时我感到能见到他们很高兴，很兴奋，有点忘乎所以了。因为这一向从F（即胡风。）对他们的友好往来和对他们作品的赞许，我感到和他们很亲近，早就是朋友了。他们是豪爽的北国英雄式的不拘小节的慷慨之士，所以我也就冒充起好汉来了。我看萧红和我年龄差不了多少，我就像过去在同学家玩似的，毫无顾忌。F虽坐在我身旁，而他只和萧军他们男人家喝酒谈天。没等到散席就站了起来，对我说：
“我们该走了。到喂奶的时候了。”
我一看手表，才吃一惊，时间过得真快，真到喂奶的时候了。他们不好留我们，就都很热情地送我们到后门口。
我这一向都是在家里带孩子忙家务，很少参加这种热闹场面，临别时真有点依依不舍呢！
一路上F没有和我说话，只是大步地向前走，我也只好大步地跟着。
到家后他说话了。
“你呀，真是太幼稚了，说这么些话，你可知道人家是小说家呀，会笑话你的……”
我一想可不是吗？他们一定把我看做无知的傻女人了……
为此，我很懊丧，至今我都还记得这次的会见，可见它给我的印象和教育之深了。
我第一次见萧红完全把她当做一个普通的但很能干的家庭主妇。瘦高的身材，长长的白皙的脸，扎两条粗粗的小辫，一对有点外突的大眼睛，说话时声音平和，很有韵味，很有感情，处处地方都表现出她是一个好主妇。
一两个月后的一天上午，F又带我去看他们。萧红扎着花围裙正在收拾房间，擦地板。我们推门进去，她才直起腰来，似乎有点气喘吁吁，很吃力的样儿。F问：
“怎么你一个人？三郎呢？”
她一边请我们坐，一边说：
“人家一早到法国公园看书用功去了，等回来你看吧，一定怪我不看书。”停了一会儿，似乎忍不住了又说：
“你看这地板，烟头、脏脚印，不擦行吗？脏死了，我看不惯。”
这时我发现这房间很大，比那天晚上我看到的显得又大又阴暗。房里从地板到窗框的颜色都是棕色的，更显得阴沉。萧红也没有那天精神好，兴致好。有点疲乏的样儿，脸色也不好，带点不健康的苍白。她向我们抱怨南方天气不好，冷得难受。我感到很奇怪，忍不住问了：
“北方冰天雪地的，还会比南方好？”
她笑了说：“你可不知道东北了，那里是冰冻三尺，有时雪也高三尺。但屋里可暖和，不穿棉衣都行。它有厚墙、厚房顶，窗子是双层的，哪像这里的窗子，你看多大的一条缝，直灌风，冷死人了。”说着时还故意夸张地做着冷得不得了的样儿。又说：“有的屋里还有火墙、热炕，简直温暖如春，哪像这里四面进风，连空气都是潮乎乎的，你连个躲处都没有。”
和她谈她的小说，她听得很认真，很仔细。她的回答也很使F满意，他们谈得很投机。我坐在一旁细心地听着。
不久萧军回来了，肋下夹了几本书，方形的脸，被风吹得红彤彤的，五短身材，穿一件短大衣，戴的是当时很时兴的无沿法国式便帽。不像是用脑的作家，倒像体育学校或是美专的学生。他精神充沛，容光焕发，一进屋就给带来了一股阳气和热力。
他热情的和我们打了招呼，就谈他看的书了，说得那么兴高采烈而又自信。他说着说着，果然用一种带夸耀又带谴责的口吻说萧红了：
“你就是不用功，不肯多读点书，你看我， 一早晨大半本。”说时还用手拍着书。
这下萧红可不干了，冷冷地说：
“喝，人家一早去公园用功，我们可得擦地板，还好意思说呢！”
萧军感到有点理亏，就哈哈的一阵大笑，笑得那么天真，萧红忍不住也笑了，我们大家都笑了。
他们邀约我们一道去俄国餐馆吃饭，我们回绝了。
成名带来的苦恼
她用悄吟的笔名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散文，又用萧红的名字自筹经费出版了《生死场》。萧军出版了《八月的乡村》和发表了许多小说。这一对夫妇作家，在当时的上海文坛不但站住了，还成了有名的新秀。他们为东北广大的不愿做亡国奴的人民请命，写出了他们为民族生存而进行的斗争，声张了民族正气。尤其萧红写的一些散文式的短作品，那些栩栩如生的小人物，那些浓郁的地方色彩，都极令人感动，引得读者的同情，对作家也产生了喜爱。于是他们都各个带着自己的风格特色在上海滩上站住了。
为她的《生死场》写了一篇“后记”，书出来后，他要我多看看，说：
“这是有着天才闪光的作品，你看看吧，可以得到不少益处。”
我读了，有些地方很使我感动，也很喜欢。我在F面前说话是毫无顾忌的，我发问了：
“怎么这样写呀？忽然这样，一下子又那样，一点不连贯，也不完整，简直把人搞糊涂了，不像小说。‘小说作法’上一定没有这样写法。”
听后还是嘲笑了我：
“你呀，你呀，真是被旧小说害得不浅，什么‘小说作法’，那些框框害你不浅，你要好好地读读她的作品。它虽然有缺点，你看她的感觉多敏锐，写人物自然风景不受旧的形式束缚，这正是她独特的风格，这是近年来不可多见的作家！”
我没有理由能驳倒他，因为我也爱上了她的作品，许多地方虽然看起来不习惯，但是看了又放不下，有的地方还使我感动得掉下了眼泪，我成了她的一名忠实的读者。
有好长一段时间，我没有能见到她，只是从F的口中知道他们搬到北四川路一带去住了。我们的住处没有告诉过他们，所以就不易见到他们了。有一次F忽然说起在霞飞路上遇见了萧红，她一个人去俄国大菜馆吃两角钱一客的便宜饭，还不止一次。
我奇怪了，他们两人的稿费收入已经不少，去逛过一次杭州——那是他们送鲁迅先生一罐白菊花茶，鲁迅先生又转送给F时，我们才知道的。但是像他们这样在上海已吃得开的夫妇作家，很可以过上像样的生活，请个娘姨（保姆）做饭，何必一个人游游荡荡去吃便宜饭？是怕麻烦？怕干扰？还是……
年夏天，F常带我去虹口鲁迅先生家。这时F正在帮助一个不懂中文的日本人翻译鲁迅先生的著作，因为是先生亲自委托的，他不好推托，这样就常到先生那里。不久冯雪峰由陕北回了上海，那他就差不多天天都要到那边去。在我的请求下，他有时就带我去，有时是F要我送东西去。
但是去前F总嘱咐我，不要随他上楼去，在楼下和许先生谈谈。能见到许广平先生，我也是很高兴的。许先生那样忠诚细心地照看鲁迅先生，为这一家老小操尽了心，又那么亲切热情地招待客人，我是十分敬佩的。常常是我自己厌于琐碎的家务，情绪低落时，一到鲁迅先生家，那种安详的肃穆的气氛，和许先生和蔼可亲的面容，就使我感到鼓舞，心情轻松愉快了。
经常都遇到萧红在下面。F悄悄地从后门直接上楼去了。许先生亲自来引我到大厅里，并且低声地对我说：
“萧红在那里，我要海婴陪她玩，你们就一起谈谈吧。”之后她就去忙她的事了。
萧红形容憔悴，脸都像拉长了，颜色也苍白得发青。她对我很冷淡，有点心不在焉的样儿。倒是海婴很活跃，搬出了他的玩具和书本，要萧红和他一起搭积木，我也就参加了。海婴嘴不停地问这问那，萧红慢慢地兴致也好了起来。这时她才和我拉拉家常似的，问我孩子长得怎么样？海婴也接着说：
“侬格小弟弟好白相勒！”
我们大家都笑了，气氛也就变得和谐愉快了
有一次许先生在楼梯口迎着我，还是和我诉苦了。
“萧红又在前厅……她天天来一坐就是半天，我哪来时间陪她，只好叫海婴去陪她，我知道，她也苦恼得很……她痛苦，她寂寞，没地方去就跑这儿来，我能向她表示不高兴、不欢迎吗？唉！真没办法。”
详细情况我也不好多问，我就尽量地陪他们玩着，使他们高兴。一直到F在楼梯口出现，我才向他们告辞。
是天气正热的时候，萧红到我们住处附近来做西服，说是要到日本学习去。这时我想她已经从爱的纠纷中摆脱了，我为她高兴。
可能是为她饯行，还是别的场合，我又见到过她。这时她不但穿上了新衣服，还烫上了蓬蓬松松的头发。西服是便宜料子，又是小店做的，穿在她身上我感到反而失去了她过去的平淡朴实，那一头烫发也没有两条粗辫显得大方。我想她可能想彻底改变一下旧容貌了；不但是想换个生活环境，连形象都想改换一下吧。但是依我看，她这一改，倒有点不伦不类，很像当时的朝鲜妇女了。
她去日本不久，鲁迅先生逝世了，这在她是一个不小的精神上的打击。听和她一起到日本的朋友的爱人后来说，她似乎在日本也没能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又加之生病，就老想家、想祖国，没到这年冬天就又回来了。
他们搬到法租界住。许广平先生也从大陆新邨搬到霞飞坊住了。在许先生家我又有机会常常见到萧红。她恢复了过去的样儿，穿着简单朴素，头发也是平顺的短发，使我感到她又平易可亲了。
这时上海文坛向他们敞开了大门，不但许多刊物向他们约稿，有的还拉他们做台柱儿。所以在名誉和金钱方面他们是双丰收的。萧红心情非常好，比他们刚到上海时还好。
有一次在一个新创刊的刊物主编邀请撰稿人的小宴会上我见到萧红，她是那么情绪高昂。她说出自己的主张和想法，我才发现她是那么热爱她的文学事业，她真是想在文学方面干一番大事啊！这一段时期她可以说过得既丰富又热烈，有许多新朋友像捧角儿似的捧着他们，使他们都有点飘飘然了。
可惜这时间太短暂了。一个日本的进步作家来上海游历，特别想见见许广平先生和我们大家。在一间小咖啡室里，萧氏夫妇来了，还有另外几位。但是大家最奇怪和最关心的是萧红的眼睛，她的左眼青紫了很大一块，我们都不约而同地背着客人走到她身边轻声地询问：
“你怎么了，碰伤了眼睛？”
“好险呀！幸好没伤到眼球，痛不痛？”
“怎么搞的？以后可得小心呀！”
对这些好心的问话，她平淡地回答：
“没什么，自己不好，碰到了硬东西上。”她又补充一句：“是黑夜看不见，没关系……”
回答得虽然有点吞吞吐吐，但我们谁也没有不相信。
送走了客人，大家都一起在街上溜马路时，女太太们又好心地提起这事，主要是希望萧红以后要小心，萧红也一再点头答应我们。可是走在一旁的萧军忍不住了，他表现男子汉丈夫一人做事一人当的气派，说：
“干吗要替我隐瞒，是我打的……”
萧红仅淡淡地一笑：
“别听他的，不是他故意打的，他喝醉了酒，我在劝他，他一举手把我一推，就打到眼睛上了。”同时她还细声地告诉我“他喝多了酒要发病的。”
“不要为我辩护，……我喝我的酒，……”
我们不好说什么，就这样各自走散了。
他们夫妇同一位编辑成了好朋友，常到他们家去。F和我抱着两岁多的儿子也去看望他们，正好他们都去了。萧红对我的孩子表示出特别的喜爱，F要他叫“姑姑”，叫“叔叔”，他都叫了，大家顶高兴，就问他叫什么名字？
我说：“小弟，我们都叫他小弟弟。”
“哈，哈，哈”萧军大笑，“总不能老是你们的小弟弟呀，应该有个名字。”
说：“我本想用周先生最后用的那个笔名‘晓角’。”
“呵，晓角，很不错。”大家一致同意。
可是萧军又叫了起来：
“不行，晓角，晓角？我们北方音就是小脚，不好，不好，小脚，不好……”
我们一捉摸，误会成“小脚”倒真是不好，只能不用这有纪念意义的名字了。
萧红这时可向萧军发命令了：
“去，你这叔叔，去给小家伙买个小玩意。”
编辑先生也说：“是呀，叔叔可不是好当的。”
编辑太太没开口说话，显出不相干的样儿。
萧军还是去了，不一会儿就上楼来了。
他到弄口俄式面包店买了几个面包圈，用绳子穿着提了上来，口里大叫着：
“列巴，列巴圈，好不好？”还将它在我儿子面前晃着。我儿子可能被这声音吓着了，就一个劲儿扑向我怀里。
我说：“你看，叔叔给你买面包来了。”
萧红表示出很不满意：
“嘿，叫你买玩意儿，给买几个列巴圈。”
“怎么？列巴圈不好？”
我一看萧军眼睛瞪着，赶快说：
“这就顶好，又能吃又能玩嘛。”
萧红的心理我是理解的，她想给孩子买一件真正的玩具，这也可说是她母性加女性的表现，谁知萧军没把它当回事，还故意显露出不听她摆布的样儿，我看得出萧红很难过。真的买件能保留下来的玩具，可能我们会保留到现在呢！
萧红的生活的风浪刚平静下来，又遭到了暴风雨似的迎头的袭击。她的心波涛翻腾，感受着屈辱，不得安宁！
此时，萧红又常一个人到许先生那里去，一坐就是半天，看得出心里有什么不愉快的事。
我从来不喜欢打听别人的隐私，尤其一方在气头上，在痛苦中，用话去诱出或套出对方的内情来，我觉得是不道德的。所以我即使听到她说什么也只好安慰几句，希望她珍惜身体。
这时的痛苦她也只有向许先生去倾诉，许先生就代替了她的妈妈，她想在这里舔伤，在这里得到慰藉。
由于我常去许先生那里，有时她正在诉苦发牢骚时，也就不回避我。她那时身体很坏，常常失眠和肚子痛。当然更难忍受的是精神上的痛苦。许先生和我商量过，我们不好规劝对方，只能安慰她几句。但都惋惜这一对作家夫妇，怎么会在生活中出现这种不协调的现象？他们不是很懂得人生疾苦、很有感情的人吗？为什么要使对方受苦呢！
后来知道萧红还是力求摆脱这精神上的屈辱和痛苦，离开了萧军一段时间。
这次突变，给她打击很重，种下了无法医治的精神创伤，可能是后来分手的原因。
抗战时期在武汉
抗战爆发了，我们一家三口，离开了沦陷的上海，回到了F的故乡湖北。由于F一直没有职业，就只好让我带孩子住在乡下老家，一直到秋末冬初，他的工作基本上稳定了，我才到武汉来，住在他寄住的朋友家里。
这是一幢花园洋房，我们住的是花园前面的两间小屋，在花园的一角。一旁是养花的暖房，房门外面是两个大铁丝笼，里面还喂着一对漂亮的雉鸡和一笼鸽子，和雉鸡一起的还有几只名种鸡。很有点小动物园的味儿，就是已经零落了，我们只能见到这几样。花园有竹编拦成的曲径一直通到我们住处，上面爬满了蔷薇花藤，院子里种有松柏和各种树木，虽未成荫，就这样，已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好地方了。
《七月》杂志常借他家的客厅开座谈会，主人见到这些作家们都十分热情地打招呼。这儿就是《七月》的摇篮——武昌小朝街。
萧红他们住得离这里不远，是常来的客人。来时只要一过正楼，走上花园的小径，我们就能听到他们的嚷嚷声。除萧红、萧军夫妇外，多了一个人。这人我在上海时曾见过，他是带了稿子从北平到上海来的。他的长篇小说鲁迅先生交给了F看，所以鲁迅先生逝世后，他找到F，他们也成了朋友，他就是端木蕻良。后来F也介绍他与萧氏夫妇认识了，因为他们同是东北人，现在他们住在一起，常同来同往的，显得十分亲切和热闹。萧军虽然个子不高，倒是精力充沛，说话嗓门又大，争论起来更是滔滔不绝，他们争论什么？我弄不太清，但我多半被萧军的谈风所征服，总认为他是对的。而萧红只是显得不耐烦，不愿听他们这种争吵不休的谈话，不是坐在一旁翻翻书报看，就是和F聊天，有时也同我和孩子聊聊。更多的时间我是带着孩子走开，因为小屋被几支香烟熏得烟雾袅袅，简直使人睁不开眼，要头昏的。F是烟不离手的；而萧红也不少抽，那抽烟的气派、手势，看来也是一个老烟客；萧军抽得也不少，但是他只顾说话就少抽了。
这次我感到萧红起了很大的变化，身体比过去结实多了，脸色也不是青白的而是白里透出红润。好像“七七事变”的炮声一响倒把她的噩梦打醒了，她又像过去初到上海时一样，睁着两只大眼睛到处张望，发现人们对她不仅是善意的，而且是尊重的，于是她昂起头，眼睛也发亮了，精神飒爽且带着自信和豪迈。
我心里想这才是真正的萧红。
这是我第一次在家里接待他们。他们坐在这小屋里，萧红首先对我们的儿子表示关心，又问叫什么名字；萧军就喊了起来“小脚”、“小脚”。F告诉他们：
“现在他有名字了，是晓谷。天刚晓的晓，山谷的谷，再也不能讹成‘小脚’了。”
“晓谷这名字好，拂晓的山谷，真美。”
大家都赞同这名字。
他们常常是在外面吃了早饭，就顺路到我们这里小坐一会儿。慢慢地我知道萧军和那位朋友为什么争吵了。一个自比托尔斯泰，一个就以巴尔扎克自诩。这样两位中国的“大师”就争论不休。一个说你描写的自然景色哪像托尔斯泰；一个就反唇相讥：你的人物一点也没有巴尔扎克味儿。就这样互相争执，又互相讨论，我们就都做旁听者，谁也不愿插嘴。最后是萧红出来说：
“你们两位大师，可以休息休息了，大师还是要吃饭的，我们到哪儿去呀？回家？还是过江去？”
这很灵验，他们住口了。有时是决定去黄鹤楼游蛇山，萧红总问我去不去？我记得似乎一次也没同他们去过。都说孩子走不了，谢绝了。
他们三个人老在一起，萧红活泼多了，如果和萧军发生争吵，那位朋友就以义士自居出来卫护她。他们在一起，多半还是吵吵闹闹玩玩，没听他们说准备写什么作品，好像这抗战后方的小小自由是该尽情享受的。
事实并不如此，敌人是在伺机相扑的。一天下午F正午睡时，萧红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跑了进来，连话都说不清：
“有三个流氓……样的人，跑来逼着萧军要跟他们走……萧军……还要我们都到警察局去。”
顺了一下气才说清楚：萧军被他们带走了，她赶快溜出来报信。
立即去行营找曾见过面的某处长，答应调查、交涉。又托房主人找人打听情况，后来知道是省党部特务组干的，F就求房主金老伯去找特派员。那是他过去的学生。不久萧军就出来了。时间虽然只有几个小时，却给了我们很大的一个警告。因为他们想秘密捕人，那是确切的。这次只因为萧红跑出来报了信，我们营救得快，他们无法隐瞒这鬼域伎俩，只好悄悄的放人，故意借口说是因为他们没报户口。
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出萧红是机智勇敢的，她对萧军的安危是关心的、挚爱的。此后，她简直对萧军一人行走都放不下心了。
出了这事后的几天，萧红送F一方小图章，说是她亲自刻的，是阴文，F的名字也是她亲自写的。印出来倒也别致好看。F用过几次，后来从武汉撤退时丢失了。我知道萧红能画，《生死场》的封面就是她亲自设计的；能刻图章，这是我第一次知道。
一次我在F书桌上发现了两本女作家的长篇小说：一本是史沫特莱的《大地的女儿》，一本是德国丽丝琳克的《动乱时代》。我正在翻看其中的一本时，萧红一人来了，F不在家，她坐下来陪我聊天。
“你看过这两本书了？”她见了桌上的书问我。
我点点头。
“喜欢吗？喜欢哪本？”
我瞪大眼睛望着她，好像是在受老师的考问，犹豫了半天才说：
“喜欢《大地的女儿》，读了它使人感到应该追求理想，为理想而斗争……”我说不下去了，觉得说得太大太空。但看见她望我微笑着，就给了我勇气，这才又说：
“她坚强勇敢，从小就反抗旧社会的不平等，尤其是男女不平等。你看她后来就敢同一个亡国奴印度人结婚。”
“是这样，还有呢？”
“总之我读了很感动，她是一个勇敢的人，同情弱小民族的人，同情被压迫者，对吗？”
她点点头，没表示可否，而问：“那一本呢？”
“它当然也很不错，有许多地方也使我感动，如她的童年生活就比《大地的女儿》写得生动。但我怕它，它使我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人民的受苦，逃难、没吃、没穿，还怕随时被炸死。这不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吗？它使我憎恨战争，但它写得太真实了，使我害怕，使我为孩子们担心。”
我的体会是很不完全很不深刻的。后来我在《七月》上读到了萧红对这两本书的读后记，可惜她也没有作什么深刻的评介。看来她不适合写评论文章。她用的是散文笔法，我看得出她也是更喜欢《大地的女儿》的。写得更多的是她自己的生活，和她对小巷中那个受战争的影响逃到他乡、饥寒交迫的老汉的怜悯和同情。不过她说了心里话，可能是她生活的实感。
年快过完了，抗战已经好几个月了，前方除了失利还是失利。作为大后方的武汉看来也将变为前线了。现在是紧张混乱，敌机常常飞临头顶，并且就在头顶上空战。探照灯交叉地盯着敌机，高射炮发着一串串的白光，彭、彭、彭地响着，有时敌机着火了，就像红金鱼似的在天空翻腾，最后跌落下来。开始看看是鼓舞人心的，一次打下三五架是经常的，有一次打下二十一架。但是被它炸死炸伤的人数可没有报道过。
人心惶惶，从四面八方拥来大批难民，又各自谋求生路奔走四方。生活的困难，交通的不便，使得人们的心情既焦躁又愤怒。
萧红他们三人也开始心神不定，有点坐立不安了。来时就谈到逃难，怎样离开武汉，想找个安全的地方。
这时山西办了个民族革命大学，李公朴是校长，派人来邀请教授，并招收学生。来邀请的人想邀萧军夫妇和F都去，萧军很想去，还希望大家都去，只有那位朋友端木在一旁做无可奈何状，看来只得跟着走了。F因为《七月》，一时走不了，只好暂且留下。
在行前。F同《七月》最早的出版者熊君商量，因为试刊时从未发过稿费，F本人也没有拿过分文的编辑费。现在大家要分手了，又是到遥远的北方去，F提出应该给每人送点钱，添置行装，他答应了。但是由于《七月》虽然销路不错，可是请各书店代销折扣打下来剩得就不多了，所以每人也就只能送几十元钱。
这一群北上的朋友中，最使我感动的是诗人艾青的一家，他的那位一向不在人前多说话的、美丽端庄的妻子抱着刚一岁多的女儿小“七月”，（她是卢沟桥一声炮响时那个月生的）她无忧无虑地偎在妈妈的怀里。后来她也随着父母，顶着严寒大风奔赴大西北的前方。可敬的妈妈没有表示一点犹豫，因为她是全心全意的跟随着自己的丈夫，把艰难困苦和可能遭到的危险都置之不顾了。多真诚善良的女人呵！我望着他们上路，心里是难受的，祝福他们一路平安！
萧红情绪很好，大约是她喜欢北方，想到又能见到满天的飞雪和温暖的热炕，她一直很兴奋，披着她的毛领呢大衣，矫健地走着。只有后来出发坐上车时，发现那是货车，才有点惊讶。是呀，怎么能请教授们坐货车呢？幸好她并没计较，因为这是战争时期呀！
她被大风沙刮回来了
他们都走了，留下F一个人支撑《七月》的全部工作。过去，两位诗人艾青和田间是把《七月》的出版看做自己的工作，连一些跑印刷厂，校对等杂务，都帮着F做，现在他们走了，得靠F一人在众多的来稿中发掘出新的生命力，继续健康的成长，他两眼都熬红了，我没法帮助，最多帮他做些打杂的事务活。
他们到了北方后有信来，看来前方情况不妙，无法上课。不久就听到临汾已兵临城下了，幸好收到了他们已脱险平安到达西安的信，似乎萧军分道到陕北去了。四月中旬诗人一家回到了武汉，带来了萧红的信，说是已怀孕，和萧军分开了。诗人告诉F她已和那位友人D君在一起。呵，明白了，原来如此。
这个第三者的闯入，使他们本来有裂痕的共同生活，彻底破裂了，这只能是萧红精神上的一种对抗，现在这能是真正的爱情吗？也许仅是想转换一下生活对象罢了，做得似乎是太冒险了，我为萧红担心！不久他们两个也回到了武汉
几天后，他们可能是来找F谈谈的。那位朋友有意地站在蔷薇花丛的阴影下，我们随便地坐着。
萧红谈了她在西安的那段情况，她见到了另一位女作家，对她的解放的思想和生活，她表示了吃惊和不习惯。最后她宣告，同萧军闹开了，人家到前线打游击去了，我现在同他（用嘴向蔷薇花丛那方向努了一努）在一起过了。
而那个他只冷冷地似笑非笑表示了一下。我们不能有任何表示，也并不感到突然，连对他们说句祝贺的话，都无法说出口，这点恐怕很出于他们意外吧！
也算是萧红的女友日本友人池田幸子女士来我们家，可发起牢骚来了。
“我请她住在我家，有一间很好的房子，她也愿意。谁知晚上窗外有人一叫，她跳窗逃走了。”之后她又气恼地补上一句“喝，像夜猫子一样，真没办法！我真的没办法！”
她双手一摊，可能对这“夜猫子”一词很欣赏，以为在中国话里找到了好的形容词，还咯咯咯的一个人笑了起来。
我心想这可能是爱得狂热了效文君的私奔？还是真的被爱着呢？或者正因为他的一副胆怯相，一副温和的绅士派头，使她离开了粗犷的萧军？总之，我以为她这是一个任性的反拨，走向另一极端的选择。我们是说不出什么话的。
他们两个并不经常走在一起，萧红常是一个人来看我们。遇到F不在家时也留下来坐一会儿，可能是她怀孕了更愿意和女人接近，这样，我和她有了更多的谈话机会。她和我说到她出生的遥远的北方家乡，那里是天寒地冻，但室内温暖如春。她形容那里的冰冻，曾很形象的告诉我，她小时候刚上小学时，不敢举手说要小便，结果尿了裤子，等回家时，将裤子脱下来，那棉裤冻得都可以立着不倒。我就像听海外奇谈似的听着，而她自己却哈哈大笑了，好像笑别的孩子似的。
有一次她来了，我和孩子正在花园里玩。当时是初夏，这花园显得很美丽，通向我们小屋的竹长廊正被蔷薇爬满了，一骨朵一骨朵的蔷薇，真像十姐妹拥抱在一起，院中的小松柏笔直地站着，垂柳就低倒着头。那小小花房此时正盛开着石竹花，红的、白的，还有外国红的十分漂亮，月季花正含苞待放，十样锦更是成片地铺满在花畦里。萧红很喜欢花，我们就在花房前坐着。这时我的孩子在草地上挖着什么；可能是捉蚂蚁，她高兴地蹲下来和他一起玩着。随便和我谈话。
她说：“孩子顶可爱的，尤其是三四岁，似懂非懂顶好玩。”
孩子也喜欢她，老是萧姑姑萧姑姑地叫着。过去孩子见着他们，也叫的，但多半贴在我身旁，不敢对她表示亲热。
我说：“看得出你喜欢孩子，将来你一定能把孩子带好。”
“我？孩子？那太缠人了，麻烦……”最后她叹了一口气，没有说什么。
这一次的花园聊天，不知是谁给我们照了一张像，我经过多次的抄家迁徙，这照片还在，就越发觉得它的可贵了！
孩子是可爱，是好玩，但在这兵荒马乱时，实在不宜拖儿带女的。我发现自己好像怀孕了，反应特别厉害，在街上昏倒过。这样我就同房主人的夫人一起去找医生准备打胎，萧红知道后要和我们一道去。检查的结果当然是有孩子了，她的已有三个多月了，打胎可以，要一百四十元，她吓了一跳，出不起，我们也出不起，就这样无可奈何地离开了医院。
一次愉快的重逢
我逃难到鄂西住了几个月，后来又辗转抢搭轮船，几经艰险才于1938年底到了山城重庆。找不到房子，就住在朋友让出来的小旅馆里。半个月后我提前生下了我的女儿，我们一家就住在仅有六七平米的小屋里。
生第一个孩子时有我母亲和妹妹在一旁照料，现在她们远隔万里，一切都得靠我自己了。小衣服还只做好了一件，三天后我就下床赶做衣服好给孩子洗澡换。我的眼睛正枯涩得要命，忽然房门开了，我眼前一亮，随着一阵清香扑鼻而来，我几疑是回到了我童年时寄居的梅花馆呢！一株尺多长的红梅出现在我眼前，手执梅花的正是萧红。
她亭亭玉立地站在我面前，身穿一件黑丝绒的十分合体的长旗袍，显得十分高贵清雅，脸色也像梅花白里透出点淡淡的红色，这时我感到她真美。忘了普通的应酬，就丢开手里的活，拉着她的手，好像他乡遇故人似的亲热。看来她也很高兴，就坐在我床边上，并且还看了看一团血红的小婴孩。
拿着这花没地方插，就将它捆在我的床头。他有事出去了。
“你的孩子呢？一定很大了吧？”我关心地问她。
“死了，生下三天就死了！”她有点凄然地回答我。
我大吃一惊：“怎么会死的？是男孩还是女孩？”
“是男孩，唉！死了也好，我怎拖得起呀……”停了一会儿她又接着说：“我一个人到码头上赶船就跌了一跤，当时我心想，孩子呀，孩子呀！你就跌出来吧！我实在拖不起了，我一个人怎么把你拖大！可是他啥事也没有，……”
是呀，一个人怎么拖得起一个孩子？但是她不是还有另一个人吗？我不好问了。就顺着她说：“一点不错，做女人太不幸了，我为了生这女儿，坐着滑竿跑了大半个城，也没有医院肯收我，都回绝说没床位，我们说自己买帆布床来，也不答应。还是江苏医院是同乡人，同情我，叫我回旅馆，她来接生。你看这还不是顺利生下了，三天了，谁知将来会怎样？但是吃再大的苦，我也得把他们带大！”
我们俩都在为做一个女人而叹息，我的大孩子玩得满头大汗地进来了。他高兴地叫着萧姑姑。萧红说：
“他长高了，可是瘦了。”
我再一次的仔细的望望她说：
“你倒比过去胖了，精神也好，穿上这衣服可真漂亮。”
她高兴地笑了，“是我自己做的，这衣料、这金线、还有这铜扣子，都是我在地摊上买的，这么一凑合不是成了一件上等的衣服了吗？”
是的，她将金线沿边钉成藕节花纹，那有凹凸花纹的铜扣被她擦得锃亮，使这衣服显得光彩夺目，穿衣人也就颇有神采了。我还看到过她穿的另一件她自己亲手缝制的毛蓝布旗袍，她用白丝线绣上人字形的花纹，虽是粗布料，穿上它可显得雅致大方。我心想原来她是爱美的，也很有审美力，过去是没时间？没心情打扮自己？在武汉她将她的女友S的西服上衣和花裙子穿着，倒也潇洒。这次可自己动手精心打扮了。
回来后他们就带着大孩子一同出去了。
好容易找到了住处，在这山城算是安了家。这样从各地来的新朋旧友就不辞辛苦地爬上我们住的三层阁楼上来。
我有机会见到两位萧红故乡的老朋友，P女士（即白朗，后来我知道她同萧红的关系是很深的，这已见之后有关她的回忆文章）来看我，并同我谈到萧红是住在她家生孩子的。她告诉我萧红在产前心情是很好的，不但细心地做了自己的衣服，还给孩子做了小衣服，她是沉醉在做妈妈的幸福中。孩子生得很顺利，低额头四方脸，看去就像萧军。谁知产后三天我们傍晚从医院看了她出来，第二天再去她就告诉我们，孩子死了！医生、护士和我们都很吃惊，都说要追查原因，她本人倒反而表示冷淡，没多大的悲伤，只说死了就死了吧！这么小一个孩子要活下去也真不容易！
就这样，她结束了做母亲的责任，和对孩子的爱！
后来又来过一位东北作家的夫人，她是萧红中学时代的同学。她和我一样是文学爱好者，所以对她的成了作家的同学谈得很多。从她那里我们才更多地知道一些萧红的身世和遭遇。她没有读完高中，就被父亲作为交际的礼物将她许配给一个官僚地主的儿子。她不愿意，从家中逃了出来，这样就同她那狠心的父亲决裂了，在哈尔滨街头成了一个挨饿受冻的流浪者。后来她得好心人的资助到北平读书，可是她的未婚夫找上门来用花言巧语和伪装的爱情欺骗她，将她带回哈市。在旅馆里过着盲目的享受生活，钱用完了，她的肚子也一天天地大起来了，那坏蛋就骗她说回去取钱，结果逃之夭夭，旅馆留下她做了人质，要让她归还两个人的店饭钱，一直到萧军他们来将她救出。
她和萧军同居了，孩子也生了，但是付不出住院费，那时他们都无收入，孩子只好送了人，逃也似的离开了医院。当她与我说到萧红这段往事时，她动了感情，不无感慨地说：
“她好像不是生来做母亲的，没有做妈的命！第一个坏蛋在她怀孕时，抛弃了她，第二个呢，他们两人又分开了。要不是一家三口多美好呵！”
这当然是萧红的不幸！但她绝对不是不愿做母亲，她是爱孩子的。是谁剥夺了她做母亲的权利、爱自己孩子的权力？难道一个女作家还不能养活一个孩子吗？我无法理解。不过我对她在“爱”的这方面更看出了她的一些弱点。
我常在S女士那儿看见她，这时S刚生下一个女儿。夫妇两人都视若掌上明珠，宝贵得很，因此生活上不愿有一点干扰，已经不是上海滩上流亡的时候了，人家现在双双都是政府官员。但萧红太相信过去的关系了，常带着D去打扰他们。S发牢骚了，甚至可以说生气了。脸红耳赤地向我们说：“真没办法，你的饭做好了他们来了，不够吃的，阿妈不高兴。他们要住下了，就在阿妈住的大厅里打地铺，阿妈更不高兴，就要不干了，那不行的，我没有阿妈不行的。”（潜台词是没有朋友倒行的。）
我们不好回答，我们也不好去向萧红说，后来终于不见他们来了。
默默无言的余情
我们忽然得到萧军从兰州寄来的信，信中还有一张照片，原来他已经和一位姑娘结婚了。双双坐在一处山石上，身边还有一只狗，从照片上可以看出姑娘很年轻、很健康也很漂亮。萧军在信里忍不住宣泄了自己充满幸福的心情。
我们衷心祝愿这一对新婚夫妇，天长地久，永远幸福！
我正在为萧军高兴，萧红一个人爬上三层阁楼来看我们了。F不在家，她留下来，在竹制的圈椅里坐下，半天气才顺下来，她抱怨这山城行路真难，爬高上低走不完的梯坎，真是要人命！
我为她倒了茶，眼看着她满脸红潮，气紧得很，真为她担心。这山城的路是没有上海和武汉的马路好走，我这阁楼又是山上的第三层，还得走一段没光的扶梯，只好摸着上来。它本是朋友家的贮藏杂物的房间，承蒙主人借给我们安身，已是很大的幸运了。我们就将杂物归在一边，用一块布遮拦住，倒也空出十来米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卧房、书房、“客厅”、“餐厅”了。这么高，又是这么一个拥挤的地方，一旦有朋友来我是很感抱歉的。而她不辞辛苦地来看我们，我更感不安，我高兴地亲切地和她闲谈着。
闲谈中，我忽然想到萧军的来信，就不假思索地从抽屉里取出来给她看。
她仔细地看了信，也看了照片，看了正面又看反面。反面写着：“这是我们从兰州临行前一天在黄河边‘圣地’上照的。那只狗也是我们底朋友……”她手里拿着照片一声不响，脸上也毫无表情，刚才的红潮早已退了，现在白里透青的颜色，像石雕似的呆坐着。
我发慌了，后悔了。想不到她对萧军还有这么深的余情！看得出她心里是痛苦、失望、伤心的。这张照片对她该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又是必然要来的一个打击。
后来她像是醒过来了，仍旧没有做任何表示，只是说：
“那我走了，同F说我来过了。”就这样像逃避什么似的匆匆地走了。
在乡下赶场
随着重庆的五三、五四大轰炸，我们又拖儿带女地逃到复旦大学所在地黄桷镇去住。因为F在那所大学有两门课，本来每周都要去一次，现在我们索性就移住到那里去了。
我们的住处离镇上有好几里，买蔬菜和粮食等（尤其是拿信拿报）都得到镇上去。大学借用了一座庙宇办公，传达室可能是过去的旁门，但它面向镇上大街。
这里是二、五、八场期，我是每场都赶的。在人头挤挤的“场”上常常会遇见熟人或认识的教授太太们，有时仅仅打个招呼，有时也谈谈物价和交换外面的消息。从靳以先生那里我知道萧红已经住到镇上来了。那位D君在学校有两点钟的课，萧红就和他住在一起。那是这镇上唯一的新式楼房，另有好几家教授也住在那里。
在一次赶场时，我遇见了萧红。她不是在菜摊上挑选蔬菜，而是随伴一个大娘（保姆）在杂货摊那边选购日用品，只见那大娘手里提着砂锅、铁锅之类，她空着手，大娘要什么她就打开皮包付钱，连一点意见都没有，就这么匆匆忙忙地买着，只想赶快离开。见这情景我不便上前去和她打招呼。
这次搬家当然不像几年前她文章里写的“搬家”了，也不会再像商市街那样生活了，这是高贵的教授生活，但她没有兴致。可能是想到了过去，那时可不是她一个人安家，一个人奔波操劳，那时她得到作为一个女人的照顾和爱护，而今天她成了保姆的主人，保姆头头罢了。
过去F带我到靳以家去过，我能找到萧红的住处，但我想还是不去拜访她为好。
一个月后，我去小学校接大孩子。那要经过一段小溪沟，下坡再上坡，爬到上面正好是大学的操场。这时在篮球架旁站着一个女人，不像是女同学，穿着蓝底白花旗袍，我一下就认出来了，是萧红。她一个人站在那里望着远处的青山和将消失的红霞，似乎在沉思，我想她大约被这美丽的景色打动了，正在作诗吧。我不想惊动她，想从她身旁斜穿过去，可她掉转了头，和我打了个照面，我只好停住了脚。
“你住在这里吗？”她表示亲切地问。
“我就住在溪沟那边的坝子上的老乡家，怎么样？你稍等一会，我上街去接孩子，回来领你一道去我家坐坐。”我高兴地邀请她。
她犹豫了一下说：“不了，下次吧，下次我会去看你们的。”
就这样我只好走了，等我回来时她已经不见了，但是F可一直都关心着她。我隐隐地知道她不会来看我们。
我还是能经常见着她，多半在下午我去传达室取报的时候，当许多学生、教授走出校门经过镇上大街，这里面会有他们两个。他们有时可能是出来散步或是到对岸北碚去。时间已是深秋了，男的穿着他常穿的咖啡色夹克，像过去一样斜着肩低着脑袋在街上走着，相隔两米远的后面萧红也低着头尾随着。不知道他们关系的人，只当是两个路人呢。知道的也可以认为他们不和刚吵了架哩！都低着头不高兴和人打招呼。别人也就不去和他们点头招呼了。萧红在她的旗袍上有时加一件红毛衣，从背影看显得瘦多了，两肩也比过去耸得更高，抬着肩缩着脖，背还有点佝偻，真不像一个还不到三十岁的少妇的背影。再也看不出过去那个在上海昂着头挺着胸，用劲地响着皮鞋在马路上赛跑的年轻的北方姑娘了！
我虽然多次看见他们，就从来没看到过他们有说有笑地并肩走在一起。来我家看F的同学们谈到他们，也表示很奇怪。女同学们都很尊敬和喜欢萧红。内中有一位女同学是东北流亡学生，她对萧红更有特别的感情，她们成了知心朋友，她说萧红并不快乐，常找她发牢骚诉苦，对目前的生活看来不是十分如意的。我不好询问她具体情况。想到萧红下决心和萧军分离，得到的……我心里很是难过。
我的邻居是学校的会计主任，一个美国留学生。外表长得很矮小，一口江西土话更像个土老头。为了怕镇上遭轰炸，在我的住处附近租了一间正房让他的老娘和四五岁的独子住。他貌似孝子，常来看望母亲，但是七十多岁的老娘要照顾他的孙子，为他做饭洗衣，有时还要做好菜给儿子吃，每次儿子走后，老太太直叫腰酸背疼。我讨厌这个邻居，觉得他有点伪君子的味儿。
果然他取下了假面，用着嘲笑的口吻和我说话：
“张太太，你们文学家可真行呀，丈夫打了人叫老婆去跑镇公所，听说他老婆也是文学家，真贤惠啊！”
一听这话我就知道是指谁。但是我真难相信。“你搞错了吧？”我板着脸回答了他。
“哈，哈，哈，”他发一阵开心的大笑。“哪会搞错，现在哪个不知、哪个不晓呵。”从会计主任的嘴里我知道萧红又遇到了不如意的事了。
我在去北碚的码头上，遇见了靳以先生，他在等船。他和我谈起萧红，因为他们是邻居，对于一些生活细节他说得活灵活现而且也充满着激情和气愤。一个有正义感，尤其是对女性十分崇拜十分关切的他，是不能不这样的。想着他对他的年轻美丽的妻子那份爱护备至，我更没有理由说他不应该责备那位和萧红一道生活的D君。后来靳以在悼念萧红的文章中所写的词句已经冷静而又冷静了。但当时他涨得脸红耳赤，一边愤怒地说着，一边不停地用手推着眼镜，我真为他担心，怕他上不了船，因为他太激动了。
这件不愉快的事发生后，我好久都没有见到萧红他们。我想起来了，我曾在《新蜀报》上看到一个消息，说那D君将要出版一本大型文艺杂志，可能是趁寒假期，他们到重庆办杂志去了。
那之后，他们就真的到重庆去了。
等我知道他们飞往香港时，可能已好久之后了。还是靳以告诉我的，看来连他事先也都不知道的。他这次是大骂了。靳以说：不告诉朋友们倒也罢，怎么连大娘都不辞退。……走得这样神秘，这样匆忙，为什么？连我这个老朋友都不告诉？连我都不相信。在这点上他感到伤心，并为萧红担心：“怎么会想到去香港哩？！”
是呀，所有的朋友听到这消息无不表示惊奇，怎么会想到离开抗战的祖国到香港去？后来我才约莫的懂得了她当时的心情，她是以屈就别人牺牲自己的精神去香港的。这里表现她为别人牺牲的伟大，也表现了她跳不出她已感到桎梏的小圈子的软弱。她只希望有一个强大的力量拉住她，不让她去。但她终于远离了抗战的祖国和人民，到那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的亚热带的香港去了！
年春夏，我们因抗议国民党背信弃义制造皖南新四军的惨案，周恩来副主席决定我们离开重庆到香港去。到港后才知萧红已染肺病，当时我要带孩子回上海，没有能去看她。但在上海从许广平先生那里知道，萧红旅居香港，心情一直很寂寞，许先生也奇怪她为什么离开重庆，离开有那么多朋友的重庆？她为她的病体担心。
我去信给F，要他抽空去看萧红，他去了，来信说：“虽然躺在床上，看上去精神很好，见到老朋友显得很高兴，并且仍豪情满怀，说要办一个大型杂志，要把老朋友们都邀请到，还要找萧军来……”可以看出她的心情是寂寞的，养病条件也不好。等我再到香港，想和F一同去看她，谁知第三天太平洋战争就爆发了。
一直到1942年夏季，见到了骆君，才知道萧红已在战争时，因得不到好的治疗和亲人的关心，含恨而逝世了！中国的一个很有才华但还未得到充分发挥，写出她的辉煌巨著的女作家，只31岁，就过早的逝世了！
萧红死前曾亲笔写过她的心情：“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不甘”，是的，她还只活到31岁呀！但要说“尽遭白眼冷遇”，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其实在旧社会有谁能如她一样幸运，二十岁出头，挟着一本《生死场》原稿来到上海，就得到了鲁迅先生和许多朋友们的赞扬和爱护。在创作方面，在对她个人的接待方面，我想当时谁也没有给她白眼和冷遇。我似乎没有见到过一篇批评她的文章。反倒是她的家人，她的亲人，给过她冷酷的残害、奚落、白眼和冷语，甚至沉痛的打击！这是她无法摆脱的，也是当时旧意识尚未脱尽的女性的致命缺点吧？这样就使她演了一幕幕的“爱”的悲剧。而这悲剧终于与她三十一年的生命一同结束了！
她的一生是反封建的勇士，但在个人生活上她是一个弱者、失败者！如果她坚决地留在大陆，可能现在还活着。因为许多肺病比她严重的当时的贫病作家，不是有的到今天还健在吗？为此我为萧红不甘，她应该活到解放后的今天，但她现在只能活在我们的心里！
年11月10日
原载《花椒红了》，中国华侨出版社，1995年9月
风雨中忆萧红
丁 玲
本来就没有什么地方可去，一下雨便更觉得闷在窑洞里的日子太长。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要是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上，而水声也是那么不断的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微微地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打湿了地面，那轻柔的柳絮和蒲公英都飘舞不起而沾在泥上了。这会使人有遐想，想到随风而倒的桃李，和在风雨中更迅速迸出的苞芽，即使是很小的风雨或浪潮，都更能显出百物的凋谢和生长，丑陋或美丽。
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绝不是艰难险阻，绝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
时代已经非复少年时代了，谁还有悠闲的心情在闷人的风雨中煮酒烹茶与诗琴为侣呢？或者是温习着一些细腻的情致重读着那些曾经被迷醉过被感动过的小说，或者低徊瞑思那些天涯的故人。流着一点温柔的泪，那些天真，那些纯洁，那些无疵的赤子之心，那些轻微的伤感，那些精神上的享受都飞逝了，早已飞逝的找不到影子了。这个飞逝得很好，但现在是什么呢？是听着不断的水的絮聒，看着脏布似的云块，痛感着阴霾，连寂寞的宁静也没有，然而却须要阿底拉斯的力背负着宇宙的时代所给予的创伤，毫不动摇地存在着，存在便是一种大声急呼，便是一种骄傲，便是对絮聒以回答。
然而我绝不会麻木的，我的头成天膨胀着要爆炸，它装得太多，须要呕吐，于是我写着，在白天，在夜晚，有关节炎的手臂因为放在桌子上太久而疼痛，有沙眼的眼睛因为在微小的灯光下而模糊，但幸好并没有激动，也没有感慨，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呵！
但我仍会想起天涯的故人的。那些死去的或是正难受的，前天我想起了××，在我的知友中他是最没有志气的了，他工作着，他一切为了党，他受埋怨过，然而他没有伤感过，他对于名誉和地位是那样的无睹。那样不会趋炎附势，培植党羽，装腔作势，投机取巧。昨天我又苦苦的想起××，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然而当我去体味他内心的战斗历史时，却也不能不感动，哪怕那在整体中，是很渺小的。今天我想起了刚逝世不久的萧红，明天，我也许会想得更多的谁，人人都与这社会有关系，因为这社会我便不能怀于一切了。
当萧红和我认识的时候，是在春初，那时山西还很冷，很久生活在军旅之中，习惯于粗犷的我，骤睹着她的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使我觉得很特别，而唤起许多回忆，但她的说话是很自然而真率的。我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大概女人都容易保有纯洁和幻想，或者也就同时显得有些稚嫩和软弱的缘故吧。但我们却很亲切，彼此并不感觉到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我们都尽情的在一块儿唱歌，每夜谈到很晚才睡觉。当然我们之中在思想上，在情感上，在性格上都不是没有差异，然而彼此都能理解，并不会因为不同意见或不同嗜好而争吵，而揶揄。接着是她随同我们一道去西安，我们在西安住完了一个春天，我们也痛饮过，我们也同度过风雨之夕。我们也互相倾诉，然而现在想来，我们谈的是如何的少呵！我们似乎从没有一次谈到过自己，尤其是我。然而我却以为也从没有一句话之中是失去了自己的，因为我们实在都太真实太爱在朋友的面前赤裸自己的精神，因此我们又实在觉得是很亲近的。但我仍会觉得我们是谈得太少的，因为，像这样的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呵！
那时候很希望她能来延安，平静地住一时期之后而致全力于著作，抗战后短时期的劳累奔波似乎使她感到不知在什么地方能安排生活，她或许比较我适于幽美平静，延安虽不够作为一个写作的百年长计之处，然在抗战中，的确可以使一个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而策划于较远大的。并且这里一种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但萧红却南去了，至今我还很后悔那时我对于她生活方式所参与的意见是太少了，这或许由于我们相交太浅，和我的生活方式离她太远的缘故，但徒劳的热情虽然常常于事无补，然在个人仍可得到一种心安。
我们分手后，就从没有通过一封信，端木曾来过几封信，在最后的一封信上（香港失陷约一星期前收到。）告诉我，萧红因病始由皇后医院迁出，不知为什么我就有一种预感。觉得有种很可怕的东西会来似的，有一次我同白朗说：“萧红绝不会长寿的。”当我说这话的时候，我是曾把眼睛扫遍了中国我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而感到一种无言的寂寞，能够耐苦的，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
不幸的是我的杞忧竟成了预言，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首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去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分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只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还是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拘于个体的偏狭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连仇敌也在内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有的伟大的牺牲。
生在现在的这世界上，活着固然能给整个事业添一份力量，然而死于自己也是莫大的损失，因为这世界上有的是戮尸的遗法，从此你的话语和文学将更被歪曲，被污辱，听说连未死的胡风都有人证明他是汉奸，那么对于已死的人，当然更不必买赂这种无耻的人证了。鲁迅先生的阿Q已经在被那批御用的文人歪曲的诠释，那么《生死场》的命运也难于决定就会幸免于这种灾难的。在活着的时候，你不能不被逼走到香港，死去，却还有各种不能逐击的污蔑在等着，然而你还不会知道。那些与你在一起的脱险回国的朋友们还将有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我完全不懂得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猫在吃老鼠之前，必先玩弄它以娱乐自己的得意，这种残酷是比一切屠戮都更毒恶，更需要毁灭的。
只要我活着，朋友的死耗一定将陆续的压住我沉闷的呼吸。尤其是在这风雨的日子里，我会更感到我的重荷，我的工作已经够消磨我的一生，何况再加上你们的屈死，和你们未完的事业，但我一定可以支持下去的，我要借这风雨，寄语你们，死去的，未死的朋友们，我将压榨我生命所有的余剩，为着你们的安慰和光荣。哪怕就仅仅为着你们也好，因为你们是爱受苦难的劳动者，你们的理想就是真理。
风雨已停。朦胧的月亮浮在西边的山头上，明天将有一个晴的天，我为着明天的胜利而微笑。为着永生而休息。我吹熄了灯。平稳地躺到床上。
月25日
（原载《谷雨》第五期，1942年延安出版）
节选自季红真编选《萧萧落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月
我和萧红在香港
端木蕻良
战争一爆发，我和萧红就想趁日本人还未到香港，从九龙到深圳回内陆。当时《时代文学》有我一个助理编辑叫袁大顿，他家在东莞，我们计划出九龙到东莞；万一出不去，可住他那儿。可是当时他已回家结婚。原以为他会很快回来，所以也没留下地址。我们不会说广东话，脸型、习惯也不像广东人，若去找他，万一找不到，就暴露在外，这是很危险的。另外，日本人行动很快，没等我们动身，东莞已失陷，我们就困在九龙，涧上水乐道十八号，现在是恺悦大酒店。已能看到日本人的铁丝网。日本人步步逼近，我们就回到香港。先住在思豪大酒店，那是张学良弟弟张学明在那儿开的长期房间。当时空着，我们就住在那儿。不久，思豪大酒店中弹，人家都跑到地下防空洞，但萧红走不动，整个楼里只有我们两人，这样又得搬家。搬到哥罗斯达大酒店，但日本人一上岸，就把它接管了。这样，我们又搬了几次，等到25号圣诞节，港英政府投降与日本人签订占领和约，我就上街找医院，但都不营业。当时香港的港币、美金都不能用了，只有日本的叫军票，我们哪有军票？当时大街上到处都是兑军票的，一块钱最通用，十块钱就不行，香港叫税值。我找到养和医院，这是私营里最好的医院，玛丽医院是公家最好的医院。医院最好的大夫叫李树魁，只有他还在开业，我接触的是他弟弟李树培，现在大概不在了。这个人我估计他就是要骗钱。因为当时最需要军票，因此他说，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个房间，但不要美金、港币，只要军票。当时我哪有军票？即使找朋友能借到金子，银行也冻结了。我连斯诺夫人邮来的稿费都取不出来。在香港，你得先付医院手续费和一星期住院费，还需要付一星期的特别护理费，我得把这些钱都准备好，人家才允许萧红住院。特别是护士费，是一天，昼夜，一个夜班要加25块钱。养和医院多半是外国护士，看护萧红的可能是个波兰人。
经检查，李树培说萧红气管里有瘤，要开刀，我知道有肺病的人开刀不易封口，我二哥患脊椎结核，在协和医院开刀，结果在医院躺了八年，还是孟继懋开的刀。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同意开刀，但李树培说：你是听我的，还是听你的！我们当然也要听大夫的。萧红说我：你不要婆婆妈妈的，开刀有什么了不起。但我有这个经验，我二哥那时还未起来床呢。可是萧红性格很倔犟，她自己签了字。她一签字，医院就不理我了。手术很快做好，我看手术流血不多，手术还是很利落的，就比较放心了，萧红被送进病房很快就恢复了，当时还很高兴，认为麻醉技术也高。但萧红对我说，她声音很低：“我胸疼，是不是我的胸？”我说：“对……”（语咽）这时，我又想起二哥的病，都是结核，但二哥还可以在北京协和的西山安静修养，可香港现在没有这个条件，大夫又……（哭泣）到最后，医院说，我们束手无策了。这时你跟他们交涉没有用，一没时间，二没精力，我又找到玛丽医院。因为已经熟了，他们答应收留萧红。香港这时交通已断绝，从玛丽医院到城里来回80里路，有汽车是很方便，可当时就靠我一个人走路，萧红怎么送过去？我想找辆汽车。那时汽车都被日本人征用，要找汽车只有找日本人去。日本人也分两种，一种是军阀武士道，一种可能还有人道主义思想，如记者，万一有肯帮助我们的。当时只想快把车解决了，是什么后果就难说了，因为这样我就要暴露我的身份。我看到两个日本记者在用英语交谈，我就上前用英语说我是端木蕻良，不想他们知道，了解我的要求后，他们说好，于是一位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他带记者臂章，记不清是什么社了， （这次南下，杜宣说是朝日新闻社的）反正是随军记者。他找来车，把萧红送到玛丽医院。玛丽医院很快就被军管了，我又送萧红到法国医院，法国医院和大夫人非常好，我以前还记住他名字。后医院又被军管，法国大夫在圣士提反教会女校设立个临时救护站。我问他：萧红还有希望吗？他说：在这个情况下，我很难说这个话，假使在正常的情况下，她是有希望的，我可以保证这点，现在这个情况，我一点办法也没有，只能维持现状。我尽量把现有的好药都拿出来，使出我最大本事。这样使萧红维持了一段时间。
这期间，那位日本记者表现很亲近，我就问他名字，叫小椋，在萧红最后的时刻，他也去看过萧红。他也说，看萧红这样，希望不大了。我说都是养和医院开刀缩短了她的寿命。他说，不是开刀，也活不很长。我想至少能维持几年，他这么说无非是想减少战争的罪恶。但他本人还是帮一些忙。萧红一死，我就把那个日本记者甩掉了。
萧红临死有这样的一个遗言：要葬在鲁迅墓旁。但当时情况做不到，我说只有将来办到了。她说：那你把我埋在一个风景区，要面向大海。这样我选定了香港风景最好的浅水湾。骆宾基根本不了解这情形。当时日本人军营，死人很多，都是乱七八糟地埋在一个公墓，我当然不能让萧红埋在那里，将来根本无法辨认，成了万人坑了，日本人就搞这种万人坑。我去找管理的人，他也是高级知识分子，懂英文，我用英文跟他说，他很高兴，他问葬在哪儿，我说葬在浅水湾，他也不知浅水湾是哪里，因为那里根本不能葬人，但他批准了。我当时没有用他的车子，要甩开他们，我是抱着骨灰瓶走去的。
我想立墓牌在当时没有条件，就找了一块木板，写了“萧红之墓”。当时连锹都没有，是用手或拿石块挖的，那是人家的一个花坛（在当时的丽都酒店前方），面向大海，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埋她，我心里很不放心，我知道香港是一定要收回的，但这个墓会不会保存呢？将来英国人是不会保存这个墓的，因为这不是埋人的地方。因此处理骨灰时，装了两个骨灰瓶。那时候，买不到骨灰盒，是敲开古玩店的门，买的古玩瓶，一个埋在浅水湾，一个后来埋在圣士提反女校中。
浅水湾埋了萧红后，我住在香港大学文学系马季明家里。他对我很好，劝我在他那儿住，恢复一下。他家住半山，我把另一只骨灰瓶也带去了，在中国来讲，这是犯忌讳的。我想这个骨灰瓶要找一个不同于浅水湾的地方，这样毁了一个，还能保存一个，因此把它埋在圣士提反女校。
不久，我们坐日本船“白银丸”号离开香港，我们买的票是去广州湾。但那儿已被日本人控制。澳门有画家黄新坡，我南开中学的老师田聪，我们在香港见过面，于是从澳门下船，辗转回到内地。
原载《文艺报》，2003年12月20日
萧红和创作
端木蕻良
创作，是萧红的“宗教”。
她经常流露出她对创作有一种宗教感。1939年，我在重庆复旦大学教书时，教务长孙寒冰和《文摘》负责人贾开基，请萧红在复旦也教一些文学课，但她连连摇头，坚决谢绝。
她对我说：“教书必得备课，还得把讲义编好，要吸收的和要说出的，和写小说、散文可不一样。讲课日久天长，就会变成一位学究，要搞创作也可能只会写教授小说了。有些人写的小说，就是这样。还有一些人巴不得进入学院来教几个钟点的课呢，那是他们的事。”
萧红积累的题材很多，人们不难看到她在重庆歌乐山和沙坪坝的创作高潮刚刚掀起，就以重庆大轰炸作为结束了；她写的散文《长安寺》刚刚发表，这座古庙便被炸得踪影全无；她的短篇小说《山下》，刚刚写好，歌乐山下遭到了轰炸。所以，我们只有离开重庆。
当时，艾青还在广西，他写的诗《女青年》，由画家阳太阳配画，这些事情，很能吸引我。我拿给萧红看，她对诗对画都说好，她是学过画的，在上海还参加过白鹅画会。所以，我说，咱们何不去桂林？看来桂林也是一个可以写作的地方。那时桂林还有一位搞出版的朋友，他也希望我们去桂林，并来信说，桂林刊物不算多，我们如果写出成品，可以自费出版，他可以为我们搞发行。我们研究了一下，认为虽在战时，但还是可行的，因为这位朋友，是可以信托的。
但是，很快就知道艾青离去了，桂林局势也不知道能保持多久。萧红说，奔波到桂林，再转移到别地，我身体怕吃不消，还不如直接去香港，那里至少能有一段较长的时间，可以写出作品来。
当时由重庆去香港，只有乘飞机这一条路，而买机票是极困难的。不过我知道航空公司的每次航班，都有保留机票，这些机票都是为当时的大人物或中央银行等机关准备的，在飞机起飞前几个小时，如果还有空位，就可以把机票买到。这种弹性售票办法，外国也很流行。恰巧，我的朋友袁东衣，那时就在银行工作，我便要他为我们订了两张机票。
没两天，袁东衣就把机票拿在手里，来找我们了。因为时间仓促，我们甚至连向朋友告别的时间都没有。
我们到香港后，其实也没有什么家务可操持，但还是请了一位保姆，就是为了把节约下来的时间都投进写作上面去。
在我主编的《时代文学》创刊后，时代书局的创办人周鲸文便倡议由萧红主编《时代妇女》，作为《时代文学》的姊妹刊物。每月出一期，开本和《时代文学》一样。
萧红身体一向不好，周鲸文也知道。他说：“这好办，事务性工作，自然有人来作，甚至看稿，也可以由别人代劳。”
萧红还是连连摇头，坚决谢绝。
她责任感强，不愿担个名儿就了事。大家都知道，要办好一种定期刊物，几乎没有喘息时间可言，必须要占用写作时间，同时，也是要以健康来作抵押的，而被牺牲的，当然还是创作。
我们去香港，也就是为了赢得创作的时间。谁能料到战火不久也烧到了香港呢！从萧红的创作年表上，不难看出，她在香港也确实写出了不少作品，留下了她生命最后的瑰丽多彩的篇章，而这些篇章，正是她永久的生命！
原载香港《龙之渊》第十期，1988年10月
我与萧红的缘聚缘散
萧 军
就这样决定了：让他们去运城，我留在临汾，一定要看个水落石出才能甘心，——我比他们强壮。
你总是这样不听别人的劝告，该固执的你固执；不该固执的你也固执……这简直是“英雄主义”，“逞强主义”……你去打游击吗？那不会比一个真正的游击队员更价值大一些，万一……牺牲了，以你的年龄，你的生活经验，文学上的才能……这损失，并不仅是你自己的呢。我也并不仅是为了“爱人”的关系才这样劝阻你，以致引起你的憎恶与卑视……这是想到了我们的文学事业。
人总是一样的。生命的价值也是一样的。战线上死了的人不一定全是愚蠢的……为了争取解放共同奴隶的命运，谁是应该等待着发展他们的“天才”，谁又该去死呢？
你简直……忘了“各尽所能”这宝贵的言语；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
我什么全没忘。我们还是各自走自己要走的路罢，万一我死不了——我想我不会死的——我们再见，那时候也还是乐意在一起就在一起，不然就永远地分开……
好的。
——《侧面》第一章摘录
自从1938年我们最后宣布“诀别”以后，凡属遇到的故人、老友……他们首先要问及我和萧红为什么要分开？在他们意念中，我们的“结合”是不平凡的，经过的贫困艰难也是不平凡的，又有相同的文学事业为基础，无论从某一角度来观照，似乎全没有可以分离的理由和条件。事实上在我们结合以后，彼此也没想到会有中途分手的一天，默默中也全是以“白头偕老”这一“默契”作为人生行程最后归宿为目标的。
除开故人、老友的关心和惋惜以外，也还有若干具有善意的读者们，也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使我如何和怎样回答呢？
在我们经行的生活历程上，也并非尽属康庄大道，或者是“水波不兴”。正如一般青年男女一样，彼此之间也发生过猜疑，发生过误解，发生过“外力”的干扰。……但是经过彼此真诚坦率的说明，所谓：猜疑和误解最终总是能够烟消雾散，冰释云分；而所谓“外力”的“干扰”，经过彼此同心坚决的排除，……最后也还要以胜利而告终结。原来的两颗赤诚的心，坚贞的心，彼此爱怜的心！仍然是血肉无间地结合起来共同跳动着！呼吸着！……
但是人间的事情终归是人间的事情，总要有所变化。一旦主观、客观条件有所变化，时间、空间有所变化，共同基础有所变化，相应的人的思想、感情、理想……也必然要导致于变化。由思想到行动，如果再遇到相应的偶然的契机，由渐变也就可能导致于突变的。如果我们能够明白这一简单的道理，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总是有它的一定规律可寻的，因此对于我们之间的“诀别”，也就无足稀奇了。
在我的主导思想是喜爱“恃强”；她的主导思想是过度“自尊”。
因此，在我是不能具有像托尔斯泰那样“基督教”式的谦卑，说“一切都是我不好”；我也不能责备或诬枉已死者，说“一切都是她不好”，这是有背于一个作为人的动物起码品质和道德的。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不管是对于故人、老友以至于善意的读者们，我只能采取外交官们的通行例语：“无可奉告”。这倒并非是我有什么“内怀愧怍”，不敢暴露自己的恶德；也并非“存心忠厚”，对于已死者“葆其令名”，真正的原因只有以下两条：
一、回忆、复述、分析、综括……这类事，对于我来说并不是一件愉快的事，它并不比唱一支愉快、美丽的歌那样会使你感到一种愉快的、美的享受！每谈一次这类问题，就相同虐待自己一次，我是不愿意虐待自己……而满足于别人的“好奇心”或可感谢的“同情心”的。至于某些居心不良，别有目的的人，想从我们个人生活中间寻找一个罅洞，敲开一道缺口，……搜集一点“材料”，利用这点可怜的“材料”，对于已死者可以假冒为善表示狐狸式的仁慈；对于尚存在者，可以施行豺狼式的袭击，……我没兴趣，也没有义务来满足它们这颗下贱的、贪婪的心！
二、不算历史人口，仅就今天世界现存的四十亿人口来观照，人与人之间的离合聚散……的事件，不独每天要发生，恐怕每一个小时、每分钟……全会发生的。我们也仅是这四十亿中的一分子，应属无足稀奇。同时我以为凡属个人私生活中的任何事件，如果它不是牵涉到广大人民的利害，不是有损于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可以不必过多注意、关心它们的。可能由于我和萧红全是从事文学写作的人，发表过文章，出过书，……所谓“名人”。人对于有些“名气”人们私生活方面的琐事常是怀有一种近于天真的“好奇心”，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类似这样的话：任何伟大的人，如果就其吃喝拉撒睡，……的方面来观察，……他和普通人并无不同的……（大意如此）
最近在东北，似乎兴起了一阵研究萧红的热潮，其中也有我的老朋友。他们向我这里来征集材料，听取意见，……我给他们的建议是这样：
“对于这样一位作家，仅仅从事文学生涯只有十年间的历史，为我国文学事业——无论质或量，社会意义，艺术造诣——留下了不能抹煞，不可磨灭的业绩，我们是应该进行一次严肃的认真的研究和探讨的工作，我是赞成的。但是对一个作家的评价是应该从他或她的具体作品效果和意义而衡量、而产生的，而不是别的什么‘属性’。因此我建议你们对她的作品本身多作具体的突入，全面的分析，全面的综合……而获得一个相应的结论，来启示读者，教育读者，……对于她生活方面的一些琐事，不必过多注意，过多探求……否则将会遇到一些难于通过的‘死角’，这是无益而浪费精力的事，……”
年秋，我又回到了我认为是“第二故乡”的哈尔滨。从1934年夏初我同萧红离开哈尔滨出走到青岛，后来到上海，而后又辗转飘流到各地，……到1946年秋，大致时经约十二年。当时我曾写下过一首诗：
金风急故垒，游子赋还乡。
景物依稀是，亲朋半死亡！
白云红叶暮，秋水远山苍。
十二年如昨，杯酒热衷肠！
这是写出了我当时真实的一种怆侧的心境！
在哈尔滨我曾做过群众巡回性的五十天左右的讲演。大约出场了百次上下，解答了约为千数个各项问题。
其中有一项问题，每到一个场合总要遇到的，这就是：
“你和萧红为什么，和怎样分开的？”我当时只能回避开，也只能用“无可奉告”这句话来回答那些热情的、善意的听众。因为哈尔滨和整个东北当时正在被国民党分路进攻的政治、军事紧迫的情况下，我更不宜于谈论这类属于个人性质的问题的，因此就一概加以回避和拒绝了。这倒并非我“态度骄傲”或“故作神秘”，凡事我们总应该先分清主要、次要，按缓、急、轻、重，……来对待的。
在今天，在这里，我以为简括地把这“诀别”的问题略谈一下可能是适宜的。
年夏季间，这时我正流浪在哈尔滨，为一家私人经营的报纸——《国际协报》——撰写一些零星小稿，借以维持起码的生活。同时也辅助该报副刊主编老斐——裴馨园——编一些儿童特刊之类。
一天，老斐收到一位女性读者来信，请求他给以帮助，能够为她寄去几本文艺读物，因为她是被旅馆所幽禁的人，没有外出的自由……信是写得很凄切动人的。
老斐和我商量一下，要我去看看情况是否属实？我同意了。由他写了一封介绍信，附上了几本书，在一个快近黄昏的时候，我到了哈尔滨道外正阳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
由于我是以报馆编辑名义前来的，旅馆对于那时的报馆还是存有一定“戒心”的，不能不让我去见她。
旅馆人员一直领我走到长长甬路尽头一间屋子前面，对我说：
“她就住在这间屋子里，你自己去敲门罢。”这人就走了。
我敲了两下门，没有动静，稍待片刻我又敲了两下，这时门扇忽然打开了，一个模糊的人影在门口中间直直地出现了。由于甬路上的灯光是昏暗的，屋内并没有灯光，因此我只能看到一个女人似的轮廓出现在我的眼前，半长的头发散散地披挂在肩头前后，一张近于圆形的苍白色的脸幅嵌在头发的中间，有一双特大的闪亮眼睛直直地盯视着我，声音显得受了惊愕似的微微有些颤抖地问着：
“您找谁？”
“张乃莹。”
“唔！……”
我不等待邀请就走进了这个一股霉气冲鼻的昏暗的房间，——这时她拉开了灯，灯光也是昏黄的。
寻了靠窗的一只椅子我坐下来，把带去的书放在椅边一张桌子上，同时把老斐的介绍信递给了她，什么话也没说。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把这整个的房间扫描了一下，由诸种征候来看，可以断定这是一间不久以前曾做过储藏室一类的地方，那股冲鼻的霉气就是由此而发的。
她双眼定定的似乎把那信不止看过一次。她站在地中央屋顶上灯光直射下来的地方，我发觉她那擎举着信纸的手指纤长蜡型似的双手有着明显的颤动，……
她整身只穿了一件原来是蓝色如今显得褪了色的单长衫，开气有一边已裂开到膝盖以上了，小腿和脚是光赤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使我惊讶的是，她的散发中间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再就是她那怀有身孕的体形，看来不久就可能到了临产期了。……
在她看信的过程中，我是沉默地观察着一切，研究一切，判断一切，……
“我原先以为您是我在北京朋友L君托来看我的，……原来您是报馆的，您就是三郎先生，我将将读过您的这篇文章，……可惜没能读完全。……”
她从一张空荡荡的双人床上，扯过一张旧报纸指点着：
“我读的就是这篇文章……”
我看了一下那报纸，上面正是连载我的一篇题名为《孤雏》的短篇小说中的一段。——原来在老斐信中他提过我的名字。
站起身来，我指一指桌子上那几本书说：
“这是老斐先生托我给您带来的，——我要走了。”我是准备要走了。
“我们谈一谈，……好吗？”
迟疑了一下，我终于又坐了下来，点了点头说：
“好。请您谈罢！”
她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过去人生历程以及目前的处境，……我静静地听取着。……
“由于我欠了他们六百几十元钱，还不上，他们不让我再在原来的房间里住下去了，竟把我挪来这间预备客房，做过贮藏室的屋子来住了，又阴暗，又霉气！真他妈！……”
在她述说过程中，无意间我把散落在床上的几张信纸顺手拿过来看了一下，因为那上面画有一些图案式的花纹和一些紫色铅笔写下的字迹，还有仿照魏碑《郑文公》字体勾下的几个“双钩”的较大的字，问着她：
“这是谁画的图案？”
“是我无聊时干的。……就是用这段铅笔头画的。……”她从床上寻到一段约有一寸长短的紫色铅笔头举给我看。……
“这些‘双钩’的字呢？”
“也是，……”
“你写过《郑文公》吗？”
“还是在学校学画时学的……”
接着我又指点那字迹写得很工整的几节短诗问着她：
“这些诗句呢？”
“也是！……”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了，一抹淡红的血色竟浮上了她那苍白的双颊！……
这时候，我似乎感到世界在变了，季节在变了，人在变了，当时我认为我的思想和感情也在变了……出现在我面前的是我认识过的女性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她初步给与我那一切形象和印象全不见了，全消泯了……在我面前的只剩有一颗晶明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我马上暗暗决定和向自己宣了誓：
我必须不惜一切牺牲和代价，——拯救她！拯救这颗美丽的灵魂！这是我的义务……
这些诗句，我今天大致还在记忆着：
这边树叶绿了。
那边清溪唱着：……
——姑娘啊！
春天到了。……
去年在北平，
正是吃着青杏的时候；
今年我的命运，
比青杏还酸！
……
她说：“当我读着您的文章时，我想这位作者绝不会和我的命运相像的，一定是西装革履地快乐地生活在什么地方！想不到您竟也是这般落拓啊！”
事实上我当时的生活处境也确是不比她强多少的，仅从衣著上来对比，我当时只穿了一间褪了颜色的粗布蓝色的学生装，一条有了补钉的灰色裤子，一双开了绽口的破皮鞋，没有袜子，一头蓬乱短发……而已，她那“西装革履”的设想破灭了。
临行时我指着桌上用一片纸盖着的那半碗高粱米饭问着她：
“这就是您的饭食吗？”
她漠然地点了点头，一股森凉的酸楚的要流出来的泪水冲到我的眼睛里来了，我装作寻找衣袋里什么东西低下头来，……
终于我把衣袋中的五角钱放在了桌子上，勉强地说：
“留着买点什么吃罢！”就匆匆地向她道别了。
这仅有的五角钱，是我的车钱，这时我只有步行了约十里路的归程。
在临离开那家旅馆时，我到了账房了解一下她的具体情况。
据旅馆人员说，她和她的“丈夫”汪××在这旅馆住了半年有余，除开房金以外还要供给他们的饮食，有时还要借钱使用，因此计算到现在已经欠了六百余元。一个月以前，汪某说回家去取钱，至今未回，信也没回，……我们只能把她作为“人质”，留在旅馆里，等待她丈夫回来还了钱，她就可以随便走了，……
旅馆并不知道他们还是“未婚”的关系，我也没必要向他们说明他们真正的关系，只是警告他们说：
“钱不会少了你们的，但是你们不能够存心不良，别有打算的！……我警告你们！”
“我们没什么‘存心不良’，只是要欠债还钱。谁把钱给了，谁就可以领她走，……”
我明知他们是“瞧我不起的”，但他们表面上还表示“客气”，因为他们知道我是吃“报饭”的，轻易是不愿得罪的。
那时期一些在大都市里开设旅馆或饭店的人，他们绝大部分是地痞、恶棍一流，和官府、流氓……全有勾结，有的就是“一家人”。后来从侧面听说，他们待一个时期汪某再不回来，就要把她卖进“圈儿楼”（当时哈尔滨道外妓馆区），而且说她是自愿“押身还债”的，这就是她的当时可怕的处境。
这就是我和她偶然相遇，偶然相知，偶然相结合在一起的“偶然姻缘”！
年终，报社要在新年出版一份“新年征文”的特刊，我和其他朋友们全鼓励她写一写，起始她是谦逊的、缺乏自信的。……好则，这特刊是由熟人所编，文章不会落选，于是她就写了《王阿嫂的死》这个短篇（可能是它），被刊载了，受到朋友们鼓励了……这就是她从事文学事业正式的开始。
年秋天，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朋友们——特别是舒群——热心的资助，和当时承印的“五日画报社”王岐山社长的帮忙，把我们所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和短文，选成了一个集子，定名为《跋涉》，得以出版了。——我将永远感念这些有助于我们的朋友们！
年初夏，在延安我计划要去“五台”，当时不能成行，就随同丁玲、聂绀弩一道到了西安“西北战地服务团”。这时萧红也正寄居在该团。
正当我洗涤着头脸上沾满的尘土，萧红在一边微笑着向我说：
“三郎——我们永远分开吧！”
“好。”我一面擦洗着头脸，一面平静地回答着她说。接着很快她就走出去了，……
这时屋子里，似乎另外还有几个什么人，但当时的气氛是很宁静的，没有谁说一句话。
我们的永远“诀别”就是这样平凡而了当地，并没任何废话和纠纷地确定下来了。
这一喜剧的“闭幕式”，在由延安到西安的路上我就准备了的。但还没想到会落得这样“快”！这“快”的原因，据我估计可能是萧红自己的决定，也可能是某人所主张，因为他们的“关系”既然已经确定了，就应该和我划清界线，采取主动先在我们之间筑起一道墙，他们就可完全公开而自由，免得会引起某种纠纷……其实她或他估计错了，我不会、也不屑……制造这类纠纷的。
早在从临汾和萧红分手的当时，我和她就说出了这一“约定”，我说：
“……我们分别以后，万一我不死，我们还有再见的一天，那时候你如果没有别人，我也没有别人，如果双方同意，我们还可以共同生活下去，……如果不是这样，那就各走各的路罢！”
尽管当时我也和聂绀弩说过这样的话：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这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妇，我绝不先抛弃她 ！”（见《在西安》）
既然有了原先的“约定”，她已经有了“别人”，而且又是她首先和我提出了“永远诀别”，这是既合乎“约定”的原则；也合乎事实发展的逻辑，我当然不会再有什么废话可说。
我对于两性之间的关系原则是这样：
如果我还爱着她，而对方不再爱我，或不需要我了，我一定请她爱她所要爱的去，需要她所需要的去，绝不加以纠缠或阻拦；如果我不爱她了，不需要她了，她就可以去爱她所要爱的去。……不管她此后把自己的身体和灵魂交给“天使”或“魔鬼”这完全是她自己的事情了……
对于夫妻、对于朋友……我是谨守着中国这句“君子绝交不出恶言”的古老格言的。我现在还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朋友，也有中途“绝交”的，但我是尊重、珍惜……历史的，我不愿意它们被玷污，尽管我不是什么“君子”，但作为一个“人”他们是应该有这一点尊严感的。
作为一个六年文学上的伙伴和战友，我怀念她；作为一个有才能、有成绩、有影响……的作家，不幸短命而死，我惋惜她；如果从“妻子”意义来衡量，她离开我，我并没什么“遗憾”之情！
鲁迅先生曾说过，女人只有母性、女性，而没有“妻性”。所谓“妻性”完全是后天的、社会制度造成的。（大意如此）
萧红就是个没有“妻性”的人，我也从来没向她要求过这一“妻性”。
她是反对她的家庭为她所订的“亲事”，因而逃向了北京。可是她的未婚夫——是她所卑视的、憎恶的人——竟也赶到了北京。她终于在他无耻的、狡猾的纠缠下，而使自己降伏了，而且有了身孕，竟被作为“人质”，……几乎被陷进可怕的、可耻的、黑色的……无底深渊中！
可以这样说，在客观上她的一生是被她所卑视、所憎恶……的社会制度；所卑视、所憎恶的“人”……而毁灭了！
也可以这样说：在文学事业上，她是个胜利者！
在个人生活意志上，她是个软弱者、失败者、悲剧者！
尽管在她临终之前，她曾说过这样的话：“假如萧军得知我在这里，他会把我拯救出去的……”（大意如此，见骆宾基著《萧红小传》）但是，即使我得知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那时她在香港，我却在延安，……
以上这就是我和萧红六年来由相识、相结到诀别简要的过程。
年9月28日于海北楼
原载《萧红书简辑存注释录》，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标题系编者所加）
又见萧军《侧面》第一章摘录及注释，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3月
在 西 安
绀 弩
何人绘得萧红影
望断青天一缕霞
——西青散记
“飞吧。萧红！你要像一只大鹏金翅鸟，飞得高，飞得远，在天空翱翔，自在，谁也捉不住你。你不是人间笼子里的食客，而且，你已经飞过了。”当你在黄昏的雪的市街上，缩瑟地走着的时候，你的弟弟跟在后面喊：
“姐姐，回去吧，这外面多么冷呵！”
“哦，你别送我了！”你说。
“是回去的时候了，家里人都在盼望你的音讯咧！”
“弟弟，你的学校要关门了！”
不管弟弟，不管家人，你飞过了！今天，你还要飞，要飞得更高、更远……
“你知道吗？我是个女性。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稀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而且多么讨厌呵，女性有着过多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不是勇敢，倒是懦弱，是在长期的无助的牺牲状态中养成的自甘牺牲的惰性。我知道，可是我还免不了想：我算什么呢？屈辱算什么呢？灾难算什么呢？甚至死算什么呢？我不明白，我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是这样想的是我呢？还是那样想的是。不错，我要飞，但同时觉得……我会掉下来。”
朦胧的月色布满着西安的正北路，萧红，穿着酱色的旧棉袄，外披着黑色小外套，毡帽歪在一边，夜风吹动帽外的长发。她一面走，一面说，一面用手里的小竹棍儿敲那路过的电线杆子和街树。她心里不宁静，说话似乎心不在焉的样子；走路也一跳一跳的。脸白得跟月色一样。她对我讲了许多话，她说：
“我爱萧军，今天还爱，他是个优秀的小说家，在思想上是个同志，又一同在患难中挣扎过来的！可是做他的妻子却太痛苦了！我不知道你们男子为什么那么大的脾气，为什么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气包，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妻子不忠实！忍受屈辱，已经太久了……”
接着又谈和萧军共同生活的一些实况，谈萧军在上海和别人恋爱的经过……这些，我虽一麟片爪地早有所闻，却没有问过他们，今天她谈起，在我，还大半是新闻。
在临汾分手的时候，我不知道他们之间谈过一些什么话；表面上，都当做一种暂别，我们本来都说是到运城去玩玩的，萧军的兴趣不高，就让他留下了。一个夜晚，萧军送我、萧红、丁玲、塞克、D. M. 到车站，快开车的时候，萧军和我单独在月台上踱了好一会。
“时局紧张得很，”他说：“临汾是守不住的，你们这回一去，大概不会回来了。爽性就跟丁玲一道过河去吧！这学校（民大）太乱七八糟了，不值得留恋。”
“那么你呢？”
“我不要紧，我的身体比你们好，苦也吃得，仗也打得。我要到五台去。但是不要告诉萧红。”
“那么萧红呢？”
“哦，萧红和你最好，你要照顾她，她在处世方面，简直什么也不懂，很容易吃亏上 当的。”
“以后你们……”
“她单纯、淳厚、倔犟、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怎么，你们要……”
别大惊小怪！我说过，我爱她；就是说我可以迁就。不过还是痛苦的，她也会痛苦，但是如果她不先说和我分手，我们还永远是夫妻，我决不先抛弃她！”
我听了为之怃然了好久，我至少是希望他们的生活美满的。当时，还以为只有萧军蓄有离意；今天听见萧红诉述她的屈辱，才知道她也跟萧军一样，临汾之别，大概彼此都明白是永久的了。
我们在马路上来回地走，随意地谈。她说的多，我说的少。最后，她说：
“我有一件事要拜托你！”
随即举起手里的小竹棍儿给我看：“这，你以为好玩么吗？”那是一根二尺多长，二十几节的软棍儿，只有小指头那么粗。她说过，是在杭州买的，带着已经一两年了。“今天，D. M. 要我送给他，我答应明天再讲。明天，我打算放在箱子里，却对他说是送给你了，如果他问起，你就承认有这回事行吗？”
我不假思索地答应了她。我知道她是讨厌D. M. 的，她常说他是胆小鬼，势利鬼，马屁鬼，一天到晚在那里装腔作势的。可是马上想到，这几天，D. M. 似乎没有放松每一个接近她的机会，莫非他在向她进攻吗？我想起萧军的嘱托。我说：
“飞吧，萧红！记得爱罗先诃童话里的几句话吗：‘不要往下看，下面是奴隶的死所！’……”
她的答话，似乎没有完全懂得我的意思。当然，也许是我没有完全懂得她的意思。
在西安过的日子太久了，什么事都没有，完全是空白的日子！日寇占领了风陵渡，随时有过河的可能，又经常隔河用炮轰潼关，陇海路的交通断绝了，我们没有法子回武汉。这时候，丁玲约我同她到延安去打转。反正闲着无聊，就到延安去看看吧。一连几天都和丁玲在一块接洽关于车子的事情。没有机会与萧红谈什么。
临行的前一天傍晚，在马路上碰见萧红。
“你吃过晚饭没有？”她问。
“没有。正想去吃。你呢？”
“我吃过了。但是我请客。”
“你又何必呢？”
“我要请你，今晚，我一定要请！”
进饭馆后，她替我要两样菜，都是我爱吃的。并且要了酒。她不吃，也不喝，隔着桌子望着我。
“萧红，一同到延安去吧！”
“我不想去。”
“为什么？说不定会在那里碰见萧军。
“不会的。他的性格不会去，我猜他到别的什么地方打游击去了。”
吃饭的时候，我没有说话，她也不说话，只默默地望着，目不转睛地望着，好像窥伺她的久别了的兄弟姐妹是不是还和旧时一样健饭似的，在我的记忆里，这是她最后一次含情地望着我。我记得清清楚楚，好像她现在还那样望着我似的。我吃了满满三碗饭。
“要是我有事情对不住你，你肯原谅我吗？”出了馆子后，她说。
“你怎么会有事对不住我呢？”
“我是说你肯吗？”
“没有你的事，我不肯原谅的。”
“那个小竹棍儿的事，D. M. 没有问你吧？”
“没有。”
“刚才，我已经送给他了。”
“怎么，送给他了！”我感到一个不好的预兆，“你没有说已先送给我了吗？”
“说过，他坏，他晓得我说谎。”
沉默了一会儿，我说：
“那小棍儿只是一根小棍儿，它不象征着旁的什么吧？”
“你想到哪里去了？”她把头望着别处，“早告诉过你，我怎样讨厌谁？”
“你说过，你有自我牺牲精神！”
“怎么谈得上呢？那是在谈萧军的时候。”
“萧军说你没有处事经验。”
“在要紧的事上我有！”
但是那声音在发颤。
“萧红，你是《生死场》的作者，是《商市街》的作者，你要想到自己文学上的地位，你要向上飞，飞得越高越远越好……”
第二天启行，在人丛中，我向萧红做着飞的姿势，又用手指天空，她会心地笑着点头。
半月后，我和丁玲从延安转来，当中多了一个萧军。他在到五台山去的中途折到延安，我们碰着了。一到××中（我们的住处）的院子里，就有丁玲的团员喊：“主任回来了！”萧红和D. M. 一同从丁玲的房里出来，一看见萧军，两人都楞住了一下。D. M. 就赶来和萧军拥抱，但神色一望而知，含着畏惧，惭愧，“啊，这一下可糟了！”等复杂的意义。我刚走进我的房，D. M. 连忙赶过来，拿起刷子跟我刷衣服上的尘土。他低着头说，“辛苦了！”我听见的却是，“如果闹什么事，你要帮帮忙！”我知道，比看见一切还要清楚地知道：那大鹏金翅鸟，被她的自我牺牲精神所累，从天空，一个筋斗，栽到“奴隶的死所”上了！
年1月20日渝
初载重庆《新华日报》，1946年1月22日；后收入作者散文集《沉吟》
上海文艺供应社，1948年10月
萧红小传（节选）
骆宾基
萧红思想的成型
那一次，萧红一个人走到她的友人H家宅里去。那友人是一个有名杂志的编辑。一上楼，萧红就欣喜着，在H的寝室里，有萧军和H以及H夫人的谈话声。但萧红一出现这谈话就突然停止了。萧红当时并不惊疑，这在妇女的生活上已经习惯了的。她向H夫人说：“这时候到公园去走走多好呀！”仿佛是H夫人躺在床上，而且窗子是开着。她说：“你这样不冷吗！”要把大衣给她披上，就在这时候，H说话了：“请你不要管。”
萧红立刻从三个人的沉默而僵持的脸色上发觉存在这之间的不愉快是什么了。萧红悻悻地走出来。她当时想，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呢？H是作为萧军的“弱”的地方，在她头上显示他的气愤。而在这里萧红的附属性是再明显不过了。这就是男人为社会中心的封建历史在作祟。我们谁不是和太太们的友谊建立在作丈夫的朋友身上呢？谁不是一旦和朋友决裂了，不是连同太太作为一体而摈弃了呢？而且友谊间拥抱的时候，不管是怎样厌恶他的友人的太太，同样闪着微笑；友谊决裂的时候，又是不管那太太是有着怎样洁白而光辉的心灵，同样被摈弃。在这里，夫妻是被社会看做一体的，然而妻的这一面，总是属于附属的一部分。
这一感觉，在萧红，当时是超过了那爱的移动的阴影，她已经是和去日本时候的自己不同了。同时，她自信和萧军两人间的爱是不易被分裂的。虽然当时他确实是向H夫人“进攻”过。那仍只是存在于两人之间的那个“空隙”在作祟。然而，现在她有着要求独立的意旨了。她还不知道这历史和这社会的传统力量是怎样强固，她要向历史挑战。
然而这也仅是一个赤诚灵魂的求真的酝酿，这将要成型的思想，还在这酝酿的培育里沉静着。
萧红开始沉默了。然而这沉默并没有为萧军过分的注意，“他太自信了。”这是她的感觉。她将从社会上得到谁的援助呢？这将是没有人来支持的。不管你是怎样的说，社会是甘于平庸的，社会是不愿意让不相融的爱情的形态分裂开来的，社会是要胆怯地来弥补。哪一对将要离婚的夫妇会从社会上得到：“你们离开好呀！早就该离开了”的支持呢？社会将会说：“何必呢！你们本来不是很好吗？”社会仅能承认：“夫妻们嘛！总有些过不去，可是一会就好的！”而萧红不只是在爱情上失望，而更要在社会关系上的独立追求，然而这在社会上也将被看做天真的梦想。那是连注意都不值得的。现在，社会已经公认了这一“历史的缺陷”。那早已开始了这梦想的人，只有期望于未来。萧红是孤立的，在这世界上她将不会找到支持者。她沉默着，她准备着孤立地向社会挑战。
在新闻纸上，她注意到萨坡赛路附近有一个私立画院的招生广告。她打了一个电话去，问：“你们那里也有寄宿学生吗？还有床位吗？”她也将要隐避，将要逃开朋友们的搜索，因为那些朋友都会站在萧军那一方面的。她将暂时隐避，直到建立起自己的社会关系。而且她亲自去那画院里探看了。一个犹太族的画家接待了她，那里是随时可以报名的。然而当萧红从那建筑陈旧的但还整洁的画院里走出来不久，在同一条路上，她碰见了萧军。萧军这个近来有时粗暴的青年人，并没有注意她。这和往常一样，她也没有向他打招呼，她就那么习惯地、平常地走回来了。她并没有报名。
但当这天晚上，她躺在床上，没有睡着的时候，听见了萧军和他的友人作家H夫妇、S诸人的谈话，她就不只是思考而是要行动了。萧军说的是“她的散文有什么好呢？”他的朋友说：“结构却也不坚实！”这轻鄙的口气，在她看来，是表现着萧军和他的朋友结为一体而与她对立。萧红突然的出现，使他们餐后的愉快闲谈停顿了。
“你没有睡着呀！”
“没有。”她和婉地说，但眼睛是冷峻的。
她想到，每天我家庭主妇一样地操劳，而你却到了吃饭的时侯一坐，有时还悠然地喝两杯酒。在背后，还和朋友联结一起鄙薄我呀！真是笑话。
在夜深，当他们都各自在寝室里安睡了的时候，她悄悄走下床来。她发现提箱里只有十二元法币了。她给他们留下一半，作为日常不可缺少的菜场零用。随后，准备好所带的衣物，黎明时分，她悄然地出走了。
民族，开始受更大杀害的时候
第三天，她终于在那私立的画院楼上被找到了。来的是萧军的朋友S和F，他们已经打听过接近的朋友，而从萧军那一次路上相遇的记忆里，猜到了萧红的行迹。他们劝她回去。
“你原来有丈夫呀！”画院的主持者说，“那么你丈夫不允许，我们是不收的。”
萧红像俘虏一样地被带回来了。猛烈的暴风雨暂时是过去了，但阳光并没有闪出来。这一次两萧间的谐和，只是形式上的，而两人所拥抱在一起的思想意识，却由于萧红思想的独特发展而分裂开来。实际上，这独特发展的萧红思想，仍然是社会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力促成的。自然这里也混合有对于萧军偶尔的强暴的仇视，仇视他爱的不贞。然而，最初这是作为次要的，附属于那以男人为中心的社会力的仇视里的。作为思想上战友的萧军，虽是和她同样面向大旗所指的同一个方向，然而在这反抗封建的性质上，他只是思考到它对妇女运动的压力，而没有直接感觉到它。同时他也并没发现，他自身就具有着这一种损伤人的“威力”。
在这里，就有着思想分裂的空隙，而这空隙是感情所不能弥补的。
从哈尔滨的逃亡到参加了当时上海中国民族前卫们的战斗，她所感到的是有所依持、有所凭藉，而分到她肩上的使命是不如以往孤军时的迫不容喘了。因之仍感到那本已存在着的历史的束缚，而现在，这一感觉，这一冲破束缚寻求自身解放的要求，又被那大的整个民族的被伤害、被诬蔑的魔影所挪移了。
两萧之间的阴霾散开了。明朗的真挚友情又在彼此身上像阳光一样显露出来。在周围的朋友们，同样是沉迷于为人民久已要求着的解放战争开始的大震撼与大兴奋之间了。我们已经知道，在这时候，两萧为着日本左翼作家鹿地夫妇的困窘处境，四处奔走，找房子；同时在艰险中天天到他们的旅舍去探视。那时候，只要有人知道他们在隐匿一个日本朋友，立即会给单纯的燃烧着高度的复仇火焰的人民包围着打死的。以后，萧红写了《记鹿地夫妇》。
月，上海开始撤退。两萧到了汉口，住在武昌水路前街小金龙巷二十五号，和诗人锡金成为同一寓所的毗邻。
这一精神上的裂口终是弥补不了的
当中国南北方的人民担负起这一民族解放的任务，而且显示出这扛得住的力量的时候，落在萧红身上的沉重感觉，不用说是减轻了，而另外那种感觉是并行地存在着。然而她在社会上寻找不到一个可以凭藉的力量。没有一个有力的支持，她是不能透露一点她的潜藏着的心魂。她谨慎地防卫着这一个秘密的外泄，她更加柔弱地伪装着自己了。
年9月，她同冯乃超夫人一起离开了汉口。在宜昌，她的同伴病了，她一个人在天还没有放亮的码头上，为纵横的绳索所绊倒。这是我们已经知道了的，她已怀着将足九个月的胎。她衰弱而且疲倦，手上还提着包裹。她倒下来了，但还想挣扎着爬起来，然而这是徒然的，她已经没有支持身体的臂力了。她平静地躺着了。据日后她对于这时的心境的述说，C君作了以下的忆记：她躺在那里，那是她从来没有感到过的一种平静，四周围是没有什么人的，她坦静地望着天上的稀疏的星星。她想：“天就要亮了吧！会有一个警察走过来的吧！警察走过来一定有许多人围着，那像什么呢？还是挣扎起来吧！”然而她没有力量，手也懒得动，算了吧！死掉又有什么呢？生命又算什么呢！死掉了也未见得世界上就缺少我一个人吧……她向C君说：“然而就这样死掉，心里有些不甘似的，总像我和世界上还有一点什么牵连似的，我还有些东西没有拿出来。”说这话时，萧红的眼睛曾经有湿润的光泽透露出来。C君这样说。
在这里显示着萧红的心魂上的大坦白。然而也许正是由于纯善和宽恕吧！我们也许可能感觉到一种力的空乏。在当时萧红的述说里，据L君说，对这世界确没有什么怨愤感。这怨恨也许在当时是潜伏着，事后无所记忆了吧！萧红幼年的生活，据说是在这时候又一次浮上来的；那么《呼兰河传》的写作的决心和最后的腹稿也许就在这时候形成的吧？……到底，她借着一个赶船人的扶助站了起来。9月中旬，她到了重庆。
一见面她就向M说：“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以后去日本，又从日本回来，现在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似的。……”
是的，她将退伍
据说，C君曾经问过萧红：“你到重庆以后，曾经想离开T，另换一种生活方式吗？”
“想是想的，可是我周围没有一个真挚的朋友，……因为我是女人，男人与男人之间是不是有一种友爱呢？”
“有是有的，不过也很少。不是古人也说过嘛，人生难逢一知己。这也许就是这个社会的冷酷性……——为什么必定要男人的友爱呢？”
“因为社会关系都是在男人身上……今天在哪里都是有封建这个坏力量存在的。……”
那么为什么萧红从她的另一个所追求的精神世界里脱出来，就是说放下她的写作《呼兰河传》的笔之后，还不摆脱她的这一种屈辱的处境呢？她是真的宽恕吗？无视吗？
君给了她一个希望，这希望联系着她，那就是她可以到北平他三哥那里去养病，她可以不必愁苦搁笔之后的生活，她可以去恢复她身体的健康。世界上仿佛确实只有他关注着她的健康，而另外也仿佛真的没有人这样关注她。她是多么需要健康，需要安定，需要休息，需要暂时退伍，需要“找个深林去舐自己的伤口”。这伤口是满身都有的，不只是精神上的伤。她只是在“射击”中忘却了她的身上正在流着血，在精神的过度昂奋中，她也顾不及检视身上的伤口，然而现在她从梦幻般的状态中注意到自己体质的疲劳而且浑身潜伏着的病了。这北平的“森林”是可以庇护她的。萧红的依靠这一希望，是现出她的孤立，她在世界上只有这一个庇护的憧憬。然而，她另外还在进行于心不甘的试探……
软 弱
她为了参加苏联大使馆在枇杷山举行的十月革命纪念节的庆祝活动，从北碚到了重庆，住在一个旅社里。
据说，曹靖华先生来看她，她向他打开了精神世界的窗子，她愉快地谈到她来自的道路和她受的屈辱。
“认识了你，我才认识了生活。”他感叹地说，“以后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
当萧红和T君一起去探访他的时候，他注意到T君原稿上却是萧红的字迹。那是《大江》。
“为什么像是你的字呢？”
“我抄的……”萧红说。
“你不能给他抄稿子，他怎么能让你给抄呢？不能再这样。”曹靖华先生坦率地说。
然而当萧红准备和T君去香港的时候，曹靖华先生没有肯定地说：“你不要去，想法在重庆住下来休养吧！”据C君说：“只要他这样说一句，萧红就会留下来的，这是萧红逝世前向他不止一次表示过的遗憾。”
萧红谈话录之一
当C君护送萧红到香港思豪酒店五楼之后，《大公报》记者杨刚先生来探望她。杨刚走后，C君告别，要到九龙去抢救他的小说稿。那时候萧红已经半年不能走动了，她躺在床上说：“英国兵都在码头上戒严，你为什么冒险呢？”
“我要偷渡。”C君说。
“那么你就不管你的朋友了吗？”
“还有什么呢？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
“你朋友的生命要紧还是你的稿子要紧？”
“那——我的朋友和我一样，可是我的稿子比我的生命还要紧。”
“那——你就去！”
“那是自然的。”
然而C君发现萧红埋过脸去，在一段理论式的对话里，“崇高精神”和“作家向作家的要求”之类的语句里，C君终于沉思着在萧红面前安定下来了。
萧红说：“对现在的灾难，我所需要的就是友情的慷慨！你不要以为我会在这个时候死了，我会好起来，我有自信。”
萧红说：“你的眼光就表示你是把我怎么来看的，这是我从前第一回见到你的时候，就感觉到的了。你也曾经把我当做一个私生活是浪漫式的作家来看的吧！你是不是在没有和我见面以前就站在萧军那方面不同情我？我知道，和萧军的离开是一个问题的结束，和T又是另一个问题的开始。你不清楚真相，为什么就先以为是他对，是我不对呢？做人是不该这样对人粗莽。”
萧红说：“我早就该和T分开了，可是那时候我还不想回到家里去，现在我要在我父亲面前投降了，惨败了，丢盔弃甲的了。因为我的身体倒下来了，想不到我会有今天！”
萧红说：“T是准备和他们突围的。他从今天起，就不来了，他已经和我说了告别的话。我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吗？我要回到家乡去。你的责任是送我到上海。你不是要去青岛吗？送我到许广平先生那里，你就算是给了我很大的恩惠。我不会忘记。有一天，我还会健健康康地出来。我还有《呼兰河传》的第二部要写……”
萧红说：“他吗？各人有各人的打算，谁知道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是想追求些什么？我们不能共患难。”
萧红又说：“我为什么要向别人诉苦呢！有苦，你就自己用手掩盖起来，一个人不能生活得太可怜了。要生活得美，但对自己的人就例外。”
“我不理解，怎么和这样的人能在一块共同生活三四年呢？这不太痛苦吗！”C君问。
萧红说：“筋骨若是痛得厉害了，皮肤流点血也就麻木不觉了。”
这时候T君走进来，还为萧红带来两个苹果。据C君说这是出乎意外的，因为从战争爆发的第二天（9日），他就一直没露面，也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
“你不是准备突围吗？”
“小包都打起来了，等着消息呢！”T君这样说，并且为萧红刷洗痰盂，不久就走了。
夜晚，萧红给柳亚子先生打了一个电话。她愉快地笑着说：“我完全像好人似的了。我的精神很好。”她向C君愉快地说：“他听到我的声音，说：‘你能打电话了呀！’他那个高兴的口气……在这样慌乱的时候，他还能注意到我的声音，说是从我的声音里就知道精神好了，这真是诗人的真挚。在这混乱时候，谁还能注意一个友人的声音呢？”仿佛她是收到T君转来柳亚子先生送给她的四十元美金，这电话是道谢的。
萧红谈话录之二
年1月13日黄昏，萧红躺在跑马地“养和医院”的病室里，C君和头天晚上带着行李来的T君在床侧，围踞在酒精蒸气炉旁。那天萧红动过手术。医生李君误断为喉瘤，喉管开过刀。萧红平静地靠在活椅式的病床上说：“人类的精神只有两种，一种是向上的发展，追求他的最高峰；一种是向下的，卑劣和自私……作家在世界上追求什么呢？若是没有大的善良，大的慷慨，譬如说，T，我说这话你听着，若是你在街上碰见一个孤苦无告的讨饭的，袋里若是还有多余的铜板，就掷给他两个，不要想，给他又有什么用呢？他向你伸手了，就给他。你不要管有没有用，你管他有用没有用做什么？凡事对自己并不受多大损失，对人若有些好处的就该去做。我们的生活不是这世界上的获得者，我们要给予。”
萧红又说：“我本来还想写些东西，可是我知道我就要离开你们了，留着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去了……你们难过什么呢？人，谁有不死的呢？总要有死的那一天，你们能活到八十岁吗？生活得这样，身体又这样虚，死，算什么呢！我很坦然的。”
又慰C君说：“不要哭，你要好好地生活，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你们呀！”
萧红的眼睛湿润了，她又低声说：“这样死，我不甘心……”
君站在床侧哀哭。
“我们一定挽救你。”T君痛哭着说，“C，你来，我们出去商量商量。”
据C君说，在T身上这是为他很少见的一种友爱的真挚。他们握手，并且拥抱；但这真挚像阳光的闪耀，只一个夜晚，就又隐蔽了。
她掷下了求解放的大旗
据C君说，1月18日午由C、T两人陪同萧红乘“养和医院”之红十字急救车，转入“玛丽医院”。在院门右侧窗口，萧红曾向伏窗问询的年轻病妇，表示问候的微笑，那就是曾和她共在阳台度夏的女工。二时，在手术室换了喉口的呼吸管。夜晚，萧红在六楼的病室里平静地躺着，盖了院方的白羊毛毯。
日夜十二时，萧红见C君醒来，眼睛即现出：“你睡得好吗”的关切神情，又微微笑着，用手势要笔。
萧红在拍纸簿子上写道：“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a 给别人写了。”
写最初九个字时，C君曾说：“你不要这样想，为什么……”萧红挥手示意不要拦阻她的思路。
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并掷笔微笑。三时示意吃药；并吃苹果半个。这时候，她由喉口铜管呼吸，声带无力发音，然而神色很恬静。并要纸写：“这是你最后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