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小传》修订版自序
骆宾基
一
首先，我须声明，我并不是一个萧红以及萧红文学作品的研究者，而《萧红小传》在当时（1946年秋）纯属一种为了摆脱由于她的巨星般的殒落而在精神上所给予的一种不胜悲怆的沉重负担，就是说作者在这里寄托了“哀思”。
因之，书中摘引了很多对萧红先生的逝世怀着与作者同样真挚的哀痛之情的纪念文章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却都没有注明引自的期刊名称及年月，这是直到现在已经为作者所不能弥补的了！想不到后来这本传记在上海《文萃》刚刚连载完，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进步的大学生，就集资在西南翻印出书了，并且依靠翻印《萧红小传》而获取了各自可以离开川滇北上的路费。更有的到了沈阳，不惜精力奔走活动，几经周折，打通“东北行辕”军法处的各个关节去到国民党军法监狱中去探望作者，并给作者送了由于翻印《萧红小传》而赚得的一笔余利。这种感情对于当时处于生死未卜之间的一个“军事政治犯”来说，它的珍贵、带给作者无与伦比的宽慰，读者是可以想象到的！作者想不到，直到今天，据说海外仍然有出版商在翻印它。而且不但在日本有以萧红先生以及萧红的作品研究为获取博士学位的研究者，就是在美国，继史茉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之后，还有学者——由于研究萧红的创作历程以及其作品而获取了博士学位——并在70年代把《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译成英文于美国出版。这就是有名的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副教授葛浩文先生。（注：《生死场》为与艾琳两人合译。）
萧红以及萧红的作品，既然已经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为人民所共有的精神财富，那么在我们国内就更有必要对她以及她的已达到世界文学艺术高峰之列的那些作品，如：《生死场》、《手》、《牛车上》、《小城三月》、《商市街》、《呼兰河传》、《马伯乐》等等，有认真研究的必要了。这与《红楼梦》的研究相比，也许更有它的现实的意义吧！而《萧红小传》只是一本研究者不可或缺的参考书。正因为它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有必要订正重版出书了。
二
另外，国内外研究萧红以及萧红作品的学者，正在兴起。这和作者所引录的那些悼念性的致哀文字就完全不同，而是在做深入的研究了。但也正由于这个缘故吧！就不免有传闻失实或者别有目的的论点混杂其中。例如，在香港就有作者著文说：
“萧红在养和医院接受治疗时，骆宾基很少去探望她。”
这就属于有来历的传闻之误了！责任倒不在作者。事实怎么样呢？
作者与萧红在香港初次见面，这是事实。由某人带到九龙乐道萧红与人同居的家中，也是事实。“太平洋战争是在1941年12月8日爆发的，萧红于1942年1月22日离开人间，前后只有一两个月时间，很短。”这都是事实。但有一点，为这位作者所不知，那就是：从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脱身了。
年11月，萧红在战争期与战后经过四迁而后进入跑马地养和医院，这已经是战争威胁解除约两周之久了。曾经“不告而别”的T君，又同样突然地“不告而来”，带来了全部行李，自告奋勇式地表示愿意伴我来陪住了。萧红对之，如对“似曾相识”的普通路人，而我一见他那殷勤模样，不须说是欢迎的。因为我在入院之前的一夜，就已经疲惫不堪，我需要找个僻静的地方，安安静静大睡一觉。萧红很敏感，立刻叫T君出去，要单独和我谈话，说明要作者护送其到上海的打算未变，同意我回“时代批评”书店宿舍去休息一夜，条件是，我绝对不能离开香港，擅自跑回九龙去探看从战争开始之日，我出走以后再没回去过的那个二楼寓所。岂知，事隔三十七年，一夜之别，竟然变成了“很少去探望萧红”；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又如，因为国内某学院院刊有人著文赞萧红为“反帝爱国的女作家”，也评论了《萧红小传》——解放以后三十年间，这本《小传》国内并未再版，为什么忽然评论起来了呢？说的倒也很有礼貌，认为《小传》的作者过多着重于爱情方面的“悲欢离合”了，因此以为遗憾！实际上，此文是别有目的，画龙点睛式的一笔，在于说萧红与萧军的离开，是萧红和“反革命”的诀别。萧军先生是1938年在西安和萧红分手的。我真不知道当时萧军回延安去吃小米，怎么会成了“反革命”？难道萧红和萧军双双由青岛逃亡到上海，两人各以《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都是鲁迅先生作序）作为“奴隶丛书”出版，都成了“反革命”的活动了吗？
因之，这是《萧红小传》有重版的必要的第二个理由。以便让读者了解《萧红小传》到底是写了些什么？
三
《萧红小传》原版有失误之处，主要两例，现在都作了订正。一是萧红的祖籍为鲁西的莘县，而非胶东的掖县；二是1932年秋进入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的产科，而非1933年冬。自然，相应作了订正的，是留在哈尔滨那所医院妇科的婴儿，并非是萧军先生的孩子。所以出现这样的差误，主要原因是《小传》的素材，大部分是根据萧红本人与作者在炮火威胁之下，在生死未卜之际所作的为了摆脱那种“炮火威胁”之忧的“自述”。自然，我也“自陈”身世与入世流亡以来的阅历。这样亲如知己而情如姊弟的互诉，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不染世尘的艺术世界里去了，根本忘记了处于战火威胁之中的忧苦，也似乎根本不存在隆隆的炮声。我们如处沙漠之中的绿洲，别有一所神旷心安的天地。她对我谈的唯一的一篇将要写而还未及着笔的短篇，关于望花筒的设想，后来我以《红玻璃的故事》为题写出来了！而我谈的关于冯雪峰同志未及完成的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深深感动了她，誓愿病好之后邀集多人与我共同来完成这部杰作。这就是萧红直到逝世之前念念不忘而只为我们两人所知的“那半部《红楼》”。因为当时，冯雪峰同志还囚禁在上饶集中营，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再有机会完成这部长篇巨作了！因之，在姊弟般倾心相谈中，谈者或有所选择，有所忽略，而听者也许别有所思，有所疏失，以至出现了差误。这次有的作了订正。因为作者还在病中，积蓄一点精力很不易（事繁而客又多）所以惜墨如金，这样一来，也就保持了它原来的风貌，等于重版。遗憾的是，本传偏重于萧红个人的历史，而未能论及她的文学作品。
萧红短促的一生，正反映了中国的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压迫摧残之下的广大的知识界的新女性所共有的命运。她的经历充满了不屈和勤奋的斗争，是有典型的意义的。自然，也带着不可摆脱的属于历史的烙印和伤痕。恐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特别喜欢选择萧红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了。自然，还有她的出众的才华，这是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的“魔沼”中所闪耀的光彩才可以与之媲美的。而关于她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为研究者们留下了广阔待垦的一个“大草原”。
四
本书订正重版，在作者是怀着以上的三点客观的因素与要求；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接到的热情呼吁信件，也都要求《萧红小传》能在国内重版。
五
最后，由于本书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助，得以订正重版出书，不由不使作者想起完成初稿后，交付黎澍同志不久，就在北四川路口之西一座简陋咖啡馆里，和《文萃》编者骆何民同志见面的情况了。《文萃》不但决定连载，而且预支给我一笔远行的旅费。
年春节之夕，气候严寒小雪霏霏，我登上一艘载货轮船离开了黄浦江滩的码头，正是阳历2月初，不想3月初就在去哈尔滨解放区途中，于长春市郊被捕入狱。等1949年作者在“南京特刑厅”由于李宗仁上台而释放政治犯的时候，就已听说骆何民同志还关在南京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消息。等我出狱逃亡上海之后，又传说骆何民同志已在南京为敌特杀害。一代豪士，就此殉身。在这里附记一笔，以志作者深深的哀念。
一九八○年六月四日
节选自《萧红小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修订版
萧红在北京的时候
李洁吾
年代萧红曾三次来过北京，我都和她接触过。这三次的接触虽然总共不到半年的时间，然而她给我留下的印象却是极为深刻的，不会忘记的。
她，不轻易谈笑，不轻易谈自己，也不轻易暴露自己的内心；
她的面部表情总是很冷漠的，但又出现一点天真的稚气；
她的眉宇间，时常流露出东北姑娘所特有的那种刚烈、豪爽的气概，给人一种凛然不可侵犯的庄严感；
她有时也笑，笑的那样爽朗，可是当别人的笑声还在抑制不住的时候，她却突然地止住了，再看时，她的脑子似乎又被别的东西所占据而进入了沉思，她走路很快，说到哪里去，拔腿就走；
她走路总爱抢在同行人的前面，一直走去，从不回头，经常使我们落在后边的人，望着她的背影，看她走路的样子发笑；
她没有一点娇柔作态的女人气，总是以一个“大”的姿态和别人站在平等的地位上；
她的感情丰富而深沉，思想敏锐并有独立的见解；
她富于理想，耽于幻想，总好像时时沉迷在自己的向往之中，还有些任性。这，大概就是她的弱点吧！
相识——1930年暑假
在哈尔滨道外区，有一所教会学校，名“三育中学”，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那里度过的。
徐长鸿，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他的母亲，是位贤惠、热情而慈祥的人，在他的家庭里我感到了温暖和愉快，无拘无束如同在自己的家里一样，因此，也就把小徐的家当成了我的家。
年，我虽然已经在北京读书了，但是每年寒、暑两个假期总是先要回到哈尔滨，在小徐家住上些天。我们一同去松花江上划划小船，再把小船儿底朝天地翻过来，给它也洗个水澡！到太阳岛上去野餐，到江滨浴场趴在沙滩上晒晒太阳，饱睡它一觉！醒来，喝瓶格瓦斯，吃几个列巴圈、俄式油炸包……然后，我才回通河家乡去看望母亲……
陆振舜，也是我在“三育中学”时的同学。1930年的暑假前夕，他也来到北京求学。在我临行前，他嘱托说：“我有个表妹在哈尔滨读书，她很想到北京来上学，你如果到长鸿家去，可能会碰到她，就把北京的情况和她说说吧……”
到了哈尔滨后的两三天，一天中午，正要吃饭的时候，忽然从外面进来一位女学生样的年轻姑娘：她剪着整整齐齐的短发，大大的眼睛特别有神，穿着白褂青裙，白袜青布鞋，行动敏捷，举止大方……徐伯母上前招呼着她，她也很热情地称呼着徐伯母长、徐伯母短的，看起来这个姑娘并不是“外人”。在她们俩亲热地交谈之后，徐伯母便向我介绍说：“我就是陆振舜的表妹——张乃莹。”我一边点着头，一边请她坐下来谈话。此时，徐伯母邀她一同吃午饭，她却很客气地说：
“吃过了，我已经吃过饭了。”
“那就再少吃一点吧。”徐伯母又让着她。
“好，那就再吃一点儿。”张乃莹没再推辞，端起碗，我们就边吃边谈起来……她给我的第一面印象确实不错，性格是那样的洒洒脱脱，爽朗而响快。
饭后，徐伯母对长鸿说：“下午没什么事儿，你们去看个电影吧。”随后，她就把钱交到了长鸿手里。我们仨高高兴兴地离开家，来到离徐家不远的一家很有名气的影院——马迭尔影院——买了票，在影院的最后一排各自随便找个座位坐了下来。
那天上映的片名叫什么？是哪国影片？故事情节如何？主演是谁？……如今是一点印象也回忆不起来了。因为那天从吃午饭的时候起，张乃莹就开始向我询问着北京的情况了，特别是学校里学生们的情况。走在路上她也在问，坐到了电影院里她还在问，一直到电影散场了，她的问题多得还没问完。我就根据自己所知道的情况，尽量地介绍给她听。比如：北京有哪些较好的学校（特别是中学）；学生们的一般思想状况如何；有哪些类型的学生；有些什么样的社会活动；因为那个时期，我参加了“反帝大同盟”的爱国进步组织，经常能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对北京学生界的状况和动态了解的就比较多一些。就这洋，她问我答地说着说着，一场电影几乎一点也没看！在我们分手的时候，得知她不久将去北京读书了。过了两天，我也就买好归乡的船票，离开了哈尔滨。
萧红第一次到北京——1930年暑假之后
月初，当我再次回到北京之时，张乃莹已经在师大女附中上学了。开始，她与表兄陆振舜同住在现在的民族宫后面西京畿道的一所公寓里，后来便搬到二龙坑西巷×号一座小院落里。这住地距离陆振舜的学校——“中国大学”（在二龙路内）和张乃莹的学校——师大女附中（辟才胡同内）都很近，上下学很方便。
西巷×号，是一所只有八九间房屋的小独院。临街两间有南房，有半间是门道，半间是佣人住的下房，另一间是一个单间，可以做客房，也可做堆房。与这间相对的是一间平台，可做堆房。往里，是一道一米左右高的花墙，把院子隔成了里外院。进了里院，靠西，有两间下台西厢房，房前有两棵枣树。北面，是三间带廊子的北房，张乃莹和她的表兄就分住在这北房的两头，一人占用一间，我第一次去看他们，就是在这里。
此后，差不多每到星期天，我就到那里去，经常去的还有在“中国大学”读书的苗坤，“北京大学”的石宝瑚和他的女友黄静宜，在“汇文中学”做职员的李荆山。因为我们都是“三育中学”的同学，到北京之后就经常见面。自从张乃莹他们兄妹到来，大家就更像有了默契一样，每到星期日的后半天就都到西巷去，几个青年人围坐在桌旁，开始了漫谈。青年时代的血是火热的啊！有时甚至在沸腾！我们海阔天空地畅谈着自己的理想、志趣，谈着生活，谈着希望……有过纵情的欢笑，也有过慷慨的悲歌！特别是苗坤，他最富有幽默感，爱说爱笑的体性，时时感染着大家，无沦什么时候，只要有他在场，生活就不会觉得寂寞。石宝瑚呢，说话总是斯斯文文的，穿着也比较讲究修饰和观瞻，很有个学者的风度。而他的女友却恰恰与他相反，说起话来像个小麻雀，一对灵活的眼睛，不时地在转动着。李荆山（号忆之）的年龄最长，大家就称他“忆之兄”。他长得身材矮小，体格也瘦弱，爱好中国古典文学，喜欢鉴赏碑帖，经常去“东安市场”（今东风市场）买下一些碑帖的拓片之类，带到西巷来给我们观看和讲解……每一次，张乃莹总是坐在她固定的位置上来参加谈话，关于她的身世，我就是从这一次次只言片语的谈话中了解到的。
全体都聚齐的日子是不多的，一般总能三五个人碰到面，你来他往的倒也有趣！每每是聊谈到巷里“值夜人”都敲响了梆子的时候，我们才踏着月色的清辉归校。后来，因为种种的原因，聚会的人员更加不整齐了，我却从来也没缺席过，一直是个“全勤生”。
那个时候，他们还请了一位北京当地人——耿妈，来照料他们饮食起居。
大约是为了节约开支吧，没过多久，张乃莹兄妹也搬到外院来住，张乃莹在那单间的南房，陆振舜则住进那间平台。这时，我们每周照旧去聚会，多是在张乃莹的房里。我因去的次数多，也比较熟识了，相见时就直呼名字——“振舜”、“洁吾”、“乃莹”。
我每次去，也总是按照自己的习惯，轻轻地扣两下门环：“啪啪！”“啪啪！’一听见这样的打门声，乃莹便会说：“洁吾来了。”
一次，我去看望他们，刚一进屋，乃莹就交给我一封信，并嘱咐我回到学校再拆开来看。当我正拿着这信迟疑的时候，只见陆振舜慌张地在桌上的书籍中翻找什么，回头便向乃莹说：
“啊！你到底把信给他啦？！”
“嗯。”乃莹平静地回答。
看到了这样的情景，我立刻就说：“信里写的是什么？用不着回去看了，现在就拆开。”于是，我便看信，乃莹不语，陆振舜涨红着脸颓坐在靠窗户的椅子上，室内一片寂静……
这封信的内容，是乃莹专写给我的。主要是“告”她表兄的“状”，说他对她无礼！我越看越气，脾气一下子就发作起来了，把陆振舜狠狠地骂了一通。责骂得他呜呜咽咽地哭起来……随后就起身回学校去了，将近有一个星期左右的时间没再去看望他们。
那个时候，我也很年轻（二十二岁左右），考虑问题并不那么周到和冷静。回到学校之后，我反复地思考了一下，觉得自己对这件事所采取的态度，当时太不该那样的粗暴。因为我觉得，平日陆振舜对乃莹是有着爱慕之心的，而且两个人从小又有过一段青梅竹马的生活……我在不了解详情的情况下，从中干涉和指责任何一方，都是不妥的啊。于是，我就给他俩写了一封信。
信的开头，记得还引用了冯延己的一段词话：“风乍起，吹绉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意思是说你们之间起的这样一点小风波，关我什么事？我可真是多管闲事了。
也许是中断了一星期左右的友谊使我们彼此都感到精神上的若有所失吧，一个星期天，陆振舜和张乃莹来学校看望我了。于是，我就又照常去西巷，照常轻轻地扣着那门环：“啪啪！”“啪啪！”……
真正关心起乃莹，并与她之间产生了友谊，是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因为我想：乃莹向一个不相干的人——我——来诉说她的气愤，可见如何痛苦了。）只要去西巷，不论陆振舜在不在家，我都要和她谈一会儿。
记得一次谈到家庭，我说我有个严厉的祖父，严厉得不讲道理，简直就是个暴君！所以我得出的结论是：“祖父不好！”乃莹立刻反驳我说：“不对！祖父好，我的祖父就最好。”
还有一次，谈到了母亲。我说：“我从小就失去了父亲，全靠母亲辛辛苦苦地把我抚养成人。我无论到哪儿，长到多大，都不能忘怀母亲的恩情！”乃莹没说什么，但脸色很沉，表情也很抑郁。看得出，我的话牵动了她的心，也许有着痛苦的回忆吧，所以她并不热心地谈到母亲。
年，她从上海来北京看我的时候，偶然之间我们又谈到了父亲。我说“鲁迅先生待你们，真像慈父一般哪！”乃莹马上就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没有那么好的父亲！”
祖父待她好，她永远不能忘记；母亲待她很淡漠，她不愿提及；父亲待她很坏，使她几乎不相信世界上会有好父亲！她这三种鲜明的爱憎情感，当时给了我很深很深的印象。
记得乃莹、陆振舜、我，曾一同去西单绒线胡同内的“中天电影院”看过一次电影，片名叫《泣佳期》。内容是描写一个未成名但很有才能的画家和一个流浪街头的姑娘相爱的故事，情节曲折感人。回来之后，我们由谈论这影片开始，自然地谈到了实际生活的友情、爱情问题。我说：
“我认为爱情不如友情，爱情的局限性太大，必须在两性间，青春期才能够发生，而友情，则没有性别与年龄限制，因而，是最牢固的。”乃莹马上说：“不对，友情不如伙伴可靠，伙伴有共同前进方向，走的同一条路，成伙结伴，互相帮助，可以永不分离。”
“那路要走到尽头了呢？”我问乃莹。
“世上的路是无尽头的。谁能把世上的路走尽？！”乃莹反问着我。于是，大家沉默起来。
那年的“双十节”，各校学生计划联合举行一次游行示威。队伍准备从西单集合出发往东走，到西长安街“北平行辕”前，大家把那“行辕”的牌子一砸，就解散！我在9日傍晚先到西单拐角的一个小饭馆吃过饭之后，又去看了看地形，想到明天就要在起事，免不了又要有一场激烈的搏斗，又要有一批人被捕，心里很不平静，便转到西巷嘱咐陆振舜和乃莹：“明天不要出门！”
日清晨，我按约定的时间进城走到西单，只见到处是武装警察，还有一些便衣特务在来往巡行，盯着每个行人。街上的学生不算少，三三两两地走动着。我走了一个来回，时间已到却不见动静。我再由南向北走到商场附近时，遇到了北京大学的同学，他说：
“回去吧，昨晚有人被捕，消息泄露了，今天的计划撤销。”听后，我便拐到西巷，向乃莹他们说了这件事。她说：“怪不得你昨天叫我们今天不要出门呢。”隔了一会儿她又说：“洁吾，我看你干不了革命。哪有你这样前瞻后顾干革命的！”
霜降过后，忽然降了一夜雨雪。早晨我到西巷去，一进院，便看见乃莹正站在檐下赏雪，陆振舜则站在西平台顶上用根竹竿敲打枝梢上残存的枣子，一会儿，就拾了一捧。乃莹很兴奋地用小砂锅轻轻地收了一些墙头上的积雪放在炉子上煮，雪即刻化成了水，一粒粒枣子被放了进去，水很快就沸腾起来！我们围在炉边盯着那滚滚胖胖的小枣子在锅中挤来挤去，闻着那枣香气，都等着吃！乃莹用火箸轻敲着炉子笑着说：“这可是名符其实的雪泥红枣啊！”我们大家都大笑起来。
在吃枣子的时候，我提醒他们千万要注意煤气，中了毒很危险，会致人于死命的！陆振舜却说：“我就不信那一套”。
乃莹果然中了一次煤气！那天是大家正坐着闲谈，忽然乃莹就昏倒了。我估计可能是熏煤气了，急忙喊来耿妈，将乃莹抬到大院中，放在躺椅上用棉被盖好。耿妈又去邻家找酸菜水。忙乱了一大阵子，乃莹才苏醒过来。后来由这件事我们谈到了“死”，乃莹说：“我不愿意死，一想到一个人睡在坟墓 里，没有朋友，没有亲人，多么寂寞啊！”
月的中旬，天气已经很凉了，家境好的同学，早已换上了适应节气的秋装，可是乃莹的家里，除开寄来警告她赶快回家结婚的信件之外，一件取暖的衣服也没给寄！（陆家，也是如此，）家中对她施行的“经济制裁”，其实在这以前早就开始了！ 两个人的生活开支，就只能靠陆振舜家中寄来的钱勉强维持着。
月，眼看要落雪了。一天我去看他们，只见乃莹正由耿妈帮助着用旧棉絮把单衣改制成一件小棉袄……仅有这样的衣服怎么能过冬呢？我即跑去找一个同乡同学借了二十元钱拿来送给他们。这样，乃莹才得以在“东安市场”买了棉毛衫裤挡挡风寒。
临近寒假的时候，陆家来信警告说：如果他们放寒假回东北，就给寄来路费，不然，从此以后什么都不寄！……没有别的办法可想，陆振舜决定回去。在整理行装时陆振舜告诉我说，乃莹责备他是“商人重利轻别离”。我知道，乃莹是不愿走的，可是我们这些穷同学谁也帮不了他们的忙，不走，又怎么生活下去呢？真是爱莫能助啊！
以上，是萧红第一次来北京的生活情况，时间是1930年7月——1931年1月。
萧红第二次来北京——1931年初春
自从乃莹回东北之后，我无时不在惦念着她。不知道她的命运如何，不知她能否再来。我曾给陆振舜写信询问过乃莹的归乡情况。许久，没有得到她的回音。后来，终于接到了陆振舜的信。他告诉我乃莹已回呼兰家乡，又听说她一回去，就被家里囚禁起来，因此患了神经病！……我相信，这样的事实完全可能发生的，心里又急又气，心想：如果我能去呼兰，一定要找她父亲去讲讲道理，把乃莹给营救出来！
后来，又接到陆振舜的第二封来信，信中说：如果乃莹能够有伍元路费的话，就可以由呼兰乘车逃出来！这一消息使我很振奋，马上就从北京想办法兑换了伍元钱的“哈尔滨大洋”票子，将它小心地贴在诗人戴望舒写的一册诗集《我的记忆》最后硬封皮的夹层里寄出去了！并在信中暗示乃莹说：“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越往后就越要仔细地读，注意一些。”意思是让她能发现这张钞票，想办法从家里早点逃出来！
大约在1931年的2月末，突然收到陆振舜拍来的一封电报，内容是说乃莹已经乘车回京。我计算了一下时间，那列车到达的时刻，正是当天中午，我马上赶到火车站去接她，却没接到。我转身直奔西巷，耿妈开门见是我，就说：“小姐回来了，把东西放下就去学校找你去了。”我又即刻直回学校，见乃莹正在宿舍等我。这次来京，她穿了一件貉绒领、蓝绿华达呢面、猓子皮里的皮大衣。她还送给我一小瓶白兰地酒和一盆马蹄莲花。
第二天，我进城去看望她的时候，不料她竟病倒了，发着高烧。看见她一个人住在那较为冷清的院落里，身边又没有可以聊谈的亲人，很是放心不下。
于是，我就天天看望她，照顾她，和她聊聊谈谈。大约一个星期左右，她的病才渐渐地好转起来，能起床，也能吃东西了，我们谈话的时间也就更多一些了。（我仍然是每天从学校走去陪陪她。）记得曾几次问到她回乡后的情况和这次是如何从家里出走的，她都避而不答，我也一直忘记问那本“诗集”可收到了。
这个时候，曾收到过陆振舜的来信，他托我照顾乃莹，并希望我能够帮助她继续上学。可是按照我当时的经济状况，是根本无法、无力替乃莹交纳很可观的一笔学费的。商议的结果，乃莹同意等她表兄到北京之后再说。
一天傍晚，我正和乃莹在屋内闲谈，听见有人叩门，耿进来说：“有个人找小姐。”乃莹听了立即出门去看，谁知那人竟闯了进来，正和乃莹在房门口打个照面。她，愕然了！！……那个人进屋之后，一屁股便坐在了椅子上，一言不发。乃莹跟在他的背后，对我伸伸舌头，做个怪样子。我看看那个人，心里猜疑着：这是个什么人呢？……乃莹给我介绍说：“这是汪先生。”我向那人点点头，说明我和乃莹表兄是朋友，听说乃莹回来了，特来看看她。那人仍不发一言。
稍停片刻之后，只见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银元往桌子上一撂，就开始用他的右手，似乎有些漫不经心的样，一撂一撂地摆弄起那些银元，只见一枚枚银元从他的手中自上而下地跌落下来，发出叮叮当当清脆的金属声响。然后，他再重新抓起这摞银元，又用同样的姿势将它们又一枚枚跌落下来……他好像很欣赏这银元冲击的声音！此时张乃莹面部的表情是木然而不知所措，我坐在那里也很尴尬，空气好似不再流动，停滞了！僵持了一刻，我便告辞出门了，乃莹没出来送行。
晚间，我又去西巷，见临街的窗子是黑洞洞的没有灯光。屋内，也没有说话的声音。我没有叩门，便转回学校。后来，又连着去了几次，都是这样的情形。最后一次，我习惯地“啪啪！”“啪啪！”地叩响了门环。耿妈来开门，告诉我小姐他们出去了，并使我知道了那个男人，就是“小姐的未婚夫”。
从这以后，我没再去西巷，只是给陆振舜发过好几封信，把这一情况告诉给他，盼他能够即刻回来。
那是3月末的一天，乃莹突然到学校来找我，说是生活上有了困难，问我可不可帮她想想办法？我搜遍了全身所有的口袋，才凑了不到一元钱，就全部交给了她。我问她生活得怎样，上学的事解决了吗？她只说目前都谈不到了……拿着钱走了，没再说什么。
没过几天，我又进城去看乃莹，谁知耿妈却说：“小姐他们走了，您不知道吗？”
我摇摇头：“去哪儿了”
“回东北了。”耿妈回答说。她还告诉我，小姐他们还有些东西没带走，希望能交给我来保管。因为耿妈自己也想另寻工作去了。随后，耿妈将一个捆好的柳条箱提到我面前，我没看，也没收留那东西，便离开西巷——张乃莹他们曾住过的地方。
回到学校之后，我的心情不能平静。乃莹临走前没告诉我，也没留下个字条……根据我们平日交往的友情，我不能理解她为什么要这样不辞而别。她，到哪里去了？
陆振舜回到北京，对我颇发烦言，埋怨我没照顾好她的表妹。可是，我又有什么能力来照顾好他的表妹呢？就是她要到哪里去，与谁一同去，难道我能够阻拦得住吗！
这就是萧红第二次来北京的情况，时间是1931年初春，2—3月间。
萧红第三次来北京——1937年初夏
陆振舜的责怪，我并不想去与他计较。我所挂记的倒是乃莹怎么样了？我一直猜不出她悄然离开北京的原因，可是无处去探询她的消息。
“九?一八”之后，大约是9月末，收到了乃莹从哈尔滨寄来的信，她要我寄两册书给她，说是准备送给她中学时期的美术教师。这位美术教师是乃莹所敬佩的，听乃莹说他待学生很好，说话也很风趣。
在北京的时候，只要是我认为好看的书，无论是借的，还是买的，总是看过之后就带给乃莹他们去看。比如，戴望舒诗集啦，日本人鹤见佑辅著的《思想?山水?人物》啦……乃莹这次来信要的书，其中有一册就是这《思想?山水?人物》。她要我寄给哈尔滨二中的×××人转，为了不使她感到失望，我便按照她写来的地址把书寄去了，却再也没得到她的回音。
从1935年开始，我就在刊物上经常读到萧军、萧红的作品了。但那时却并不知道萧红就是张乃莹。当我读到她写的《家族以外的人》的时候，我恍恍惚惚记得曾听乃莹讲起过这个主人公——“有二伯”。萧红就是张乃莹吗？自己仍然不能确定，因为我想不出她是如何去上海的，直到1937年她来北京看望我，我才知道萧红就是张乃莹啊。
年萧红他们离开北京后，我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对萧红也就渐渐地忘却。1933年，当母亲听说我已经开始工作（我那时正在孔德小学任教），便从家乡带着我的两个年幼的妹妹和她为我相中的未婚妻来到北京。虽然当时我的月薪是很微薄的，但是因为父亲的早逝，我又是长子，家庭生活的重担自然只能由我承担起来，责无旁贷啊。为了“孝”的缘故，更不愿伤害母亲那受尽苦难的心，我便同意结婚成家了。
年初夏，约4月份的一个傍晚，分别五年之后的萧红，突然出现在我家门前的时候，我已经有了一个刚刚过周岁的女儿了。
那天，妻在厨房里收拾晚饭，我在院中抱着女儿玩耍。忽然听到“啪啪”轻轻的敲门声，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位年轻少妇，穿着一件黑色大衣。在她身后，站着李荆山。我还没认出她来呢，她就紧紧握住我的手说：“洁吾！还认识吗？找到你可真不易啊！”又回头对李荆山说：“真得感谢你忆之哥！不先找到你，就无法看到洁吾了。”我也惊叫起来：“啊！乃莹是你！你从哪儿来呀？”说着，我们便牵着手进院，到屋里，她放下大衣，急步走向我，向我做了一个拥抱。这一举动，吓了我一跳，我急忙让他们坐下，同时招呼在厨房的妻子，过来认识认识这位远方来的客人。自从萧红一进院，一切举动，妻在厨房中早已看到眼里，不料竟因此产生了误会。当我给他们彼此介绍时，妻的态度很冷淡。并用她那女性本能的自卫而怀疑的神情和目光望向了萧红，也许使敏感的萧红感到自尊心受了伤害？
一时，是很难向妻子解释明白的。吃过夜饭，大致聊谈了一下彼此分别后的情况，约好明日再来，萧红便回旅馆安歇去了。
他们走后，果然受到妻子的诘责。她问我们是如何认识的？为什么从来没向她讲过？……无论我怎样说明，她似乎都不相信！
次日上午十点钟了，萧红还没来，我想这一次不会再不辞而别了吧！后来她终于来了，穿了件深天蓝色的毛织西装衣裙，头发用一根丝带束在脑后，看上去很像是日本人。
在午饭桌上，她开始讲述了她近几年来的生活情况：回到哈尔滨怎样困在了旅馆；松花江涨大水萧军怎洋去搭救她，他们如何穷苦地生活在一起，如何从事写作；怎样双双从东北日寇占领区逃出去到青岛；怎样与鲁迅先生通了信，在上海受到鲁迅先生和许广平先生的如何照护……就是在这时，我说了鲁迅先生像慈父的话，萧红立刻纠正我说：“不对！应当说像祖父一样……”当我问及萧军的为人时，她说：“他为人是很好的，我也很尊敬他，很爱他。只是他当过兵，脾气太暴躁，有时真受不了。”
我妻子对萧红的疑惑此时还没完全消除。第三天一清早，就说要到朋友家去，把孩子丢下就走了……我还要到学校去教课，带着个孩子怎么行呢？只好请萧红给照看一下了，等我上完课就赶回家来。
……后来，她们不但成为了好朋友，萧红走后，妻子竟也向我提出要去日本读书呢！
萧红这次来北京时，住在王府井南口一家旅馆里，因为房租太贵，而且是按天计算，我便又帮她迁到灯市口一座叫‘北辰宫’的旅馆去住了。这旅馆的门厅里，挂着一块非常醒目的“匾”，上面只写了一个大字——“家”。
那时，我家住有三间房屋，请萧红来我家暂住是完全可以的。可是在开始，并没敢请她来我家。因为我家条件差，而张乃莹自从日本回来之后，生活习惯上似有了很大的改变，又加上我的妻子是那么不能谅解人……
可是过了几天，萧红主动提出能否住在我家？与妻商量她也并没反对，于是和妻一同将萧红由旅馆接到家中，安顿在东间房内：一张床，一张三屉桌，此外也再找不出适宜她所使用的家具了。
萧红，拿出了一张萧军的大照片，端正地摆在桌子上，这是我第一次认识萧军。萧红在我家住了一个星期左右。（在此期间，作家舒群曾来找过她两次。还收到了萧军从上海寄来的一包书——《生死场》和《八月的乡村》）。每天，我到学校去教书，她就和我妻子在家里聊天。后来又一同烧饭，上街，一起逛公园……竟建立起很真挚的友情。萧红走时，妻子还落了泪。
萧红回上海的时间，在5月中旬。是因为萧军寄信来说最近身体不适，希望她早点回上海……记得我们夫妻曾想留她再多住些日子，可是她婉言谢绝了。她说：“不行啊！萧军近来身体不好，脾气也暴躁，时常夜里睡不好觉，做乱梦和人打架！一次竟一拳打在我的脸上，好长时间脸都是青的呢！”既然情况是这样，我就不能再挽留她。我和妻子抱着一周岁的女儿，在“东安市场”附近一家贵州馆子里，请萧红吃了一顿尚好的告别饭，便送她上站回上海了。
在她临行那天，我帮她收拾行李，东西装得太满，怎样也合不拢提箱的盖子，猛劲儿一拉，拉坏了提手！最后她只好取出自己穿的一件薄蓝呢大衣、一个油画架子和一个长方形嵌装着西洋画的小镜框留下来，并约定好秋天与萧军一起再来。
我一直等候着他们，并希望能见一见我所敬佩的萧军，我是他的读者。可是，他们没有来。
这次萧红从来到去（1937年4月底—5月中旬），在北京大约住了二十天左右。
萧红回到上海之后，我们曾通过几次信，我还把向她借的《海上述林》等书寄还给她。可是，自“七七事变”到北京解放的十余年中，就再也没有听到过他们的消息。那时，我猜想：他们一定是去延安或解放区什么地方。北京解放了，许多人都从延安回到北京，我还希望着有朝一日能在报纸上看到他们来北京的消息……
大约是在“反胡风运动”中，我才听说萧军因犯了什么“错误”，下放到东北去劳动；不久读到聂绀弩的文章，知道萧红早与萧军分手，又以后，读到《萧红小传》，知道她于1942年客死在香港。这一连串不幸的消息，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名状的痛苦。尤其是萧红的死，更使我痛惜！什么原因竟使她早逝？我想了解，却无处了解，想探问，却无处探问。只要一想起萧红，心中就感到压抑和痛楚……
今年6月1日，是萧红七十诞辰，就用这做回忆文字来纪念她吧！这对研究萧红的同志，或许会有些用处。
原载《哈尔滨文艺》第六期，1981年
离合悲欢忆萧红
高 原
当乃莹在香港去世的消息传来时，那年——1942年，我正在延安，住在蓝家坪。为了纪念这位青年时代的好友，我曾写过一篇名为《悼乃莹》的文章，发表在《文艺月报》上。记得这悼文的起始是这样写的：
乃莹没有萧红出名的，但“乃莹”是我们惯用了的称呼，当年乃莹二字在我们一群中间，是格外亲切的，至于我发现萧红成为乃莹的别名，则是经过七年阔别之后——在航行中的“秩父丸”号邮船上的事情……
初识于哈尔滨
大约是在1929年的春末夏初的季节，我在徐淑娟同学的家里第一次见到了乃莹。小徐的家，当年住在哈尔滨道里买卖街56号。因为她是独生女，父母很是宠爱，家庭环境也比较优裕，所以她时常约请自己的好同学、好朋友到她家里去坐坐，聊聊。尤其是她们女孩子，在一起总是有好多“秘密话”要说，叽叽咕咕的，谁要是隐瞒了什么，那可是件不得了的事！
当时小徐和乃莹都只有十七八岁，共同就读于东省特别区立第一女子中学（现哈尔滨七中），并且是很要好的朋友。后来小徐中途曾到哈尔滨法政大学预科学习了一段时间，我们便成了同学，她的座位就在我的前面……因为时常听到小徐讲起关于张乃莹的一些情况和消息，比如：乃莹的性格是倔犟的，有一股刚直不阿的劲儿；学习是勤奋的，对问题时常又有着自己独特的见解；胸襟是比较豁达的，很少为了琐碎的小事情与同学计较等等。所以，在见到乃莹之前，她在我的心目中已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印象，觉得她一定是个很了不起的女孩子，有理想，有志向，有作为，是那些小姐气十足的女学生们所无法相比的！
春末夏初的一个星期天，小徐约我和乃莹在她家里见了面，本来是不需要特别再作介绍了，可是小徐还是如同我一点点也不知道乃莹的情况似的，把乃莹的为人和她们之间的友谊，又重复地向我述说了一遍。我呢，当然仍很注意地听她介绍……
乃莹的体格看起来比小徐显得粗壮，也高，但态度却不失温雅。她的眼睛很大也很亮，脸上还长着一些小疣，远看像雀斑，留着童式的短发。因为看见了我这个生人，又是个男同学，她的脸竟会一下变得通红通红，显得很稚气、天真，像个小孩子。记不得那天都谈了些什么事，可能多是些她们“女中”和我们“法政大学”两校里的先生和学生们所发生的事吧，当然也会谈到一些有趣的新闻和不愉快的消息之类。漫谈之中，争论也会有的，但彼此之间的“共同语言”还是很多的，很谈得来呢。
小徐是很健谈的，思想、情绪都表现得很活跃，有时甚至是慷慨激昂的。相比之下的乃莹呢，就显得沉默寡言，感情不易外露。与她们经常在一起的同学，还有孟克勤、李雨琴、张志远、沈育贤，各人有各人的性格特点，乃莹给人很突出的感觉是：不易接近。她经常是静静地倾听着人们的讲话，偶尔有谁发表个“怪论”时，她便迅速地将头转向她，这时，她那剪得齐齐整整的油黑的浓密的短发，便会随着头的转动而猛地一甩，大眼睛便紧紧地注视着那位“怪论”的发表者。此时的乃莹在想些什么呢？赞成？反对？大家都很难揣测出她的想法。但有的时候，她又会毫无忌讳地谈着自己的思想，过不了多久，你就会清楚地知道了乃莹喜欢谁，讨厌谁，敬佩谁，鄙弃谁……
乃莹和小徐最谈得来，感情也最好，友情也最长远，有时说话说得累了，乃莹就将下巴支在小徐的头顶上休息……她们给那个专制的女校长起了个绰号，叫“孔大包牙”a ，平日提到她时，总是说“孔大包牙”如何如何……她们对学校里的一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是很不满的，有时甚至采取“一致”的行动进行“捣乱”（萧军著的《涓涓》一书曾谈到了一些情况——耘注）。她们还经常一起读鲁迅先生的书，对先生是非常尊崇的，对先生作品中的许多妙句，她们是很熟悉的，甚至有些还能背诵。比如，有一次小徐告诉乃莹说，她又有了新的“发现”，于是她便诵起了鲁迅先生《秋夜》一文：“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鲁迅先生的这一风趣的描写，引起了乃莹一阵朗朗的笑声。她对小徐这新的“发现”表示欣赏！后来彼此还经常你一句我一句地说着：“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而后会心地笑着……
再见于北京
年，在我将要离开哈尔滨去北京之前，就知道了乃莹也要到北京去读书的消息。后来听说她就读的学校，是一所教会学校，名叫圣心（盛新？）。这年夏天，我到北京之后，就曾几次去圣心中学找过她，都没有找到。
年张逢汗同学从哈尔滨来到了北京，在他的带领下，我俩在西城区一个叫二龙坑（？）的一条小巷的一处四合院的房子里拜访了乃莹。
乃莹见到我们很高兴，和我们紧紧地握手，并拿出了瓜子儿请我们吃，还抓起一把瓜子儿亲自放到我们手里（这举动以前她是没有过的），使我感到她在“风格”上似乎有了什么变化。我看着她：脸色，没有在哈尔滨时期那样红润健康了，小雀斑也不见了，孩子似的稚气呢，也没有了。她穿着一件浅蓝色土布的短衫，在北京那仍然寒气很浓的早春季节里，显得是那么单薄。我环顾了一下她那房间：一张单人床，一张小长桌，一只小凳，别无它物了。知道她在一所女子中学读书，好像女二中，但房间里却没有一册书，不像个学生宿舍的样子。又知道她生活得很贫苦，常常把几册书拿到旧书摊上去卖，得到一些钱，借以维持生活，每天她从西单徒步去东四上学，连买电车票的钱也没有……我又在房间的墙壁上，看见用铅笔描画的一个男人头像，那人头上戴着一顶鸭舌帽，乃莹说这是“密司特汪”，是她就着灯影描绘下来的。并告诉我们，她将要结婚等等。乃莹是很平淡地，一点不表露出任何感情地述说着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使我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忧郁和压抑……临别时，乃莹留下了我们的地址，并说以后要常来往……当她将我们送到大门口的时候，门洞里的一股春风突然将她那单薄布衫的下摆吹拂起来，她连忙用双手捏住了布衫两侧的“开气”，顾不得与我们握手道别，却不住地点着头，用眼睛看着我们，脸上的表情仍有些木然。我偶然抬眼朝北方望去，隔着玻璃窗，看见一个男子的头部探伸出来，也正往外瞅着我们呢。我想，这就是那位“密司特汪”吧？
回到了学校的宿舍，我把这一会见的经过详详细细地写信告诉了在江苏松江读书的小徐（淑娟）。小徐在给我的回信中，几次都提到了这件事，她说：
乃莹，或者说是乃莹的事，对我是一把利斧！这伤痛，这鲜血，永远镂在心上，老高，我不能再说什么！还能说什么呢！（1931年10月24日徐淑娟致高原信）
……你看，乃莹是生死莫测！而且即使活着也已是为密司特汪的眼泪所软化而做着‘良妻’了。乃莹，是我们战线上一位很有力的斗士，现在投降了！！为了这，几乎连自己都怀疑起来……只有我们自身的分化，才是我们的致命伤！！……（1933年8月13日徐淑娟致高原信）
确实，小徐为乃莹的“抉择”感到痛心了。因为乃莹与她的未婚夫——密司特汪——的关系，小徐是知道的。乃莹所以从呼兰家乡到哈尔滨上学，主要原因是为了抗拒父母给她包办的这桩婚事，更何况那密司特汪是个花花公子，不务正业的人，乃莹对他没有一点点好感！小徐她们几个很要好的同学，都一致反对乃莹的这件婚事，都坚决赞同她的这一“逃婚”举动，并且都亲密地、贴心地交换过彼此的看法……可是现在呢？
自从上次去访过乃莹之后，看到她生活得如此贫苦，心里很是不安，大约过了三四天之后，我想应当给乃莹送点钱去，便又去了一次乃莹的家。没想到，房东却告诉我说，他们已经回东北了。几点钟的车？开往哪？房东都说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急急忙忙地走了？连个招呼也没打，一封信也没留呢？我感到很纳闷。她是不是真的回到了东北？这我也就无处去询问了。从此，我便和乃莹失去了联系，但多少年来，在我的心目中一直是很挂记着她的，有时甚至担忧地想：乃莹会不会就此沉沦下去呢？她今后的生活会怎样呢？她还会像从前那样有理想有志向吗？她为什么要和自己非常讨厌的人结合呢？她为什么不留下个地址给朋友们呢？……
偶然重逢于日本的轮船上
年7月，萧红到了日本。那时我也正在东京，但我并不知道萧红就是乃莹。此时的萧红，已经是一位较有名气的青年作家了，她著的《生死场》、《商市街》、《桥》等书都陆续地发表了。有的朋友和我说：“萧红是你的老乡，都是东北人，你一定知道她的地址，请她来给我们大家讲演一次有多好啊！”我说：“老乡倒是老乡，可是我不认识萧红啊，‘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啊，奈何奈何？”
年“西安事变”之后，大批的留日同学、同志相继回国了。1937年1月9日，我也从东京来到了横滨市，搭乘了一条日本邮船“秩父丸”号启程归国了。（当时搭船只能从东京乘火车或汽车到横滨市。）那天来给我送行的朋友有：于国勋、吴等人。
送别的彩色纸带，随着海风轻轻地飘舞着。我望着留在日本的好友们渐渐地远去了，不知何时还能相见。我想到归国后的生活，不知又要流亡到何方……这时，我注意到在我身后不太远的地方——甲板上， 有位女乘客正在缓缓地走来走去。此时，她的心绪也许和我一样地怅惘和烦乱吧？我不由自主地关注着她……
船，行驶到神户港，要在这里停船装卸货物了。（这时美国的钢铁正大量运往日本，战争的气氛笼罩着人们的心。）码头上钢铁货件相互撞击的刺耳声响，昼夜不停。利用这个停歇的机会，我上岸到神户的“中华学校”、“同文学校”等由华侨办的学校中，去参观了一下。在归船的路上，又看见了那位女乘客。这时，我便尾随在她的身后，仔细地观察着她：她身着一身黑白红三色的方块花纹的衣衫，剪裁得式样既非日本妇女所穿的“和服”，但也不像中国妇女所穿的“中式民族装”，头上蒙着一条深色的头巾，仅仅露出了脸的中部，除眼、鼻、口外，是看不见面部全貌的。我猜想，她也许是菲律宾或马来西亚人吧？但她又穿了一双很特别的棕褐色的小皮靴，鞋口是松紧的骆驼鞍形的，没有扣带，很像是双男人的鞋。这种鞋，中国女人是很少穿的，更何况是别国的女人呢！
船上的一日三餐，是在一间大餐厅里进行的。我和这位女乘客在同一长桌上用饭。因为她是与我斜对面就座的，所以我仍不能准确地看清她的脸。我又发现，她是用筷子来吃饭的，世界上除了日本人，别国的国民是很少有使用筷子的习惯的。如果她是日本人的话，那她为什么又不到日本人用餐的桌子上去吃饭呢？这使我更加疑惑起来。
船在太平洋上行驶，开始有些颠簸了起来，许多乘客由于不适应海上航行，开始晕船，头痛，呕吐，甚至整日地卧床不起，如同害着病，到大餐厅来用饭的旅客越来越少了。可是那位女乘客却每日三餐按时来用餐，看样子她是不晕船的。
就在船快要到达上海汇山码头的前一天清早，我同往日一样，来到了大餐厅，正巧与那位女乘客又遇到了，她仍然坐在我的斜对面。这时，我就比较大胆地不住地向那位女乘客望去，心里暗自揣度着：“这位外国女人怎么那么像她呢？”（因为我越看越觉得像张乃莹。）我应当设法与她交谈交谈，以便将来万一遇到乃莹时好告诉她，我在“秩父丸”上曾见到过一位和她相貌极相似的外国人，这该是多么有趣的事啊！于是我便准备用二种语言：日语和英语，与那位女乘客交谈。可是，自己又犹豫起来，一个男子冒冒失失地去与一位外国女子交谈，这在国际上可是件需要慎重考虑的事啊！弄不好引起误会，闹出笑话来，岂不是自找没趣儿吗。多日的观察，使我知道了喝汤是她每餐用毕退席的前奏，现在她又在开始喝汤了。我怕失掉这不能再碰到的机会，便急中生智地对我邻座的人大声说：“对面坐着的那位女士，很像似我的一个朋友。”我的话音刚落，只见那位女乘客抬起头转过脸来，对我说：“是说你的朋友像我吗？”没想到她会讲很好的中国话呢！这使我很高兴。
“是的，您很像我的一位朋友。”我回答了她。
“你的朋友叫什么名字？”她继续问着。
“她叫张乃莹。”我迅速地清楚地告诉了她。此时，只见她一下子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很快地绕过饭桌，她那皮靴踏得地板咚咚作响，来到了我的面前。她握住我的双手，说出了我的名字：
“你是高—永—益？”我站起来，一时竟激动得忘记了说话。
“你还没吃完饭吧？”乃莹问我。
“不吃了，不吃了，吃也吃不下了。来，坐下来聊一聊吧……”我将她让在座位上，此时乃莹开始用手帕擦眼睛了，我也情不自禁地流下了喜悦的泪，稍稍坐了片刻，我便挽着她的手走回我住的房间里。这是一个三等船舱，房间里住的八个人，都是我们旅日的同学。乃莹和我坐在长沙发上，开始谈起来。原来，乃莹也买的这三等舱票，就住在我们隔壁。当她说到与萧军的关系时，我便插嘴问她：“听说你和一个叫三郎的人同居了，可有此事？”
“三郎就是萧军哪。”她说。
“那你就是萧红？”我急切地问她。
“嗯。”她微微一笑，点点头。以前我曾听人传说：张乃莹和一个叫“三郎”的日本人结婚了，当了头等亡国奴！这使我的心情很为沉重，没想到她竟会堕落到如此地步！如今听乃莹说三郎就是萧军，可使我高兴极了，便一下子从沙发上跳起来，向同房间的朋友们介绍说：“她，是我的老朋友张乃莹，也就是咱们在东京想找的那个萧红啊！”大家都为我们的巧遇高兴、祝贺，有一对新婚夫妇，还把友人们赠送给他们的糖果拿来，摆满了我们面前那张椭圆形的小桌子；乃莹又从她的住舱里，取来一瓶白兰地酒和一盒樱花牌香烟。与她同室的一些从美国归来的华侨老人问乃莹：
“你还下棋不下了？”
“不下了！”
“遇到亲人了？”
“嗯，遇到亲人了。”乃莹兴奋地回答他们。
她打开了酒瓶，斟满了酒杯，高高举起，一饮而尽！乃莹的这一系列动作，都是那么爽利、粗犷、自如。言语的闸门打开了，一堆一堆的话，就像海水涨潮一样，扑涌了过来。说起了徐淑娟，我把小徐写给我的信拿给她看。当乃莹知道我也要去上海后，便说：“到了上海，咱们就一起去常熟看望看望小徐，常熟离上海并不算太远。以前咱们在北方，小徐却在南方，如今我们在南方，小徐也不知到了哪方？人，总是有悲欢离合……”说起了鲁迅先生，萧红说，先生生病逝世时她正在东京，不曾想，就再也见不到他老人家了。她显得很悲恸，甚至不能自禁地眼圈儿红了起来。她讲了许多先生的往事、先生的为人和精神。使听她讲话的朋友们，都深为感动。她又谈起了萧军、许广平先生和海婴等在上海的许多亲人、朋友，表露出她那念念不忘的思念深情。
从早晨一直谈到晚上。午饭和晚饭我和乃莹几乎是没有用餐。海上的风浪更大了，人们又都躺卧在床上，静静地养神。我和乃莹却一起登上了甲板，观看着海上的夜色。乃莹久久地凝视着远方的星空，突然很悲愤地说：“亡国奴，我们还要做个第二次的！”海风几乎冻僵了我们的手，我帮乃莹整整围巾，将她那瘦弱的身躯紧紧地靠拢在我的身旁，走回了舱里。她仍然冷得发抖，我又拿来了一条毛毯，将我们的腿脚严严实实地裹包好。共同坐在沙发上。这使我们同时都想到了冬天的哈尔滨，孩子们坐在马车里，不也是这样地来抗御寒冷吗！我俩都笑了，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顽童时代。
夜很深了。我虽然不会吸烟，也帮着乃莹把那一盒香烟吸得一根不剩！天，很快就亮了，一位广州籍的同学开玩笑地指着我们说：“你们整整谈了二十四小习”！他把“时”竟说成了“习”！引得最不爱笑的乃莹也哈哈大笑起来。真是说不完，问不完，我们谈了近“二十四小习”！
往日早餐前，人们都很高兴到甲板上去做做运动，那里有着简单的体育器械。今天就要到上海了，人们更是拥到甲板上。风不再像夜间那么猛了，海水也不像几天前那么蓝了。我和乃莹来到单杠前，我练了练，向乃莹“显示一下自己的力量”。于是，她便说到萧军锻炼身体如何如何……这时，我又知道了萧军是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我帮乃莹去整理她的手提箱。在那箱子里有一部老版的《唐诗三百首》，这是萧军从上海寄给她的，也是乃莹从小就爱读的书。还有一只像茶杯大小的很有趣的小木桶，这是她喜爱的玩具。其实她这只箱子是简单得无需用人帮忙整理的，但我们俩却整理得很有兴致。乃莹知道我很穷困，便把她手中剩余的不足20元的日钞，全部留给了我，并嘱咐我，到了上海，一定要注意这，注意那，特别是要注意小偷，别丢了钱包。
月13日，当我们又登上了高高的船甲板时，上海的汇山码头，在阳光的照射下，清晰可见了。
到了上海
当我在上海找到了确定住居处之后，马上就通知乃莹我的住址：法租界勤乐村。这是我留日的同学卫国尧租下的一间亭子间。乃莹曾来这里看望过我。
一天，我们约定在霞飞路的Renaissance（文艺复兴）茶社会面。这是我第一次与萧军相识。他那天穿着一件酱红色的革制大衣，很帅气，有点像大学生中的运动员，谈吐颇健，很爱用“尔后”这两个字。乃莹那天腋下夹着好几册书，统统都是送给我的，有她自己的著作，记得也有德国女版画家凯绥?珂勒惠支的版画集等。这次是她向自己的老朋友“显示力量”了！看到她的这些“成绩”，我从心里佩服，并以有她和萧军这样有作为的朋友而感到骄傲和荣幸。
年，我到九江去任职，“八?一三”后返回上海，我们三人又聚会了，我把从九江带回来的多件景德镇名瓷器，送给了他们。在我将要离开上海之前，乃莹曾几次到法租界的“大中公寓”来看望我。她说要看看小徐的信，我便把随身带着的小徐多年来写给我的几十封信，留给了她，并请她代为保存。（这些信，已由萧军老友在此次相见时，交还给我，触物漫思，感慨殊甚矣！）她又说，很想参加抗战服务队之类的组织。在帮我整理行装的时候，她看到我有一条西装长裤，有几处已被老鼠咬成了洞，于是她马上拿过剪刀一剪，拿过针线一缝一缝，只一会儿工夫，就帮我改制成了一条很像样的短裤。她的针线活儿，当年在她们女同学里也是很出色的。四十几年过去了，经过了一次次战争，一次次动乱，风里雨里，行军打仗，动荡不定的生活，使我失去了所有的书籍、用品、纪念之物，但我始终把这条短裤，打在自己的背包里，背来背去，带来带去，舍不得“轻装”了它！如今它仍在我的身边。
那时期，每当我的住址有了变动，便及时地写信告诉乃莹，深恐我们再失去联系。1938年，我在延安喜得乃莹从临汾的来信，她说不久也要来延安，彼此就可以用谈话代替写信了。我很天真地，兴奋地等待着她的到来。可是一天天过去了，不知何故，她的这一愿望竟未能实现。当年夏天，我因为要去寻找自己的组织关系联系人，便从延安到了武汉，住在东北救亡总会。通过胡风的帮助，我找到了乃莹。她那时正怀着很重的身孕，穿着一件夏布的长衫，她的铺就安置在楼梯边的地板上。天气很热，她便坐在席子上与我谈话，地上还摆着一盘未燃尽的蚊香。据说，这是孔罗荪的家，但我并没有见到他。此时的乃莹，已经囊空如洗了，我便把自己仅有的五元钱留给了她。在谈到D. M的时候，我听人说他的脸上有明显的天花疤痕，乃莹便拿出了她与D. M的合影给我看。她的神情很不自然，也不愉快，并不热心谈到D. M。据我的猜测，此时D. M已不在乃莹身边了，否则乃莹怎么会困窘到如此地步呢！这使我的心情很为沉重。对她与萧军兄的离婚，我是有怨言的，我批评她在处理自己的生活问题上，太轻率了，不注意政治影响，不考虑后果，犯了不可挽回的严重错误。也许是我的情绪太激动了一些，话说得也太生硬了一些，乃莹对我的这一批评并不服气，她说我从延安回来，学会了几句政治术语就训人。当时，白天武汉常有敌机空袭，我们的谈话，多是在宁静的夜晚，面对江风渔火畅言的。
一天，乃莹告诉我说，她要离开武汉了，并拿出去重庆的船票给我看，是当晚九时开船。我白天办完了一切事务之后，便匆匆地赶到码头去，给乃莹送行。可是在船上找遍了，也没找见乃莹，直到船快启航了，我只好随着送行的人群失望地走下了船。我在武汉停留的一个月之中，也再没有碰见过她。乃莹到哪里去了呢？
不料竟成了永别！
不久，我回到了延安，仍不时地打听着乃莹的消息和行踪。后来知道她离开武汉不多久，又辗转去了香港。我以为这是暂时的别离，终会有再见的机会。然而，谁能想到呢——
年，在延安蓝家坪的“作家俱乐部”召开了“萧红追悼会”，人们朗诵了她的作品，萧军兄报告了萧红的事迹。记得萧军兄，当时的面孔涨得红红的，情绪显得很是激动。大家都为萧红的早逝，感到无比的惋惜。
八年抗战胜利了，三年解放战争胜利了，我曾多次回到哈尔滨，到过买卖街56号，到过乃莹当年读书的女一中，到过耀景街法政大学的校址，打听过萧红弟弟秀珂的消息，在一座县城里找到了徐淑娟，在北京会到了萧军兄。只是乃莹啊，到何处去寻你？！
后 记
高原同志是萧红1929年以来的好友，由于萧红的介绍，也成了我父亲萧军的好友。他和我父亲已经几十年不见了，此次来京相会，我就抓紧了这一难得的好机会，请他谈了谈他和萧红由相识到分别的简要过程。更有趣的是，萧红从日本归来的日期，几十年来，中外研究者一直查询不到确切日期，而高原同志却与萧红巧遇在一条船上……谨笔录之，以飨读者。
萧红原名张乃莹，文中的“我”即高原同志自称。
萧 耘
年5月28日于北京
注释：
因为这位校长的两颗门齿特别长大，类似“苞米”（玉米）的颗粒。
原载《哈尔滨文艺》第十二期，1980年
忆 萧 红
梅 林
两个月以前，从朋友那儿看到鲁彦给他的信里有这样的一句：“闻萧红于香港陷落时病死。”
在战争时期，一个人的死，原是很平常的，尤其是病死。这颇像秋风狂吹落叶，不大使人注意，——战争是把人的情感磨折得僵化了。然而，倘死者是你的亲人，朋友，你却不会这样无动于衷，总还是要感到悲哀的。当时我辞别了朋友，带了一颗沉重的心走回家来。我只能以“希望”安慰自己，就是希望这不幸的消息是讹传的。及后陷港友人相继脱险归来，直接证实了萧红的死讯，希望破灭，于是我为不幸而死去的友人低垂下头。
最近八九年来，在中国女作家中比较勤谨写作的是萧红。她不断的以作品和读者对面，和历史对面，并在中国文艺园地上开放着还算健康美丽的花朵。关于这一点，正直的读者，大概是不会否认的。现在她死了，为贫病所逼，死在恐怖的香港。这是中国文艺界的损失。她正年轻，死得太早了。
年夏天，由于寂寞，我离开了烟台——那曾经生活了三年的东山葡萄园和渤海滨，到青岛去，参加友人刘君刚接办过来的一个日报（《青岛晨报》）的编辑工作。就在那个时候，我同三郎（萧军）悄吟（萧红）老李（舒群）认识了。他们从东北逃亡出来不久，和我们一道工作。也许因为我们都有着以文学为事业的野心，并且都正在下死劲写作着的缘故，在报馆里的同人中，我们相处的比别人更好，更投契。我是住在报馆里的，三郎和悄吟则另外租了一间房子。自己烧饭，日常我们一道去市场买菜，做俄式的大菜汤，悄吟用有柄的平底小锅烙油饼。我们吃得很满足。
三郎戴了一顶边沿很窄的毡帽，前边下垂，后边翘起，短裤、草鞋、一件淡黄色的俄式衬衫，加束了一条皮腰带，样子颇像洋车夫。而悄吟用一块天蓝色的绸子撕下粗糙的带子束在头发上，布旗袍，西式裤子，后跟磨去一半的破皮鞋，粗野得可以。于是，我们徜徉在葱郁的大学山，栈桥，海滨公园，中山公园，水族馆，唱着“太阳起来又落山哪”；而在午后则把自己抛在汇泉海水浴场的蓝色大海里，大惊小怪的四处游泅着。悄吟在水淹到胸部的浅滩里，一手捏着鼻子，闭起眼睛，沉到水底下去，努力爬蹬了一阵，抬起头来，呛嗽着大声喊：
“是不是我已经泅得很远了？”
“一点儿也没有移动，”我说，“看，要像三郎那样，球一样滚动在水面上。”
悄吟看了一看正在用最大的努力游向水架去的三郎，摇头批评道：
“他那种样子也不行，毫无游泳法则，只任蛮劲，拖泥带水地瞎冲一阵而已……我还有我自己的游法。”
她又捏着鼻子沉到水底下去。
我第一次看到悄吟的作品，是在我们的报纸副刊（三郎编）上发表的一篇小说《进城》。清丽纤细，然而下笔大胆，如同一首抑郁的牧歌。由这篇小说作引子，我读着她和三郎合著的自费出版的《跋涉》。这是散文小品素描一类的东西（后来收入《商市街》里面）。属于悄吟部分的，其笔触清丽纤细大胆。我告诉她我的读后感，她睁着清澈润泽的大眼睛说：
“啊，是这样吗？是不是女性气味很浓？”
“相当地。”我说，“但是这有什么要紧？女性有她独特的视觉与感觉，除开思想而外，应该和男性不同的，并且应该尽可能发展女性底特点的，在她的作品里。”
其时她和三郎都在写长篇，他们工作得很有规律，每天按时工作按时休息，因之成绩很好。10月间，悄吟的长篇《生死场》全部完成；她朗诵一二节之后，我读着她的原稿。笔触还是清丽纤细大胆，好像一首牧歌。
“怎么样，阿张，”一天下午我将原稿交还她，她这样问。
“感想还好。只是全部结构缺少有机的联系。”
“我也这样感觉的。但现在为止，想不出其他方法了，就让它这样吧。”
三郎从书架上抽出一册硬纸封面的原稿册，拍着它，并且翻动页面，如同一个孩子似的，傲然说：
“哼！瞧我的呢。”
“那么，拿来读它呀。”
“但是不忙，还没誊清呢。”他说着放回书架里去了。
这是《八月的乡村》。
报馆发生了问题，同人大体星散。我同三郎悄吟一直将报纸维持到11月尾。我们穷得可以，吃不成烙饼、大菜汤了。将离开青岛那一天，悄吟同我将报馆里的两三副木板床带木凳，载在一架独轮车上去拍卖。我说：
“木床之类，我们还是不要吧？”
“怎么不要？这至少可卖它十块八块钱。”悄吟睁着大眼睛说：“就是门窗能拆下也好卖的。——管它呢。”
她大摇大摆地跟在独轮车后面，蹬着磨去一半后跟的破皮鞋。
月初，我们坐上一只日本船（好像是共同丸）的货舱里，同咸鱼包粉条杂货一道，席地而坐，到上海去。
这是1934年末的事情。
我们到了人间的天堂同时又是人间地狱的上海。
我们住在一个廉价的客栈里，然后分头去找朋友和租房子。
第二天，我搬到少年时代的同学杨君的亭子间里去了。地点在“法租界”环龙路的花园别墅。所谓亭子间是长二丈多宽约丈余的小房子，只能放两张帆布床和一张写字台，三个人座谈就可以互相呼吸着从每个人嘴里呼出来的碳酸气。上海我是曾经短时期居住过好几次的。但每次都是住在较宽敞的旅馆里。现在住着这相同火柴盒子的亭子间，我这个在北方海洋地带生活惯了的人，好像一只从广垠的旷野被赶进牢笼里的野狼一样，烦躁而气闷，觉得一天也住不下去。
我安置好了行李，第二天回到客栈去，三郎和悄吟已经在拉都路尽头租到了房子，一早搬出去了。我一路问警察才找到了他们。这是近似郊外的贫民区域了，临窗有着菜园和篷寮。空气倒还清新。他们租的房子是新建筑的一排砖房子的楼上，有黑暗的楼梯和木窗。我探头向窗外一看，一派绿色的菜园映进眼帘。我赞美道：
“你们这里倒不错啊，有美丽的花园呢。”
悄吟手里拿了一块抹布，左手向腰里一撑，用着假装的庄严声调说：
“是不是还有点诗意？”
我看一看她的伪装的脸色和傲视的清澈大眼睛，又看一看三郎的闭着的嘴唇，那边沿几根相同汗毛的黄胡子在颤动着，终于三个人爆发出大笑声。
“眼前没有一些自然景色，”三郎说：“是很难写作的。”
“那么，你就对窗外的花园做诗吧。”
“这应该由先发现它的诗意的人去写一首诗。”
“你别以为我不会写诗！”悄吟站在三郎面前咆哮道，“过几天我就写两首给你看！”
“嘿，你好凶呀，”三郎侧着头忍住笑声，“早晨吃过几块油饼的关系吗？”
他们就是这样有生气的。
“我住的地方也不错的，”我说，“是‘花园别墅’，不远又是法国公园。”
“恐怕你那花园别墅是黑暗的小房吧？”悄吟立即就说，“法国公园你也只能从篱笆外面看进去吧？”
我的可怜的撒谎很快就给她指破了，我只好变撒谎为诉苦，对他们直说着花园别墅如何黑暗得像灶房，空气如何发霉，想写作是做梦，再住下去要发狂等等。
“你搬来这里住！”三郎用军人的口气坚决说。
“这里窗外还有诗意的花园！”悄吟指指窗外。
我说：
“不行，三个人会整天开座谈会的。”
“我们可以定下规则，军队一样工作起来。”
“不行。事实上一定整天开座谈会的。”
“你有布尔乔亚臭气习！”
悄吟这一枪击得我不能再说第三个“不行”，我受伤了。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后裔，受点不伦不类的现代教育，又由于在“战斗的河边”溜了一转，惨败下来，生活在葡萄园里好几年，恐怕真也有所谓布尔乔亚臭气习。但在我的心里还是坚持着“不行”。
房子的地板是很粗糙的，那是未经过细刨的粗木板拼缀起来的。一张木床，一张书桌，一张木椅，这是房东出借的。在墙壁上又挂起了那张黑炭画的三郎的背影画像，和另外一张一个穿长袍的人坐在高耸的建筑物下面对月台弹琴的八寸大照片。而在一个角落里，一袋面粉夸张的蹲着，几捆木柴和炭堆在一边，同时平常悄吟爱用的木柄平底小锅也坐在新购来的泥炉子上面了。
“好紧张，怎么一个上午，就将这些物件办齐全了？”
三郎鼻子里惯常的唔了一声，说道：
“这些物件一天也不能少，办齐了放心。那一袋面和炭，至少可支持半个多月。唔，现在袋子里还有十二块钱……”
悄吟在掏面粉，准备烙她拿手的葱油饼。我看看那一袋诱惑的面粉，有着从内心发出来的珍惜，就如同一个孩子珍惜糖果一样。我说：
“我们从青岛乔迁到这个人间天堂的上海来，还没喝一杯。走，我们到馆子里去。”
悄吟一面掏面粉，一面回过头来，皱着鼻子大声揶揄道：
“你算啦吧！”那意思很明白，就是等于责备的：你发财吗？
三郎郑郑重重的，沉着脸说：
“这是浪费！首先我们要把自己的战壕扎稳。这是上海！”
这是对的。结果买了一斤牛肉熬青菜汤送烙饼；而烙饼，完全无懈可击，天知道，有多么香！
我们在各马路欣赏风景，狭小的南京路，广阔的西藏路，秀丽的“霞飞路”，大致地走了一回。但所有的娱乐场是没有兴趣走进去的，只在永安公司的楼下去看了一通。那些豪华的“环球百货”，五色缤纷的陈列着。三郎指一指那高贵的巴黎香水，对哨吟颇有睞着眼说：
“你买它三五瓶吧。”
“我一辈子也不会用那有臭味的水。”
我们静下来写作，悄吟和三郎工作得很有秩序，每天有一定的时间静静的执笔，同青岛时一样。上海这奇异的大都市，对他们是不会有诱惑的。我却完全相反，和上海通的杨君住在一道，无法安静下来，总是被拉到各马路上去闲游。我疲倦而厌恶，走到三郎、悄吟那里去。他们虽然工作得很好，而作品的出路却是没有的。那一袋子面粉一天一天的减低下去了。
“东西寄出去，连一点影子都没有。”悄吟说，“甚至连回信。”
“听说上海文坛就是这样的。”我说：“但是，那一袋子面粉再低下去怎么办呢？”
“有办法的，”三郎出力的摸了一下脸，“先到第一流的大菜馆去，点最好的菜，尽量吃一通，然后抹抹嘴走出来。”
“你自己开的大菜馆？”
三郎眯着一只眼睛，安详地说：
“拳头用来作什么的？挥了几拳之后，就有机会坐着吃不用钱的饭的。”
我看悄吟，她是神经质的，大眼睛在闪动着，润湿而激动，仿佛在想一件即将到来的事情。我对三郎说：
“你这是电影里的场面，不必表演。”
三郎背着手踱了几步，用他素来顽强的声调坚决的说：
“前途永远是乐观的！”
一时的阴影就在这样的坚强自信中，扫除得干干净净。
上海的文坛是千奇百怪的，而且黑暗；但在这黑暗中，有一盏灯照耀着有才能然而被损害的青年作家，这就是鲁迅先生。他是一面战斗的旗帜，一个正直的圆脚规，青年们，尤其青年文艺工作者，倾向他，爱慕他，走着艰辛的路。在青岛的时候，三郎、悄吟就和这位老人开始了通信，并将作品寄给他。到了上海，继续通信。直接谈话，则因为那时情形特殊，暂时没有机会。
《生死场》、《八月的乡村》，虽还是原稿，但这是两朵即要开放的花朵；“前途永远是乐观的”，我有同样的感觉和信任。
年初，我回烟台去了。悄吟、三郎则仍留在上海。在夏天，他们开始在《中学生》、《文学》、《太白》等刊物发表作品。
而在秋天，悄吟以萧红的笔名在“奴隶社”出版了长篇《生死场》，三郎以萧军的笔名出版了长篇《八月的乡村》。
从此他们的名字为读者所熟悉。
“七七”抗战那年——1937年冬天，我们在武汉会见了。那时他们住在武昌的小金龙巷，和锡金住在一起，占有着洋式的一间房子。萧红的脸色似乎比以前白净和丰满些了。她用一种“西洋女性握手式”跟我握手：侧着头，微笑着，伸出软垂的手。这好像是一点改变，在以前她和人家握手，是把她的右手“老粗式”的有力地伸出来的。后来曾谈起她的西洋女性握手式，她大声的笑起来，说那是故意装出来的。
到他们那里去谈天的人大抵是文艺工作者，有一次，一个长头发，脸色苍白，背微驼，有着嘶哑声带，穿着流行的一字肩的西服的人走进来；他从瘦细的手上除下棕色的鹿皮手套，笑着对萧红说：
“我说手套还不错吧？”
萧红试着带上那手套，那么坦直地大声说道：
“哎呀，××的手真细呀。他的手套我带正合适哩。”
萧军坐在一张木椅上，同样坦直地笑着。不久他搬去小金龙巷住在锡金的房子里，和两萧的房子毗邻，有内门可以通达；于是，在房门上钉着写上他们三个人的名字的卡片了。
在武昌，我们常去蛇山散步，或者站在黄鹤楼附近看长江落日。有一天下午，我们一同去抱冰堂，在路上，萧红去买花生米，萧军没有陪她，先走了几十步。她买好花生米，一看竟没有等她，立即转身冲向回家的路。经过赶去解释，这才走回来。
年1月，萧军、萧红、艾青、田间，去山西临汾民大，4月间，我听到两萧分开的消息，萧军去兰州，萧红回到武汉来，同她的朋友一道，住在武昌小金龙巷——从前两萧住的那间房子。
我不常去看她，对于那间房子我有着不必要的联想；大半是她同朋友来我那里闲谈，或者偶然地一同去蛇山散步。
“是因为我对自己的生活处理不好吗？”有一次她自己看见我时，如此突兀地说。
“这是你自己个人的事。”
“那么，你为什么用那种眼色看我？”
“什么眼色？”
“那种不坦直的，大有含蓄的眼色。”
我默然。
“其实，我是不爱回顾的，”她说，“你是晓得的，人不能在一个方式里面生活，也不能在一种单纯的关系中生活。现在我痛苦的，是我的病……”
月间，武汉开始紧急，萧红的“病”越发沉重，我们相约一同去重庆。但在8月初旬将上船那天，萧红因了有直达的船落后了，我同罗烽和未克实现充当某报战地记者的愿望的端木蕻良先到了重庆。
月中旬，她才自己一个人冒着危险到重庆来。她说：
“我总是一个人走路，以前在东北，到了上海后去日本，现在的到重庆，都是我自己一个人走路。我好像命定要一个人走路似的……”
她来到重庆后住在歌乐山养“病”，1939年春病愈，即同她的朋友住在北碚黄桷树，第二年（1940年）春天，在临江门看见她，对我说：
“过几天，我要去香港。”
“你自己？”
“两个人。你别告诉别人。”
过了几天她乘机飞去香港了，同她的朋友一道。
她的飞港颇引起一些熟人的谈论，后来她来信说明飞港原因，不外想安静地写点比较长些的作品。抗战以后她是只写了点散文之类的。其次，也是为了避开讨厌的警报吧。但在1940年下半年正是国际问题专家们拼命讨论：“日本南进乎？北进乎？”的时候，因之香港的空气是疟疾式的。每次空气紧张，萧红即来信说正在购飞机票回重庆，希望能给先找便房子。但紧张空气一过，她又延宕下来，以长篇《马伯乐》未完成和有病为理由。
她到了香港将近两年的样子，写了两个长篇小说：一为《呼兰河传》，一为《马伯乐》。
港战发生，她那么无助和悲惨地病死在恐怖的炮火里。
对于这位女作家的死，在后方除看到几篇悼念她的文字而外，只有在某处开过追悼会。据来自桂林的友人谈，桂林作家本打算为萧红开个纪念会，但后来有人收到一张近似“走江湖式”的“萧红纪念委员会”的草稿，大有招摇嫌疑。大家传观一番后灰心下来。
写这张草稿的人是借死人招摇，死者的悲哀到了这里已经是极度了。
年春 渝
节选自《梅林文集》，上海春明书店印行，1948年1月
重见萧军忆萧红
厉 戎
萧军从延安回东北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是1946年，当时他正在佳木斯，是鲁迅文艺学院的负责人；可能是在早春的一个星期天，我步出合江省教育工作者学习班的大门，心情随着脚步声在起伏着，兴奋、愉快、急切、也还伴有一点紧张。三郎、悄吟都啥样了？几个孩子了？三郎还是那样肋脦吗？悄吟还那么瘦吗？这些年他们又写什么书了？……雪跺得嘎吱嘎吱响着，小北风不声不响地在咬着我的脸……经过传达，可下子见着了。“大哥！你还认得我吗？”我赶前两步，握着他的手，兴奋地笑着，不知怎么回事，这由初见而绽开的笑容却和久别的难过心情开始在挣扎：两颊前后地微微在抽动起来了，但我还是强忍住了充满两眼的泪水，他一面握住我的手不放，一面把胸部略向后仰，久久地注视着我的脸：“你是滕……”他似乎说不下去了，“厉戎！”我赶紧提醒他一句，他的手握得紧了，我们都笑了。“你长得比我都高了！”他身穿青布棉袄，头戴个矮桩的毡子棉帽盔，拖着一双大毡鞋，面庞有些丰满了，眼睛也像比以前老成了，但还像有那股子亢劲。“到这屋吧！”他伸出右手让着我。一条旧桌子，上面横七竖八地堆挤着一大堆书报。我开始陈述着这十二年的生活和工作，……“再写什么来没有？”他逐渐收敛了笑容，眼睛看着东窗，“我和关沫南在1937年冬合写了一本小册子《蹉跎》；在音乐方面，我编了一本《十字街头》，一本《歌潮》，还有几集《初学歌集》……”我呆板地背诵着，他没有什么表情，也不看我，这使我很不是滋味，摸不清他究竟要指责我什么。他点起了木头烟斗，狠狠地吸了一口，站起身来，在地板上踱了两步——我以前很少见他有这个舞台式的表情——“这十二年你还是白纸一张啊！”我一下子明白了，他是说我在这期间没给祖国做出一点贡献。但我知道他初回东北，手头绝不会有我出版的东西，当然他更不知道这些集子的主要内容和伪满警察厅检阅股砍下去的东西，更不消提我在1942年春天已被特务股列入了黑名单。半小时过去了，既没见着悄吟，也没听见孩子们的嬉笑声，“大姐呢？”我想也许她在别的屋子里不知道我来，“她已经死了！”萧军的声音低沉了，轻轻地、慢慢地、平平地；他的眼睛半眯着，表情淡淡的、淡淡的，这个表情更加重了他的语调的分量，像在我的胸部压上了一块大石头，紧接着顶住了我的喉咙，使我透不出气来，就在这一瞬间，悄吟以前的各种表情都一齐涌上了我的脑际。他慢慢地走到西窗前，留给我一个他遥望着长空的背影，一团浓浓地青烟从他的头上慢慢地飘散开去。我有些后悔，不该冒然地直接向他了解，以致引起他的悲伤，当然大姐是多暂死的、什么病……这些话更不便再问了。忽然我想起我才看到的门联，是悄吟扔下的孩子吗？不是……大哥！你们房门对联的下联写的“一家四五口……是……”“我在延安结婚了，还生了两个孩子！……今天你在我这儿吃肘子，我还是不喝酒，要喝你自己喝吧！”显然他想转开话题，下了一道命令。饭后我在他另一间屋子里弹起了钢琴，他皱着眉，吸着烟，静静地听着。不管是在天棚、吊灯、还是在钢琴的黑白键子上，处处都浮在着悄吟清瘦的面庞，笑的、沉思的、顽皮的……以及每次我和他们见面的许多场面，鬼才知道我在弹了些什么，连何士德同志什么时候进来的我都不知道。
冷丁回忆起来，时间可真不短了，有的淡忘了，有的记忆还很深刻。那还是1934年的初春呢！我和山丁的弟弟考上了东省特别区立哈尔滨第二中学校的初中，因为我们都是孩子，第一趟出远门，两家都不放心，所以叫山丁跟来照料我们，他临走时，又把我们俩委托给他的文学朋友、本校师范六班同学唐景阳（笔名达秋）照看。上半年的学费是六十五元，来哈前父亲给我带了六十七元，答应以后每月寄给我两块钱零花，没想到学校另外还要五元钱的保证金，还得取个人名保。这下子可难住我了，寄信管父亲要吧？我知道这六十七元钱还是父亲外借了一部分才凑上的，不能再要，只有每月少花点零钱，还可以攒够数，可是这又远水不解近渴，还得找个保人，托谁呢？只有找唐景阳商量了。原来唐景阳也是个穷学生，全仗给国际协报写点稿子维持学习，但他却笑着对我说：“都好办！这个礼拜天我领你上一个朋友家借借去，这个朋友是家庭教师，还是个作家呢！”吃过了早饭，我们就出发了。哈尔滨的3月，还是大冷的天，没有风，也没有云，可是飘着清雪，一会儿身上就落了薄薄地一层，可能他是冻惯了，不戴帽子，散乱的长发，一走一扇乎，一副近视眼镜，一条长围巾，长棉袍子，拖地的长棉裤，后裤脚子都磨飞边了，一双大傻鞋……我们从南马路口往西拐，一辆黑色小汽车开到我们的身旁，速度大大减慢了，车门推开了，“道里一毛！道里一毛！”司机探出头来向着我们招呼。入学以后这是第一次上街，觉得什么都新鲜，小汽车虽然旧了些，没想到就这么容易坐上，但是我明白，这两毛钱对我来说还必须得掂算着花，我从后侧面望了望唐景阳，他侧过头来笑着说：“咱们还是走着走吧！不远！走着比坐车暖和呀！”我一边走一边看光景，一排排大楼真洋气呀！过了新城大街往西，行路的俄国人渐渐多起来了，男的都穿皮领子大衣，女的更洋气了，歪戴个小毡帽，上面插着个鸡翎子或者是几朵小绒花，长毛的大衣领子，两手插在手笼里，可是她们都没穿棉裤，露着腿肚子，穿双高腰丝线袜子，足登高跟鞋，外面还套了双胶皮套鞋。我真纳闷，她们上身穿的那么厚实，为什么脖子怕冷腿肚子反倒不怕冻呢？噢！可能也是冻惯了。
中央大街又名莫斯科娃牙，有中国字街牌，也有俄国字街牌，街东边是中国街，街西边是外国街。“这回可到了！你看道北那个铁大门洞子！”唐向道北指着。进了大门洞，正面是所小洋房，西侧有个小矮房，还带个木头门斗，进门就是厨房，能有两平方米大小，也许是乍进屋的关系，里面黑糊糊的，借着开门的小亮，模糊地看见有个年轻女人，我忙用唐的身子挡着自己，因为我不敢看她。“哎呀！达秋来啦！”声音像铜铃那样清脆，语调又是那样爽朗。“这位小老弟是……”显然她已经发现了我。“快进来吧！今天冷吧？！”随着里屋门的开处，闪出来个青年男人，个子没有唐景阳高，可是和唐一样，也是一头散乱的长发，两颊消瘦，颧骨突出，眼睛虽然不太大，可是目光有神。“呵！还带来个小老弟？！”他的声音粗大，语调豪爽，看不出有一点教师的那种斯文劲。小屋顶多有十米，靠门左搭了张大床，被子是叠起来了，可是并不整齐，墙角挂了一幅小油画，一看就能认出来是这位男主人，颧骨高高的，倒有三分像朝鲜人，靠院子这边有一个玻璃窗，上面挂满了厚厚的霜，窗下摆着一张旧桌子和三个凳子，总的看来，什么都零乱，什么都破旧。“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唐一边擦着挂了霜的眼镜，“这位是三郎，你叫大哥！这位是悄吟，你叫大姐！这是我的新同学，山丁的朋友，叫滕厉戎！”我呆板地行了两个礼。男主人和我寒喧了两句，便和唐谈起来了，谈着谈着，悄吟也加入了，他们谈了国际协报最近揭露的文章和某几个作家的动向，谈了他们将要着手写的东西，谈了出版《跋涉》的困难，谈了五日画报社、谈了……这些谈话，对我来说都是生疏的、新鲜的、从没听过别人谈过的。无疑这些谈话也使我很感兴趣，我似乎觉得他们是另一个行道，而且是个很厉害很了不起的行道；但是我也发现他们也是穷得要命，我不禁有些着急了，这五块钱恐怕没有指望了。忽然他们的话锋转向我来，一下子把我的探索的思维给打断了。“小老弟！听说你也爱好写文章吗？！好几百人你考个第二，还挺棒呢！”三郎显得幽默起来了，我觉得脸上发热，一时找不出一句适当的话来，“我考的不好！这是侥幸！”我勉强地看了他一眼。“第一批山丁的弟弟没考上，第二批还是他给抢上的呢！”（替他考上的）唐补充了一句。“那你文章一定写的不错！出的是什么题？”脆快的铃声也响起来了，悄吟坐在板铺上，我没敢抬头，只是盯了盯她的下身，又是一个奇迹，她拖的是一双男式的旧棉鞋。“我的志愿！”。我只能回答她问题的一半，因为我不理解作文就是文章。“嗯！我听山丁的弟弟说，他在高小时候竟考第一，他的作文篇篇都留成绩了！”唐又插了一句。“小老弟！你真棒！将来当个作家吧！好不？”悄吟边说边向我走来，端起茶壶向我碗里续水，我本能地站了起来，双手捧着小碗。“啥叫作家呀？”我腼腆地微笑着看了她一眼，一副俏皮而清瘦的面庞，两只小短辫……“嘻嘻！作家就是写文章的人呗！”“呵！有拉同行的啦！哈哈……”三郎爽朗地笑起来了。屋里的空气也像在活跃起来了，把我的拘谨劲一下子给打去了一大半。“怎么？你嫉妒啊，我就要拉这个同行！”悄吟侧头瞥了三郎一眼，似笑似嗔的向门外走了。“写文章当然是人们的一种爱好，但是要当个作家，写文章就不单纯是爱好的问题了，首先是你要写什么？为什么要写！”三郎说到最后，笑容突然收了，脸变得一本正经了。我茫然地点点头。“恐怕厉戎还真不知道要写什么呢！”唐景阳算是替我说了。“大哥！你说要写什么呢？”“要写穷！”三郎把脸板起来了，板的那样严肃，声音也大了，说的那样斩钉截铁。悄吟进来了，端了一盘像橘子瓣一样的东西，橙色还带点粉色，她走到我的跟前。“吃糖吧小老弟！别听他白话！”大家都笑了。“好！你说我白话就算我白话，再听你说说吧！”三郎微笑着站了起来，抓起几块糖，给我两块，我接过来放在桌子上了。“看！你又把教学生的严肃劲拿出来了，小老弟吓的连糖都不敢吃了！”“我严肃了吗？我的学生可不怕，他还骑在我的脖子上呢！”“三郎！咱们请小老弟吃什么？”“我们今天九点钟吃的早饭，一点也不饿！”唐边说边看着我，像要求我出来作证。“真的！我们一点也不饿！”“很简单！我去买去！我们也当不了吃午饭！”三郎说完一抬身子走了。悄吟坐在凳子上，把身子伏在桌子上看着我，一点掩饰没有，侧着头脸对脸看着我，我不好意思地笑了，我明白她是在逗一个乡下的孩子。“小老弟还像个大姑娘哪！你十几啦！”“十七！”“我还是个老大姐呢！来！我喂你吃糖！”说着她便拿起一块糖送到我的嘴里，我看着她笑了，糖外观好像是用石膏做的，上了层色，用舌头一碰飘轻，一咬挺糠，除了甜还有点其他什么香味。“三郎说的对，要写穷！但是光写穷不行，要写都因为什么穷的，都有哪些人是穷的，穷到什么地步；富人又是什么样子，官老爷又是什么样子，他们过的是什么生活，他们是怎样对待穷人的，……”经悄吟的这一解释，我对穷字的这个总题明白得多了，但是“为什么要写穷呢？”我急切地希望着。“因为不平！”想不到这位总是面带笑容的大姐突然也严肃起来了。“不平则鸣！”唐插了一嘴，我一下子明白了，原来作家写文章就是要为穷人鸣不平啊！
悄吟、三郎、达秋，他们的最强音像漫天的暴风，猛地掀起了我心湖的巨浪，不由地想起了我悲惨的童年。是啊！父亲为什么见人总是低三下四？我为什么当童工？为什么二头子拿胶皮鞭抽我我还得满脸赔笑地叫二叔？我为什么除夕晚上送财神码子？我为什么赶在放鞭炮的时候抢先上当铺当号？……为什么？因为穷！怪不得奶奶常告诉我：“冷天尿水，穷人吃亏啊！”这话是真不假！心潮在澎湃着，这种冤屈是应该说出去的。
“大姐！我家就很穷，我愿意当作家，我愿意写穷！你就多指点我吧！”说完我又后悔了，不该在人家面前暴露自己穷，这多叫人家瞧不起！可是向人家借五块钱的保证金不就说明自己穷吗？嘿！这种自欺欺人的假面具！
悄吟和达秋的眼神变得亲热了，大家互望着，笑着，悄吟突然把我的头搂在怀里，“好！我就收你这个徒弟！来！大姐再给你吃块糖！”我乖乖地张开了嘴，亲热地仰望着她的下颏。
三郎回来了，“啊！这么快你们就亲热起来了！哈哈……”“快吧？！我收徒弟了！咱们一定要教给他写文章！”悄吟撒开了我，接过三郎买来的东西。“我家就是这么简单，你看！一汤一菜一饭！”三郎笑着对达秋说。我们就着红肠、格瓦斯，吃着面包，屋子在人们的不知不觉中冷下来了，但我们却有说有笑，吃得个热火朝天，悄吟活泼起来了，活泼得无拘无束。“好哇！收徒弟总得有个见面礼啊！”三郎眯缝着眼，猛地喝了一口格瓦斯。“早预备啦！”悄吟从床底拿出一本书来，“这是三郎和我最近出版的散文集《跋涉》，就算是见面礼吧！”书不到半寸厚，十六裁的，牛皮纸的皮，上面印着“跋涉”两个大字，下面的小字是三郎、悄吟。我接过来一翻，书页参差不齐，还有许多页连在一起没裁开。“回去裁开再看！看完了送书局去，他们就给切齐了，这个办法好，看完了还像一本新书！”三郎向我嘱咐着。
“咱们走吧？！”达秋看着我。
“等等！我还没卡戳哪！”三郎在我的保证书上盖了一个章——柳燕白印。“大哥！你是柳老三哪？！”我顽皮地向三郎翻愣着眼睛。“也许是吧？！”他拍了一下我的右肩。随手掏出五块钱来。“我得过两个月才能还呢！”“不要紧，我还有呢！”
我和唐景阳走到孔士洋行拐角了，三郎和悄吟还在大门洞外望着我们呢！
哈尔滨的空气有些紧张了，因为我毕竟还是个孩子，所以三郎和悄吟的走，达秋并没告诉我。第二次看见萧军的时候是1955年，在北京的后海，第三次是1979年夏，在哈尔滨，这次又见着他了。萧军老了，身体虽然很棒，可是头发白了。
萧红死的时候还很年轻。“大姐！你为什么得病？又为什么死那么早呢？大姐！现在的文笔人好做了，党一直在鼓励着他们，不像旧社会那样有的文笔人净挨抓了，因为印把子掌握在咱们的手里了。大姐！安息吧！大姐！”
原载黑龙江作家协会编《创作通讯》第四期，1981年（内部交流）
忆 萧 红
绿川英子
一封书信，何日方能到？山遥水远路几千，一别已经年。
……
这是无聊的时候，无意识地念出来的东北小调——但后来也就没有再念了。
我还记得，这小调是萧红教给我的。而现在，萧红呢——
倒是山遥水远路几千，一别便永诀了。她的家乡已沦入敌手，她的身体在这世上又已不复存在，往哪里去送书信给她呢？
说到关于萧红的回忆，我就追想在抗战爆发的那一年。
“八一三”的炮火使我到上海屁股还没有坐暖，便辗转地从法租界这一隅逃到那一隅。在这过程中，我偶然的和萧红作了一月余同屋的房客。可是避人耳目的我，没有敢去拜访这位女作家，每天只在灶披间烧饭洗衣服的时候，看见过她几回衔着烟嘴的面孔，或听见过她在楼上的谈话声。我们之间，仅不过是这样子的什么来往也没有的“近代邻人”。
巨大的眼睛和响亮的声音——就是这些表面的印象，也因上海陷落，在南行避难期间不断的骚扰与不安中，连痕迹也不残留地消失掉了。
我们“正式见面”是在这时的一年余之后，在1938年末的重庆街上。那时晨雾未收，照射着湿气的电灯光下，她和旧日一样闪烁着两只大眼睛，发出响亮的声音，可是从她的身上总有一种不是相隔一年而是相隔数年的感觉。说到这种变化，不仅她个人如此，就在我自己及其他几千万人的身上也是同样刻着的时代的阴影罢了……
“你的名字漂亮，你的文章也漂亮，而你本人又漂亮啦。”
她的娴静的微笑，代替了初次和异国同性见面时的酬答。
其实，直到这时为止，她在我的心目中，只不过是现社会中通常的所谓“女作家”罢了。有优雅的文章和罗曼蒂克的生活。以女色出现于文坛，跟着女色的消失，也一同从文坛上消失去短短的存在……
是的，我对于她，还是什么也不知道的，随后，这种成见，自从萧红、池田，及和我们二人的共同生活相似的人们，终日在不见日光的米花街小胡同内开始生活以来，便渐渐被现实情形所修正了。
恐怕是汉口陷落后，战局告了一个段落及远隔前线的安闲感中产生出来的吧，我们日里在重庆所具有的享乐生涯中度过，夜里就又落在不与战争相关的闲谈中。在这些场面中，萧便是一个善于抽烟，善于喝酒，善于谈天，善于唱歌的不可少的角色。另一方面，她又常常为临盆期近，不便自由外出为池田煮她所得意拿手的牛肉，并且像亲姐妹一般关心地跟池田闲聊，无所不谈。
可是，这不过是我对她所回忆到的次要的东西。
“进步作家的她，为什么另一方面又那么比男性柔弱，一股脑儿被男性所支配呢？”
在上海常和她接触的池田，惋惜地，抱不平地对我好几次发过这样的感慨。这是在我的头脑中最为深刻的印象。
我想到微雨蒙蒙的武昌码头上夹在濡湿的蚂蚁一般攒动着的逃难的人群中，大腹便便，两手撑着雨伞和笨重行李，步履维艰的萧红。在她旁边的是轻装的端木蕻良，一只手捏着司的克，并不帮助她。她只得时不时的用嫌恶与轻蔑的眼光瞧了瞧自己那没有满月分的儿子寄宿其中的隆起的肚皮——
她的悲剧的后半生中最悲剧的这一页，常常伴随着只有同性才能感到的同情与愤怒，浮上我的眼帘。
她和萧军的结婚，在初期，仿佛是引导和鼓励她走上创作之路的契机。原来，各有其事业的男女结合，不单是一加一等于二，要向着一加一等于三或四的方向发展才是理想。可是在他们的场合，一加一却渐渐降到二以下来了。而这个负数，其负方是常常落在萧红这一面的。自然，这也许是由于两人的性格上所酝酿的矛盾与相克，但是火上加油的仍然是男性至上的封建遗产。
后来萧红就离开我们和端木去过新生活了。不幸，正如我所担心的，这并没有成为她新生活的第一步。人们就不明白端木为什么在朋友面前始终否认他和她的结婚。尽管如此，她对他的从属性却是一天一天加强了。看见她那巨大的圆眼睛，和听见她那响亮的声音的机会也就日渐减少。于是不久之后，他们就在北碚自囚在只有他们两人的小世界中。专心于创作吗？——谁也无从知悉。就有他们的谜样的香港飞行。
山遥水远路几千，可是一封信也没有通过，一别便成了永诀了。
喜欢和朋友一道的她，不能不和朋友分离了。
不给人知道，悄悄地走了的她，不给人知道，悄悄地死了。
她脱出了长久呻吟于敌人铁蹄下的故乡东北，却在初次沦入敌人魔手的东南孤岛上了结她的一生。在民族自由与妇女解放斗争的行程上，她没有披沐胜利的曙光，带着伤痕死去了，那作家的生活，也没有能够完成。
她并不健康，可是她生前，谁曾把她和死合在一道想过？她的死，殊为出人意外，殊为过早，殊为不应该。
结婚、生产、苦恼、贫困、疾病、早死——无数的女性所踏过的荆棘的道路，“进步的”作家萧红也背负着十字架走过了的。享年只有三十几岁的她的死，殊为意外，殊为过早，殊为不应当。我常常在痛感她的牺牲的生活之余，希望她用抗战的圣火把自己锻炼得钢铁一般。而现在，她的一切苦痛都化为乌有，我的希望也落了空。
她的大眼睛还在我面前闪烁，她的宏亮的声音还在我耳中发响。
然而她不再回来，她死了。
她真的死了吗？并不，她至今也仍然在我心中活着。
她的张得很大的眼睛，叫我知道，流泪是无意味的，流泪是无意味的，她的响亮的声音，在呼唤我们越过她的遗体进向前去。
一九四二年“七?七”的前夜
欧阳凡海译于八月二十五日晨
原载重庆新华日报《新华副刊》，1942年11月19日
遥 祭
——纪念知友萧红
白 朗
人（不管是青年或是老年）之需要友情的慰藉，正像一个孩子之需要母亲的温暖一样；两个知心的朋友，有时会胜过一对恩爱的夫妻。我常常想：一个人也许不一定要有异性的体贴，但却不能没有朋友的情爱，这样说法我觉得并不过火。
当你没有朋友的时候，你不感觉寂寞吗？
当你寂寞的时候，你能不怀念起久别的故人吗？
前年春天（那时我在重庆）住在九龙的红的来信里，曾经有过这样的寄语：“不知为什么，莉，我的心情永久是如此的抑郁，这里的一切景物都是多么恬静和幽美，有山，有树，有漫山漫野的鲜花和婉啭的鸟语，更有澎湃泛白的海潮，面对着碧澄的海水，常会使人神醉的，这一切，不都正是我往日所梦想的写作的佳境吗？然而呵，如今我却只感到寂寞！在这里我没有交往，因为没有推心置腹的朋友。因此，常常使我想到你，莉，我将尽可能在冬天回去……”
冬天，她没有回来，冬天过了，我也就离开了重庆。从此，不要说是聚首，就连音讯竟也隔绝了。想不到，离别了故人的红那寂寞的心声，竟已变成她对我的最后的倾诉了。
生活在自由的土地上，却偏偏痛感到友情的淡漠，越得不到友情的温暖，也越感到友情的可珍。近几月来，也许是为了寂寞的缘故吧，对于还在南海的红，有着一种殷切的怀念，也正有着和红同样的心情。因之，香港沦陷的消息传来，较之居留在那里的文化界其他的朋友，我更为关心着红的安全，总在默祈她脱离险境，更期待着一个重相聚首的机会。三个月当中，幸灾乐祸的人们，如同一群讨厌的猫头鹰，在不断地鼓噪着不祥，那让人悲愤，也让人灰心的不怀好意的挽歌，早使我的期待淡漠下去了。幸而，“居港文化界百余人，已安抵自由祖国”的喜讯，封闭了猫头鹰的嘴巴。它正如一阵愉快的春风，吹开了我郁锁的心扉，欢欣的激动使我的心失常地跳动起来；而我的期待更炽烈地复燃了。在这迫切的期待之下，我常常自慰似的默默下着结论：
“红一定脱险了，而且我相信，她一定会来延安的。”
然而，我的期待只不过是一个渺茫的希望，当我正在企盼着一个更确切的喜讯的时候，蔽天的黄风却夹来了那样击人欲昏的沙砾：我那十年的挚友能够闪躲了敌人的刀锋，而竟未能拒绝死的召唤，“生于贫病，死于贫病”，这难道是为革命的伟业而呕尽心血的红应得的酬报吗？
听到这噩耗，不仅作为挚友的我感到深沉的悲痛；我想，凡是读过她的作品的人都会同声哀悼的。当时，我曾经对敌人起着切齿的痛恨，可是，当悲愤之余，我仔细一玩味的时候，我却又不能把红的死完全归罪于我们的敌人了。虽然“战时奔走避难，以致病势转剧”，但，我觉得，那只能促她速死，而不是使她夭亡的主因。因为，她的病，我要说是忧郁的累积。
写到这里，在我的脑中又展开了一些片断的回忆；虽然我对红的感情的变化理解得也许不完全正确，为了纪念生平唯一的知友，我愿意真诚坦白地倾吐出我的衷曲。
我和红的相识是在她和军结识未久还是初恋的时候。每当我走进那不见阳光的小屋，就会感到一种幸福的和谐，只能看到他们啃嚼着干了的面包，却从未看到过那因过分的贫困的迫压而显露的愁眉苦脸。精神是生命的支柱，他们虽说“吃的是草”而“挤的是牛奶”，还是显得那样愉快健康，在互相砥砺之下，不断地写，严肃地写，不管是溽暑或严冬，他们流着汗或是痉挛着冻僵的手，在消耗那无以补充的脑汁。那时我不过刚刚和文艺结缘，还不能理解一个写作者的心情，我常常以一个世俗者的心理，去衡量他们的处境，我想，他们为什么甘愿受着贫困的玩弄，而不去寻求一个职业呢？有时真想向他们进一点忠告，可是，当我一看见那两张愉快的无忧的孩子般的脸，便把进谏的意念打消，不知觉地混搅在他们的愉快的洪流之中，再不会感到他们会有什么贫困的苦痛了。即使在他们怄气的时候，你也不能不承认那是幸福的争吵。不奇怪吗？这一切，像谜一样地迷惑我单纯的心。慢慢地，我才得到了结论：他们的幸福，快乐是建筑在共同的事业和真挚的情爱上，绝不是贫困的手所可左右的。
这种给朋友以安慰，以钦羡的和谐，一直持续到他们离开哈尔滨的时候。朋友们是以恋别的眼，看着他们捧着注满的幸福之杯踏上流亡的征途的。这一时期，一直被命运苛待的红要算是真真品尝到人生之乐了。
别后，红远在祖国的海边，是获得了足以报偿她的努力的成就，而我却还留在沦陷了两年的东北，压缩着火样的热情和理想忍受着敌人的迫害，因而，一年当中，我们间的消息几乎完全断绝了。
一年之后，我们侥幸地又在沪滨相逢，而且有机会生活在一起。一切仿佛都没有变样，他们的生活仍不因为那成就而变好，贫穷永在尾随着他们。他们依然是那样达观的以冷眼对向着贫穷，表现着极强的生命力从事于写作。
这时的红呢，面色是苍白的，病态的，精神也不似以往那样愉快，仿佛有一株忧郁之苗在她的心上发芽了。两个月的共同生活中，我只感觉到红那只注满的幸福之杯仿佛已在开始倾泄了。
红是一个神经质的聪明人，她有着超人的才气，我尤其敬爱她那种既温柔又爽朗的性格，和那颗忠于事业忠于爱情的心；但我却不大喜欢她那太能忍让的“美德”，这也许正是她的弱点。红是很少把她的隐痛向我诉说的，慢慢地，我体验出来了；她的真挚的爱人的热情没有得到真挚的答报，相反的，正常常遭到无情的挫伤。她的温柔和忍让没有换来体贴和恩爱，在强暴者面前只显得无能和懦弱。
几年来，大家都在到处流亡，我和红也还能到处相遇，每次看见她，在我们的促膝密语中，我总感觉到她内心的忧郁逐渐深沉了，好像有一个不幸的未来在那里等待着她。
预料的不幸终于发生，幸福之杯粉碎了，红和军决然地分开，据传说，红竟爱上了一个她并不喜欢的人。
此后，她的感情的突变是非常显著的。久别之后，在重庆一个小镇上，我们有幸又在一起生活一个较长的时期。虽然整天住在一个房子里，红却从不向我谈起和军分开以后的生活和情绪，一切她都隐藏在她自己的心里，对着一向推心置腹的故友也竟不肯吐露真情了，似乎有着不愿告人的隐痛在折磨着她的感情，不然，为什么连她的欢笑也总使人感到是一种忧郁的伪装呢？
她变得是那样暴躁易怒，有两三次，为了一点小事竟例外地跟我发起脾气，直到她理智恢复，发觉我不是报复的对象时，才慢慢沉默下去。
有一次，她竟这样对我说：
“贫穷的生活我厌倦了，我将尽量地去追求享乐。”
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反常的。我奇怪，为什么她对一切都像是怀着报复的心理呢？也许，她的新生活并不美满吧？那么，无疑地，她和军的分开该是她无可医治的创痛了。
她不愿意讲，我也不忍去触她的隐痛，直到我们最后握别时，她才凄然地对我说：
“莉，我愿你永久幸福。”
“我也愿你永久幸福。”
“我吗？”她惊问着，接着是一声苦笑，“我会幸福吗？莉，未来的远景已经摆在我的面前了，我将孤寂忧悒以终生！”
这句话到现在还幽凄地响在我的耳边，它留给我以悲哀的记忆。如今，红已安息在地下了，当她与生诀别时，是否如她的预言一样呢？我无由得知，更欲问无从了！
年4月10日蓝家坪
原载《文艺月报》第十五期，1942年6月l5日
忆 萧 红
罗 荪
武昌大轰炸的第二天，我的家里增加了几位从武昌来的客人。萧红和声韵也在这天带着她们简单的行囊来了。
汉口的特三区（原来曾经是租界）成了临时的避难所。我们常常在轰炸的时候，凭窗望着敌机投弹，望着武昌、徐家棚一带的大火。
这时候，由于轰炸的频繁，以及武汉已成为敌人攻击的目标，市民开始向内地疏散。萧红、声韵这时候正在候船入川。文协的朋友大都已经内迁了，有的到香港、广州；有的去重庆、昆明。他们虽然不免依恋不舍的离开了武汉，而许多人都希望我们留在武汉的人，将来准备欢迎他们的。我因为家属也早遵从了政府的命令，入川了。空下的房子就作为文协留在汉口的朋友们的聚会场所，有时候还可以煮了咖啡在夜袭的时候，开一次有趣的晚会，但到后来人越走越少了，而那间留下来的客厅，便成为朋友们临时的宿地。
由于常来的离散，越使朋友间的聚集感到非常的亲密。
开初，生活还相当有秩序，因为有一个女仆烧饭和做些打杂的事，我们这个临时的“收容所”，还能过着相当舒适的日子。但没有过了三天，客人之中失掉了一笔巨款，而最大的嫌疑犯是女仆，等到判明了是她的时候，她却脱逃了。而我们这小小的集团便也开始失却生活秩序。
由于船票非常难买，萧红和声韵只好暂时安心地住了下来。客厅里萧红不肯住，她独自在一间小过道屋里搭了地铺住下来。
没有人烧饭，我们便要安排每一顿饭的节目，住在这里的乃超和于兄，他们都不赶回来吃饭，剩下要解决吃饭问题的便是我们三个人。我们往往是在吃午饭的时候，计划着晚餐的节目。锦江的砂锅豆腐，冠生园的什锦窝饭都是我们物美价廉的餐所。逢到精神好的时候，萧红便去买了牛肉、包菜、土豆和番茄，烧好一锅汤，吃着面包，这时候，可以说是我们最丰盛，而又最富有风味的午餐了。
餐后，往往是闲谈，萧红独自吸着烟，她非常健谈，常常谈到她的许多计划和幻想。
“人需要为着一种理想而生活着。”她使烟雾散漫在自己的面前，好像有着一种神秘的憧憬，增加着她的幻想。
“即使是日常生活上的很琐细的小事，也应该有理想。”还是她自己继续说下去。
声韵往往是默笑着。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最小的理想吧。”我在这种时候，往往喜欢斜躺在租来的长沙发上，享受这片刻的悠闲。
“我提议，我们到重庆以后，要开一座文艺咖啡室，你们赞成吧。”她瞪大着眼睛，挺着胸，吹散了面前的烟雾。
“唔。”声韵微笑着，而且点着头，表示她赞成，“你做老板，我当伙计，好吧！”
三个都笑了起来。但是萧红突然一本正经地说：
“这是正经事，不是说玩笑。作家生活太苦，需要有调剂。我们的文艺咖啡一定要有最漂亮、最舒适的设备，比方说：灯光、壁饰、坐位、台布、桌子上的摆设、使用的器皿等等。而且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具有美的标准的。而且我们要选择最好的音乐，使客人得到休息。哦，总之，这个地方是可以使作家感觉到最能休息的地方。”她说完这个设想之后，满满地吸了一口烟，又把它远远地喷了出去。
于是我们三个都沉默在这个美丽的计划中了。我们想到：必须布置一间精美的起坐室，这里面要搜集世界的文学名著，以备作家的浏览，要在壁间悬挂世界的名画……等等。
“这不会成为一间世外的桃源了吗？”
“可以这样说。”萧红肯定地回答，“要知道桃源不必一定和现实隔离开来，正如同现实主义，并不离弃浪漫主义，现实和理想需要互相作用的……”
“哟！理论家又来了！”声韵笑起来。
“你们看见有一天报纸的副刊上登过一篇文章吗，题目叫《灵魂之所在咖啡室》，说在马德里有一家《太阳报》，报馆里有一间美丽的咖啡室，专门供接待宾客及同事之用的，四壁都是壁画，上面画了五十九位欧洲古今的名人，有王侯，有文学家，有科学家和艺术家。而每一个人物都能表现出他自身的个性和精神。这些生动的壁画，可以使它的顾客沉缅于这万世不朽的，人类文化所寄托的境界，顿起追崇向上之心。你们看，我们的灵魂难道不需有这样一个美丽的所在吗？”萧红说得兴奋了，脸颊涂上了两片红云，微微引起了一点呛咳。那兴奋的样子，完全有如那座灵魂之所在咖啡室已经摆设在目前了。但是她显然有点疲倦了，让整个身子陷入沙发座位中，把视线射向天花板，也不吸烟，尽让那卷烟夹在手中，袅袅地升上一缕青灰的雾线。
休息了片刻，她没有改动她的姿势，轻声地继续说：
“中国作家的生活是世界上第一等苦闷的，而来为作家调剂一下这苦闷的，还得我们自己动手才成啊！”
“我完全赞同，好，我们现在到‘美的’去安顿一下我们的兴奋的灵魂吧。”我提议。
“不，现在很累，还想在这里休息一下。”她们两个几乎同时说着。似乎为这美丽的计划倦着了。
船票终于买到了，在她们上船前，我们又谈起了“文艺咖啡”的事，萧红蛮有兴致地说，她们两个负责去筹备，一定要实现的。可是，声韵却在半路上病在宜昌的医院里，隔了两个月又迁到万县乡间去休养。萧红虽在重庆，却不大看见了，但每次看到的时候，却仍还絮絮地提起这件兴味浓厚的文艺咖啡的事情。而这事情的终成泡影，主要的还是文人没有资本，而商人之投资，大抵都有它一定的去向，却并没有投资到为诗人安顿灵魂的处所。不过，在我们谈起这件事的时候，仍然是兴味多于惋惜的。……
不久她和T君一同去了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萧红病死香港，她的才能没有能充分的发挥，她的理想更没有得到实现；一颗诗人的灵魂，一颗崇高而纯洁的心，由于离乱的时代和艰苦的环境，被埋没了。自然，一个人的伟大的地方值得人颂扬，而一片平凡的生活，同样值得人的回忆和追念。
一九四二年
原载《最后的旗帜》，重庆当今出版社，1943年
节选自季红真编选《萧萧落红》，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