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社会科学袁宝华文集第九卷:永远的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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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 回忆刘彬同志

(2000年11月7日)

刘彬同志是原冶金部的副部长,在“文革”中的1967年含冤逝世,至今已30多年了。回想当年和他一起工作的情景,在我的脑海里仍记忆犹新。刘彬同志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他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怀着对党和人民的一片赤诚之心,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刘彬同志经验丰富、思维敏捷、待人热情

我于1946年3月认识刘彬同志。当时我从通辽随新四军三师到了扶余县。为了保卫长春,开辟战场,东北局决定成立吉江省委。吉江省委在长春以北,下辖十来个县,一部分县属于吉林,一部分县属于黑龙江。前郭旗属于吉林,扶余属于黑龙江。吉江省委在前郭旗办公。刘震同志(刘震为原新四军三师副师长,黄克诚任师长,黄克诚同志调到西满军区任副司令,新四军三师师长由刘震担任,承担着保卫长春的任务)任吉江省委书记兼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刘彬同志任副书记兼宣传部部长,喻屏同志任组织部部长,郭峰同志任行署主任(郭峰同志是太行山回来的东北干部),我任吉江省委组织部干部科科长,干部科还有郎林(刘彬同志的夫人)和傅忱同志(郭峰同志的夫人),整个组织部就是喻屏和我们三人。1946年3月下旬在前郭旗召开吉江省委成立大会,刘彬同志主持会议,刘震同志做报告,郭峰同志讲了话。1946年5月,由于战局变化,我们的队伍从长春撤出来了,暂时放弃了长春。因此,保卫长春的使命就没有了,于是东北局决定撤销吉江省委。属于吉林这部分的县成立了辽吉三地委(辽吉省委在白城,省委书记是陶铸同志)。刘彬、郭峰同志留在新成立的三地委分别任书记、副书记,我做组织工作,喻屏同志调到辽吉四地委任书记。

1946年6月组织上派我到乾安工作。乾安县委书记张健和县长周时源都是老红军干部,我任副书记兼副县长。去乾安之前,刘彬同志专门找我谈了话。他跟我谈了如何做农民工作,并指出,东北刚解放,群众的思想比较复杂,到乾安后,要给群众看得见的利益。我到乾安以后,马上开始做发动群众的工作。经过半个多月的调查,我给地委写了一份调查报告——《乾安群运半月记》,是以张建和我的名义上报地委,报告是我写的。刘彬同志接到这份报告后,非常高兴,并做了批示,肯定了我们在乾安发动群众的工作,并登在当时的党刊上。没多久,刘彬同志就调到西满分局做宣传部的副部长,辽吉三地委书记由郭峰同志担任。

刘彬同志到西满分局工作以后,曾于1947年在《西满日报》上发表过一篇长篇文章,题目是《深入与贯彻》,讲的是如何深入开展群众运动问题。这篇文章对我们在基层做群众工作的干部很有启发。到基层锻炼,做群众工作非常重要。当时刘彬同志同意我离开地委机关到基层去工作,对我的成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刘彬同志作风严谨、扎实,决策果断

全国解放以后,中央派刘彬同志到重工业部钢铁局做局长。他对当时钢铁工业的恢复和整顿做出了很大贡献。

1953年春,我在莫斯科参加与苏联谈判时,刘彬同志给李富春同志写了一封信。信里讲,钢铁局就他一位局长,没有助手,他希望李富春同志能够同意给他配一位有力的助手。他提出让我或饶斌同志去协助他工作。他说,我认识饶斌和袁宝华同志,这两个同志哪个都可以,希望富春同志能够支持他。富春就把这封信给我看,问我的意见。因为当时和苏联的谈判快结束了,我们很快就要回国,回国后做什么工作,也应该考虑了。所以看过信之后,我表示同意到钢铁局去工作。我回国后,组织上马上就安排我到钢铁局做副局长,又给我配了秘书。刘彬同志给我详细介绍了钢铁局的情况。他鼓励我说,钢铁局这批干部基本上都是从解放区搞军工工作出来的,都有搞工业的经验,大家在一起工作,一定会把工作搞好。当时钢铁局需要对苏联援助项目里的钢铁方面的项目做准备工作。为此,刘彬同志要我和他一起到华北、东北主要的建设钢铁基地的地方考察了一遍。首先到包头,为了选择包头钢铁公司的厂址,在包头待了几天,最后提出现在的宋家壕的厂址。从包头出来就到宣化,我们一起下了龙烟铁矿的矿井,考察了宣化铁厂小高炉的情况,最后确定恢复宣化铁厂这批小高炉。他在龙烟认真地听取了贾亚夫同志的汇报,听了劳动模范马万水关于掘进队的情况汇报,并和马万水同志专门合了影,然后从宣化直接到东北去了。为建设北满钢厂(北满钢厂在齐齐哈尔),专门到本溪钢铁公司,抽调本溪钢铁公司的副经理吴力永同志和本溪钢铁公司特殊钢厂厂长林娜同志到北满钢厂做筹备工作。从本溪到吉林考察了吉林铁合金厂的厂址,最后到齐齐哈尔去,看了北满钢厂,选定了富拉尔基作为北满钢厂的厂址。

这一段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一直和刘彬同志在一起。从这段工作看起来,刘彬同志虽说肠胃不好,睡觉不好,身体比较虚弱,但他一直亲临前线,工作非常认真、扎实,听汇报时总要问个究竟,而且对工作的意见,他随时提出来,指导工作。

从1953年到1955年我们在一起工作了近两年。在钢铁局这段时间,刘彬同志的办公室和我的办公室在一个小院子里,他在北房,我在南房。除了出差之外,一天到晚在一起,他有事情随时到我的房间来,找我谈,有什么意见也来找我谈,关系比较密切,配合得也很好。虽然只有两年,这两年正是非常紧张的两年,如筹建包钢、武钢、吉林铁合金厂、女儿河铁合金厂等这些钢铁工业项目。1955年他到重工业部做部长助理,我到重工业部新成立的基本建设局做局长,我们两个都离开了钢铁局。

三、刘彬同志工作大胆,勇于开拓,敢于创新

1957年初,刘彬同志担任冶金工业部副部长,我做部长助理,在分工上,我协助他管生产。所以我们俩又到一块了。这一段正是三年“大跃进”期间,工作比较紧张。1957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1958年开始“大跃进”(1958—1960年),1960年6月份我调到国家经委。这一段我们在一起工作有三年多的时间。因为刘彬同志对工作比较放手,对同志比较信任,敢于放手让你工作,有什么意见他都随时提出来,所以和他一起工作既忙碌又愉快。这几年我们很少在机关,经常要跑出去搞调查。1958年北戴河会议期间,我们和王鹤寿同志一起参加北戴河会议。北戴河会议结束的时候,毛主席决定钢的产量翻番,即从1957年生产535万吨钢,到1958年要翻一番,钢产量要定到1070万吨,但毛主席感觉心里没底,专门召开了一次座谈会,刘彬和我都参加了,我们两个在会上都表示了积极的意见。毛主席还专门问他,说:“你原来在哪里工作,你的面貌好像很熟悉。”刘彬讲:“我原来在延安工作过,后来到苏北去工作,又到了东北。刘英是我的姐姐(张闻天的夫人)。”毛主席听了说:“呀!你们是一个‘窑’里烧出来的。”毛主席和刘英比较熟悉,他一说是刘英的弟弟,毛主席就说了这个话。这几年,虽说他的身体不好,但他的工作相当紧张,因为他是管生产的,正是“大跃进”期间,钢铁生产任务非常繁重。这三年他非常劳累,身体也不如过去了。他是满腔热情地想把钢铁生产搞上去,但是他感觉到我们走“小土群”(因为小土炉子是群众运动搞起来的,所以大家开玩笑说“小土群”)的路子有问题。他说:“我主张搞小洋群,要提高我们的生产技术,把小土群改造成小洋群。”他平常穿的衣服总是整整齐齐,他开玩笑说:“像我一样,虽说个子小,总是搞个小洋群比较好。”另外,在此期间,为了配合两弹一星的研制,他花了很大力气抓钢铁工业。他专门带了代表团到苏联去考察。回来后,他跟我讲了粉末冶金。他说,苏联人做的发汗壁(就是喷气式飞机和导弹的发汗壁),是粉末冶金。他拿了一块粉末冶金的发汗壁,说:“它看起来是一块钢铁,实际上里面有好多空隙。”他给我表演,他吸了一口烟,对着粉末冶金一吐,就从粉末冶金表面出来烟气,说明它有空隙。其他的,两弹一星所需要的钢铁工业方面的材料,有色金属方面的材料,化工、建材方面的材料,他都花了很大的力气。

刘彬同志到冶金工业部后主要负责钢铁和有色金属生产,所以在钢铁和有色新材料的技术开发上他做了很大的贡献。1960年6月我离开了冶金部,以后这些年,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可是我在国家经委还管冶金局的工作,还有一定的联系,只是不如过去那样密切了,可是老朋友的关系我们一直保持着。他的身体不好,较虚弱,工作比较繁忙,我曾一再提醒他,希望他能够注意身体。

四、刘彬同志在“文革”中遭迫害,含冤去世

“文化大革命”来了,刘彬同志是主要的斗争对象。因为他给刘少奇同志做过秘书,他又和张闻天是亲戚,所以在冶金部,除了吕东以外,他首先被批斗。学校的学生们批斗他时,因为他的身体比较瘦小,个子高的学生把他抓起来,再摔到地上,就这样把他抓起来摔下去。因此,他的身心都受到很大伤害,最后他实在受不了了,就给组织上写了一封信,自杀了。这封信表达了他对党的忠诚。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我们都非常震惊,也非常悲痛。一直到“文革”后期,我和他的夫人取得联系,知道了他去世的详细经过。打倒“四人帮”以后,他得到了平反。

刘彬同志受他姐姐的影响,走到革命道路上来,一生为革命。他自己经过艰苦的努力和奋斗,从一个知识分子进步成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他为人正派,工作认真、热情,追求真理,关心和爱护同志,对业务,特别是对技术认真钻研,他的这种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