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93年2月4日，袁宝华同志就当前行政性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等主持召开了厂长（经理）座谈会。会议认为，“翻牌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凭借手中权力，用行政手段收回企业的法人地位；制定一些不合理的经济政策；翻牌建公司后，不但没有精简机构，反而使机构膨胀问题更加严重。这些做法，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手段，不但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而且将会使14年来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厂长们认为，产生这些现象是有深刻原因的：决策者对市场经济规律缺乏了解，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搞市场经济，甚至存在着盲目攀比现象等。
经过分析讨论，厂长们建议：集团公司的成立要严格审查，对已经成立的行政性公司进行彻底整顿，对经过整顿仍无实际效益的“翻牌公司”要坚决撤销；要学习和借鉴一些好的集团公司的经验；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法单位，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对违背《企业法》和《条例》的行为，企业要敢于抵制。
1993年2月4日，由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同志主持召开了中企协第32次厂长（经理）座谈会。北京内燃机总厂党委书记李军、北京同仁堂制药厂原厂长孙璠、北京琉璃河水泥厂厂长魏汝亮、北京红狮涂料公司经理王成续、北京市光华木材厂副厂长孙新民、南德经济集团研究院副院长来永明等同志和《经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新闻社、《中华工商时报》、《经济参考报》及《中国企业报》等新闻单位的同志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当前不断涌现的行政性公司即“翻牌公司”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它所带来的危害、形成原因等进行了热烈讨论，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会议纪要如下：
所谓“翻牌公司”，是指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建立起来的一些经济主管部门，机构牌子一翻个儿，改为集团公司或总公司等经济实体，搞“拉郎配”式的“包办婚姻”，用行政命令的手段归并原来所属的企业作为其成员，甚至取消企业的法人资格，并截留国家下放给企业的权力和优惠政策。这样的集团公司，实质上是换汤不换药，主管部门的名称消失了，其实还在担负行政管理职能，还是大权在握，成为政企合一的新版本。这些“翻牌公司”的出现，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带来了一系列值得重视的问题。
第一，“翻牌公司”凭借手中权力，用行政手段收回企业的法人地位。随着“翻牌公司”的成立，其核心层企业的法人地位随之取消，变企业为车间、工段。厂长若有异议，便招来许多麻烦，致使厂长、书记等领导干部的主要精力都用于对付上面的“恶婆婆”，而生产、经营等管理方面受到很大影响。公司对不听话的厂长（经理）甚至采取强行免职、明升暗降等行政手段。如北京市汽车工业联合公司成立集团时，准备让北京内燃机总厂作为核心层企业之一，公司经理上任三个月就下文要收回北内的法人资格。厂领导认为不符合改革开放的精神，坚决抵制，告到北京市。市政府支持北内，使他们没有加入集团。虽然保住了法人资格，但得罪了总公司，从此以后，总公司就用放大镜看企业，这牵扯了企业领导的主要精力。厂长们说：“企业和上司打官司，赢一次，输一辈子。”又如，北京市药材公司成立同仁堂集团时，下属18个单位作为核心层企业全部被收回法人资格，集团是一级法人。但北京同仁堂制药厂认为不合理，要求保留法人资格，总公司不同意。谁思想不通就调谁到总公司，同仁堂制药厂厂长孙璠被调到集团公司做副总经理，并免去其厂长职务。
加入集团应该以自愿、互利为基础，实际上，这些行政性公司却是强迫下属企业加入集团，志愿书都是统一规格的。如北京市建筑材料集团总公司的志愿书是“我自愿加入建材集团……”让厂长签字，全局80多个厂都是如此，但自愿不加入不行，退出也不行。
有些企业虽然保住了法人地位，但都是迫于企业“财大气粗”的压力，是暂时的，最终还是要被取消法人资格的。如琉璃河水泥厂，实现利税占全局80多个企业总额的70%～80%，集团成立初，在紧密层。为了增强实力，公司决定让其进入核心层，并取消法人资格。厂领导坚决抵制，集团公司只好暂时保留其法人资格。
第二，总公司凭借手中权力，制定一些不合理的经济政策。如北京市汽车工业联合公司变成集团后，收了核心层企业的法人资格，将所属企业上缴利润的43%返还给企业，57%扣留用来建银行，企业用钱要从公司银行贷款，并要付利息。又如琉璃河水泥厂加入建材集团核心层后，按规定：（1）企业按销售收入提取的新产品开发基金采取先交后返的办法，按月全额上交集团总公司，按季返还企业70%，集团总公司留30%，用于集团的新产品开发；（2）企业按基本折旧基金的25%，每季度上交集团总公司财务资金部，用于集团的产品结构调整；（3）企业在成本中定额摊销总公司的管理费用。只前两项，企业每年就损失上百万元。所以，有些企业反映：过去是“局”时，揩企业的油；现在摇身一变成为集团公司，是在割企业的肉，抽企业的血。这些行政性公司不是为企业服务，而是变相向企业索取。
第三，翻牌建公司后，不但没有精简机构，反而使机构膨胀问题更加严重。如北京市汽车工业联合公司的前身北京市汽车工业总公司，1973年公司成立时只有80多人，现在有1000多人，处级干部就有100多人。公司的行政职务设有正局职、正局级、副局职、副局级、正处职、正处级、副处职、副处级……这种现象，使企业的办事效率越来越低，机关冗员状况越来越严重，没有真正达到改革的目的。
行政性公司存在的这些问题，使企业仍然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没有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能力，经济效益逐年下降，给社会和企业造成了严重危害，阻碍了改革的顺利进行。
危害之一：严重影响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工作效率的提高，使14年来的改革成果毁于一旦。现存的一些行政性公司，不考虑企业自身利益和企业领导人的意愿，强行将下属企业捏合在一起组成集团，并取消一些企业的法人资格，无论企业效益好坏都一视同仁，吃“大锅饭”。正如有些企业所反映的，“翻牌公司”和当年的人民公社如出一辙：“一大二公，一平二调，政企合一，杀富济贫。”结果是“吹哨下地，下地不干活；打钟吃饭，吃完饭睡觉”。助长了一些企业的依赖思想，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企业离“四自”的要求越来越远，距离市场越来越远，有忧患意识的人越来越少，严重影响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同时，行政性公司的成立，企业自主权的回收，降低了企业的工作效率。据反映，一个8000多人的企业，财务自主权只限在5万元以内，超过5万元，一律要经总公司批准。另外一个地处通县的化工行业的大型企业，加入集团后被取消法人资格，开户银行被转到市内，厂里用钱要跑到总公司审批后方能办理。为此，不仅财务部门人员增加，还要特意配备两辆小汽车来回跑。厂长们反映，这样的改革连14年前还不如！
危害之二：不利于政府职能的转换，仍然沿袭了计划经济模式下政府直接管理企业的手段。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之一是转换政府职能，放权、还权于企业，转换职能应从过去微观管理逐步向宏观管理过渡，从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过渡，从行政管理向资产管理过渡。而现在的“翻牌公司”，一方面继续行使行政管理的职能，另一方面却把原隶属企业特别是效益好的企业更直接地抓在手上，降其为第二法人。它们对国家是企业，对企业则是上级主管单位，一身二任。这种新的政企合一现象，企业形象地称之为“蝙蝠”——既是飞禽，又是走兽。它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把改革开放以来赋予企业的各种权力收回，使政府职能更加强化，窒息了企业的发展活力，阻碍了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过去是企业围着政府转，现在是企业围着公司转，没有改变传统模式，企业仍是政府机构的附属物，混淆了政府与企业的概念，扭曲了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违反了十四大精神及《企业法》、《条例》精神，剥夺了企业的正当权利。长此以往，非但不能搞活企业，反而使企业越来越死，与改革背道而驰。
危害之三：保护落后，扼杀先进，使一些优秀企业大伤元气，市场竞争力受到严重削弱。行政主管部门组建企业集团，强行把效益好的企业拉进去，不是为企业创造更好的条件和宽松的环境，而是杀富济贫，严重挫伤了企业积极性。如北京同仁堂制药集团公司规定，下属18个单位生产的产品，全部用同仁堂的商标。由于同仁堂历史悠久，在国际市场声誉一直很好，成立集团后，外商搞不清谁是真正的同仁堂，在订货方面很保守。而企业出口创汇每年必须递增4%以上，为了达到目标，企业不是根据国际市场情况，区域性发展出口产品，而是通过不同的出口公司大甩卖，造成整体出口市场混乱。同仁堂制药厂生产的牛黄清心丸，原来在香港市场和国外市场销路都很好，在香港一盒售价为75～80港币，现在由于多头出口，跌到50港币一盒，人们由于搞不清真假不敢买。同时，集团内部也开始让其他企业生产同仁堂的产品，在香港市场进行自我竞争，名牌产品的质量无法保证。假冒伪劣产品是集团自身产生的，同当初集团成立时美其名曰发挥集团整体优势、减少不合理竞争及内讧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使企业大伤元气。而一些经济效益较差的小企业，则可以靠在同仁堂这棵大树上坐享其成。正如有些厂长所说的：“龙尾巴上的虾也可以混上天。”
厂长们认为，形成这些现象是有深刻原因的：
原因之一：决策者对市场经济规律缺乏了解，用计划经济的思路搞市场经济，甚至存在着盲目攀比现象。他们并不明白，在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优势比规模更重要。“拉郎配”往往导致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难以带来预期的好处。用收权的办法搞统一供销，把企业的自主权收回去了，不让企业直接面向市场了，又怎么能发挥企业积极性、怎么能搞好市场经济呢？不在真正自愿的基础上、不经过科学的论证，用行政拍板的办法搞“翻牌公司”，将会受到市场的惩罚，由此造成的损失应当由谁承担呢？
原因之二：改革开放必将对现行利益格局进行调整。一些握有大权的行政职能部门不愿因精简机构、转换职能而失落，先行一步，强行捏合集团公司，置国家和企业的利益而不顾，置发展生产力而不顾，实际是以改革的面目出现，但却仍然沿用旧体制下的那套陈旧的行政管理办法，变本加厉地维护部门的利益和实惠。深受“翻牌公司”之苦的厂长们说：“改革倒退了14年。”
原因之三：政企不分、有法不依是产生“翻牌公司”的制度因素。作为经济运行主体的企业，在现行经济体制中处于非常软弱的地位。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对上级主管部门明显违背《企业法》的事，企业也有苦无处诉。“不听话”的厂长，企业效益再好，也可能受到明升暗降、撤销厂长职务之类的不公正待遇。“听话”标准优于生产力标准。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让企业从政府的附属物的地位中解放出来，成为市场活动的主体，从以政府为主导的计划经济过渡到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经济；而“翻牌公司”的实质却依然把企业捆绑在政府身上。政府部门既是改革的动力，又是改革的对象，要自觉地进行自我革命，否则将会阻碍改革的顺利进行。通过以上分析，“翻牌公司”现象应及时加以制止，走出误区，使领导们头脑更清醒，挽回形势，不要再做损害国家利益、压抑企业活力的事情。为此，厂长们建议：
首先，对集团公司的成立，要严格审查，采取积极措施，坚决刹住“翻牌公司”。对已经成立起来的行政性公司，进行彻底整顿，使其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实行政企分开，企业财务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经过整顿，要坚决撤销一些仍然走老路死不回头的行政性公司。
其次，要学习和借鉴一些好的集团公司的经验。组建企业集团应以质量高、效益好的企业为骨干，以名、优、新、特产品为龙头，打破行业、部门、地区的界限，实行政府协调指导和企业自愿相结合。如南德经济集团是法人联合体，总公司没有任何经营权，企业提出申请加入集团，要经专家委员会严格审查，合格后才允许加入，以保证产品质量。下属企业都用南德公司的商标。中国许多企业在独联体、东欧各国的信誉很差，假冒伪劣商品多，而南德经济集团信誉却很好。南德集团真正体现了“平等、自愿、互利”的原则。
第三，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执法单位，真正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将改革中的黑暗现象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厂长们认为，对政府部门违反《企业法》和《条例》的行为，如不追究责任，只靠舆论制止不了。
第四，对于以组建“翻牌公司”而违背《企业法》、《条例》的行为，企业要敢于抵制，不能俯首帖耳；对于《条例》赋予企业的14项经营自主权，要寸权必夺、寸步不让，敢于同违背“三个有利于”的言论与行为作坚决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