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年3月20日）
最近，就《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落实情况，我同体改委和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的同志去云南的昆明、大理、玉溪和四川的攀枝花市做了一些调研工作。调研期间，深深感到在小平同志去年南方谈话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不仅是沿海开放城市，就是处于少数民族众多、经济文化基础薄弱的边疆省份，信息交通较为闭塞的内地（三线）城市，也都迈出了较大的改革步伐。目前这些地方的领导同志较为一致的看法就是：用思想大解放带动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边疆早日形成。改革14年来云南经济发展较快。以前云南进省物资占70%左右，现在倒过来了，出省物资占70%以上，而且还有大批出省物资因运力紧张出不去。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1992年分地区工业经济效益综合指数，云南省的综合指数、资金利税率、净产值率三项指数都排在全国第一，劳动生产率仅次于上海列第二位，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利用优势，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使人们感到云南这几年经济搞得有声有色。
调研中，各地区及企业也反映了一些问题，应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第一，对地方支柱产业应采取更优惠的政策。地方经济的发展，很大程度依赖于当地支柱产业，要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首先就要考虑如何进一步把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搞好。比如云南省的烟草工业、攀枝花地区的钢铁工业等。但现在看，这些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遇到一些需要引起重视的问题。云南玉溪卷烟厂是云南最大的税利户，在全国也首屈一指，1992年人均上缴税利近100万元。但企业产品销售权只争取到一半、定价权仍是由工厂提出本厂产品的省外调拨价，然后向省烟草专卖局报批。对于像烟草这种特殊行业，其销售权、定价权能否交给企业确有很多复杂的因素需要研究，但省外销售，由于省公司和厂各执行各的定价，省外所得流通税利太多，玉烟一年流失20亿元左右。玉溪卷烟厂做过这样一个计算：如果能按《条例》的规定把“两权”交给企业，让企业依照国家专卖政策自行确定产品销售方向、销售价格、签订销售合同，年产品总数90%公开订货，其余10%作为临时调剂，玉溪卷烟厂上缴的税利可年递增5亿元，到1997年玉烟上缴的税利可由1991年的45亿元增至75亿元，还可保障国有资产年增值20%，使其设备一直追踪国际先进水平。这是于国家、于地方、于行业、于企业都有利的事。因此，像玉溪卷烟厂这样贡献十分突出的企业，是否应该给予更加优惠的政策，促其不断发展壮大，确实值得研究。
支柱产业面临的另一个问题是效益下降，职工队伍不够稳定。攀钢由于近年来原材料涨价幅度大，各种税费增加，企业负担加重，致使留利总额和利税总额之比不断下降。1980年攀钢实现利税为1.2亿元，1992年为4.6亿元，十年增加283%；而1980年实际留利为2569万元，1992年则降为2365万元，呈负增长趋势。不仅如此，由于地处山沟，交通不便，信息不灵，使不少人才经不住沿海开放地区的诱惑而出走，仅1992年攀钢就出走工程师以上的专业技术人员200多人，这无疑会影响到攀钢今后的发展。为尽快改变这种局面，攀钢呼吁国家要给攀西地区一些优惠政策，创造各种条件留住人才，稳定队伍。
第二，边疆地区一些资源工业成本高、包袱重的问题亟待引起重视。云南资源丰富，有色行业所属矿山企业就有五个，其中云南锡业公司为特大型企业，东川矿务局、易门矿务局为大型企业。但由于开采历史有的已逾百年，所以矿山产量不断下降。云锡50%产量靠购进或来料加工完成，其他几个铜矿也有20%～30%的金属量是购进的。不仅如此，由于长期政策性亏损，价格上不去，企业无力进行改造，设备简陋，退休职工包袱重，再加上由于深部开采成本增加，原材料、燃料、能源提价，使企业雪上加霜正逐步走入绝境。拥有18000名职工，年产1500吨铜的东川矿务局，去年只赚80万元，实难生存。不仅如此，据云南省预计，1993年按现有政策和价格，云锡将亏损3500万元，金属铜保留指令性计划7100吨，四个矿山共亏损将达1亿元。其中东川亏损5000万元，易门亏损3000万元，大姚亏损1690万元，牟定亏损678万元。为解决西南地区的资源综合开发问题，邹家华同志曾提出西南要做出规划，但国家有关部门一直没有实际动作。
为了解决资源产业的资金问题，促其摆脱困境，要从政策上给出路，以抢救这些企业：可考虑国家从1993年起在取消7100吨铜精矿的计划指标的基础上，“八五”期间继续执行“最高限价”政策和“保量限价”政策——从1989年起铜精矿指令价9870元/吨加价到最高限价14010元/吨，差价部分提40%用于完善矿山深部建设（约每年3000万元）；市场放开和“复关”后，矿山有色金属价格要求给予优惠保护价；对矿山技改与其他企业要区别对待，矿山因历史原因欠账过多，没有还贷能力（比如云锡老厂矿投资2.15亿元建成后，1992年年末本息还款1.43亿元，尚欠银行1.72亿元），等等。
第三，要进一步促进沿边城市的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沿边城市是内地或边疆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沿边城市开发的速度和质量，也会对沿海、沿江开放城市的发展起促进作用。但现在看，沿边城市的开发遇到很多困难。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毗邻缅甸和老挝，去年国内外游客已达120多万人。独特的自然资源和西南边陲城市的优势，已经引起国内外极大兴趣。但目前版纳州的基础设施极难适应沿边城市进一步开发与开放的需要。据州领导介绍，现面临的最大问题第一是交通：景洪大桥是景洪和东南亚的唯一通道，现属危桥，急需抢修，但尚未列入交通部重建计划，为适应需要拟扩建景洪机场为国际机场，云南省早已报国务院口岸办，至今未批复。第二是通讯：边疆地区通讯设备极其落后，联系十分困难，欲改造为程控和微波系统，但资金无着落。第三是资金：机场扩建、危桥重建都需要资金，本省、本地无力解决，因此，只能等待中央批准才能动工，通讯的程控、微波改造约需600万元，几项建设资金缺口过大。第四是人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培训任务繁重，州领导希望每年由国家培训50～100人。
第四，综合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城市存在的问题值得注意。80年代为了加快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扩大对外开放，国务院曾批准一批城市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城市。现在看来，这些城市的发展很不平衡，个别的还可能名存实亡。攀枝花市1987年被列为全国综合改革试点和对外开放城市，但是它所面临的矛盾似乎说明，它的综合改革及对外开放问题都没有解决。
一是体制未理顺。这是一个突出问题。在建设前期，国家采取特殊政策，建立攀枝花特区，列为国家综合项目，实行计划单列，统一领导，为资源开发注入了强大活力，使一期工程获得很高的投入产出效益，但在1971年“文革”中期取消了综合项目。特区解体导致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攀枝花资源的整体性、组合性、共生性要求综合开发，但与管理体制上的分割性、多部门、多元化又发生矛盾，上面分属冶金、有色、化工、机电、轻工、能源、地矿、铁道等部门，关卡很多，缺乏统筹，成为综合开发难以逾越的体制屏障。综合利用的科研攻关也因体制变化而难以为继。
二是政策不优惠。（1）国家对沿海及加工工业重点倾斜。攀枝花后续开发因缺乏必要投入而滞后。（2）价格双轨制。攀枝花70%以上产品按计划价调出，而所需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70%以上又按市场价进来。价差导致效益流失，每年10亿元，至1991年共损失80亿元。（3）地方财政上缴比重过大（占财政收入60%），递增率过高（年均递增率达3.5%）。
三是投资环境亟待改善。城市基础设施承载力弱。建设初期遗留下来的城市建设欠账达7亿元。攀钢二期、二滩电站等国家重点项目又未安排城市建设配套资金，内外交通、通信超负荷运转，形成瓶颈。铁路干线超负荷20%，公路超负荷10～20倍。
四是工农矛盾的困扰。由于建设初期征地补偿过低，带来的历史遗留的问题与新开发占地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已在多方面影响到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
以上这些问题，不是说必须给试点城市多少优越于非试点城市的政策，但应该对这些城市改革及对外开放的步骤、方式、举措予以指导和支持。当初各城市都是争这个试点，现在又都感到可有可无，那我们搞这些试点的目的、意义又是什么呢？确实值得研究。
第五，金融体制改革滞后现象明显。坐落在攀西地区的二滩电站是目前中国在建的最大水电站，在亚洲也是最大的，总装机容量超过300万千瓦，单机容量超过50万千瓦。资金除我国投资外部分利用世界银行贷款解决。总投资按现价算需112亿元。以往的水电建设都是工程局负责，电站建设完了交给电力局，因此水电的优势往往被火电所掩盖。现在在建设机制上有了很大改革：成立二滩电站公司和开发公司，负责管理、筹资及电厂运行。这样一个经国务院批准，通过国际招标而实施的项目，时常为资金贷款所困扰。据二滩电站反映，国内银行贷款利息太高，建行年息9%～10%，而且当年必须付息。这一点对于周期很长的电站建设来说是无能为力的。二滩电站把世界银行同国内的金融机构作了一下对比：世界银行贷款政策优惠，年率为7.75%，而且合同签订后只要付0.75%的承诺费即可，本息可以在电站发电后偿还。但它对贷款资金运用的检查十分严格，每年派专家来检查三次；而我国的银行正好相反，它只关心本息的回收，至于贷款如何用从不过问，不担任何责任。
像二滩电站所反映的我国目前金融体制问题，不是个别现象，企业界早有强烈反映：该宽不宽，该严不严，金融手段起不到搞活企业、推动管理、规范行为、提高效益的目的。世界银行在这方面做得比我们好，该严则严，该宽则宽，这种做法很值得我们在金融体制改革中研究与借鉴。
以上情况和意见供参考，如同意望转有关部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