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可以抵得上千军万马，这句话绝不夸张。外交场上的博弈，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通过外交手段往往可以解决兵戎相见这样的极端方式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外交博弈是一项充满智慧的较量，在这里比的不再是蛮力和暴力，而是智慧和技巧。
总理内外——李鸿章独撑晚清危局
李鸿章从镇压太平天国起家，一路青云直上，做到了晚清的总理大臣，可谓位极人臣，但同时他又生不逢时，处在风雨飘摇中的清朝末年，中国当时已积弱不堪，任人欺凌，在李鸿章手中签订了多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被世人斥为卖国贼。但换个角度来想其实李鸿章也只是一个替罪羊罢了，清廷的腐败让他无力扭转危难的局面，慈禧的专横又让他很难施展自己的抱负，他只是一个具体的操办者罢了，很大程度上是在给那个腐败的王朝背黑锅，而且李鸿章也积极开展洋务运动，为中国的近代化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大力倡导洋务运动
还在与太平军作战的时候，李鸿章就显露出他与清廷所有官员的不同之处：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国内的经济活动有极大的兴趣。最初的动机是他组建的淮军需要银两购买武器。当淮军在两岸布满太平军营垒的水道上成功地进行了大穿越进至上海，从而一举扫平了长江下游的太平军后，李鸿章利用上海富绅的银两引进洋人的机器设备，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近代军工企业：上海洋枪三局。李鸿章算过一笔账：一发英国的普通炮弹在市场上要卖到30两银子，一万发铜帽子弹要卖到19两银子。大清国凭什么要把白花花的银子给洋人？
创办近代企业需要的不仅仅是财力，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观念的更新。李鸿章曾写有一份描绘蒸汽动力运转的奏折，无异于100年前的一篇科普文章：
镟木、打眼、绞镙旋、铸弹诸机器，皆绾于汽炉，中盛水而下炽炭，水沸气满，开窍由铜喉达入气筒，筒中络一铁柱，随气升降俯仰，拔动铁轮，轮绾皮带，系绕轴心，彼此连缀，轮转则带旋，带旋则机动，仅资人力以发纵，不靠人力之运动。
在几乎没人知道世界上有蒸汽机的大清国里，头上是顶戴花翎、脑后依然拖着辫子的李鸿章，能够如此细致地观察蒸汽机的运转原理，这着实令人惊叹。
大清中叶以后，由于京杭大运河淤塞，朝廷南北货物的调运部分改为海路，李鸿章抓住时机，督办创立了“招商局轮船公司”。这是中国第一家民营轮船公司，它承揽了朝廷“官物”运输一半的运量，而其随后展开的客运业竟挤垮了英美合办的旗昌公司。
而当洋人要在中国开设电报业务的时候，大清国朝野上下无不惊慌失措，以为“电报之设，深入地下，横冲直撞，四通八达，地脉既绝……”李鸿章也不允许洋人从香港铺设来的海底电缆上岸。只是，时隔不久，由他支持铺设的中国第一条电报电缆线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间开通了。李鸿章能够完全不理会“地脉”，也能够完全不理会洋人，因为他知道电报业蕴藏着极高的军事和民用价值。之后，由大清国政府的银子作为投资、以营利为目的的电报公司成立。李鸿章称此举为“官督商办”，因为在中国创办拥有自主权的企业“事体重大，关系到国计民生，故需官为扶持并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
李鸿章深切意识到，列强的威胁来自海上。因此，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开始提出“海防论”，积极倡议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同治十三年（1874年），李鸿章在海防大筹议中上奏，系统提出拟定购铁甲舰，组建北、东、南三洋舰队的设想，并辅以沿海陆防，形成了中国近代海防战略。中法战争后，鉴于福建船政水师覆败，清政府决定“大治水师”，于光绪十一年（1885年）成立海军衙门，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李鸿章为会办。利用这个机会，北洋水师建设成军。
成军后的北洋海军，拥有舰艇25艘，官兵4 000千余人，在成军当时是亚洲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此同时，李鸿章加紧旅顺、大沽、威海等海军基地的建设，以加强海防。但是，清廷文恬武嬉，内耗众生，户部迭次以经费支绌为借口，要求停止添船购炮，自此，北洋海军的建设陷于停顿、倒退的困境。
对日本的愤恨
甲午战争结束以后，战败的清政府派李鸿章去日本进行停战谈判。在马关谈判过程中面对日方提出的苛刻条件，中方只有“允”和“不允”两种选择，丝毫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李鸿章为了尽可能为清政府挽回一点损失，一直磨到点灯时分，口干舌燥地要求再削减5 000千万两白银的赔款，实在达不到目的了，又说减少2 000万两也行，最后甚至满眼含泪向伊藤博文哀求，看在我这把老骨头的面子上，多少减一点儿，算送给我回国的路费吧。可以说他是忠实地执行了清廷的电旨：“争得一分有一分之益。”但日寇根本不为所动。日方更以中方代表能否安全回国相要挟，李氏父子只得无可奈何的在《马关条约》上签了字。
据说他在签字前的最后关头，曾经老泪纵横地对使团的美国顾问科士达说：“万一谈判不成，只有迁都陕西，和日本长期作战，日本必不能征服中国，中国可以抵抗到无尽期。日本最后必败求和。”
也正是因为签订《马关条约》的强烈刺激，李鸿章发誓“终身不履日地”。两年后他出使欧美各国回来，途经日本横滨，不愿登岸，当时需要换乘轮船，要用小船摆渡，他一看是日本船，就怎么也不肯上，最后没有办法，只好在两艘轮船之间架了一块木板，75岁高龄老人在忽忽悠悠的木板上，毅然决然地蹒跚着步子，慢慢腾腾地挪过去。实践了他不履日地的誓言，可见他对日寇的愤恨有多深。
辛丑谈判中的李鸿章
庚子之乱发生后，清廷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为此清廷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每当清政府把这个巨大的帝国带到毁灭的边缘，他们唯一必须启用的人就是李鸿章。
9月29日，李鸿章到达天津。他去了他曾经执政达20多年的直隶总督府，在满目疮痍的天津城中，总督府已是一片废墟。10月11日，李鸿章到达北京。外国联军宣布除了“两个小院落仍属于清国政府管辖”之外，整个京城由各国军队分区占领。那两个小院落一个是李鸿章居住的贤良寺，一个是参加与联军议和谈判的庆亲王的府邸。
11月初，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六项原则：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六项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原则”，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意识到自己根本无法结束大清国的厄运 。
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是由慈禧一手酿成，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八国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
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吏，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休止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
而因为“议和大纲”既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又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1901年1月15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清廷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
李鸿章吐血了。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李鸿章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各国的态度是：必须把赔款的数额定下来，必须亲眼看到惩办祸首。
关于惩办问题的谈判耗尽了李鸿章最后的气力，他无法接受皇亲们在菜市口被洋人斩首，最终还是顶住了联军要求对皇亲“正法”的压力。
1901年9月7日，代表清廷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
可以说李鸿章在政治外交上还是有一定能力的，可惜他背后的清廷太过于软弱，这使他虽心有不甘还是不得不对洋人妥协，极不情愿地去签订那些不平等条约，说他是卖国贼有点过了，他只是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为腐败的清政府背黑锅的“可怜人”，真是可怜又可叹！
据理力争——中国律师在东京扬威
东京审判是指1946年1月19日至1948年11月12日在日本东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首要战犯的国际审判。
这些发动战争的战争魔头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特别是侵华战争中犯下滔天大罪的战犯没有逃过应有的下场，这其中中国的梅汝律师和倪征燠律师和他们的同仁一起努力，经过不懈的抗争，为侵华罪魁最终受到应有的惩罚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为死难的同胞讨回了公道。
东京审判
1946年1月19日，远东盟军最高统帅部根据1945年12月16日—26日的莫斯科会议规定，发表了特别通告，设置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同时颁布了《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由中国、苏联、美国、英国、法国、荷兰、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菲律宾各1名法官组成，共11名；11国又各派检察官1人。澳大利亚法官韦布任庭长，美国律师基南任检察长。中国委派法学家梅汝为法官。由11国检察官组成的委员会于1946年4月29日向法庭提出起诉书。被告28人，除松冈洋右等3人已死亡或丧失行为能力外，实际受审25人。起诉书控告被告自1928年1月1日至1945年9月2日期间犯有破坏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审讯自1946年5月3日开始。1948年11月12日法庭宣布判处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松井石根、武藤章、木村兵太郎绞刑，木户幸一等16人判处无期徒刑，东乡茂德判处20年徒刑 ，重光葵判处7年徒刑 。
入场顺序之争
中国虽然是同盟国中受侵略最惨的战胜国之一，但审判长由澳大利亚韦伯法官担任，美、中、英、苏、加、法、新、荷、印、菲十国法官的座次问题，开庭前预演时就发生了争议。因为庭长韦伯宣布入场的顺序为美、英、中、苏、加、法、新、荷、印、 菲，把中国法官的座次排在英国之后。梅汝立即对这一安排提出强烈抗议：“如论个人之座位，我本不在意。但既然我们代表各自的国家，我认为法庭座次应该按日本投降时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列才最合理。
首先，今日系审判日本战犯，中国受日本侵害最强烈，且抗战时间最久、付出牺牲最大，因此，有八年浴血抗战历史的中国理应排在第二。
再者，没有日本的无条件投降，便没有今日的审判，按各受降国的签字顺序排座，实属顺理成章。”
接着，他愤然脱下象征着权力的黑色丝质法袍，拒绝“彩排”，他说：“今日预演已有许多记者和摄影师在场，一旦明日见报便是既成事实。既然我的建议在同仁中并无很大异议，我请求立即对我的建议进行表决。否则，我只有不参加预演，回国向政府辞职。”
由于他的据理力争，庭长当即召集法官们表决，结果入场顺序和法官座次按日本投降各受降国签字顺序安排。这次预演虽然推迟了半个多小时进行，但梅汝终于为我国争得了应有的位置，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
正义的控诉
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受害最深的国家，对日本侵华侵略犯罪的认定，是整个东京审判中的重头戏，证据极其重要。
为认定被告犯罪，中国检察团组织了伪满洲国皇帝溥仪等出庭作证，指认日本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其本人失去行动自由的事实。溥仪连续出庭八天，创造了远东法庭作证时间最长的纪录。对于日军在“七·七”事变中开的第一枪，中方提供了宛平县长等重要证人的证言。南京大屠杀受害者梁廷芳、伍长德以及国际人士贝德士、马吉的证言，揭露了大屠杀的暴行；由于战争时期日本政府隐瞒真相，一般民众根本不知道日军在南京的令人发指的兽行。证人的证言，引起了日本社会的极大震动。
驳斥板垣征四郎
对于号称要与中国人大战三百回合的坂垣征四郎，势单力薄的中国检察团从上海请来东吴大学毕业的英美法系专家倪征燠，倪征燠以首席顾问的身份火速增援，他们夜以继日地搜寻材料，在日本政府档案中发现了大量侵略证据。为了保密，他们用暗语指代战犯，如“板完”代表坂垣征四郎，“板完”是上海方言，意思是“板定完结”。
审讯板垣征四郎时，为他出庭辩护的律师和证人多达15人。他们准备了大量的材料。但这些材料空洞无物，像是为“九一八”时的所有日本军阀开脱，根本不能证明板垣征四郎个人无罪，很快即被我方驳倒，法庭也拒绝受理。
板垣征四郎任陆相时的次官山胁正隆，在为板垣征四郎作证时说了不少颂扬板垣征四郎的话，如说他是怎样整饬军队，如何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以结束战争等等。倪征燠当即诘问他：“你身为次官，所办之事想必都是陆相认可的了？”山胁正隆说是。倪证燠接着提出：“那么1939年2月，山胁正隆以次官名义签发的《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也是按照板垣征四郎的意旨承办的吧？”山胁正隆回答是。倪征燠指出：这个文件中列举了回国日军对亲友谈话的内容，如“作战军队，经侦察后，无一不犯杀人、强盗或强奸罪”；“我等有时将中国战俘排列成行，然后用机枪扫射之，以测验军火之效力”等等，均反映了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犯罪行的实况。日本陆军省怕这些谈话在群众中广泛传播，暴露其罪恶行径，才下达了《限制自支返日军人言论》的命令。这种举动的本身，不就说明板垣征四郎等所犯罪行是确凿无疑的吗？这样一来，山胁正隆的作证不仅没能为板垣征四郎开脱罪责，反而为我方提供了一个反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