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板垣征四郎自己提出了长达48页的书面证词。主要说的是伪满洲国是根据“民意”成立的；七七事变后，他任陆相时，始终主张撤军言和；日本政府与德、意两国商讨三国公约时，他是不主张同时对付英法两国的；张鼓峰事件发生后，他是竭力设法就地解决的等等。倪征燠根据日本外务省密档中的御前会议、内阁会议、互相（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会议等会议决议，关东军与陆军省的往来密电，关东军的动员令，以及已故日本政府元老的日记等重要材料，一连反诘他三天。面对大量的事实，板垣征四郎无以答对，也无法推卸。关于说他主张撤退在华日军一事，倪征燠问他，日军侵占广州、汉口，是不是在他任陆相以后，这是撤军还是进军？他难以解释，只好点头说是进军。对于德、意、日三国公约及张鼓峰事件，倪征燠根据西园寺园田的日记问他，是否因为这两件事，曾受到日本天皇的谴责？他耍赖说：“你们从哪里知道的？”倪征燠按照庭规催他作正面回答，他死不承认。
在反诘板垣征四郎时，一提到土肥原贤二，特别是提到他阴谋策动吴唐合作的罪行时，倪征燠就怒火满腔，恨不得指着板垣征四郎的鼻子痛斥他一顿。但碍于庭规，他没有纵情行事，只是指桑骂槐地斥责他说：“你派去搞吴唐合作的，是不是就是扶植溥仪称帝，勾结关东军，胁迫华北自治，煽动内蒙独立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在这一连串明指土肥原贤二，实则历数他的罪行的反诘下，惊慌失措，什么话也说不上来。最后，板垣征四郎也被判处死刑，和土肥原贤二一起走上了断头台。
针锋相对——万隆会议的短兵相接
万隆会议是1955年4月18日—24日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推动亚非各国民族独立的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由缅甸、锡兰（今斯里兰卡）、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基斯坦5国发起，邀请阿富汗、中国、柬埔寨、老挝、泰国、埃及、菲律宾、尼泊尔、伊朗、约旦、伊拉克、黎巴嫩、土耳其、也门、沙特阿拉伯、越南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苏丹、利比亚、利比里亚、黄金海岸（今加纳）、叙利亚、日本、南越等国家和地区参加。中国总理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会议广泛讨论了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保卫世界和平及与各国经济文化合作等问题。
利用分歧，美帝率先发难
万隆会议期间，某些原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国家利用一些国家制造纷争和矛盾，并对中国发出诋毁性言论，企图分裂会议。周恩来提出“求同存异”方针。在中国和大多数与会国努力下，会议一致通过了包括经济合作、文化合作、人权和自决、附属地人民问题和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宣言等部分的《亚非会议最后公报》，确定了指导国际关系的十项原则。
这十项原则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会议号召亚非各国团结一致、和平相处、友好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这一号召被称为万隆精神。
从18日下午至19日全天进行大会发言的环节，发言的共有22个国家的代表。大多数代表的发言在基本点上都是一致的。他们谴责殖民主义、种族主义，认为这些是世界不稳定的根源；希望在五项原则基础上加强和扩大亚非国家间的合作和团结；要求维护世界和平与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渴望发展民族经济和文化，消除饥馑和贫困。
由于与会国家在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方面存在着差异，加上历史遗留问题造成的某些国家之间的隔阂，彼此间存在分歧是难免的。美国利用这些分歧，在会前、会外多方活动，使会议很难不受干扰。有少数代表的发言就重复了尽人皆知的西方的反共观点，并把矛头指向中国。有的诬蔑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有的提出“亚非国家当前面临的问题不是反对殖民主义，而是反对共产主义”，并要与美国联合反对共产主义；有的指责中国进行“颠覆活动”，要中国代表团表明“对和平共处的诚意”。这些发言一度把会议气氛搞得相当紧张，引起普遍忧虑和不安。
求同存异，总理沉着应对
在这种形势下，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将在19日下午发言的消息，引起会议内外格外的关注和重视。周恩来决定把原来准备的一个系统阐明亚非形势和任务以及我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主要发言用书面形式散发，针对会议出现的情况，在大会上作补充发言。
周总理的发言被安排在下午全体会议接近结束之前。当时会场上座无虚席，包括苏联大使、美国大使、荷兰高级专员等许多国家外交官都来列席旁听。数以百计的记者也拥进会议厅，有的人甚至站在椅子上，等待着中国代表团的发言。周总理首先向与会各国表明：“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他深刻地论述了亚非国家间存在着广泛的求同基础，他说：“亚非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近代以来都曾经受过，并且现在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总理还就关于不同的思想意识和社会制度问题、关于有无宗教信仰自由问题、关于所谓颠覆活动问题，以确凿的事实和令人信服的论述回答两天来少数代表对中国的误解和指责，阐明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周总理真挚地表示欢迎所有到会的各国代表来中国参观。他最后热忱地呼吁：“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与会代表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周总理的发言。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等人指出这个发言是使会议走向成功的一个转折点。
周总理的发言不仅驱散了两天来在会议上空一度凝聚起来的阴云，而且及时地提出了“求同存异”方针，为下一阶段会议找到了一条绕开对立和争吵而继续进行的道路，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重要贡献。
“和平共处”成争论焦点
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在讨论世界和平与合作的问题时，政治委员会出现了两种对立观点：坚持和平中立的国家主张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避免结成任何军事联盟，提出以五项原则代替实力政策；参加西方军事联盟的国家则反对同共产主义国家共处，宣扬实力政策，它们把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等美化成“和平的支柱”，攻击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的语言。
两种观点截然对立、僵持不下，会议面临危机，在关键的时刻，周总理在4月23日上午的会议上作了长篇发言。他提出亚非国家讨论世界和平和合作问题，应该撇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国家制度，以要求和平合作为共同基础，这样我们就能够达成协议，组成保卫世界和平的强大力量。他举例说，有人说“和平共处”是共产党用的名词，那么可以换一个名词，可以采用联合国宪章中所用的“和平相处”。他说，如果有人反对五项原则的措词和数目，那么五项原则的写法可以修改，数目也可以增减，因为我们所寻求的是把我们的共同愿望肯定下来，让大家来遵守。随之他提出了一项由中国代表团草拟的把各国代表连日发言中都同意的共同点归纳成为七项原则的“和平宣言”草案，并且就每项原则都作了详尽的解释。周总理的发言引起了与会代表的极大注意。大家感到就和平共处问题达成协议已经有良好的基础。促进亚非团结、推动会议成功的种种努力，不只发生在会议厅内，许多代表团为着增进友谊和了解，积极进行接触，展开广泛的会外外交活动。其中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签署关于双重国籍问题条约以及周总理就台湾地区局势问题发表的声明，被认为是对推动会议进展有重要意义的两件大事。
华侨双重国籍问题是旧中国遗留下的一个问题。万隆会议上有的国家代表在发言中借此攻击中国，说中国有可能利用海外华侨的双重国籍进行颠覆活动。为此周总理在会议上正式声明：中国毫无颠覆邻国政府的意图，中国政府准备与有关国家的政府解决华侨的双重国籍问题。4月22日，中国和印尼两国政府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这不仅解决了两国之间一个久悬未决的问题，而且表明了中国的诚意，为中国同东南亚其他国家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范例。会议期间发生的轰动最大的事件，是周总理就台湾地区局势发表的重要声明。4月23日中午，中国、缅甸、锡兰、印度、印尼、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的代表团团长对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进行了会谈。
周总理在8国代表团团长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紧张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
周总理这一简短的声明，立刻震动了万隆，传遍世界，粉碎了美国想利用它一手造成的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来影响亚非会议的阴谋，向全世界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和平诚意，并导致了而后的中美大使级谈判。在万隆的各国代表团对周总理的声明几乎是一致地作出积极反应，认为它是“一篇非常好的声明”，“完全符合亚非会议的目的”。寻求亚非团结和求同存异的精神，终于使会议克服了分歧。4月24日晚上，万隆会议举行最后一次全体会议。在热烈的掌声中，与会国家一致通过会议决议，即《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会议充满着亚非世界团结胜利的喜悦。包括中国在内的19个国家的代表先后在闭幕式上发言，他们盛赞会议取得的重大成就，盛赞会议对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所作的重大贡献。大会主席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在闭幕词中集中表达了亚非国家的心声：“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需要实行容忍，彼此像友好的邻居一样在和平中一起生活。而这是人类赖以昌盛的唯一可靠的、真实的基础。愿我们在我们已经共同选择的道路上继续前进，并愿万隆会议成为指引亚洲和非洲的进步的灯塔。”
养虎为患——英法绥靖政策的初衷
绥靖政策也称姑息政策。一种对侵略不加抵制，姑息纵容，退让屈服，以牺牲别国为代价，同侵略者勾结和妥协的政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英法两国大力推行了这一损人而不利己的无耻政策。
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目的
英法推行绥靖政策的第一个目的就是避免战争，加快恢复一战和经济危机对社会造成的巨大损失。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即使是战胜国的英国，直接损失也高达120亿英镑，同时造成大量劳动力的丧失。1921年起，英国的失业人数以每年120万人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金融霸主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铁、钢的生产减少了一半，造船业减少88%，机器制造减产1/3，外贸额缩减了一半以上，失业者达工人总数的22%，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已是衰败不堪，日薄西山！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不得不从迫切的内政问题出发，致力于经济恢复工作。然而，这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军备力量的巩固。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因为统治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他必须让位，必须等待”；他们甚至觉得凭英国现有的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付任何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上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
可想而知，严重的经济困境对军事实力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英国所采取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调配，不仅没有使经济困境从“节约”中得到改变，甚至还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国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同时，它还造成了内阁的频繁交替。在张伯伦上台前的不到15年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的奇怪现象，这就很难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实行一种连续和坚定的政策。相反，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英国公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这无疑对以后希特勒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进而为绥靖政策埋下了祸根。
绥靖政策的第二个目的是顺应当时社会上反战求和的思潮。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人，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全国财政一片萧条。“可怕的战争大屠杀几乎影响到全国所有家庭”，它对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并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
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90%的人拒绝参战，反战求和思想深入人心。然而，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