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四益老弟在《文汇读书周报》上发表了一篇很精彩的杂文：《闻过则——》，劝说那些“大人物或自以为大人物的细人”，要学学子路这位孔门粗人，闻过则喜，勇于改错。虽然这种劝说未必会产生什么效果，但此文命意甚佳，我也想来凑几句热闹。
这些“细人”何以不能“闻过则喜”，反而常要“闻过则怒”呢，我以为是“大人物”的包袱背得太重，而传统思想又太多之故。按照中国的传统观念，凡大人物，是生下来就与众不同，而且是永远正确的。古谚云：“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虽然是一句宽容的话，但于无意间却透露出另一层内在的意思，即圣贤是不会有过的。所以凡立志要做圣贤或其他大人物的人，总要把自己装扮成“无过”之人，而事实上一个人又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不犯错误，于是就有许多讳饰，叫做“为尊者讳”、“为贤者讳”，这就要文过饰非，来把自己打扮得一贯正确，天生神圣，如果有人指出他们的缺点、错误，就要狡辩，并加以反扑。讳饰的极致，是鲁迅笔下的阿Q，他本来几乎是一个完人，但可惜头上有几处不知起于何时的癞疮疤，所以他讳说“癞”以及一切近于“赖”的音，后来推而广之，“光”也讳，“亮”也讳，再后来连“灯”“烛”都讳了。一犯讳，不问有心与无心，阿Q便全疤通红的发起怒来，估量了对手，口呐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阿Q虽是虚构人物，却是现实生活深刻的反映。但阿Q毕竟是弱者，所以发怒的结果，总是自己吃亏，而那些权力者就不同了。在“文革”期间，江青、张春桥为了掩盖他们在三十年代的丑史，连那段时期的报刊都成为禁区，有人违禁查阅，就说是整理他们的“黑材料”，有人略加议论，就定以“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之罪，还可以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为了掩盖这段历史，不知迫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现在虽然不大封“圣贤”了，也不再公开标榜是什么司令部的人，却代之以“大师”的封号，于是“文化大师”、“国学大师”、“艺术大师”、“科学大师”之类的桂冠满天飞。在各行各业中，堪称“大师”者，本来极少，现在“大师”泛滥成灾者，其实只是一种商业炒作，正如鲁迅在《“商定”文豪》中所说：“商家印好一种稿子后，倘那时封建得势，广告上就说作者是封建文豪，革命行时，便是革命文豪，于是封定了一批文豪们。别家的书也印出来了，另一种广告说那些作者并非真封建或真革命文豪，这边的才是真货色，于是又封定了一些文豪……”这种炒作，根子是在卖钱，被炒者只不过商家手中的一种商品而已，原无什么学术或文化上的意义，不幸有些人被捧得不知所以，当真以“大师”自居，就容不得别人提意见了。
即以陈四益文中所举的那位以“文化散文”名家的人为例罢，文坛学界围绕着他的争论可谓多矣，但归纳一下，无非是两条：一是指他“文革”时期参加过上海市委写作班，写过一些错误的文章；二是说他的“文化散文”中，颇多文史知识上的错误。这些都是事实，但也不是说不清楚之事。在特定历史时期做的错事，只要有所反省，提高了认识，别人是不会揪住不放的，但他却绝口否定既有的事实，有位一同写作过的人出来指证，他反而态度蛮横，指斥人家别有意图，这当然要激起公愤。其实，当事人都还健在，他们只是由于某种原因，不便发言或不愿发言而已，但他们并非是不能发言的，一旦开口，你何以自辩？至于文章中的资料错误，那是常有之事，即使是真的大师，也在所难免，只不过这位作者书中的错误太多了一些，但如能虚心接受意见，马上改正，也是一种进步，值得欢迎。可惜他百般狡辩，死不认错，甚至还倒打一耙，指责别人的指谬是出于嫉忌，甚至还把文化批评与盗版商人联系起来，似乎批评者是“文化盗贼”的同伙或帮凶，甚至把他们指为“文化杀手”，真不知从何说起？既然本人死不认错，难免要激起公愤，与之辩论的人自然就多了起来，甚至还出有专书来指谬，这对文化发展来说，其实也是好事。
这种在证据面前死不认错的行为，用上海话来说，叫做“硬撑”。为了“硬撑”，难免就要弄虚作假。不但做过的事可以抵赖，将有说成无，如写作班的事；而且没有的事也可以说成有，那又是无中生有。如他在回忆录中说自己在“文革”初期与造反派彻底对立，决定与外校联络，去寻找不赞成造反的伙伴，经人引见，找到了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某某同学，“他正在中文系组织一个会议反对造反”。这段回忆，使我大为惊讶，因为当时在复旦中文系的人都知道，这位某某同学，是复旦有名的老造反，是红革会的头头，后来还以造反派代表的资格进入校革命委员会，并当上了中文系革委会主任。他怎么可能组织会议来反对造反呢，岂非反对他自己？这难免使人怀疑回忆者“误忆”的原因，是由于该同学有些政治背景可供利用，所以要编造出这个情节来，以示亲近。但文人做到这个地步，实在是很可悲的了。
文学的生命在于真实，文人的态度贵乎真诚，艺术批评的真、善、美标准，也是把“真”字放在首位，一旦离开了“真”，其人其文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这本是文学的基本常识，有些人不是不懂，而是明知故犯。为什么他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大做其假呢？有人说是面子观念在作怪，这当然也有些道理。但是悠悠众口，难以封尽，假言一旦戳穿，不是更没有面子了吗？这也是很明白的道理，何以毫不考虑呢？其实，这里面还有更深层的原因：有所恃也。
中国是一个民主观念还不很发达的社会，易于进行造神运动。权力者为要造成对自己的个人崇拜，总喜欢弄虚作假，将错误推给别人，将功劳归于自己，用权力封住别人之口，而且居然会取得成效。林彪甚至进行总结性的概括，说是不讲假话不能成大事。在这种政治哲学的熏陶下，弄虚作假成风，也就不足为怪了。当然，文人没有权力，弄虚作假要难一些。但知名文人的地位和影响也是一种力量，可以起到某种压制的作用，他们要以“大师”自居者即为保持某种震慑之力也；再者，就是向当权者靠拢，借助权力的保护。这种做法，每每可以取得成效。他老是标榜某领导对他如何欣赏者，即此之故。
但真正的大师，是不向小百姓逞威风，也不向权力者送秋波的。比如章太炎，他能在光绪皇帝的治下，大骂其“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在袁世凯当政时，“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语），而对于学生晚辈，却和蔼若朋友然。这才是大师的风范，知识分子的榜样。可惜时下有些自以为“大师”者，却恰恰与之相反。
此外，还有许多缺乏理性思考的“粉丝”，也是支持造假的一种社会力量。他们对某些作家和明星的盲目崇拜，到了迷信的程度，明显的错误，也要维护，还要对指谬者大肆攻击。这不禁令人想起了“文革”期间的个人崇拜之风，以及所谓“三忠于”、“四无限”的狂热气氛。这种盲目崇拜的风气，恐非社会之幸，有社会责任感的文化人也不应追求和欣赏这种崇拜。
何时人们能学会尊重自我，能进行理性的思考，我们的社会也就进步了，一些“大人物或自以为是大人物的细人”们，也就没有造假的市场了。
——发表于2006年11月16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