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看回忆录，因为回忆录的写作不但富有感情，而且常有正史中所不录的第一手材料，对了解历史实况很有好处。但也有矫情之作，使人看了很倒胃口；更有无意的错记和有意的歪曲，就使人不得不处处小心辨识了。
近日翻阅剪报，翻出了去年《文汇报》上刊登的一篇徐开垒回忆王西彦的文章：《举头望明月》。细读之下，觉得有些地方颇为费解。如说：“我深感西彦同志是在‘文革’开始时就被‘四人帮’第一个抛了出来，他受苦最多……”此句就令人无法读懂。
是不是“第一个”抛了出来和被谁抛了出来，是不能靠“深感”来决定的，而应该根据历史事实。在上海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都知道，“文革”开始时，“四人帮”之一的王洪文，还在一家国棉纺织厂做保卫干部，离党中央副主席的位置还远着，所以那时还不可能形成“四人帮”。后来“四人帮”的另两个头目张春桥、姚文元，此时虽然已经进了中央“文革”小组，但上海的大权还不在他们手中。他们的掌控上海大权，是在1967年“一月革命”之后，而“文化大革命”的正式开始，是在1966年6月初。这时，上海还是原市委掌权，而抛出周予同、周谷城、李平心等“反动学术权威”，在全市进行批判，也就在这个时候。王西彦也是第一批被抛出来的，但并非“第一个”。
这是一段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作为过来人的作者，是不可能不明白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错误的“深感”呢？这就牵涉到回忆录的写作态度问题了。是面对历史真实来“讲真话”呢，还是从自身的利害关系出发，来掩盖某些有权者的错误？
中国的文人常常缺乏直面人生、写出实情的勇气，他们善于把一切错误都推到被打倒、被推翻了的人物身上，因为这些人已经没有权力，于是仿佛是一个垃圾筒，可以任意抛置脏物了。而对于继续掌权，或者已经东山再起的人，那就要“为贤者讳”了。有谁讲出实情，说不定还要追查你的动机问题。但这样一来，也就没有了真实的历史，也就无法切实地总结历史教训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固然做尽了坏事，但也并非所有坏事都是“四人帮”所为。把一切错事、坏事都推到“四人帮”头上，便当固然便当，有时也显得很义勇，但于总结历史经验并没有好处。徐开垒是《巴金传》的作者，我不知道他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讲真话”和呼吁建立“文革”博物馆的事，作何理解？
在同一篇文章中，徐开垒还写道：“曾有一在‘文革’中的极‘左’派，当过造反派头头，批斗知识分子，心狠手辣，凶恶如狼；在‘文革’结束后，人们还来不及算账，此人就遭意外灾害而死。西彦同志听到这消息，别人还没发表意见，他就禁不住吐出一句真言：‘恶人恶报！’快人快语，得到大家拍手叫好。”这位遭害者生前行事，是否真如徐开垒所说的那么坏，抑或也做了历史垃圾筒，我们姑且勿论，即使真是做过许多坏事的人，如果罹难而死，即使不肯给予人道主义的同情，至少不必拍手称快，这就叫做人文关怀。听到此人遇害的消息之后，高兴得“吐出真言”，而周围的人竟也拍手叫好，则是连一点人文精神都没有了。我不知道这是由于他们受“食肉寝皮”之类的旧思想影响太深，还是在阶级斗争环境中浸润太久之故。
文人为文，总还要有点正义感才是。
——发表于2003年7月16日《东方早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