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在上海左翼文学界发生了两个口号之争，提倡“国防文学”口号的周扬一派，与主张“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的鲁迅一派，进行过激烈的论争。这场论争，对中国现代文学影响深远。不但埋下了许多人事纠纷，而且这论争本身，也反反复复，高潮迭起。延安时期，曾以革命阵营内部争论为由，加以抚平；到得“文化革命”初期，却以阶级路线问题，对“国防文学”口号痛加批判；“文革”结束之后，又因对“文革”的彻底否定，而推翻前案，重评两个口号之争，对“国防文学”口号作出充分的肯定。
但是，无论是支持哪一个口号的论争者，其着眼点大抵放在政治路线上，因此，政治上一有反复，是非标准也就有所不同，而人们却往往忽略了另一个重要问题：这是一场“文学”口号的论争。这场论争，虽然各有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背景，但是，其中还有着文学观念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于文学界也许来得更加重要。
其实，在鲁迅的文章里，就曾指出了论争双方在文学观念上的不同。他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中说：“我以为应当说：作家在‘抗日’的旗帜，或者在‘国防’的旗帜之下联合起来；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因为有些作者不写‘国防为主题’的作品，仍可从各方面来参加抗日的联合战线；即使他像我一样没有加入‘文艺家协会’，也未必就是汉奸。‘国防文学’不能包括一切文学，因为在‘国防文学’与‘汉奸文学’之外，确有既非前者也非后者的文学，除非他们有本领也证明了《红楼梦》，《子夜》，《阿Q正传》是‘国防文学’或‘汉奸文学’。”这就是说，一方是要求将一切文艺创作都容纳在当前的政治中心——“国防”之中，另一方只是要求作家在大敌当前之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态度——主张“抗日”，但在创作上则不必大家都来写“国防”这个“最中心之主题”，而应该有广泛的自由天地。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学观念。
而这两种文学观念的分歧，也不是从两个口号的论争才开始，早在1928年的“革命文学”论争中就已显露出来了。鲁迅是坚持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文学主张，要求作家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写出生活的实情，以启发国民的觉醒；而创造社和太阳社则从日本转贩来一种“普罗”文学理论，要求描写经过普罗意识过虑过的现实，提出所谓“超时代”的主张。一方要求正视现实，揭露黑暗；另一方则更看重阶级意识，甚至提出要做普罗意识的留声机器；一方认为作家只能描写自己所熟悉的生活，另一方则强调普罗作家要去表现工农革命斗争的题材。分歧是明显的，论争也就必不可避免。所以创、太二社的“革命文学家”认为鲁迅阻挡了革命文学的发展道路，说他属于李伯元时代的作家，甚至认为他是二重的反革命，非要将他“打包”踢开去不可；而鲁迅则嘲笑他们“畏惧黑暗，掩藏黑暗”，“不敢正视社会现实，变成婆婆妈妈，欢迎喜鹊，憎恶枭鸣，只捡一点吉祥之兆来陶醉自己，于是就算是超出了时代。”
“革命文学”论争的结束，以鲁迅为盟主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立，并非创、太二社在文学观念上有明确的转变，而是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的干预。领导人之所以要求“革命文学家”停止围剿，团结鲁迅，尊重鲁迅，也并非出于对鲁迅文学观念的认同，而是出于政治斗争的考虑，需要借重鲁迅的社会影响，来发展左翼文化运动，来扩大自己的政治力量。创、太二社有些“革命文学家”，未必服膺鲁迅的思想，只是出于一种组织观念，表示对上级的服从罢了。但服从并不等于“服帖”，所以在整个左联期间，对鲁迅的攻击就不曾停止过，即此之故也。鲁迅也多次明确地表示出对于他们的不同意见。
就创作问题上说，《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是有代表性的意见。当时的青年作家沙汀和艾芜正在学习写作短篇小说，“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小资产阶级的青年，把那些在现时代所显现和潜伏的一般弱点，用讽刺的艺术手腕表示出来；一个是专就其熟悉的下层人物——在现时代大潮流冲击圈外的下层人物，把那些在生活重压下强烈求生的欲望的朦胧反抗的冲动刻画在创作里面”，但这与当时的普罗文学要求有着距离，所以他们“初则迟疑，继则提起笔又犹豫起来了”，于是写信向鲁迅求教：“不知这样内容的作品，究竟对现时代，有没有配说得上有贡献的意义？”鲁迅在复信中肯定地回答道：“如果是战斗的无产者，只要所写的是可以成为艺术品的东西，那就无论他所描写的是什么事情，所使用的是什么材料，对于现代以及将来一定是有贡献意义的。”“总之，我的意见是：现在能写什么，就写什么，不必趋时，自然更不必硬造一个突变式的革命英雄，自称‘革命文学’；但也不可苟安于这一点，没有改革，以致沉没了自己——也就是消灭了对于时代的助力和贡献。”鲁迅的说法，当然是有所指的，他的意见显然与当时流行的“革命文学”理论不一致。但鲁迅从文学创作本身的规律出发，却一再坚持这种观点，在许多杂文和书信中多有表述。如《叶紫作〈丰收〉序》，如1934年10月9日致萧军信，等。
两个口号的论争，就文学观念上说，是1928年以来“革命文学”论争的延续，同时也开启了日后创作路线上的分歧。延安时期文艺政策的制订，就与这个“革命文学”传统有关，日后在具体实践中提出了“写中心，画中心，演中心”的号召，也就是“国防文学”论者提出要写“最中心之主题”说之发展。当然，延安文艺讲话还有更重要的理论来源。其中所说，党的文艺工作“是要服从党在一定革命时期内所规定的革命任务的”，党的文艺工作是整个革命事业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提法，就来自列宁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但作为本国革命文艺运动的总结来看，也不能说与以前的革命文学理论无关。应该说，它们在文学观念、文学路线上，还是一脉相承的。
明乎此，也就不难解释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奇怪现象：为什么犯政治路线错误的“国防文学”派作家，后来都得到了重用，占据了文艺界的领导地位；而代表正确政治路线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派作家，则一个个被打成“反党分子”、“反革命分子”或“右派分子”？这就是因为在政治路线之外，还有一条文学路线的问题。政治路线虽然高于文学路线，但在大局已定之后，犯政治路线错误的人都纷纷重新站队，这些人是可以任用的；而文学观念不同的人，却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对抗到底，成为贯彻某种文学路线的绊脚石，那就非搬开去不可了。
——发表于2012年8月7日澳华文学网
重新审视王实味案件
王实味原来是个作家，1926年还在北京大学读书时，就开始小说创作；1929年到上海，又从事文学名著的翻译，都做出了不少成绩。但在1937年到延安之后，却进入马列学院编译室，专事马列原著的翻译工作，几乎与文学界隔绝了；1941年马列学院易名为中央研究院，王实味分配到中国文艺研究室，做特别研究员。不知是否与新工作单位的性质有关，这一年，他写了一篇文艺论文：《文艺民族形式问题的旧错误与新偏向》，次年，又在整风运动的推动下，发表了两篇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这可以说是“破门而出”吧。
但这几篇文章，特别是后两篇杂文，再加上他在中央研究院整风动员大会上对中宣部长李维汉发言的批评，却给他带来弥天大祸。先是批判他的文章和发言的观点，说他攻击共产党、攻击共产党领导下的边区，接着给他戴上“托派（托洛茨基派）分子”和国民党间细的帽子，于是被逮捕关押起来，最后是1947年随军撤离延安之后，在山西兴县被秘密处死，而且是用刀残酷地砍死，并丢入枯井中掩尸。于是，王实味一直作为反面人物，挂在领导人的口中，定格在文化人的心中。
直到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才提到日程上来。但为王实味平反之事，却特别艰难。虽有王实味妻儿的一再奔走催促，虽有当年斗争王实味的关系人李维汉、温济泽的努力推动，但还是阻力重重。直到1991年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才正式发出《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说是“一九四六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王实味的具体案子，大概也就此结束。虽然家属还有为王实味恢复党籍的要求，看来是不会考虑的了。但我以为，人死多年，不能复活，恢复不恢复党籍，其实并无多大意思。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从王实味案件中引出教训，因为这是共产党领导地区知识分子的第一件大冤案，后来的许多冤案，都与此如出一辙。这个案子因为有康生插手，所以人们就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康生的头上。康生的确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当时那种义愤填膺、无限上纲的围攻场面，却是众多积极分子共同造成的，这难道不值得深思吗？
事情已经过去七十年，我们不可能恢复原始场景。但从温济泽发表在1942年6月28、 29日《解放日报》上的《斗争日记》中，还可以看出当时的一些气氛。
首先，我们看到，除了这几篇贾祸的文章之外，斗争的积极分子们还揭出了许多可以置王实味于死地的材料——这些人，大抵是王实味的朋友，平时比较接近，否则，他们也听不到这些“私房话”。《斗争日记》6月1日记载：“到现在，他还常向别人说：‘斯大林人性不可爱’：‘拉狄克是一个可爱的人’；‘中国大革命的失败，共产国际应负责’；‘苏联对于季诺维也夫叛国案的审判是可怀疑的’；‘托派理论有些地方是正确的’等等。他对党和目前整风运动的认识也是根本错误的：他污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有一部分人已经腐化了；他说整风运动就是‘毛主席团结正派人，反对不正派人’，他说‘在本院民主的问题上，罗迈同志和范文澜同志是两派’他用‘硬骨头’这个名称企图去拉拢一部分同志，又用‘软骨头’等辱骂的言辞去打击另一部分同志。”经过历史的检验，这些言论除了有些过于天真之外，大部分都能站得住。但在当时看来，却被认为是大逆不道的，因为它与主流理论不合。而知识分子的特点，就在于独立思考，绝不盲从，否则，思想就不能发展了。可惜此次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后来强调“舆论一律”，经常以言定罪，都是此种办案方法的流衍。
其次是斗争方法上的人海战术，以势压人。《斗争日记》6月8日记载：“从早晨七点钟起，就不断地像潮水一样地涌来了一千多个旁听者，他们来自七十几个机关（学校在内）。”思想理论问题的座谈会，本是深入商讨的工作，动员那么多人来参加会议，显然是以势压人，而不是说理辩论。这一点，连与会者自己也觉得好笑。《斗争日记》接着说：“大家围着主席台，坐在操场（临时的会场）上。当主席团宣布‘座谈会继续开始’的时候，同志们不禁好笑起来——从来没见过这样盛大的座谈会！”可见这种架势当时还是初试，所以与会者会还有这种看法，到得后来，历次运动中，都习惯于用这种人海战术，大家也就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还有一点，《斗争日记》中没有明说，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当讨论变为斗争的时候，原来与王实味有相同观点的人，也都纷纷反戈，与他划清界限。丁玲、艾青都发表过与王实味观点相似的文章，现在却都站出来批判他了，而且还要特别讲得狠毒一些。《斗争日记》6月9日记：“艾青同志说：王实味的文章充满阴气，当我读它的时候，就像是走进城隍庙一样。王实味的文章是卑下的……他把延安描写成一团黑暗，他把政治家与艺术家、老干部与新干部对立起来，挑拨他们之间的关系，这种立场是反动的，这种手段是毒辣的。这样的‘人’，实在够不上‘人’这个称号，更不应该称他为‘同志’！”6月11日记道：“第一个发言的是丁玲同志，她驳斥了托派分子王实味对延安文艺界的侮辱。最后，她对《三八节有感》作了一番自我批评。”显然，他们都想以王实味为垫脚石，来救出自己。但是，他们都逃过了初一，却逃不过十五，到得1957年，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而且，新账老账一起算，在延安写的文章也被拿出来“再批判”。
鲁迅曾慨叹道：“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这个与那个》）现在则不但见败兆而逃亡，而且还要反戈一击，置人于死命。这也不是中国的人心特别的坏，而是由于制度造成的。它不允许辩论，不允许说理，只允许服从，只允许鼓噪，于是就造成了见风转舵作风。6月9日《斗争日记》中还有这样的记载：“有一个同志的发言，引起剧烈的争论。在他的发言中说：王实味在思想上是托派，这已经肯定了，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地说他在组织上有什么问题。这种意见受到六七个同志的反驳，大家认为：王实味的错误，绝不只是思想上政治上的问题，而且也是组织上的问题——王实味错误的严重性，大家已经有了一致的明确认识。”这就是不允许提不同意见的例子。应该说，这个同志的发言是有道理的。因为在思想上有没有托派观点的问题，你可以经过分析得出结论，但是组织上是否参加托派的问题，则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却不是“大家已经有了一致的明确认识”所能论定的。但是这种合理的意见，却遭到了六七个人的反驳，而且被压下去了，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
在批判王实味的会议上，也出现了一个异数，这就是萧军，只有他敢于出来打抱不平。有一次，萧军被动员到中央研究院的大礼堂去参加批判王实味的辩论会，只见几百个人围着王实味，七嘴八舌乱嚷嚷，不让他辩解，他一说话就被大家打断。萧军实在看不过去，忍不住说：“大家安静点好不好，他说什么一点也听不清，他的观点究竟是什么？你让他把话说完了再批判也不晚啊！你有理还怕他说话吗？”虽然他说的只是会场秩序问题，并不涉及具体观点，但接着他本人就遭到围攻。萧军是敢于顶住这种歪风邪气的人，他舌战群儒，决不退让，但从此也就成为延安的问题人物。这件事，温济泽的《斗争日记》中没有记载，大概是考虑到对斗争不利罢。
李维汉和温济泽在经过“反右”和“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的磨炼之后，思想上有所觉悟，所以晚年努力要为王实味平反。这是一大进步。但是，对于当时那种斗争方法，不知是否也有深切的认识和反省？
——发表于2012年8月7日澳华文学网
《野百合花》中所透露的信息
要谈王实味案件，不能绕开他那两篇惹祸的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
那么，他在这两篇文章中，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我们先看看《野百合花》。
《野百合花》一开始是借着怀念被亲伯父告发，而惨死在敌人屠刀之下的李芬烈士，反衬出延安气氛的不正常：“在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升平气象中，提到这样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谐，但当前的现实——请闭上眼睛想一想罢，每一分钟都有我们亲爱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与这气象也不太和谐！”这一对比，相当刺激神经，但在全文，却只是一个起兴。本文所着重批判的，则是延安的等级制度，即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作者借两个青年女同志的口说道：“……动不动就说人家小资产阶级平均主义；其实，他自己倒真有点特殊主义。事事都只顾自己特殊化，对下面同志，身体好也罢，坏也罢，病也罢，死也罢，差不多漠不关心！”“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来叫人难过。其实，害病，倒并不希望那类人来看你。他只能给你添难受。他的声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觉他对你有什么关怀、爱护。”……这种议论，在当时的延安，大概是相当普遍，也受到了批评。文中就记载了一位“中年朋友”的意见，劝青年们要适应环境，不要发“牢骚”。但王实味并不同意那位“中年朋友”的知足常乐的人生哲学，认为这“不但不是‘对的’，而是有害的”。他支持青年们的意见，说：“青年是可贵，在于他们纯洁，敏感，热情，勇敢，他们充满着生命底新锐的力。别人没有感觉的黑暗，他们先感觉；别人没有看到的肮脏，他们先看到；别人不愿说不敢说的话，他们大胆地说。因此，他们意见多一些，但不见得就是‘牢骚’；他们的话或许说得不够四平八稳，但不见得就是‘叫嚷’。我们应该从这些所谓‘牢骚’、‘叫嚷’和‘不安’的现象里，去探求那产生这些现象的问题底本质，合理地……清除这些现象的根源。”那么，产生这些不合理现象的根源在哪里呢？作者认为是等级制度。但这问题，是有争论的。“一种人说：我们延安并没有等级制度；这不合事实，因为它实际存在着。另一种人说：是的，我们有等级制度，但它是合理的。这就须要大家用脑子想一想。”王实味用脑子思考的结果是：“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这篇杂文，分两次连载在延安《解放日报》1942年3月13日和23日的副刊上，可见编者对它的重视，也可见它反映了相当普遍的、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但正因为它反映了延安知识青年的普遍情绪，所以也引起了高层的注意。
《野百合花》中所反映出来的知识青年的情绪，到底属于什么性质？王实味在该文的最后一段中说：“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作用’吧？听候批判。”可见当时的主流观点，是把它当作“小资产阶级思想”看待的，但王实味自己并不这样看，他的文章是同情和支持知识分子青年的看法的。由今观之，知识青年们所带到延安的，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思想，他们对延安的不满，其实是对于封建等级制度的不满。但是，当时的延安，是军人主政，他们觉得，这个边区是我们抛头颅洒鲜血得到的，岂能容尔等指手画脚？何其芳在《毛泽东之歌》里，就记载过了贺龙当时对写过“暴露黑暗”作品的人说的话：“我们在晋西北，是这样对军队讲的：‘你们在这里，有很重要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保卫党中央，保卫延安。’你们有些人却说延安有黑暗。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要‘班师回朝’了！”这就是说，你们再要“暴露黑暗”，我们就要动武了。
接着而来的，则是对于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延安的整风运动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次：在上层，是批判王明路线；在基层，是改造小资产阶级思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提出要分清无产阶级思想与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区别，朱德提出的要向无产阶级“投降”，都是针对此种情况而言。胡乔木与何其芳到重庆去向左翼文化界宣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将区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差别，说成是毛泽东对马列主义的重要贡献，可见党内对于这一问题的重视。但从此，也就拒绝了知识分子对于民主的诉求，而公开提出这些诉求的王实味，也就首当其冲，受到大张旗鼓地批判，并被载上了莫须有的政治帽子，而受到批斗和处决。
王实味事件，并不是在政治上平反就可了事。从这一事件中，我们还可以看到许多当时思想界的动向，和后来多次政治思想斗争的前史，值得史家们认真研究。
——发表于2012年8月7日澳华文学网
王实味文艺观的是和非
在写作《野百合花》的同时，王实味还写了一篇杂文式的文艺论文：《政治家·艺术家》，发表在1942年3月17日出版的延安文艺刊物《谷雨》第一卷第四期上。
那时，延安文艺座谈会尚未召开，“文艺从属于政治”的“结论”还未做出，但是，政治的强势已经笼罩着文艺界，歌德派已经成为主流力量，王实味虽然勇敢地在杂文中提出了民主的诉求，但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难免会感到一种威胁。他试图从理论上来阐释文艺家的社会责任，借以表明他的文章的合理性。
王实味认为，革命事业有两方面的任务：改造社会制度和改造人的灵魂。政治家的任务偏重于改造社会制度，艺术家是“灵魂底工程师”，他的任务偏重于改造人的灵魂（心、精神、思想、意识）。当然，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人灵魂中的肮脏黑暗，乃是社会制度底不合理所产生；在社会制度没有根本改造以前，人底灵魂底根本改造是不可能的。”因此，“社会制度改造过程，也就是人底灵魂底改造过程，前者为后者扩展领域，后者使前者加速完成。”所以，他认为：“政治家底工作与艺术家底工作是相辅相依的。”
但是，由于社会任务的不同，他们又形成了不同的特点：“政治家了解在革命进程中，自己阵营里也是人无完璧，事难尽美；他从大处着眼，要把握的是：历史车轮前进着，光明占优势。艺术家由于更热情更敏感，总是渴望着人更可爱，事更可喜；他从小处落墨，务求尽可能消除黑暗，藉使历史车轮以最大的速度前进。”“由于社会制度底实际改造者，政治家对事更看重；由于是灵魂底工程师，艺术家对人更求全。”
在这之后，王实味才谈到政治家的缺点。他说，政治家为着胜利地攻击敌人、联合友军、壮大自己，就要用手段和方法，善能纵横捭阖。“弱点也就从这里产生：在为革命事业而使用它们的时候，它们织成最美丽绚烂的‘革命底艺术’，但除非真正伟大的政治家，总不免多少要为自己的名誉、地位、利益也使用它们，使革命受到损害。在这里，我们要求猫的利爪只用来以捕耗子，不用来攫鸡雏。这里划着政治家与政客底分界线。对于那种无能捕耗子擅长攫鸡的猫，我们更须严防。”当然，他同时也说到艺术家的弱点：“主要是骄傲、偏狭、孤僻，不善于团结自己底队伍，甚至，互相轻藐，互相倾轧。”他要求“灵魂底工程师首先把自己底灵魂，改造成为纯洁光明。”
最后，他特别强调揭露黑暗、改造灵魂的重要性。他说：“革命阵营存在于旧中国，革命战士也是从旧中国产生出来，这已经使我们底灵魂不能免地要带着肮脏和黑暗。当前的革命性质，又决定我们除掉与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作同盟军以外，更必须携带其他更落后的阶级阶层一路走，并在一定程度内向它们让步，这就使我们要占染上更多的肮脏和黑暗。艺术家改造灵魂的工作，因而也就更重要、更艰苦、更迫切。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和黑暗，清洁他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揭破清洗工作不止是消极的，因为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有人以为革命艺术家只应‘枪口向外’，如揭露自己的弱点，便予敌人以攻击的间隙——这是短视的见解。我们底阵营今天已经壮大得不怕揭露自己的弱点，但它还是不够坚强巩固；正确地使用自我批评，正是使它坚强巩固的必要手段。”正是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他向艺术家发出“一种微弱的呼声”：“更好地肩负起改造灵魂的伟大任务罢，首先针对着我们自己和我们底阵营进行工作；特别在中国，人底灵魂改造对社会制度改造有更大的反作用，它不仅仅决定革命底成功底迅速，也关系革命事业底成败。”
读着王实味这篇文章，不由得使人想起鲁迅1927年底在暨南大学的一篇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鲁迅是怎样看待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呢？他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惟政治是要维持现状，自然和不安于现状的文艺处在不同的方向。……政治家最不喜欢人家反抗他的意见，最不喜欢人家要想，要开口。……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化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然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外国许多文学家，在本国站不住脚，相率亡命到别个国度去；这个方法，就是‘逃’。要是逃不掉，那就被杀掉，割掉他的头；割掉头那是最好的方法，既然不会开口，又不会想了。俄国许多文学家，受到这个结果，还有许多充军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去。”“但是，文艺家的话其实还是社会的话，他不过感觉灵敏，早感到早说出来……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心想杀掉他，社会就可平安。殊不知杀了文学家，社会还是要革命；俄国的文学家被杀掉的充军的不在少数，革命的火焰不是到处燃着吗？”待到革命成功之后，“这时，也许有感觉灵敏的文学家，又感到现状的不满意，又要出来开口。从前的文艺家的话，政治革命家原是赞同过；直到革命成功，政治家把从前所反对那些人用过的老法子重新采用起来，在文艺家仍不免于不满意，又非被排轧出去不可，或者是割掉他的头。割掉他的头，前面我讲过，那是顶好的法子咾，——从十九世纪到现在，世界文艺的趋势，大都如此。”
应该说，王实味的文章是说理的，意在为“揭露黑暗”的作品争取合法性。但两相比较起来，鲁迅对于文艺与政治，或者说文艺家与政治家关系的看法，要深刻得多，也符合实际得多，因为它是建筑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是历史经验的总结。王实味对政治家说了很多的好话，存在着太多的幻想，这虽然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有关，但也反映了他历史知识的局限和理论认识的深度不足。
但这时，政治家已经领导一切，两个月后，就公开提出了“文艺服从于政治”的口号，岂能容得文艺家和政治家各司职能的理论存在？所以这样一篇温和的文章，必然要受到最严厉的批判。而且还真应了鲁迅那句话，他的头也被割掉了。
呜呼，哀哉！
——发表于2012年8月7日澳华文学网
延安文艺界的两派
批判王实味文艺思想的代表作，是周扬的《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但对照着他所批判的《政治家·艺术家》本文来读，觉得有点对不上榫，像是科举时代的作答题，许多观点是硬套上去的。
因为当时给王实味所定的主要罪名是“托派分子”，所以要批王实味的文艺观，就需要将它与托洛茨基的文艺观联系起来，否则就有脱离政治之嫌。周扬说：托洛茨基“是无产阶级文学否定论之有名的倡导者。他的主张是：没有无产阶级文化，将来也决不会有，而且不应当有。他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内是一个一无所有的阶级，因此不可能创造自己的文化。而社会革命时代，阶级斗争又最剧烈，破坏要比建设占的地位多，无产阶级也还是谈不到建设新文化，无产阶级的专政是暂时的、过渡的；它之获取政权正是为要永远消灭阶级，为人类文化开辟道路，所以更不必创造什么无产阶级文化了”。但是，王实味的文章全篇谈的是政治家与艺术家的分工与互补，也谈到文艺要揭露黑暗、改造灵魂的社会使命，却并未涉及无产阶级文化的有无问题。周扬在“破题”之后，实在无法“承题”，于是笔锋一转，就转换话题了，说是“他在《政治家·艺术家》里很狡黠地捕捉了当前文艺上如下的几个问题：一、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二、文艺是反映阶级斗争，还是表现人性的问题；三、今天的文艺作品应写光明，抑应写黑暗的问题”。应该说，第一、三两个问题与王实味的文章是有关系的，但第二个问题又有点硬搭了。
为什么一位知名文艺理论家，写起文艺理论文章来，会这样七搭八搭地硬搭呢？看了下面这段话，我才恍然大悟。周扬说：“我早有一点意见想说的，一则自己也还在研究，二则又为整顿三风忙着，因循没有执笔。现在就在这一篇文章里一并说出，所以本文不但是批判王实味的，而且也是研究当前文艺上的具体问题的”。原来这篇文章是借着批判王实味的名义，来教训文艺上的反对派的。只是这些人当时还没有被打成敌对分子，批判起来还不能淋漓尽致，所以有些问题就要借批判王实味来做文章。因为他此时已被打倒，不允许撰文反驳，而别人也不便为他辩护。这正如鲁迅所说：“从指挥刀下骂出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革命文学》）
那么，周扬以王实味为明靶，实际上还要批判哪些人呢？这就是聚集在“文抗”（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中的一批作家：丁玲、萧军、艾青、罗烽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都是要揭露现实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以推动社会的发展。就在王实味发表《野百合花》前后，“文抗”的作家们纷纷发表针砭时弊的杂文，如丁玲的《三八节有感》、萧军的《论同志之“爱”与“耐”》、艾青的《了解作家，尊重作家》、罗烽的《还是杂文的时代》；丁玲还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后改名为《在医院中》），写一位医生与医院中的落后现象作斗争。
这些作品之所以会在同一时期出现，其实也是整风运动的产物，是作家们对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号召的响应。但当他们稍稍触及生活中所存在的问题时，就遭到了反击，其情形与日后在1957年所经历的整风——鸣放——反右的过程极其相似。而且，在1958年，还把这些在延安发表过的作品，拿出来“再批判”。鲁迅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可惜我们对历史往往缺乏深入的研究，否则，1957年也许会少一些人在“阳谋”中落网。
但延安时期的文艺斗争，不能完全用政治权谋来解释，这里还有文艺路线的分歧问题。
周扬晚年复出之后，在接受赵浩生访谈时曾说：“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是以我为首。一派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这两派本来在上海就有点闹宗派主义。大体上是这样：我们‘鲁艺’这一派人主张歌颂光明，虽然不能和工农兵结合，和他们打成一片，但还是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一派主张暴露黑暗。”应该说，这个概括是准确的，问题是谁是谁非。这牵涉到对于文艺使命的理解。
中国的文艺，从古以来，就分为歌颂和暴露两派。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颂诗，也有讽喻诗。鲁迅认为颂诗是拍马，他看重的是能反映民间疾苦的作品。所以他写小说，意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他提倡杂文，目的在于进行“文明批评与社会批评”。他认为，即使是革命成功之后，也不应该唱颂歌。他说：“革命成功以后，闲空了一点；有人恭维革命，有人颂扬革命，这已不是革命文学。他们恭维革命颂扬革命，就是颂扬有权力者，和革命有什么关系？”“世间那有满意现状的革命文学？除了吃麻醉药！”（《文艺与政治的歧途》）可见真正继承鲁迅文学传统的，是“文抗”派，而“鲁艺”派却是打着鲁迅的旗帜而背离了鲁迅的文学道路。
但是，鲁迅的旗帜和一切先驱者的旗帜一样，常常要被后人根据自己的需要而加以涂改。重要的不是先驱者的意见，而是现实的政治需要。
由于“鲁艺”派的文艺观点符合当时的文艺政策，所以他们受到重用，而“文抗”派则反而受到了批判。但这种文艺路线之争，对于后来中国现代文艺的发展影响甚深，我以为很值得文学史家们认真地加以研究和总结。
——发表于2012年8月7日澳华文学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