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年在《文汇报》上读到骆玉明的一篇文章：《鲁迅的〈杨贵妃〉》，谈《杨贵妃》的构思特点及作者终于未写的原因，很有见地，特别是联系到时下众多历史剧中所存在的问题，更具有现实针对性。今年我因着手写作《鲁迅传》，重新梳理有关资料，发现此题还有可补充处，即以《杨贵妃》的命意而言，就很与众不同，至今尚能给人以启示。
鲁迅在到西安考察之前，原有一个比较成熟的创作历史小说或历史剧《杨贵妃》的计划。这计划，大概起意于1921年。那一年，他翻译了日本作家菊池宽的历史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这个右卫门，是作为今川氏的宠臣，在今川氏失败的时候，被欺凌，被残杀了。因为“世间都说他是今川氏的痈疽；说氏康的豪奢游荡的中心就是他；说比义元的时候增加了两三倍的诛求，也全因为他的缘故；说义元恩顾的忠臣接连的斥退了，也全因为他的缘故。今川氏的有心的人们，都诅咒他的名字。他的坏名声，是骏河一国的角落里也统流传。没有听到这坏名声的，恐怕只有他自己了”。但这种指责是不确切的。据作者分析：“其实是右卫门本没有什么罪恶，只是右卫门的宠幸和今川氏的颓废，恰在同时，所以简单的世人，便以为其间有着因果关系的了。他其实不过是一个孩子气的少年；当他十三岁时，从寄寓在京都西洞院的父母的手里，交给今川家做了小近侍，从此只顺着主人和周围的支使，受动的甘受着，照了自己的意志的事，是一件也没有做的。但是氏康对于他的宠幸，太到了极端，因此便见得他是巧巧的操纵着主人似的了。”鲁迅盛赞作者的识见，他在本篇译文的《译后附记》中说：“菊池氏的创作，是竭力的要掘出人间性的真实来，一得真实，他却又怃然的发了感叹，所以他的思想是近于厌世的，但又时时凝视着遥远的黎明，于是又不失为奋斗者。”从右卫门的命运，又联想到了杨贵妃。他说：“杨太真的遭遇，与这右卫门约略相同，但从当时至今，关于这事的著作虽然多，却并不见和这一篇有相类的命意，这又是什么缘故呢？我也愿意发掘真实，却又望不见黎明，所以不能不爽然，而于此呈作者以真心的赞叹。”
鲁迅想发掘杨贵妃遭遇的真实情况，是与他一向反对“女人是祸水”论的思想是一致的。通过重写这一历史故事，他要揭露男权社会所强加在女子头上的罪名，写出历史的真相。鲁迅后来还写过一篇《女人未必多说谎》，也表达了类似的思想：“我想，与其说‘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不如说‘女人被人指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的时候来得多’，但是，数目字的统计自然也没有。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的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记得某男士为某女士鸣不平的诗道：‘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二十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快哉快哉！”
但他要发掘杨贵妃遭遇的真相，也不单只是为女人鸣不平而已。在女人顶罪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深层问题，即国民性中十分卑劣的一面：对于任何事件，都缺乏认真负责，勇于承担的精神，不敢揭出事情的真相，不肯找出真正的罪魁祸首，而总是要把责任从至尊者肩上卸开，推到无辜者，或者虽然有辜但却并非主要责任人的身上。这也是皇权意识作怪。中国的许多文人，正是通过他们生花之笔，“义愤”之情，帮助统治者在制造这种谎言。比如，杀害抗金名将岳飞的罪责，一向都推在秦桧身上，而宋高宗赵构倒反而无事，其实，如果没有皇帝的授意或同意，一个丞相能够杀害一员大将吗？并不是没有人看出这一点，明人文征明就说道：“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但这种声音很微弱，早被一片对秦桧的辱骂声所淹没了。岳飞的被害，秦桧当然有很大的责任，但罪魁祸首还是赵构。至于杨贵妃，则情况又有所不同，她只不过是唐明皇手中的一个玩偶而已，要她承担安禄山之乱的历史责任，更是不切实际。所以历代文人都在撒谎，这就是鲁迅所指责的，由“怯弱，懒惰，而又巧滑”的国民性所衍生出来的“瞒和骗”的文艺。鲁迅要写《杨贵妃》，正是想借用这个古老的题材，来打破传统的思想和手法。
当然，这个命意的形成，是他长期研究中国历史和观察国民劣根性的结果，翻译《三浦右卫门的最后》只是一个触发剂。但他的独特的构思，却正是在这个命意中展开的。据郁达夫回忆：“他的意思是，以玄宗之明，那里看不破安禄山和她的关系？所以七月七日长生殿上，玄宗只以来生为约，实在是心里已经有点厌了，仿佛是在说‘我和你今生的爱情是已经完了！’到了马嵬坡下，军士们虽说要杀她，玄宗若对她还有爱情，那里会不能保全她的生命呢？所以这时候，也许是玄宗授意军士们的。后来到了玄宗老日，重想起当时行乐的情形，心里才后悔起来了，所以梧桐秋雨，就生出一场大大的神经病来。一位道士就用了催眠术来替他医病，终于使他和贵妃相见，便是小说的收场。”（《历史小说论》）许寿裳、孙伏园和冯雪峰的回忆中，也都有类似的记载。只可惜鲁迅到西安实地考察之后，大失所望，他后来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出。”（1934年1月11日致山本初枝信）
《杨贵妃》没有写出的原因，当然不是这么简单，骆玉明认为：“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国势的贫弱、艰困、暗昧，足以阻止任何感受敏锐的人进入到那种华丽和浪漫的故事氛围中去。”这话说得很有道理。但这里且不去深入探究，还是回过头来谈它的命意问题。
文学史和戏剧史上袭用前人用过的题材，是一种常见现象，能否创新，则全看命意如何。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拜伦的《唐璜》、歌德的《浮士德》，都是前人写过的题材，但到了他们手上，却能变成经典作品者，就是因为注入了新的思想，运用了新的手法，反映出新的时代精神。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就是要求作者能以当代思想来重新描述和解释历史。鲁迅计划中的《杨贵妃》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打破了陈陈相因的旧观念，揭穿了古老的骗局，而用新的观念来解释旧事，把批判的锋芒刺入国民劣根性的深处。这样的作品，才能有所创新，有所突破。有人也许会说，连作品也没有写出来，还谈什么创意？我想，单是那则《译后附记》中所透露出来的见解，就足可让我们深长思之。
现在是历史剧泛滥的时代，若演出老戏，如洪昇的原本《长生殿》，当然可另当别论，但要新编历史剧，而仍停留在古人所设定的窠臼中，那就毫无时代气息了。时下那些以打棚逗乐为能事的娱乐剧，且不去说它，就是正经八百的严肃剧，又何能免俗？它们歌颂的是皇上的武功圣德，纳谏美谈，哪里还有一点民主意识？
这样，我们仍然要回到鲁迅那里去。还是他说得好：“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
当然，对于历史问题，对于传统观念，我们也不是为颠覆而颠覆，刻意做翻案文章是没有什么意思的，应该有真知灼见才行。与鲁迅对李杨爱情传说的重新解释相似的，我们还可以举出陈寅恪对唐太宗纳谏美谈的新见——据陈寅恪对唐史的研究，他认为唐太宗之所以能够接受魏徵的尖锐批评，不是因他善于纳谏的品德，而是由于魏徵代表着一股巨大的政治势力，需要加以团结。当然，各人的见解会有所不同，但在他们的意见里，却体现着一种新的历史观，只有把这种新的历史观溶入历史剧或历史小说中，才会有创新的作品出现。
——发表于2007年8月19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