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包伟民教授并不认识，只是从《新民周刊》（今年第十四期）上看到他抗议浙江大学要硕士生、博士生导师交“助研经费”的不合理规定，而声明拒招研究生的报道，才知道他的名字。我认为包伟民教授的做法是正确的，特加以声援——虽然我人微言轻，声援起不了什么作用，但也表示一种学人的意见罢！
包伟民教授所遇到的，并非个别现象，它有一定的代表性，所以值得一议。
上世纪90年代，杨福家教授做复旦大学校长时，就有过要文科导师缴钱的动议，消息传来，群情哗然。我当即表示：如果要文科教师出钱来培养研究生的规定成立，那么我就立即停招研究生，现有的博士生也一概交给杨福家校长去安排，因为我没有理工科教师那么多的项目经费，我的微薄工资要用来养家糊口的。大概由于反对的意见太多，后来此议并未实行，我也就继续招博士生，一直到退休。
这种不合文科具体情况，不利于文科发展的意见之所以会出现，甚至作为新的规定来实行，是由于理工科领导文科的结果。现在的大学校长，乃至教务长、教务主任、研究生院院长，都是理工科教授为多，他们对教育问题缺乏全面的研究，把片面的经验当作普遍规律，常常按着自己的习惯思路，用理工科的工作方式来规范文科。要文科研究生导师缴“助研经费”即是一例。但文科的情况与理工科是大不相同的，即以“助研经费”而论，在理工科，自有它的合理性，因为在实验室里，研究生大都要做导师的助手，而导师的项目经费又较多，分一点出来给助手，是应该的，实际上也是一种劳务费。但文科的导师是指导研究生进行独立研究的，研究生不是导师的工作助手，而且，导师们的研究经费也很少，有些则简直没有，要他们缴纳“助研经费”就很不合理的了——当然，时下也有些文科导师将研究生当劳动力使用，但此种歪风决不可长，更不可使它合法化，否则对研究生的成长不利。
理工科思维模式对文科的渗透，远不止此。时下习惯于将研究项目叫做某某工程，而且还要定出首席教授、学科带头人，要大家在他们带领下进行工作，这也是理工科思维模式作怪。项目工程是应用科学的操作方式，它需要有一个为首的人来统一指挥，自有其必要性，否则，群龙无首，工作难以进行；但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却不能按工程的方式来操作，连研究题目都不应由上面规定，它是研究者从现实生活和学科发展趋向中捕捉到的，经过长期沉潜的研究，才能有所突破。若要服从某些人的指挥，别人怎么发挥创造性？所以文科教师历来各自为政，独立研究，就是这个道理。其实理科一些理论性的研究工作，也应如此。但我们总喜欢以长官意志来指挥一切，而长官们又总是以自己狭隘的经验来行事。比如，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风行以“大兵团作战”的方式来搞科研，这是因为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领导大都来自部队之故，他们用的是兵家之法；到得八九十年代，则用做工程的方式来搞科研，这是由于理工科学者当了领导人之故。但你既然做了高校的领导人，你就应该摆脱个人的工作经验和学术经验，而从整个高校的特点出发来思考问题。
还有包伟民教授提到的浙江大学对研究生的另一条规定，也是与理工科模式有关。这条规定说：“人文社科类学科博士生，有一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在SSCI、 AHCI收录的刊物上发表（含录用）；或在校人事部规定的一级刊物上至少发表（含录用）一篇与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
类似的规定，也是各校都有，只是具体的说法略有不同而已。比如，复旦研究生院的规定，不叫“一级刊物”，而叫“权威期刊”和“核心期刊”，但实际意思是一样的。这个规定，在复旦曾遭到文科导师的普遍反对，但因为学校的权力掌握在理科出身的领导手里，所以反对意见总是不能生效。在我退休之前，有一次校学位委员会开会，杨福家教授提出，文科的学术论文也应该像理科的论文一样，要进入SCI系统——也许就是浙大规定中所说的SSCI，这些事，恕我不大明白——以取得世界公认。我提出反对意见道：“文科的情况与理科不一样，理科的科研成果没有意识形态性，易于取得世界公认，如物理学的诺贝尔奖；而文科的东西意识形态性强，难于取得世界公认，比如在中国作为指导思想的理论，到外国就不可能取得同样的地位，而诺贝尔文学奖，也因为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的关系，而往往不能取得公认。现在以理工科模式来规范文科，是一种通病，也是一种误区。比如，权威期刊、核心期刊的规定，就是从理工科套过来的。对文科说来，文章的好坏，历来不取决于发表的刊物的大小。鲁迅有两篇文章：《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的关系》和《上海文艺之一瞥》，前者说古，后者论今，都是经典论著。这样高水平的文章，我是写不出来的，料想诸位也未必能写得出来。但是前一篇发表在广州《国民日报》上，后一篇发表在《文艺新闻》上。《文艺新闻》是一张小报，《国民日报》也不是什么重要报刊，可见文章的价值不在于发表在什么地方。我们的意见也应该改一改了。”这意见得到许多文科学位委员的赞同，但一付诸表决，还是失败了，因为在学位委员会里，还是理科的委员多。
这件事，我曾写入《复旦往事》，现在看来，有些往事也就是今事，故在此加以复述。
1957年“反右”运动时，曾经批判过“专家治校”的言论，强调外行必须领导内行。80年代改革开放之后，学校领导逐渐换成专家，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专家也有不同的内涵，有技术专家，有管理专家，以技术专家来管理学校，其实是一种误解。技术专家所熟悉的只是他的专业技术，未必懂得教育；管理学校的应该是教育管理专家。当然，技术专家也可以转化为教育管理专家，但他在管理学校时，所用的应是后一项知识而非他原来的本行知识。
——发表于2007年《新民周刊》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