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要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的计划在媒体上暴光之后，反对的意见很强烈，提出了种种的理由，如说：三百亿的资金太浪费呀；建设新的城不但不能标志中华文化，反而要破坏文化古迹的原生态呀；济宁一建设标志城，别的地方必然会群起效尤呀，等等。这些意见都很有说服力，但济宁市市长张振川却根本无视于这些意见，对媒体表示道：“标志城肯定要建。”他为什么腰杆子这么硬呢，据说因为“有六十九个院士的签名支持”。于是，有记者根据报上公布的倡议者名单，找到其中一位院士采访，那位院士说：“记不太清了……可能是口头答应的吧。”以示其不负责任的态度。这真令人有点哭笑不得，所以又有记者呼吁：“院士，请大胆说‘不’。”
这位记者的意思，是要院士具有职业责任感，这无疑是很对的。但我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并非所有院士都有资格来评论是非的。盖院士者，无非是专家中之尖子也，说到底，还是一个专家，即对某一学科有专门研究的人。如遇到什么问题，找对口的专家、院士来咨询，这是尊重知识的表现，当然是很好的；但以为一为院士，对什么问题的表态都有权威性，那就不对了。因为院士并非万宝全书，而上海有句调笑人的话说“万宝全书缺只角”，可见即使是万宝全书也会有缺陷的，并不全面。但现在，我们往往将院士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作为权力话语来使用。这就离开了设立院士制的原意了，那本来应该是为了尊重知识的。
现在这种拉着院士来说话的作法，使我想起了上个世纪20年代的一件事。那时，中国还没有院士制，教授便算是权威了，所以“教授会”有时作出违反事实的判断，校方也便据以执行；或者本来就是校方的意思，只不过是借着“教授会”的名义来表达而已。鲁迅讽刺道：“他们的根据，就在‘教授’，这是明明白白的。我想他们的话在‘会’里也一定不会错。为什么呢？就因为他们是教授。我们的乡下评定是非，常是这样：‘赵太爷说对的，还会错么？他田地就有二百亩！’”（《通信（复未名）》）田地的多少是财富的象征，是非的判定则需要以事实来作根据，这原属两种范畴的事，现在把两者混为一谈，以财富多少来作为评定是非的标准，实在是非常荒唐的事。这种荒唐的逻辑，其源盖出于权力至上主义，因为财富和地位也都是一种权力。
院士虽然没有赵太爷那么富有，但却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千万不要把院士当做赵太爷，拿他们的话来作为评定是非的标准。
——发表于2008年5月6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