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三亿”是安徽省老百姓给他们的前副省长王怀忠取的绰号，意思是说其贪污数目之大，有三亿元之多——当然，具体数字尚有待于检察机关的正式公布，但情节之严重，却是已经肯定了的。此人不但在贪污史上是个重量级人物，而且还有一套做官的歪道理，为官场学的研究提供了认识论资料，透过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深层的问题。
王怀忠的文化水平并不高，只有初中程度，也没有什么特殊的背景，但他能从生产队记工员一直做到副省长，实在是个官场奇才。而且升迁之快，也着实令人吃惊。70年代末，他还是一个乡镇长，到80年代初，却已经是县委常委了，80年代中期进入地委，做到行署副专员，接着做行署专员，90年代做地委书记和市委书记，并且一路攀升到副省长，据说平均两年就上升一级。个中原因，说来也挺简单，就是把握住官场上领导说了算的特点，形成一种围着上司转，专门做给上司看的升官学。有一次，王怀忠对手下一个紧跟他的县委书记传授经验道：“只要你能搞出政绩，就算你能，能上，但不是让老百姓看到政绩，要让我看到政绩。”“我”者，顶头上司之谓也。
正是从这种“升官”之道出发，所以他从当生产队记工员起，就善于在领导面前表现自己，一有上级领导来检查工作，就显得特别积极，而且还常常在不经意间把别人的工作成绩归到自己名下来，使领导上更加看重自己。行之有效之后，胆子也就愈来愈大了，弄虚作假就成为家常便饭。而且，随着官阶的上升，权力的增大，泡沫也愈来愈多。他的政绩不是干出来的，而是吹出来的。
弄虚作假的方法很多。
一曰无限夸大。比如，王怀忠在当亳县县委书记时，曾经将只有几千万元的乡镇企业产值上报成几个亿，这个假成绩立即被省领导看中，树为典型，因为其时适值大力鼓吹“发展乡镇企业”之时，上面正需要树这样的典型。这就叫做投其所好。
二曰移花接木。王怀忠升为亳州市市委书记之后，为要显示自己的“政绩”，声称已经领导农民奔向小康，而实际上，许多农民还处于贫困状态，如何应付上面的检查或考察呢，他临时将一家贫困农民搬到一间好房子里来，并把别人家的家具和牲畜搬来，再教以如何应对的话，就成为奔向小康的典型了。
三曰制造布景。凡弄虚作假者，皆有好大喜功的毛病，王怀忠自然不能例外。他当上阜阳市委书记之后，要在蒙城、涡阳、利辛三县创造一个闻名全国的“黄牛金三角”，花了很大力气筹备了一个黄牛会议，地点就放在三县之间的公路边上。为了场面上好看，王怀忠下令村民们在路旁搭建牛棚，每户须牵一头牛进棚，以供领导上参观。而许多农户其实并不养牛，只好出钱来租。此种劳民伤财的举动，目的只是为了制造自己的“政绩”，好比是舞台上演戏，布景全是假造的。
王怀忠好大喜功，伪造政绩的方法还很多，我们无需一一列举。其实，此类弄虚作假之事，瞒得了上面，却骗不过下面，要揭穿原是很容易的事，只可惜我们的许多事往往都由上级领导说了算，下面的意见最大也无济于事。所以许多官员就不干实事，尽力装点门面，糊弄上级。只要把上级糊弄好了，升官自然就有把握。
既然要讨好上级，王怀忠自然也要向上级当权者送礼行贿，他素有“王大胆”之称，也就可见其手面之大了。但平心而论，他的上级也并不全是贪官污吏，据说，一路将王怀忠提拔上来的前阜阳市委李书记，就是个清廉干部，他提拔王怀忠，只因为看到王勤恳能干。可怜该书记处于那个权力位置上，实在难以了解下情，就只能看到王怀忠的假相，而看不到他的真实面目。这是干部体制上的问题。
这类事，其实也并非什么新问题，而是封建社会的老做法，却并未鼎革，一直延续了下来。记得鲁迅在描述官场的包围圈时，曾经说过：“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是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老实说一句罢，虽是‘世故的老人’如不佞者，有时从旁看来也觉得倒也并不坏。”（《扣丝杂感》）所以猛人永远被这些人所包围，走不出来，他不相信这些人，又能相信谁呢？不提拔这些人，又能提拔谁呢？如果仍旧实行少数人说了算的领导决定制，要跳出此种包围圈，认清包围者的真面目，是做不到的；只有加强对于干部任用制度的改革，加强民主力度，老百姓及其代表能有权决定大事，决定干部的任免，那么，这种虚假面目就不难拆穿，像王怀忠之类的人，要爬上去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2002年《新民周刊》第三十五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