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代报》上看到罗银胜所写的纪念刘季高教授的文章，引起我的一段回忆。
听说，季高先生是在1952年院系调整时进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的，但我在1953年入学之后，整整四年上学期间，都不知道系里有这么一位老师。这不是我辈学子不关心系事，而是季高先生实在太低调，太不引人注意了。直到1957年我毕业留校，这才知道有位刘季高教授。但也不是在系里认识的，而是在新闻系的课堂上。
当时系里留我下来，是要我参加现代文学的教学工作，但系主任朱东润先生认为，要教好现代文学，必先弄懂古代文学，所以派给我的第一项业务工作，是帮刘季高先生辅导为新闻系开设的“中国文学史”课程——此外，当然还要在本系做些班主任之类的事。我当时有点畏难情绪，觉得古代文学非我所长，而新闻系这门“文学史”又是浓缩课，在一年之内，从上古文学一直讲到近代文学，时间跨度很大，内容太多，怕辅导不了。但朱老鼓励说：你一个中文系毕业生，还怕辅导不了外系的文学史课？胆子大一点，我给你打包票。这样，我只好硬着头皮上。季高先生住在市区，上课时来，下课就走，我没有单独与他接触的机会，只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辅导，也不知道符合不符合他的意思，好在他也不来过问，随便我怎么讲。季高先生上课，除了吟咏特佳之外，在内容上亦常有与众不同之处，如讲到东汉时代，花了很多时间讲“鸿都门学”，意在强调统治者对于文学的影响，这是别的文学史书里不讲的，我因此要另找资料来辅导，所以至今印象尚深。这样的辅导了几个月，我就接到指令，要去参加下放干部队伍，长期下乡劳动，学校里的工作都办移交——但新闻系“中国文学史”的辅导工作，系里好像并没有派人来接手，大概是让季高先生唱独角戏了。
我在宝山县葑溪乡劳动了将近一年半，回校之后，不见了季高先生，一打听，原来是调到安徽大学去了。那个学校新办，缺少教授，听说季高先生去后很受重视，位居首席，大家都为他高兴。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宁为鸡首，不为牛后”，这反映了一种要出人头地的社会心理，现在有些校长号召“追求卓越”，教授们纷纷“转会”，多半也是这种心理作怪。上世纪50年代院系调整之后，复旦中文系师资力量很强，高手如林，季高先生有点被遮住了，现在到安徽大学，总算有了出头之日，可以发挥他的作用了。但不久，我们在系里开会时，却又看到了季高先生的身影。原来他因老妻多病，要求调回来了。因为他的人生哲学与众不同。他并不想追求卓越，而是宁为牛后，不为鸡首，低调生活，不求闻达。而这，在那时也未始不是一种自我保全之道。他在历次运动中都没有受到大的冲击，大概与这种生活态度不无关系。
但到得“文化大革命”来临，恶浪席卷全国，无论怎样低调生活，也是不能幸免。不过比起别的老教授来，季高先生所受的冲击还是比较小的，因为毕竟不是重点对象。但也因为不是重点人物，也就得不到照顾，要他跟着中青年教师一起下干校。那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了，还得跟随青年人一起劳动。而我们那位工宣队领队，是最喜欢给知识分子出难题的，经常在半夜里吹哨子集合拉练，要大家在几分钟之内打好背包，冒着夜色在田埂上快步跋涉。季高先生毕竟年纪大了，行动不灵活，打的背包快步一走就散了，弄得很是狼狈。后来他干脆事先准备好一个小包，一听见哨声就背起跑出来集合。背包虽然不散了，但黑夜看不清路，脚下常要蹈空，在田埂上跌跤是常事，真是苦不堪言。可见即使是宁为牛后，不求闻达，日子也不好过。他就是这么跌跌撞撞，走过了苦难的历程，终于活到九十六岁，在复旦中文系，是寿命最长的。
——发表于2008年9月8日《时代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