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文学史研究，大抵以作家的政治态度为分野，现代文学史研究尤其如此。以20世纪30年代的文学为例，左翼文学是坐标轴，也是研究的重点，别的派别则渐远渐疏，到得与左翼对立的文艺，则除了几句政治批判的语言之外，就没有什么内容了。然而，不研究具体的文学作品和文学活动，又如何能够客观地加以评论呢？
改革开放以来，研究的路子有所拓宽。一些久被冷落的作家，好像是出土文物似的，一下子冒了出来，有的还被炒得火热。但这往往是海外学者先炒起来的，海内学者则是跟在后面添火鼓风。这种现象，也未必就是研究的常态。倒不如沉下心来，将当时产生过影响的作家和流派的资料都整理出来，加以研究，这才能看出那个时代真实的文学风貌。
《邵洵美作品系列》的出版，无疑对现代文学研究是有好处的。虽然他的子女编辑这套书系，多半是带有纪念意义，但书籍一旦出版，就有它自己的命运，至少可为研究者提供许多第一手资料。邵洵美并非等闲之辈，他是30年代海派文学的重要人物。不必讳言，他与左翼文坛有过磨擦，受过鲁迅的批评，但他也帮助过一些左翼文人，比如：当夏衍的生活发生困难时，他接受了夏衍的书稿，并预支稿费，以救其燃眉之急；在胡也频牺牲之后，沈从文护送丁玲母子回湖南老家时，邵洵美也给予经济上的帮助；到得抗日战争时期，他又协助杨刚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在他自己编辑的英文刊物《直言评论》上分期发表，并为之秘密出版单行本——这里他所帮助的，就不仅是左翼文人了。邵洵美的有些理论观点未必精当，但他兴办过许多文学事业，对海派文学的繁荣起过推动作用。
海派，曾经被人作为一个贬词来使用。20世纪30年代，北京的文人就曾撰文加以奚落，上海的文人也作了回敬，形成一场“京海之争”。其实，无论是京派文学，还是海派文学，作为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学现象，各有优点，也有缺点，都与该地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相关。鲁迅当时就发表评论道：“北京是明清的帝都，上海乃各国之租界，帝都多官，租界多商，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而自己也赖以糊口。要而言之，不过‘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京派”与“海派”》）此乃透彻之论。
只是，邵洵美的情况有些特殊，他不是靠为商家帮忙而赖以糊口，而是本人就拥有巨大的家产。当时人们传说他是靠老婆的陪嫁钱来开书店，因为他的太太盛佩玉是近代有名的官商巨富盛宣怀的孙女，其实邵家本身就是官宦人家，广有财富，邵洵美是拿了这笔遗产来开办文化事业。他先后创办过金屋书店、时代图书公司等图书出版事业，并接办过新月书店；又出版过《狮吼》月刊、《金屋》月刊、《时代画报》、《时代漫画》、《见闻时事周刊》、《论语》、《十日论》、《人言》、《万象》画报、《声色画报》、《时代电影》、《文学时代》、《自由谭》和英文版《天下》月刊、《直言评论》等报刊。因而，邵洵美在20世纪30年代的海派文艺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就不奇怪了。而30年代又正是上海文化最发达的时候，这里的各种出版物和各种文化活动，都会辐射到全国各地，其影响力，也就可想而知。
前几年，市面上出现过几本谈咖啡馆文化的著作，这的确是研究30年代上海文化现象的一个方面。但咖啡馆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大众场所，更加高档的是文化沙龙。欧洲沙龙文化的繁荣，我们可以从小说和文化史著作中窥其大概，国内的沙龙文化，人们津津乐道的是林徽因的沙龙，这是京派的文化沙龙，海派自然也有文化沙龙，邵洵美的客厅和书房就是文化人聚谈之所。邵洵美本人也很重视沙龙的文化作用，他还专门写过一篇《花厅夫人》，鼓吹沙龙文化，并介绍茀丽茨夫人在上海所主持的文学聚谈会。花厅者，即客厅也，是Salon的一种意译，据邵洵美说，他之译作花厅，不过是为了字面上的漂亮。但由于缺乏记载，邵洵美的沙龙不及林徽因的沙龙有名，不知是由于缺少女主持人的缘故，还是文坛上压根儿就对海派文化取轻视的态度？但从郁达夫的片段回忆中，还可以略知其盛况：“那时候洵美的老家，还在金屋书店对门的花园里；我们空下来，要想找几个人谈谈天，只须上洵美的书斋去就对，因为他那里是座上客常满，樽中酒不空的。”（《记曾孟朴先生》）邵洵美夫人盛佩玉在她的回忆录中，也有一节专谈上海文化沙龙的，不过谈的不是他们家中的沙龙，而是设在新雅茶室中的沙龙，题为《新雅沙龙朋友多》，其中说道：“新雅茶室在北四川路上，文人雅集，每天在此喝茶、谈文，一坐就是几个钟头。洵美也是座上客，他不嫌路远常去相访……老朋友不用说，新朋友一见如故，谈得投契，大家都成为朋友，洵美他写诗的兴趣更浓了，也更常想去聚聚。”（《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
无论是郁达夫的回忆，还是盛佩玉的回忆，都过于简略，我们无从得知他们在沙龙里谈些什么。现在出版的这本评论集，多少可以弥补这方面的不足。我们虽然不能确定集中的文章都是沙龙谈话的产物，但可以说多少都与文学沙龙有些关系，特别是采作书名的第一篇文章：《一个人的谈话》。连载这篇文章的《人言周刊》编者，在文前加“注”道：“洵美健谈，无论什么题目，他说来总是滔滔不绝。本刊自即期起特留出一页地位，让他一个人去谈话，看他有没有疲乏的时候。”这就明显将他的文章与谈话挂上了钩。
人们都说邵洵美是唯美主义者，的确，他在英国读书时，深受唯美主义作家王尔德、史文明的影响，在他的文艺理论和创作实践中也有唯美主义的成分。他崇尚技巧，追求形式美。但是他的唯美主义理论并不纯正，其中还夹杂着许多现实的考虑。他反对文学的考古学化，要求“文学与社会应当发生密切的关系”，他甚至认为鲁迅提倡的木刻艺术还太高深，不如他出版的画报能够为群众所接受，可见他是很关心受众的多少的。当然，他心目中的“群众”不是左翼文坛所谓的工农大众，而是市民群众。而且，他又鼓吹“文化的护法”和“文化的班底”，这就是要求有一批固定的追星族来为作家和演员等文化人捧场的意思，这是对过去戏剧界“捧角”经验的总结，也是为日后文化界、出版界组织“粉丝”团大肆炒作的做法作了理论先导。这当然不是唯美主义应有的题议，而是出于文化市场的需要。海派文化原是市场经济的产物。
但邵洵美在文化产品上还是竭力追求完美的。为了高质量地出版他的那些画报，他以变卖地产所得的款项，高价从德国进口了一套先进的印刷设备，自己开办了一家时代印刷厂——这套设备在解放后被国家收购去印制《人民画报》，还是国内最先进的。他想“用最精致的形式，介绍于有精审的鉴别力的读者”，但是他失败了。他不是一个精明的出版商，几乎每出版一种刊物都要赔钱，如他家人所说：“只有出账没有进账。”他的巨大家产也就在他的出版事业中耗尽。
这大概是唯美主义诗人与文化企业家的矛盾。这种矛盾不但反映在他的理论观点中，而且，也使他本人的一生，都深陷其中。
——发表于2007年9月1日《上海新书报》，收入2008年1月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之《一个人的谈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