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驰要我为他的新作《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作序，照例先要通读原稿，以便能够有针对性地写几句切题的话语。但在阅读过程中，有两个题外的问题却始终在我的脑际徘徊，挥之不去。既然挥之不去，就不妨写将下来，算作序文。好在序文的写法向无定例，而且这些感想，是在阅读原稿过程中生发出来的，当不致离题太远罢。
闲话少说，言归正传。
我想到的第一个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美学，是否有自己的理论体系？
这个问题，以前有过争论。远的不说，约在二十年前，思想解放运动之初，就有人提出，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是不成系统的断简残篇，因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无系统的美学著作，所有的无非是几封讨论文艺问题的书信，所以不成其为体系。这种说法必然会引起反对。反对者大抵出于捍卫之心，竭力论证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论的系统性，从而想证明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事实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许多文艺问题并未涉及，硬要填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似乎也觉牵强。彼此各执己见，争论不出一个结果来。——当然，学术论争原不必都有一个结果的，但总要对问题的理解有所推进才好。
依我看来，论争双方的观点虽然针锋相对，但对于何谓理论体系这一问题的基本理解其实是相同的。即大家都认为这种理论必须涉及方方面面，包罗万象，这才算是有完整的体系。其实倒也未必。历史上许多有影响的理论，都是在现实斗争中提出来的，创建者往往只提出一个核心概念，论证若干急需要论证的问题，用以推翻旧的理论大厦。并非他有意故弄玄虚，而是实际上来不及将他的理论观点向各个领域辐射。而且这些创建者也无意于对所有问题展开全面的铺叙，只是在现实中有所需要时，才会对某个问题作出深入的论述。有许多问题则是追随者或者后来人用他的观点进行阐释，逐渐形成一个完备的系统。当然，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创建者所提出的核心观念，覆盖面有多广，是否能解释全盘。他的理论如具有全局性意义，则即使只论述了几个关键问题，亦是创立了一种理论体系；如不能解释全盘，则纵使说得面面俱到，亦建不成理论体系。这就是创造性理论和学究式理论的差别。关在高墙深院里做学问的人，往往有一种学究式的见解，看重于表面上的系统性和全面性，而忽视理论上的创造性和囊括性。
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美学和文艺学上的确没有进行系统的梳理，但是，马克思创立了唯物史观，这种理论可以用来解释整个社会现象，当然也包括文艺现象。用这种理论观点来解释文艺，就会带来全新的气象，正如鲁迅所说：“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我也曾看了一点，以为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说明。”（1928年7月22日致韦素园信）而且，马克思也并非仅仅提出一种抽象的观念，同时，他和恩格斯还运用这种观念对一些重要的文艺问题作出解释，如：艺术生产与一般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现实主义问题，倾向性与艺术描写真实性的关系问题，悲剧问题，性格描写的复杂性和丰富性问题，席勒化和莎士比亚化问题，艺术批评的方法和标准问题等等，并且对未来艺术作出展望。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文艺问题的见解，从美学史和文论史上看，当然有继承性，但都用唯物史观加以改造，有了全新的意义，这样就形成了新的理论体系。
如果因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美学或文艺理论上没有专著，未曾对所有问题作系统的论述，就不承认其为体系，那么，他们在哲学上又何曾有系统性的专著呢？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不过是读书札记和文稿片段，并不完整，也可以说是“断简残篇”吧；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是论战性著作，对自己的哲学观点的阐述并不系统；恩格斯的《反杜林论》虽然有三分之一是谈哲学问题，但也因为是批判性著作，它的论点是针对论敌的观点而提出来的，并非全面地阐述自己的哲学理论。但是在他们所有的著作中，特别是在看似与哲学无关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中，却体现了他们的哲学思想，形成了独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而到得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里用编写教科书的方法，将马克思主义哲学分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个部分，又各各规定出几条时，虽则系统化和全面化了，但同时也把这种哲学弄得十分僵化。我们到底赞赏哪一种著作，肯定哪一种是体系性的著作呢？
当然，马克思主义美学既有待于补充、发展和完善，它就不是一个封闭性的体系。具有马克思主义修养的人，都可以根据唯物史观来开掘新的文艺领域，提出新的问题。拉法格、梅林、普列汉诺夫都是在这方面作出巨大贡献的人。但是，他们也没有系统的美学、文论著作，即以成就很大的普列汉诺夫而论，他也只是在艺术的起源和艺术与社会生活的关系等几个重要方面，作了新的开掘。说来也很凑巧，普列汉诺夫论原始艺术的著作，也是以通信的形式写成的，标题就叫《没有地址的信》，而且还没有写完。不知这部著作是否也该称作“断简残篇”？
这样，我们就进入了第二个问题，即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传播问题。
大凡一种理论体系建立之后，如果是重要的，就会传播开来，其传播的范围和持续时间，大抵与其重要性成正比。马克思主义美学正因为重要，所以传播的范围很广，持续的时间也很长。它的生命力也就体现在这里。但是，任何一个理论体系在传播的过程中，必然有发展，而且会走样。
一种理论要长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去是不可能的，除非它是一种死理论，但死理论也就无生存可言了。因为理论体系创建之初，总是不完备的，需要后来者加以完善，而且历史的发展必然会提出许多新问题，需要后人根据这个理论体系的基本原理作出新的解释。再则，为了这个理论体系能够适应新的形势，后学者总还要从别的理论体系中吸纳养分。儒家学说几经变迁，吸纳了佛道的许多东西，早已不是孔子的原教旨了。现在的“新儒学”以“新”相标榜，就表明自己不同于旧儒学。那么，马克思主义美学吸收一点结构主义、存在主义、现象学理论和心理分析学说等等，又有何不可呢？
不但有发展，而且还会有歪曲。发展是必然，歪曲也是必然。因为不但理解不同，而且需要也不同。人们常常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去解释理论的。特别是当这种需要与权力相结合时，他的解释就成为一种无可商榷的权威解释，这就是所谓“解释权”问题。这个问题在前苏联表现得特别明显。应该说，前苏联对于传播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是作出贡献的。单是对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和马恩讨论文艺问题几封书信的搜集、整理、出版，就是很大的功绩。但是，当他们借用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名义来推行文化专制主义的时候，就显然是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歪曲。这种歪曲，在我国也发生过。如对“写真实”论的批判，对“现实主义深化”论的批判，等等，就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美学原理的，虽然打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在马克思生前就已出现，所以马克思引用一位诗人的话说：我播下的是龙种，而收获的却是跳蚤。并且声称，他自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恩格斯的现实主义典型论也被歪曲了。恩格斯批评哈克奈斯，说“在《城市姑娘》里，工人阶级是以消极群众的形象出现的”，这不够典型，因而这部小说也就不是充分现实主义的。后人为了提倡描写光明面，强调塑造无产阶级革命英雄人物形象，就把恩格斯的典型论加以歪曲，说是若描写落后人物就不是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了，而且把描写英雄人物和英雄人物的描写都强调到绝对化的地步。这就累得此种英雄典型论的反对者把矛头指向恩格斯，以为他是罪魁祸首。其实，恩格斯说得明白，他认为这种消极的工人群众形象，“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时代的正确描写，那么，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1888年4月初恩格斯致哈克奈斯信）这就是说，落后的工人阶级形象，并不是在任何环境中都是不典型的。问题在于对“典型环境”的理解。如果作品所写的环境是落后的，那么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倒是不典型的了。就以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而言，当时的农民阶级是不觉悟的，所以鲁迅笔下的阿Q形象就有充分的典型性，如果他像某些人所要求的那样，去写一个阶级觉悟很高的革命农民，那倒反而缺乏典型意义了。此谓之“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应作辩证的理解一样，那么，恩格斯本人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命题，也不能作单向度的理解。如果说，黑格尔的命题不仅仅在于肯定现实存在的合理性，而且说明合理的东西必将成为现实的，那么，我们又何必非要把“典型环境的典型人物”这一命题理解得那么机械化和绝对化呢！倘若把“典型环境”理解得更符合历史情况一些，那么，对于特定体制下某种人物出现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也就会有更深入的看法，对于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典型，也会作出新的判断。
要纠正对于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理论的歪曲理解，还需要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著中去寻找依据。
最后，还想说明一点：促使我重新思考“理论体系”问题的，其实不是二十年前那场争论，而是某些美学工作者的体系热。据说，德国人是最热衷于创造“理论体系”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就曾嘲讽道：“‘创造体系’的杜林先生，在当代德国并不是个别的现象。近来在德国，天体演化学、自然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体系，雨后春笋般地生长起来。最蹩脚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不动则已，一动至少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然而曾几何时，这些急就的、自诩的“理论体系”都烟消云散了，留下的是那些原创性理论。可见理论体系不可强求而致，更不是靠自己吹出来的。我国古代文论家和美学家们，倒并不热衷于创造理论体系，虽然系统性的著作不多，但在文论、诗话、序跋、书信中却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见，推动了文艺的发展。直到五四时期，鲁迅、胡适、周作人等领导文艺新潮流的人物，虽然介绍进来一些新主义，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而且各自成为大家，但也并无创造“理论体系”的热情。后来虽有想建立理论体系的，但其实倒是小家，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就我记忆所及，“体系热”的形成，是在50年代末“大跃进”时期。那时提倡各行各业都要“放卫星”，牛皮吹得愈大愈好。大学生们搞集体项目，几天就可以创造出一个体系来。当然，这些“体系”必然也是随生随灭。“大跃进”虽然以悲剧告终，但是由于没有认真总结经验，某种思维模式仍旧久传不衰，“体系热”即其中之一。其实，与其搞一些拼凑性的“体系”，不如针对现实问题，提一些切实的见解——倘能有原创性，当然更好。
——收入2001年8月漓江出版社出版之
《马克思主义美学传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