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们一向讲究“术业有专攻”，不过我国过去的学人文化基础深厚，文史哲贯通，又以琴棋书画来怡情养性，所以思路开阔，富于情趣者甚多。20世纪50年代，强调学习苏联，把专业范围定得很窄，束缚住人们的思路和视野。改革开放以后，本来应该有所发展，但学科点的竞争，专业职称的评定，却把“术业”限得更死。在这种形势下，为了争强取胜，学者们将文章写得愈来愈专业，愈来愈玄虚，也就愈来愈难以卒读。惟有敢于跳出这个魔圈者，才能有点活气。
谷孙兄的“术业”是英语教学和研究，他所主编的《英汉大词典》，水平很高，影响甚大，这说明他专业根基之深厚。但他对八股式的学究论文，却不感兴趣，认为它缺乏性灵和机趣，而喜欢富有情致的散文。他不但好读散文，而且还善写散文，甚至他所专长的西文探隐和莎学研究，也常借散文形式来表达独到的见解，这要比刻板的论文有趣得多了。当然，他所写的，不止于学术性散文，而且多有现实性很强的杂感，以及记叙、抒情之作。积多年之所写，就有了这本《余墨集》。
我以前在报刊上陆续读过一些谷孙兄的杂文、随笔，为其内容的丰实、笔锋的锐利和情调的风趣所吸引，但毕竟只是一鳞半爪，未窥全貌。这次谷孙兄要我为他的散文集作序，又承责任编辑麦青老弟将《余墨集》的校样寄到我正在探亲的异国他乡来，使我得以系统地阅读，对谷孙兄的文章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读完之后，深感这本集子虽然是他编纂辞书、撰述讲义的余墨所写，但是分量不轻，它写出了作者的人生见解和人文情怀。
我们这辈人处于中国社会的多变期，青年时代是计划经济当道，一切都要纳入统一计划的轨道中，在个性最需要发展的年龄阶段，遭到强制的压抑。后来进入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日子，知识分子更是动辄得咎。但即使在那个年代，谷孙兄仍顽强地坚持走自己的路，甚至在下乡劳动时仍不能忘情于吟咏，即使遭到批判，成为“田埂‘小布’”，也在所不顾。而在被改造的日子里，还想方设法来“曲线救书”，当然，在“救书”的同时，也拯救了自己的学业。过来人都知道，在当时情况下，要坚持这一点，实在并不容易，需冒很大风险。许多人怕受批判，甘于随波逐流，遂淹没在时代的浪潮中。“文革”结束之后，谷孙兄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能够迅速崛起，成为拔尖人才，就与他多年来敢冒风险，有所坚持有关。
到得我们进入中老年时期，中国又转轨到市场经济体制上来。这原是一件好事，但大概是由于经济饥渴太甚之故，却又出现了“全民皆商”的局面，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股商业浪潮对于知识界的冲击，实不亚于当年的政治冲击，它不但促使一部分知识分子直接下海经商，而且使得许多仍留在学术岗位上的人也商业化起来。人们失却对于学术本身的兴趣，只把它当做干禄之具，泡沫学术也随之泛起。由于经商、出国都需要英语作为工具，谷孙兄所在的英语教学界也成为充满商机之所。但他对此毫无兴趣，不肯涉足托福、GRE、金融贸易英语等赚钱领域，而固守辞书编纂、莎学研究等基本阵地，而且提出一整套英语学习规范，要求对文本深研、精读，要求于英语之外，还要提高汉语修养，于语言技能之外，必须注意文化素养和人格的培养，提倡“知识至高无上的自怡性”，并对英语教师提出多方面的要求。这在商潮泛滥，万事言利的今日，很有点不合时宜，但拳拳之心，跃然纸上。他是希望在自己影响所及的范围之内，坚持一种学术标准，以期使中国能有坚实的英语人才。
中国的文人学士，一向很爱惜自己的羽毛，成名之后，即不肯开罪于人，在现实面前闭上了眼睛，宁做“乡愿”而自保。谷孙兄却肯定一种“孤狼”的批评精神，赞赏其指谬发覆的工作。《余墨集》中有许多针砭时弊的杂文，大概就是这种批评精神的发挥。特别是对于学界腐败现象的批评，尤其痛切，盖因处身其中，看得较为分明也。谷孙兄本人在学界已有相当高的地位，担任各种评委和评审人的职务，操着生杀大权，别人都乐此不疲，且从中受益，还有因争不到此种位置而闹情绪的，而他却写出《“判官”咏叹调》，对请客送礼，托人推毂，领导出面带领游说团四出“拜码头”，请重量级人物游山玩水、出国考察等现象深恶痛绝，说是“深感这工作有时干不了，有时又不屑干，还是金盆洗手，老老实实当我的教书匠为好”。这并非自命清高，故意与人唱反调，而是出于知识分子的良知，对于学术腐败的抵制。这种良知，在今日尤其难能可贵，因为此时此刻，已经到了“自诩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连底线都守不住了”，于是谷孙兄撰文疾呼：“守住底线！”他说：“底线云云，我的体会是最后的一点廉耻心。”
郁达夫说，散文最能表现作者的个性，此言不虚。在这本集子里，我读出了作者的思想、性格、情操和追求，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人！
——发表于2004年7月31日《澳洲新报》、2004年8月20日《文汇读书周报》，收入2004年8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之《余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