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随着文化思想的不断开放，鲁迅研究的思路也较前开阔，出现了一些值得称道的研究著作，这是历史的进步。但其中也有一些不能使人认同的倾向：
一是全盘否定鲁迅，把鲁迅说得一无是处。这种倾向大概起因于一种逆反心理，因为过去历次运动，鲁迅往往被用来作为“批判的武器”，因而引起反感。其实，这个被利用的鲁迅，早已不是真实的鲁迅，鲁迅自己也是被损害者。而否定论者又无暇去研究真实的鲁迅，所以就难免乱攻一气，不着边际。后来，否定鲁迅成为一种时髦，于是人们竞相否定，连基本事实都不顾，说得愈来愈离谱了。而且，他们还有一种作为挡箭牌的理论，说是“无知者无畏”；既然“无知”已成为一块可供炫耀的招牌，当然一切摆事实讲道理都归于无用，因为那都属于“知”的范围，不为崇尚“无知”者所接受。
二是脱离历史实际，以现今的生活习惯和社会心理来推测鲁迅时代的情况。如将鲁迅的疾恶如仇，视为褊狭心理；将他维护人格尊严的举措，说成是活得不够自在，等等。这都是因为看惯了那些被整得失却自尊、自信，同时也放弃了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以此为准，反倒认为鲁迅的思想行为是不正常的了，殊不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是很维护人格的尊严，而且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更离奇者，有人在鲁迅日记中看到有些日子有“夜濯足”的记载，遂考定这是性生活的暗语，理由是：脚是每天都要洗的，何以要记入日记，而又不是每天都记，可见这是另有所指。这真是聪明透顶的考证。但人类的生活习惯是随着物质条件的进步而不断改变的，每天洗脚或每天洗澡当然是很卫生的，而过去却无此习惯，即使在今天，也不是到处都能做到。在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里，过几天洗一次脚，其实倒是常事，对社会历史情况稍有了解者，就不会作非非之想了。何况鲁迅本人还嘲笑过古代某学者将他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记入日记的做法呢。
可见现在所引进的批评方法虽多，但社会历史批评这个似乎过时了的批评方法，仍不可抛弃也。
要研究社会历史批评，我们自然可以从维科、斯泰尔夫人、圣·佩韦、泰勒等等，一路讨论下来，但这不是这篇短序的任务，在这里，我只想引用鲁迅的一段话来作说明。那就是他在《题未定草》（七）中所说的：“不过我总以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的确，那些近乎说梦的离奇的鲁迅批评，就是因为不顾及全篇、全人，以及鲁迅所处的社会状态的缘故。
看来，要深化鲁迅研究，除了吸收各种新的批评方法之外，还应该深入研究文化史和社会史，只有把社会历史背景弄得更清楚，才能更准确地判定鲁迅的历史价值。
正是基于这个思路，当我阅读立川兄的新作《西还集》的校样时，就甚为赞赏，他正是用了社会历史批评方法做了许多深入细致的研究。
正如本书的副标题所示，这是一本“鲁迅研究札记”，而非系统著作，但在一些专题研究中，却显示出作者的功力，也表现了他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比如，关于鲁迅的经济收入，近来在报刊上时有文章发表，这些文章虽然也运用了一些统计数字，但大概为了反衬今日知识分子经济收入的低下，就将鲁迅当时的经济情况尽量往好处说。有人还大大地发挥其想象力，说申报馆给鲁迅支付稿费之高，使得史量才老板在签发稿费单时，手都发抖了。这真有点近乎天方夜谭。不错，鲁迅无论在北京时期或者在上海时期，其经济收入都远较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为高，但他决不是当时那些无聊文人们所说的月收版税万余元的富翁。否则，在鲁迅逝世，丧事完毕之后，许广平就不会负债五千元了。立川兄在本书中有一篇长文《鲁迅的经济状况研究札记》，用详细的材料，如实地显示出鲁迅一生的经济状况，既写其收入，也写其支出，并对照当时的物价，使读者对此有一个实在的认识。而且，作者的目的还不止于作具体的经济调查，并从经济生活的变化看鲁迅思想发展，从鲁迅对经济问题的态度，显示其性格特点。这种以具体材料来说明问题的方法，显得十分有力。
本书另一篇重头文章，是《〈鲁迅全集〉注释考订》。作者对照1981年新版的《鲁迅全集》和日本所出版的《鲁迅全集》，找出数百条注释上的错误，一一加以订正，这是非常细致的工作，也见出作者用功之深。这里所订正的，有属于知识性的范围，有属于理解的不同，也有涉及思想领域，如《随感录·四十八》，原注将“All or nothing”解为：英语“不能完全，宁可没有”的意思，这当然不能说错，但作者引日译注释语，认为此处应补上：“为求得自我的解放以及实现而更尖锐而大胆地提出的口号，应解释为战斗的理想主义之意”，这就有更为深层的意义。
此外，如《历史的断片：鲁迅与香港的三个考察》，很详尽地叙述了鲁迅在香港演讲的背景及反响、特殊时期（1936—1949）香港的鲁迅纪念活动，并对这之后香港学生所做的鲁迅试题进行考量；《日本鲁迅研究七十年略述》及其附录，则对日本的鲁迅研究历史和日本出版的鲁迅书目，都作了详细的介绍。这些篇什，补充了大陆鲁迅研究之不足，很有资料价值。而另外一些文章，则对鲁迅研究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些看法也很有真知灼见。
总之，这不是空泛之作，而是一本很有保存价值的书，我愿意借作序的机会，介绍给爱好鲁迅的读者。
——发表于2001年12月7日《南方日报》，收入2001年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之《西还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