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和当选复旦中文系主任之后，颇多新的举措，为他接任以后退休的老教授出纪念集，即是其中之一。虽然这也并非什么创举，国外学界早已有之，但在人一走茶就凉，甚至人未走茶就撤的炎凉世态中，这种举措还是充满人情味的，也体现出后辈对种树前人的尊重，很值得称道。立昌是思和当政后的我系第一批退休教授，得以享受此种待遇，亦一乐事也。
退休教授的纪念集，可以有不同的编法：有由朋友、学生撰写专题论文，汇集成册；也有从教授本人的论著中选辑而成。立昌的这本纪念集，属于后一种，是由他的学生编选的吴立昌文章选集，并收有别人对他作品的评论。这种编法的好处是，读者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学术历程，以及别人对他论著的评价。
我与立昌很有些缘分。在他1957年入学之初，我曾经做过他们年级一个小班的班主任，常往他们的宿舍里跑；他临毕业时，我又是他的毕业论文指导教师；毕业后他被分配到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与内子高云一起工作，因而与我也时相往还；1979年，他调回复旦中文系任教，从此我们长期共事，一起切磋学问，遂成为好友，还共同主编过一本书：《1900—1949：中国现代主义寻踪》。立昌之所以要我为他的退休纪念集写序，大概就因为我与他较为相知的缘故。
立昌的写作生涯，开始得颇早，但也颇为曲折，这是时代使然。
还在大学一年级时，立昌就参与著书立说了。那是大跃进年代，领导上号召“打破迷信”，“边干边学”，大学里发动学生与青年教师集体著书，立昌也被编列在内，复旦中文系在短时期内就编出了一系列配套成龙的教材。但由于采取了大兵团作战的方法，各人在革命的调子下分工编写一段，很难得到独立科学研究的训练。分配到文学研究所之初，正是大饥饿之后政策调整阶段，允许独立写作，立昌在那时写了不少文学评论文章，是上海比较活跃的青年评论工作者，——即时下的所谓“青年学者”或“青年评论家”，只是当时“学者”、“专家”虽然受到批判，但这些称谓尚未贬值，青年人还不敢称“家”，所以一般只称“青年评论工作者”。但接着就进入了大批判时代，立昌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又是冒尖的写手，自然难免要被组织进去写批判文章。那时，即使未被组织进去如我辈，也还是要配合着写些批判文章的。这是我们这代人的不幸。
立昌真正开始学术研究，是在他回到复旦任教之后。那时恰逢思想解放运动兴起，改革开放政策出台，学术界也开始引进新的理论，萌动着新的生机。立昌敏锐地感应着这一脉动，从新的理论视角来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他率先研究精神分析学对于中国文坛的影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中的精神分析作家，如施蛰存，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影响。同时，他又研究一些有争议的作家，对过去的史家定论进行重新评价。在这方面，他做得最有成绩的是沈从文研究，他的《沈从文传》写得实事求是，既不贬低，也不拔高，这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不是市场炒作。在此基础上，他又主编了一本全面性的著作：《文学的消解与反消解——中国现代文学派别论争史论》，这是他与他的博士生们合作的成果，使他的学术研究到达一个新的高度。
立昌虽然在学术上成果斐然，但他能保持着一种平常心态，并不自视太高，却把纪念集的书名定为《曾经存在》，又在书末加上一篇自叙文章：《我是庸人》。庸人者即常人也，自然难免有所缺失，有所不足。他并不讳言自己走过曲折的道路，并不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更不认为自己是先知先觉，这倒显出一颗诚实的心。是的，我们大多数人都只是“曾经存在”而已，有多少叱咤风云的人物，曾几何时，就为世人所淡忘，何能做到“永远存在”或“长期存在”呢。我赞成这种符合实际的说法。
但“曾经存在”并不等于“立即消失”。我希望立昌在退休之后，不要告别文字生涯。我以为学界可以告别，但文字生涯却应该继续。因为文科的知识是积累的，思想和文字都是愈老愈成熟，退休之后，可摆脱种种束缚，会写得更自由些。立昌在临近退休之际出版了一本散文集《人间云雾》，这之后又写了一些杂文随笔，在思想上较前更有深度。散文这种文体似乎更适合于我辈退休学人，立昌既已开笔，希望他能继续写下去。所以我这篇序文的题目，在“曾经存在”之后，再加上“继续发展”四个字。倒不是要求他“再创新高”，而是希望能够自由自在地走自己的路。
——发表于2005年9月16日《文汇读书周报》，收入2006年3月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曾经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