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在国外住的时间长了些，郑重兄发表在4月14日《文汇报·笔会》上的大作《日记里的“笔会”编辑——20世纪中期报人生活断片》，直到近日才看到，虽然时间过去将近半年，已是明日黄花，但我还是禁不住想谈点感想。
这篇文章由一本失散的日记来看当时报人的生活，并推断日记的主人是谁，写得很有悬念，颇像推理小说。但我看到一小半的时候，就猜想这是朱近予的日记。到了篇末，谜底揭晓，日记主人果然是他，使我非常高兴。这高兴，不但因为被我猜到了结果，而且因为我终于找到了朱近予。
我不是《文汇报》社中人，但是在这本日记所记的时间段（1959年6月9日—1960年6月26日）之后不久，我成为《文汇报》的经常撰稿人，与文艺部关系非常密切，而这中间的引线人，就是朱近予。
那时，我在复旦大学教文艺理论课，业余时间则与内子高云一起研究鲁迅小说，1961年9月号《上海文学》纪念鲁迅八十诞辰的专辑上，发表了我和高云的长篇论文《鲁迅小说的民族风格》，第二年，突然有一位中年人来访，自称是《文汇报》记者，他就是朱近予，说是看到我们在《上海文学》上发表的文章，很欣赏，想来交个朋友。那时我们还是刚出道的小青年，而他已是资深报人了，但交谈完全是在平等的气氛中进行的，他丝毫没有摆出老资格的样子，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谈得很融洽。编辑拜访作者，目的应是很明确的，那自然是为组稿，但他绝口不提组稿之事，仿佛纯粹是来交朋友的。这之后他过几时就来谈一次，谈文学现状，谈对有些作品的看法。有时还约我到延安西路200号文艺会堂去喝茶，吃点心，那正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年代，能吃到好点心是很不容易的。时间一久，彼此有了感情，我自己也感到应该为《文汇报》写点什么，自然而然就谈到写文章之事。他们希望要的不是鲁迅研究文章，而是当代文学评论，至于写什么，怎样写，则随我的便。1963年元旦，我们写完了第一本著作《论鲁迅的小说创作》，就开始为《文汇报》写文学评论文章，直到1964年底下乡搞“四清”运动为止，为时将近两年。因为平时交谈得多，彼此想法比较对路，所以我们的文章发得很快，常常是稿子寄去几天或一两个星期就能见报，有一次同一天竟发了我们两篇稿子，这就激发了我们的写作热情，自然也写得很勤了。可以说，上世纪60年代前期，我之所以写起文学评论来，完全是朱近予引导的结果；高云的写文学评论，则与她所在的上海作家协会文学研究所的工作性质有关。
郑重兄从朱近予的日记中看到了当时报人生活的某些断片，我这里所说的，则是当时报人生活的另一面，即编辑与作者的关系，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面。
不过到1964年之后，情况有了变化。那时，饥荒刚刚过去，国民经济正开始复苏，新的批判运动就开始了，从《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一路批判下来，愈来愈激烈，报纸当然不能不紧跟。像朱近予这样与作者交友，慢慢培养感情，并且尊重作者自己选择的组稿方式，已不适应形势的需要了，当时需要的是能接受“战斗任务”的写作队伍。《文汇报》转而采取开座谈会的形式来动员作者，组织文章，报社总编陈虞孙亲自出马，文艺部负责人郑锽也参加，陈虞孙唱主角，朱近予只是担任后勤工作，连配角也算不上。我想，他已很不适应当时的形势了。
后来，连这样的组稿形式也跟不上形势了，大批判需要有一批绝对听从指挥的笔杆子，于是，写作组应运而生。到处都成立了有组织有领导的写作班子，听命行事，遵命写作，党指到哪里就打到哪里。其中最有名的是由华东局“内刊”发展而来的上海市委写作班。后来，上海市委写作班的一部分人员就住在圆明园路《文汇报》社内，而报社自己也组织班子来写文章，朱近予更无用武之地了。
“文化革命”开始，我与朱近予就断绝了来往。我在全市受到批斗，他对我的情况大概是有所闻的，而我对他的情况则完全不了解。“文革”结束之后，我与《文汇报》恢复了联系，不过与我联系的已不是朱近予，而是褚钰泉和钟锡知。褚钰泉是复旦中文系六六届毕业生，进报社迟，与朱近予大概不会太熟悉，钟锡知与朱近予一起工作过，所以我就向他打听朱近予的情况，他说朱在“文革”中受到审查，后来病死，但是语焉不详。这也无足怪，因为那正是大动乱的时候，特别是《文汇报》，乱得更厉害，朱近予这样的人物是不会引起人们太多关注的。但我一直在心中记挂着他，怀念当年与他的友谊。不意今日在郑重兄的文章中重遇近予，欣喜之情不可言说。
——发表于2009年10月17日《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