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报》记者组织我们这些过来人谈当年高考情况，大概是希望能对当今考生有些借鉴作用吧。但是，当年的高考与现在的高考，情况完全不同，恐怕没有什么参考价值，顶多只能作为历史资料来看。
我是1953年参加高考的。那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时候，国家需要大量的建设人才，而高中毕业生的人数却不多，所有应届毕业生的总数，还不及大学招生的计划数字，所以一方面鼓励青年干部参加高考，另一方面还提前毕业了一部分中学生。我们那一班是“高春三”，即高中三年级春季班，本来要到1954年春季毕业的，此时一律提前半年毕业，参加1953年秋季高考。因为求大于供，所以录取的概率很高。就我们那个小县城而言，参加高考的绝大部分考生都被录取了，落榜者极少。而进入大学之后，同班同学的年龄也大相悬殊。我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大我七八岁、十几岁的同学很多，他们都有多年的工作经历，有些还是带薪读书的“调干生”。有一位女同学比我大二十多岁，她的儿子都比我大几岁——不过她不是调干生，而是1952年院系调整时，从上海学院合并过来的，后来到了我们这一班。
虽然那时求大于供，高考的录取率很高，但大家备考还是相当认真。因为万一落榜，其他的就业机会也极少，失学也就是失业，前途很渺茫。再加上我们班是提前毕业，高三第二学期的功课要一起补上，就显得更加紧张了。每天的功课挤得满满的，学习委员安排复习时间，都排不过来。那时我们那个小城电灯尚不普及，晚上做功课要点火油灯（那时叫洋油灯），但许多人家都点不起火油灯，所以温课迎考就成了大问题。好在我们班有一对兄弟与我关系很好，他们的父亲是专区医院院长，家里点得起灯，我和另一位同学就每天晚上到他们家做功课，一张方桌坐四个人，一盏油灯放在中间照亮，有疑难之处还可以商量。后来，学校在教室里装上电灯，供学生夜自修之用，我们非常高兴，便到学校里去复习功课。可惜那时电力不足，灯光很暗，许多人把眼睛都看坏了。我的近视，也是从那时开始的。而且，教室里的电灯是有时限的，夜自修下课之后，就要熄灯。有时功课还未做完，就要走人。我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家中独子，父母做小生意，经济状况还好，老两口识不了几个字，但极重视文化，只要儿子肯读书，一切都很优待，如果开夜车，他母亲还给他烧点心吃。我们有时贪玩，功课做不完，他就带我到他家中去一起开夜车，吃他母亲的夜点心。后来我们常说，好在我们两人都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北大，一个考上复旦，毕业后都做了教师，那些点心还算没有白吃，否则就成为张天翼《包氏父子》中的小包了。
我家成分高，弟妹多，土改以后家庭经济极其困难。前一年浙江高考的考场设在杭州，对我说来，到杭州赶考的旅费就大成问题。正在发愁间，好消息传来：今年各专区增设考点，台州专区的考场就设在我所在的临海县。这样我就不必花钱跑杭州了。但还有一个小问题，即如何准时进场？这对别人都是不在话下的事，但对我说来却是需要克服的困难。因为我母亲要从事生产，还要照顾小孩，所以每天早饭总烧得很迟，我上学是老迟到，习以为常，老师同学也不在意了。但高考是不能迟到的，迟到进不了考场，即使放我进去，也做不完试卷。当时我向母亲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早饭烧早一点，让我准时进场。高考三天，这一点做到了，我都能准时入场，也都顺利交卷——当时考试题目不分文理科，数理化，文史地，还有外语、政治，都要考，所以考了三天。
我不知道现在的考生们是怎样填志愿的，那个时候因为正处于建设高潮，所以报考理工科的人多，而报考文科的人少。我原来也是想做工程师的，数理化成绩较好，在初中时还得过全校数学比赛分科第一名，因此奖了一本英语词典。但后来受到中学校长邵全建先生的影响，喜欢起写作来，所以就报考了文科。
还在发榜之前，我收到了当解放军的叔父吴子刚寄来的二十万元（相当于币制改革后的二十元），是资助我去大学报到的路费。我从这笔钱里挤出五万元，先与三位同学步行到雁荡山去玩了十天，然后就到上海复旦大学等发榜，住在我的堂叔吴斐丹家，他是复旦经济系教授。婶婶问我：要是考不取你怎么办？我说，我没有想到过会考不取。当时不知从哪里来的那种自信。不久，《解放日报》上登出高考录取名单，果然，我录取在复旦大学中文系。我就从斐丹叔所住的第五宿舍，搬到中文系学生住的第六宿舍。因为报到得最早，很受高年级老同学们的优待。
那一年复旦新闻系没有单独招生，是从中文系新生中分出一半进新闻系的。分系名单公布时，我分在中文系，我中学一位同学则分在新闻系。而这位同学的志愿是想做教授，我则想做记者。当时正是耽读苏联文学的时候，我很羡慕苏联记者兼作家爱伦堡和波列伏依，他们既给报纸写通讯、特写，又从事长篇小说创作，都很有成就。我很想在年轻力壮时做记者，到处采访，写通讯、特写，等年龄大些，有了生活积累，就从事小说创作。于是我们两人请两位在新闻系高班读书的老乡去向领导要求对调。系领导说，分系名单的制定，本没有什么讲究，根据学号分，单号中文系，双号新闻系，如果事先要调是可以的，现在名单已经公布，就不能动了。但事先我们怎么会知道呢？现在也只好服从了。于是毕业后，那位同学进了报社，我则留系任教，后来做了教授。那位同学因成分不好，分派在夜班做校对，直到“文革”结束，才调到高校去教书，但还未充分施展他的才能，实现他的抱负，却不幸死于车祸。我想，如果我进了新闻系，以我的出身成分而论，也未必能做记者，写什么通讯、特写，大概境遇与他差不多，虽然不一定会死于车祸。现在我退休之后，做个自由撰稿人，写些随笔、评论，也算部分地实现了青年时代的愿望。
——发表于2011年7月28日《社会科学报》